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课程研究方法论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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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课程研究方法论评析

    

漳州师范学院/黄清

西南师范大学教科所/靳玉乐

摘要：质的课程研究在当今课程领域方兴未艾。质的课程研究极富人文精神的方法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崇尚自然主义、注重整体探究、关注互动过程、采用归纳分析、主张多元理解、承认价值关联等方面。
教育领域素有“质的(qualitative)”和“量的（quantitative）”方法论之争，它们构成了20世纪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的两条发展主线。诚如瑞典教育家胡森（T. Husen）所指出的：“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作出解释。另一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演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1］近年来，随着质的研究方法在课程领域的广泛运用，质的课程研究独具特色的方法论思想也开始引起课程学界的普遍关注。
质的课程研究方法与传统的量化课程研究方法和定性课程研究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内容的变化，也不在于研究手段的改进，而在于研究视角的转向和研究目的的改变。质的课程研究关注的是课程活动自身的存在，是活生生的课堂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关注有着各自独特境遇和逻辑的课程事件，以及它的处境、它的发展变化和它的最终命运，而不是致力于发现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来解释一切课程现象。因此，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质的课程研究处处透露着一种鲜明而强烈的人文精神。这种方法论上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它反对盲目崇尚自然科学客观主义研究范式，反对实证主义原子论和物理主义机械还原论，倡导以人为本的课程研究取向，重视事物的本源性和整体性，尊重人的认识的主观性和多样性等方法论思想上。
一、崇尚自然主义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当中，“自然主义”（naturalism）指的是一种研究者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现实的哲学态度和方法论信念，它有别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科学主义”（scientism），将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信念和趣好。在科学主义范式下的量化课程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研究对象施加影响，尤其是对于实验性研究，研究者要精心设计一个人造的实验情境，在实验过程中系统地操纵变量的变化，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一般来说内外部信度都会很高，但效度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人为因素干扰而大大降低，因为它同实际的自然情形相差甚远，是对人的原本特性和事件过程的本真状态的人为扭曲。质的课程研究为了避免上述情况，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力图在真实的情境状态下把握研究过程。
质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是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的教育性经验的有机整体，它不仅包括了学生各类经验的有机融合，也包括了学生获得经验的历程。这一历程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的程序和环节。在课程进行过程中，人类的共同经验、教师个体经验、学生个人经验往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学生在课程为他们展开的丰富的经验世界中自由想象、创造、学习、理解、交流、游戏、活动，不断建构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经验和意义建构过程，它具有非预期性、非控制性、情境性、历时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课程的实际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在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质的课程研究者通常是在不引人注目（unobtrusive）的情况下进入研究现场，不控制任何变量，也不从外部强加任何因素于研究情境和被研究者身上，方法论者将这种自然情境中的研究称为“现场研究”（field research，文化人类学称之为“田野研究”）。
崇尚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有以下两个突出要点。
第一，研究者不人为干扰或改变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即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等强加于研究过程。研究者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访问者或参与者、行动者深入到课程活动的全过程之中，在实地收集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做具体详尽的描述，使之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由读者自行作出体悟和判断。
第二，注重对研究资料的情境性解释。质的课程研究并不热衷于撇开背景因素对资料进行抽象分析，也不关心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可推广性，而是着力于准确、详尽而又充分地描述研究的自然情境和情境中的现象，强调把研究资料放到收集资料的当下情境中去解释。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使得课程所包含的生活世界、经验过程得以自然显现。
二、注重整体探究
质的课程研究认为，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是完整的、现实的、具体的。依照现象学的观点，人的存在、生活说明了这个世界的存在，人的整体性、直接性、具体性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整体性、直接性和具体性。“人的完整性揭示（证明）了这种‘不可分析性’，‘人’是分析方法的界限，而且人看出来的‘世界’，无不具有这种特点……”。［2］这个世界不是分析的、实证的、数理语言可描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本源的、直观的，与人是直接联系的，对这个世界的原子化分析必定会抹煞这个世界及人的生动性、完整性，必然会把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精神性特征抛弃掉，从而把人及人的一切当做物来剖析，把人“抽象化”和“工具化”，把世界结构化和元素化。在质的课程研究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不可感知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整体现实地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而单元是由整体内在条件所决定的，事物的特性总是在各单元构成整体时才凸现出来。因此，教育对人及人的活动的认识，就应该建立在这种现实的、具体的、变化的整体性之上。
在整体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质的课程研究主张采取整体探究的研究策略。从研究设计来看，质的课程研究的问题陈述是整体性的，它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因果陈述、相关陈述；质的课程研究的假设也不是先前预设的，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资料的收集、分析来看，质的课程研究注重在整体的自然情境下广泛收集资料，并从整体角度组织分析材料，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而不将注意力分散在资料的细枝末节上。质的课程研究者认为，对个别资料细节的理解不能撇开对广泛背景和整体意义的把握，这就是资料的整体分析原则。从研究结果的表达来看，质的课程研究报告重视课程过程的情境化、情节化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简要的分析，而不是进行抽象的长篇推理和论证，这体现了整体性描述的原则。
三、关注互动过程
质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研究是一个多方面探究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存在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主体间的双向互动，研究者不可能脱离被研究者进行研究，而必须与被研究者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对对方进行探究。双向互动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过程的千变万化，而不可能按照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固定的方案行事。研究的结果由研究过程本身决定，而非由预先的假设决定。质的课程研究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采取的是“即时性策略”，即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选择何种研究方式，采取何种操作手段。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预设的“科学规范”的严格约束，他们在建构新的研究结果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对此，符号互动论者布鲁默（H. Blumer）曾明确表示，社会科学家不能建立不朽的、客观的理论框架，这是由于主体间的经验世界是由不同情境中的行动者（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所构成，那些只能在特定情境中剖析特定事物的概念就无法把握全部世界的整体性。他还进一步提出：“通向经验有效性的道路并不在于玩弄探讨方法之中，而存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考察中。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建立和解释耀人的理论，不能靠设计精巧的模式，不能靠追随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靠采用最新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靠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统计的规则。”［3］布鲁默认为，通向符号的、互动的经验世界的探索方式应是参与观察、非结构访谈、个案研究、生活史研究等富有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利于展示人的生活意义、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本质特征。
质的课程研究强调，课程是历程性的，而这一历程又是开放性的，它没有固定的程序和环节，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客观性标准。课程的意义在于导引和唤起，在于提供经验交流和意义建构的情境。因此，它有目标，但不是在课程进行之前决定好的，而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形成和实现的。课程目标与活动过程密切相关，随着过程的进行，目标也在变化，旧的目标达成了，新的目标随之出现；目标的存在就是过程的导引，就是学习活动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动力。所以，相对于目标来说，活动过程本身是重要的。课程进行的整个过程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能够引起不同兴趣的学生积极参与和投入，使他们的每一活动或每一阶段的活动都有价值，使他们确确实实体验到活动的过程，体验到经验的变化，体验到进步的乐趣。这正是质的课程研究者关注过程研究的依据所在。
四、采用归纳分析
质的课程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归纳的，即研究者从实际的课程活动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然后对有关的人和事进行描述与解释，不断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最终创造性地将课程事件及其意义揭示出来。它同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实验、调查、论证假说等方法在研究策略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进行质的课程研究并不一定要证明什么，重要的是从实际情境中发现什么，通过对实际过程的考察，了解课程活动的变化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联系。
采用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课程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和特定性。质的课程研究关注的是日常课程活动中一个个的独特事件，这些独特事件的原因都是由各个不同的原始条件决定的，都有各自独特的境遇和逻辑，因此对于这些独特事件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历史的。研究的重点是深刻理解特定情境和条件下的各个课程事件本身，而不是对与该事件类似的情形进行推论。研究的结果不是通过重复实验或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行证实，而是通过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证伪，其效度来自研究过程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特定的时空环境密切相关。
由于适应归纳方法的课程事件往往是具体的、历时性的，所以最适合于它的表达方式自然是详细描述。质的课程研究者以现场观察记录、访谈实录、文献、图片、实物等为主要资料来源，这些资料来源为其进行描述提供有关研究场所和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在对这些有意义的资料进行生动的、详尽描述的基础上，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归纳性解释和判断，使读者能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和形象的认识，并凭借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作出相应的解释和判断。在质的课程研究者看来，描述不仅是一种课程研究的手段，更是课程生活真实生动的再现形式，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研究者与读者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和文化分享、理解、认同的“桥梁”。
五、主张多元理解
由于注重情境关系和研究过程，质的课程研究拒斥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认为方法论上的一元论更适合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课程是丰富的、复杂的和变化的，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和方法都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出课程的整体面貌，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兴趣等的影响。因此，质的课程研究者把课程视为具有多元价值和意义的文本，认为课程研究的问题呈现出陌生性、深层性、模糊性、意义性、独特性等特性，主张采用多种视角，结合各种理论观点，从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出发，运用各种方法来考察和解读，揭示那些隐藏在课程背后的、迄今为止一直被遮蔽的关系。这种多视角包括了各学科视角，如哲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角、历史学视角、经济学视角、心理学视角、美学视角等；各学科内部的不同理论视角，如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视角、存在主义视角、现象学视角、解释学视角等，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视角、韦伯视角、后现代理论视角等，以及其他如宏观视角、微观视角、女性视角等。这些不同的视角强调了课程性质的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长处和局限，多视角的课程研究方法就是要从多种多样的有利位置来理解课程活动，解释课程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质的课程研究所倡导的多视角原则并不等于奉行折衷主义多元化或“什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方法论。多视角分析不是不加区别地把各种视角囫囵吞枣地“综合”到一起，而必须去判断和选择，对于特定的情境和问题，哪些视角和方法更适合，哪些则不适用。多视角分析并不排斥就某些特定的课程现象进行集中而深刻的探究，也不排除形成某种特定的视角。折衷主义的多元论或极端相对主义方法论的缺陷在于无法确定在特定情况下哪些视角更为重要，也无法提供独特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分析方法。
多种视角，多元理解，意味着质的课程研究不仅需要选择和协调各种研究视角，而且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文化、种族、性别、阶级群体以及这些群体内部的不同成员在视角上的差异，拒斥那种将自己群体中某个研究问题的观点或特有的偏见强加给其他人的文化霸权行为，尊重那些不能被同化到某种同质化的普遍结论或观点中去的差异性。此外，多元理解还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谨防执迷于某一种方法而排斥其他方法的刻板做法。在研究对象和材料收集的实践条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必须与所要处理的问题相匹配，并且必须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对其进行检验。只要它们与所研究问题相关且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利用，就兼容并包，为我所用。
六、承认价值关联
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价值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主体的价值选择不仅体现着人们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试图寻求一种普遍的人文规范来统摄人的生命欲求，遮盖人的价值世界，就会出现理性与价值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偏颇的结论。
与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不同，质的研究承认，对社会与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面对价值问题，质的研究中不可能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质的研究所关注的不是社会科学研究应不应涉入价值的问题，而是如何涉入价值，确立价值的依据是什么，一个具体的研究会受到哪些方面的价值态度的影响，不同的价值观如何平衡和协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如何创造一种新型的人际态度和思维方式等一些贯穿社会科学研究始终的基本问题。质的研究目的不是致力于揭示客观规律，而是描述常识，反映事实背后存在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现象，课程也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肩负着人类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晶，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潜在意义。课程活动就是通过沟通和解释，把人类的历史经验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学生获得对人类生活的理解和对自身生存价值的认识，从而形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因此，质的课程研究要求正视课程内容与过程中的各种价值因素，鼓励研究者在直面被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的同时，也深入到意义世界中去，体会其中所蕴含的真、善、美，探寻人类生存的现实境域和未来欲求。
承认课程研究是一种价值关联活动，不仅意味着对研究者和当事人价值选择的尊重和认可，而且也意味着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与接纳。面对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学校课程活动的影响，研究者须以一种理性的态度作出积极回应，引领大家澄清观念，做出抉择，从而担负起价值整合和理想重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179.
［2］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er Hall，1969.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