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拿孤例，横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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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孤例，横扫天下

吴  澧

今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有四位。这一史无前例，在国内引起很多议论。笔者见到的最逗一条，当属南方某报作者徐先生。他说英语不佳也未出过国的益川敏英能得奖，打了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一记响亮耳光”。本人对教育体制也是意见一大堆，但觉得徐先生的论证方式太滑稽。这记耳光，哪里等得到益川敏英来打？爱因斯坦也是英语不佳啊，他老先生早把全世界的外语教学都毙了。

爱翁英语之不佳，证人兮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和爱翁是同事。两人于1952年发表了关于气液相变的论文。大概爱翁觉得该论文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某个量子现象有关，请杨、李去他办公室谈谈。据杨老回忆，一是他们紧张，二是爱翁话音很轻，而且英语有浓重外国口音，他俩和“物理之神”的交流，似乎并无天眼顿开之感。

不过，爱翁英语之不佳，是爱翁那一级别的英语不佳。他老先生的英语讲演或许不动听，但并不妨碍他在美国过日子，读论文，甚至与仰慕他的女学生亲切交往。本人见过很多发音不准、开口讲英语之前先说“对不起”的日本人，但这并不等于他们读不懂英文文件。益川敏英既是博士，学位要求里自会有外语条件。他肯定能读英语论文，否则在今日不可能搞研究。当今能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通常都是英语很流利的。

如果益川敏英一个孤例可以否认某种教育体制，那么比尔·盖茨一个孤例就可以否定读大学的必要。你甚至可以很容易地否定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努力。孔夫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老夫子年少时穷光蛋一个，做了很多低微活计，最终却成了万世师表。有楷模如此，还要读书干什么，还要师表干什么？但老夫子或许正是从自己的经历，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才会广收弟子三千。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不要说一个孤例，就是给你益川敏英和爱因斯坦两个例子，也不能否定外语是从事科学研究之必需；正如给你比尔·盖茨和孔夫子两个例子，并不能否定教育之必要。列宁的那篇文章里，大量引用的是统计资料，而不是趣闻和孤例。

国内媒体上，充斥着“手拿孤例，横扫天下”的议论。再举个最近在北方某报见到的例子。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博士在最权威报系的子报撰文，《西方新闻自由的政治困境》，评论“德国之声”免去张丹红中文部副主任一事。德国一个政府新闻机构的人事变动，怎么就成了整个西方的新闻自由困境？就连德国的困境都谈不上嘛。法兰克福是欧洲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中国人来往很多，当地旅馆的有线频道都有CCTV海外九号台。我官方媒体在德国充分享受宣传自由，一天都不耽搁你聆听来自北京的最新声音。

《人民日报》 10月7日至10日连载了一个“向世界传播真实的中国”系列。系列之二谈了件糗事：“因为某个新闻事件，国内一个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对西方记者讲了一些话，但是这些话完全是中国式的思维和表达，并使用了一些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汇的字眼，以至于西方记者在理解上就有障碍，最终写出的报道也就可想而知。”周博士的文章，证明这位发言人不是孤例。甚至该文标题都是难以翻译的。“新闻自由”是舶来概念，英文叫作 Freedom ofthePress。这一词组在英语语境里的理解，是政府保密范围要尽可能小，官员作为的透明度要尽可能高，要让非官方媒体有尽量多新闻可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971年裁决，允许《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五角大楼文件”，这才是新闻自由典型案例。但是，这样的理解，与周博士的用法不匹配。

还是外交部了解情况。8月28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张丹红，发言人仅说：“我们认为，媒体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来报道。”

这股“手拿孤例，横扫天下”的风气，在我国也算积重难返。1955年时，出过一本书，《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鼓吹土地入社的合作化运动。当时，党内很多同志认为，以我国农村生产条件，还是土地私有、互相换工的互助组形式比较合适。大人物就书中首篇文章《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批曰：“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即办合作社〕，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大人物自己答道：“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作右倾机会主义。”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什么北方某个贫穷山区办了合作社，其他地方就该同样办理？无奈大人物这一例扫得猛，至今余尘袅袅。五十三年之后，中央在北京开全会，宣布“双层经营体制”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如果要问为什么日本人能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中国大陆没有，不如先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人的思想方法当得起“科学”两字。

(文章来源：2008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