余英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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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访谈录





　　作者： 陈致




　　出版社: 中华书局; 第1版 (2012年3月16日)
　　平装: 232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9787101082777
　　条形码: 9787101082777
　　商品尺寸: 21.6 x 15.2 x 1.8 cm
　　商品重量: 358 g
　　品牌: 中华书局
　　ASIN: B007HJR3MU
　　定价:￥32.00



内容简介　　《余英时访谈录》内容简介：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余英时访谈录》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编辑推荐　　《余英时访谈录》编辑推荐：
　　1.“人文学科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次采访“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专业书评
　　用“内在理路”重论清代思想学术史，借胡适阐发学术典范与自由精神，从价值系统拈出中国文化之“内在超越”，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回应韦伯问题，从古代中国“士”的历史警醒知识人对“道统”的担当，通过陈寅恪晚年诗文揭示伟大学者最痛苦的灵魂，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建立一个政治、思想与文化史研究的新典范。余英时先生始终在观察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的思想变迁，思索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近二十年来，人们都在期待中文世界出现“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可在当今学界，有谁能像余英时先生这样具有如此的学问、见识与才情？在他常带感情的笔端写出的，既是学术，也是思想，更是他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大关怀。近年来，我有幸能常听余英时先生谈话，谈他的人生、学术与思考，总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有世界胸襟而又充满中国情怀的人，难怪他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部《访谈录》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哲人谈论他的学术，也是一个有深厚学术的学者叙说他的思考，读这部书，仿佛让我回到普林斯顿绿荫中余宅客厅，又一次与先生面对面，听他从容讲述从潜山、香港、哈佛到普林斯顿的思想历程。
　　——葛兆光
　　人们都知道余英时先生是位史学大师，但是往往忽略了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这本访谈录中，余先生“要把金针度与人”，透过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展示一条走进人文殿堂之路。
　　——王泛森（台湾中研院副院长、中研院院士）




目录　　001 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015 克鲁格奖
　　016 政治、党争与宋明理学
　　026 清代考据学：内在理路与外部历史条件
　　038 最后一位风雅之士：钱锺书先生
　　040 以通驭专，由博返约：钱宾四先生
　　042 国学与现代学术
　　051 学问与性情，考据与义理
　　054 “直入塔中”与“史无定法”
　　058 “哲学的突破”与巫的传统
　　063 “内向超越”
　　069 胡适的学位与自由之精神
　　077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
　　079 人文边缘化与社会担当
　　083 西方汉学与中国学
　　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
　　091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与东西方学术分类
　　096 国学、“国学者”与《国学季刊》
　　100 哲学与思想：东西方知识系统
　　107 哲学与抽象的问题
　　111 文化热与政治运动
　　116 知识人：专业与业余
　　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123 哈佛读书经验
　　126 早岁启蒙与文史基础
　　132 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
　　142 洪煨莲（业）与杨联升
　　150 俞平伯与钱锺书
　　163 学术与爱国主义
　　169 取法乎上
　　173 西方汉学与疑古问题
　　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刘梦溪访谈）
　　187 关于钱穆与新儒家
　　191 学术不允许有特权
　　194 学术纪律不能违反
　　197 “天人合一”的局限
　　199 怎样看“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200 学术立足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
　　202 “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
　　203 中国学术的道德传统和知性传统
　　205 中国传统社会的“公领域”和“私领域”
　　207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210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清朝
　　211 东西方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异同
　　214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学
　　215 文化的问题在社会
　　216 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219 后记



序言　　序：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讲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这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1937—1946年，乡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
　　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从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但是时间都很短，记忆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今天乘公共汽车只用四小时便可到达，但那时安庆和官庄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庄是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们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对于幼年的我，这个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我顿然从一个都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完整了，清楚了。
　　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冈，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荫密布，日光从树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时，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乡居八九年的另一种教育可以称之为社会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热闹，到处都是人潮，然而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每一个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左邻右舍也未必互相往来。现代社会学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实古代的都市又何尝不然？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说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几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亲戚，这种关系超越了所谓阶级的意识。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一切，我当时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于我的故乡和现代世界是隔绝的，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现代人类学家强调在地区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须身临其境（being 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程。
　　现在我要谈谈我在乡间所受的书本教育。我离开安庆城时，已开始上小学了。但我的故乡官庄根本没有现代式的学校，我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式的教学，由一位教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不同。年纪大的可以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之类，年纪小而刚刚启蒙的则读《三字经》、《百家姓》。我开始是属于启蒙的一组，但后来得到老师的许可，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解，包括《左传》、《战国策》等。总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有接触过。但真正引起我读书兴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说。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残破的《罗通扫北》的历史演义，读得津津有味，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读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义。从此发展下去，我读遍了乡间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这是反《水浒传》的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相信小说对我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使我终于能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我早年学写作也是从文言开始的，私塾的老师不会写白话文，也不喜欢白话文。虽然现代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和陈独秀都是我的安徽同乡，但我们乡间似乎没有人重视他们。十一二岁时，私塾的老师有一天忽然教我们写古典诗，原来那时他正在和一位年轻的寡妇闹恋爱，浪漫的情怀使他诗兴大发。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诗句表面上说的是庭园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位少妇偶尔来到私塾门前向他微笑。我便是这样学会写古典诗的。
　　在我十三四岁时，乡间私塾的老师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随着年纪大的同学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中学。这些中学都是战争期间临时创立的，程度很低，我仅仅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一点简单的算术。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诗文。所以我在这两年中，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更加深了，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
　　大变动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闲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这时我已十六岁了，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进大学。1946—1947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我在这一年中，日夜赶修这些课程，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好在我的兴趣已完全倾向于历史和哲学，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因为紧接着便爆发了国共内战。我在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军的包围之中，我们一家乘飞机回到北平。于是我的大学生涯又中断了。我们在北平住了十个月，然后又在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后，上海也被共军占领了。在这一年半的流亡期间，我自然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个月，我自己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北平更是领导全国学运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之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当时的学生运动虽然由中共地下党员所策动，但在外面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内幕，他们仍然继承着五四的思潮，向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我在北平期间所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总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49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离开了上海，乘渔船偷渡到舟山，然后转往台湾。我是长子，父亲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这一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从8月到12月，我又恢复了学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学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之外，我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个时期，大学校园的政治气氛虽已改变，但严格的思想控制还没有开始。我们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不过越讨论下去，不能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且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学术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1949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变成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
　　钱穆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一般称之为传统派，恰恰与西化派是对立的。他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有开辟性的贡献，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坦白地说，我最初听他讲课，在思想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毕竟受五四的影响较深。不过由于我有九年传统乡村生活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我并无强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钱先生的文化观点有距离，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对我的启示极大。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
　　另一方面，我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我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这不仅是学术问题，并且是现实问题。中国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又可能走哪一条路？要寻找这些答案，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在20世纪有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的进步是愈来愈专精，代价则是分得过细之后，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样在分析之中不失整体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历史的人，这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带着这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我最后到了美国。
　　美国的进修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由于我从童年到大学时代都在战争和流亡中度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按部就班的知识训练，我对于在美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是十分珍惜的。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 scholar），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杨先生和日本汉学界的关系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宫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也对日本汉学界的发展一直在注意之中。这又是我在哈佛大学所获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于时间所限，关于在美进修的一段，只能简单叙述至此。我在学问上走过的路，以上三个阶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后来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出来的，就不能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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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肌理的揭橥——解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

    ■刘金祥
　　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的重建》虽然是一本学术论文集，但由于作者宽阔的视域、独特的视角和卓异的观点，使我们对置身其中的中国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作者在《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强调了文化对于不同种族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对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比较，推演出中国人需要超越“中国取向”的结论。余先生认为：“对于人而言，文化事实上是他的第二层空气。人没有空气固然会死亡，离开了文化也同样不能生存。”其实，中西方就每个人都是文化中人这一观点早已形成共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个“枷锁”便是文化。文化对人而言的确具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的精神归属一定要在文化中体现出来。文化有相同之处，但不同民族其文化又存在着差异。余先生举例说，犹太人在美国的人数不过600万，但其影响却遍及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他们凭借的就是自己特有的文化。相对来说，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较边缘化，缘由不在于人的数量，而在于中国人有着较强烈的“中国情结”，总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意识，因此对美国政治并不在意，而对祖国本土的政治冲突却很关心，这不仅造成中国人的群体分裂，更重要的是掣肘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扩散。
　　学者俞可平曾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市场经济时代，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这是需要前提的，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杰出的领袖人物，否则就会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民主的基因，比如儒家的“仁”和“恕”强调人格的尊严和宽容的胸襟，墨家的“兼爱”和博爱是相通的，道家的“无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但这些并不能自然地生成中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余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过分重视政治的倾向，认为无论解决什么问题最后必须诉诸政治。但假如政治意识过于强烈，与惯常的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其后果则是十分严重的和可怕的，“文革”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其实政体只是躯壳，文化作为血液注入其中，余英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政治，不能像专业政治人士那样，一天到晚都卷在现实政治的纠纷之中。
　　余英时对儒学是情有独钟的，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他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社会的联系便也完全断绝了。此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近代以来反儒情绪日趋强烈，而到了“五四”时期臻于高峰。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本强大的中国日渐衰落，人们最初感到技不如人，继而认为政治制度落后，最终归咎于思想观念的僵化陈旧。于是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便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和一致行动。人们在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却难以割断自身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脐带。例如“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他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热情地勉励人们继承中国文化，体现出一种分裂的又可以理解的文化人格。就此余先生解释道：“中国思想封闭是不可否认的，反传统或许是激进的革命的需要。”在和平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但对传统文化的厌弃和背离在年轻一代很有市场，特别对于古代汉语的陌生，强化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弃绝心理，对此官方和民间都应保持清醒和警觉。余英时在《“创新”与“保守”》　一文中明确指出，“创新”和“保守”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创新与保守，历来被国人看作势不两立的两个价值范畴，一部中国现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唯“创新”是从、弃“保守”不顾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持“革命”立场，因为“创新”几乎就是革命的代名词，而对“保守”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理，余先生将其称为“革命情结”。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并非是创新的对立物。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就偏于保守，这也是它代代相传而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温“故”而知新，没有对传统的保守，难得有对现实的创新，这是为世界所公认的法则。遗憾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国人的视野，也窄化了国人的文化胸襟。
　　由于传统文化没有终极价值理念，因而国人很少有宗教信仰，中国的现实危机就其根本就是信仰危机。在国人意识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如五伦纲常突然终结了，这也引发了年轻一代比较普遍的“个人的失落”，用余先生的话说，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谁。中国人何尝经历过此种文化变局？“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现在的“国学热”，包括小学生的经典阅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重建精神家园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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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高考制度的负面影响
  六月、七月正是中国高考时期，入学的考试。大陆现在的高考特别发生很大的问题，人数太多，也是个原因了。每年都是九百万以上的考生，大概只有七百万左右可以进入大学，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更大的问题就是大陆现在的高考地域非常不平衡，乡下的地区考进大学的机会非常少，考得很高分，但是你想进的学校，它不收你，只有到一个比较坏的学校去。所以就这样情况之下，考试失去它公平的意义了，对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些报道提出一些很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个考生是女的，是西安人，她在考试准备的期间父亲死掉了，她在外面准备考试，家里亲戚、朋友都要瞒着她，所以她要到考完了以后，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这件事情引起报纸上许多的评论，所以可见这个考试实在是太残酷了，心理造成的影响不可想象的。有一个湖南的评论员，姓钟，他就在考试的不公平、以及问题重重方面，提出质问，受到很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考试这样的困难，所以发生许多流弊，就是大城市富有的家庭的子弟，得到考试的好处太多；而穷乡僻壤的，几乎就很少机会，这是很大的问题。
   比如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杭州，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学，包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天津、北京这些地区的人，入大学比较方便，但其它地方的人就不行了。其中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说一个安徽的学生，如果想进北京大学的话，那是7，800多人才取一个；而在北京的考生，大概190个人中间可以取一个。这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比例了，穷乡僻壤的考生就等于没有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好的大学，好的、有水平的大学都被有钱有势的人占去了，而穷乡僻壤就很少有机会。所以从这点讲，跟过去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一样。过去每个地方都是按据人口，那里不会有地区这样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地区不公平是首先重要的因素。
  另外就是舞弊，舞弊也要花很多钱。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很小的传播器跟外面通消息，有时候一个机器就要2500块。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湖北黄冈，有好几十个人考试都考得很好，后来都被当场抓到，他们都有买了一个2500块钱（美金）的一个小的机器，跟外面通消息，把考题传出去，然后又外面传进来。还有更荒唐的三个女学生也是被抓到的，她们把传播器放在胸罩里面，当然也没法搜出来，但是后来还是找出来了。
  考试的舞弊非常厉害，现在批评的人还不光是说这些舞弊、或者这些不公平，是长期的对考生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的研究都指出中国的考生有时候在大学毕业以后，这种考试时代、这种勉强灌输知识、废寝忘食、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要为了考试，这变成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常常在大学毕业以后，还回到你的心里，所以对人的一生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都是负面的影响。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有人指出，第一是你的人格发展方面会非常陷于不平衡。因为这个考试差不多在高中最后一年就不念书了，就是为了考试做准备。而且父母为了要省孩子的时间，往往就不要他（她）走来走去，在学校附近给他（她）租一个房子，甚至于陪他们住，这样来准备考试。如果考不取，你想一想那个心理负担有多大。
   另外一个普遍的批评、也是很合理的批评，就是说这样的硬记的方式、靠死记来考试，其结果是脑子非常不灵活了，就变成创造力完全消失了、或者大部分受损害了。大部分受损害的脑筋，就不能够有很高的创造力。所以在进了大学以后，也会受影响。
   所以，中国大学教育近来被批评，我想跟高考也有关系。大学教育，现在特别是人文方面教育，是一落千丈，几乎连常识都没有。而且也不会运用任何活的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变成人人只有听党的话，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所以这就是跟考试一连串带来的，并不就是说考试这一关，过这一关以后，它这个影响还在后面还要继续发生，所以这是最负面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贫富非常不平等的，高干子弟跟富商，他们子弟进大学还另有路数。考试也是过场，往往有办法让学校收他们的子弟，这是一部分不公平的地方。另外一部分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这些富商、高干子弟最近几年来因为钱多了，常常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外国去念书，并不在本国上大学了。这个例子很多，而且根据中共教育部最近发表的数字，就是从2008年到2011年这几年之内，每年出国留学的人增加的数目是20%。如果照这个比例下去，将来富有的人、高干子弟都不在国内念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中国的教育、社会的不平等，官跟民、富跟贫之间的距离，都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教育上也加强了这个鸿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如果中国需要在文化上能在世界争取某一种地位的时候，我想这个高考制度也要经过好好的重新检查，甚至于要有彻底的改革。当然不限于高考一件事，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因为现在整个教育制度还是以党的控制为主，一切的东西、在人文方面的教育，讲来讲去，就是要以党为中心。所以，如果这个教育这样下去的话，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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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除了获奖其他都没有改变 www.taihainet.com　2007/1/18 　新京报　

■人物简介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
    自2004年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两年之功，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截至2006年5月出版完毕，是这一年中最有分量的出版物之一，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展现了余英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同年11月，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把素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桂冠首次戴在了这位华裔学人的头上。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有鉴于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本报郑重向余先生致敬。
    ■余英时作品一览

    《历史人物考辨》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版本：三联书店2005年2月版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士与中国文化》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本书主要收罗作者自2003年以前的论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方以智晚节考》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作者希望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
    2006年11月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共同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余英时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以76岁的年龄荣获了这个“人文诺贝尔奖”对他来说的确是对他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2001年6月，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他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这种夫妻感情谐乐和合的家庭生活让他非常满意。他一般每天都要和太太一起散步、聊天。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4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2001年才得偿己愿。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酷爱围棋，名声在外，《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
    “我的朋友还有古人”
    2006年11月，余英时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他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他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禅宗和尚的关系。他每天工作3小时到10小时，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按照他的话说，这“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978年，余英时曾经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最近他表示，还是想到自己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趋看看。“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强烈的社会关怀
    虽然身在海外，余英时一直保持了对中国的关注。前不久，有报道说河南农村一个镇上有一种节日庆祝娱乐堕落为一种色情的表演，据说参加的农民很多。他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称，从前中国的民间文化和高层文化———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文化是沟通的、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庸俗化的，所以带到乡村的也是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有人宣称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他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余英时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基本在内地出版，他的名字也随着他的获奖而被更多人知道。在余英时身上，显现着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而在海外数十年执教于美国多所名校教授中国文化，又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在象牙塔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获得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就是一种承认。在学术的领域之外，余英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也堪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文/记者张弘（本文写作参考了《东方早报》陈怡文章，以及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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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余英时

文 / 刘铮 2010 年，现实的改变与冲突中，我痛苦而迷茫，不知道自己走到了那里该如何继续。仿佛是在迷雾里又是在铜墙铁壁面前无法前进。这一年春节的心境和已经流逝的 08 年全然不同，平静与舒缓远去，我被沉重和迷失纠缠。 看着放在书架上 09 年 5 月份在昆明清华书屋购买的， 余英时先生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我鬼使神差的拿起它。或许是我的内心隐隐地告诉我，无法前进，那就在现实面前转身吧。我决定抛开一切，甚至忘却自己进入到历史中。这本书买来后我阅读过部分的章节，没有特别的感受。再次的阅读融进了我的心境。在 余先生关于五四文化批评的文字中，我仿佛就站在那里，亲临了中国文化的转折。理性而清澈的文字高屋建瓴，深切而严厉。爱之深责之切，在 余先生对五四历史的梳理中，我看到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如何失去了她自己，在动荡与改变中，她的挣扎与痛苦前所未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国家于毁灭之际。 动荡如此激烈，死亡迫在眉睫，每个人在其中都失去了常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尽 管余先生对发生的背景有同情的了解，但 余先生还是指出五四人物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简单粗暴的。在这些大的忧患与时代性转折中对比中，我慢慢平静自己，个体所遭遇的动荡与改变带来的痛苦迷茫也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需要时间、深入的认知和思考。 余英时 先生与 许倬云先生是朋友，都是 1930 年生人，经历了中国的大动荡大改变，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爱与关注是共通的，对超越国家地域对人类的关注也是共通的。 许先生对情感的表露更多一些，这或许与他的身体残疾有关。 许先生先天四肢不全，一生受到亲人朋友的照顾，所以 许先生常常讲的就是感恩；而经历抗战与做手术的经历则让他对生与死、生命有了更为深切的思考。 许 先生集佛家的悲悯、道家的宽大、儒家的济世于一身，谦虚包容、宽厚博大。 余先生最让人敬佩之处是他能把深奥的思想阐述得深入浅出、清晰透彻，非大学者不可。 余先生思维的容量仿佛是无限的，而思维品质之高则可称之为天才。 许先生说同时代的人物，他最敬佩的就是 余先生。我买齐了广师大出版社的余英时文集十本。书非常漂亮，装帧古典淡雅，内容丰富视野开阔。 《怎样读中国书》给了我读书的方法论，虚怀与谦虚，这更是人生的境界；《我走过的路》记录了 余先生的学问之路，我依然记得“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 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依我前十八年前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终却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创获的。”这样一些话，是真诚与执着的求知精神。《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 文是余先生悼念老师钱穆的文章，文字以理驭情，起伏中表达了 余先生真挚的情感与悲恸。《从心灵到思想》、《文明与野蛮》、《论自觉》、《论文化整体》、《论文化超越》这些文章让我对文化有了一定的整体认知，文化必须环绕人的生存与幸福；《我对中国问题的反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则让我看到 余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反思与批判中，是他对中国的情感与大爱；《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是 余先生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大文章，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建立中国文化的身份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从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着手， 余先生梳理了中西文化的源头，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及现代意义作了整体观察。 余先生的文章旁征博引，运用对比的观点，分析中不失整体，将宏观、中观、微观结合起来，层层深入自成体系。思维的细致与整合能力令人敬佩，视域的开阔让人获益良多。 2006 年，余英时先生获克鲁格奖，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在《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访谈中，余先生言及“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和“博学知服”的观点，正是他宁静胸襟、高洁人格的写照。余英时先生明灯一般照亮了我，个人的自我追寻与价值找寻、身份的建立与认同和国家一样，都会经历痛苦和迷茫。在动荡与不安的改变中，认清自己的面目，正视环境、处境与挑战，理性的调整，难得住寂寞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才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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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2008-11-21
　来源: 网易　


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作者介绍：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广州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时代周报创办之际，余英时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国学“大师”太多了
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国学”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包括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
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
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余英时专访下篇详见12月1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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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2008-03-10    余英时 沈广达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8）：“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9），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10）。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11），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12）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13），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14），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罗尔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16），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17）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18）。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19），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20）。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21），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本文于2005年8月发表在《大学语文阅读文选》“当代散文”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余英时） 注释：     （1）本文作于1991年；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亦见于作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士衡史》）。陈学超主编、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西北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国际汉学论坛》卷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前有英文摘要：“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本文先叙述写作的缘由及困难，再从专精与博览、虚心与谦逊、中学与西学、真正的读书精神四个视角，结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读书治学的体验，给“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的“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阅读中国书籍指示门径，精辟通达，真切恳挚。文笔腴厚，文脉清晰，在当今学人论学之作中洵属上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朱子语类》中的话与通行版本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不知是余先生所据版本与通行版本不同，抑或手民之误。     （2）余英时（1930—）：原籍安徽潜山，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现代儒学论》等数十种中英文著作。     （3）朱子语类：南宋黎靖德所编的语录体著作，是理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讲学、问答的分类汇编。《总论为学之方》一卷：指卷八《学二》。《读书法》两卷：指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和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     （4）诠释学：通译为“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原是一门诠释《圣经》的学问，后来推演为诠释一切文本的方法论层面或哲学层面的学问， 可以说是对解释的解释。     （5）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举乡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喜读书，精训诂。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屈原赋注》等二十余种。     （6）十三经：指《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经典。     （7）疏：注释的注释。     （8）余嘉锡（1883—1955）：目录学家。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以读书、授课、治学为业。著有《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此书系统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是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必备、必参的现代名著。     （10）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有“西方思想之父”之誉。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四十岁在雅典建立学园，授徒讲学。《理想国》：柏拉图的代表作，壮年写就。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集中阐述柏氏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     （11）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旧时用以称颂读书人的志向。语本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语出清人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     （12）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要》。捱（āi）来捱去：亦作“厓来厓去”或“挨来挨去”。此指用心地反复阅读，以推求原意。捱：同“挨”，靠近，依靠。     （13）“尊西人”两句：出自邓实发表于《政艺通报》甲辰（即1904年）第3号《国学保存论》一文。邓实（1877—？）：近代报人、国粹学派的代表、知名学者。字秋枚，广东顺德人。1902年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收藏鉴赏古今名人字画。1912年与缪荃孙合编《古学汇刊》。在：三联书店版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克”，当是形近而误。     （14）鲁迅这句话不详何出。余英时先生引用时，加了引号，当有所本。“少读中国书”，是鲁迅的一贯思想；而“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之说，却不见于16卷本《鲁迅全集》。1925年2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192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演讲三十分钟，事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两地书（五六）》）此次演讲的纪要载23日《厦大周刊》第160期，题为《鲁迅先生演讲》。     （15）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著有《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等。     （1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 现代科学哲学的真正始祖。著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17）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浑沦：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列子?天瑞》：“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叫之不闻，循之不得。” 那里：哪里。合：同“盒”。抉（jué）开：揭开，打开。底：同“的”。     （18）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形容人善于读书。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19）训诂：解释古文字义。这里当指以解释古文字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     （20）discourse：演讲，论述，话语。     （21）“旧书”两句：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原诗旨在劝慰、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先贤的典籍中蕴藏着的无穷学问，“熟读深思”自能领悟。失解：参加贡举考试未中。子：原指安惇，此泛指“中国知识界”的少数“读书种子”。（沈广达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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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英文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
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余英时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1975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后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长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余英时夫妇第一次回到东方时到日本旅行，结识了日本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成为好朋友。岛田虔次有言：“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岛田虔次很早就关注余英时的著作，从《方以智晚节考》到《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都在日本学界鼎力推介翻译。而余英时在美国培养的学生河田悌一，后来成为日本关西大学校长。2007年，关西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余英时，并请余先生在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演讲。1927年是胡适在那儿演讲，相距正好八十年。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考古遗址。张光直推动余英时担任团长。此行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余英时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锺书、唐兰、唐长孺、缪钺等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在成都，缪钺先生是杨联陞先生的内兄，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时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学提出，今晚让缪钺到旅馆来看余英时。余英时说：“不行。第一，中国规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辈，如果把他搞到这里来，我就不见了。要么就让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学就把缪钺的家搬了。缪钺在1978年11月15日给杨联陞家的信中说：“因为余先生来访，川大很快地给我调整了住房，并布置楼下那一个大间作为接待室。”
余英时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1962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学生中有比他大十二岁的黄仁宇。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多处写到余英时热心地为他推荐工作、申请研究基金。当时黄仁宇赋闲在家撰写新书《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经余英时告知台湾《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资助黄仁宇两年的研究费用，使其生活无虞，专心写作。1991年7月4日，余先生为黄先生的《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写的序中说：“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于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
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后，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长期聘约。当年华人学界，杨联陞之后，哈佛大学最耀眼的学者当属余英时。此后，余英时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顿大学礼聘为全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东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有的纪录。
读余英时的著作，常常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时为《士与中国文化》写新版序，表示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
凡是与余英时深交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余英时义不容辞地为友人写序，已集成《会友集》一书，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发而成，《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时行文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颇为相似。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余英时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余英时的著作几乎跨越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初次见面时，我问余先生为何不写通史？余先生回答：“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