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做好内容是出版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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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 做好内容是出版人的使命 作者：王晓君 发布时间： 2012年08月07日






      俞晓群，男，1956年9月生，辽宁丹东人，吉林大学哲学硕士，著名出版人。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1993年全面主持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工作。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3年担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2009年7月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他提出“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探索书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世界著名品牌图书。

     在出版行业追赶潮流，迎合市场的形势下，海豚出版社走的路有些“边缘”，从2011年开始，他们陆续推出了“海豚书馆”经典系列，小32开本，精装，每册三五万字，目前已经出了12辑。“高档的装修”、高品质的内文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经典和精致并存，今年出版的《董桥七十》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但是，知性的读者在欣赏赞叹的同时免不了也有担忧和纳闷，笔者自认自己在文学上所知不少，但该系列中仍有许多作家不为知晓，因此难免产生怀疑：这个系列图书到底能给出版社带来多少效益？做了30年出版的被称为“学者型出版人”的俞晓群出于怎样的想法来做这套书？他个人的出版理念是什么？他要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出版人生？近日，记者采访了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

      记者：您是出于什么想法来做“海豚书馆”经典系列的？这套书有什么特点？

      俞晓群（以下简称俞）：我一直认为，一个时代一些有理想和有志向的出版人，他们应该为这个时代奉献出一些文库类的出版物，这也是“海豚书馆”最重要的启动原因。上世纪30年代，中国启动了“万有文库”项目（现在已经被中断了）。几乎在同时，西方有“企鹅丛书”，日本也有“岩波文库”，它们出版至今已有八十多年。而中国大部分系列丛书出版几辑就结束了，没有一个能坚持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都做不到。

     在我的出版志向里，出版文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原来我在辽宁时也做过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做到第六辑时已经做了五六百种，由于工作的变动，就停止了，感到特别遗憾。当时的组织者是沈昌文。从文库的形式上我追求王云五的“万有文库”。启动“海豚书馆”时这些东西起了基础的作用。到海豚出版社后我就萌生了做文库的想法，当时也是向沈昌文先生请教，得到了他的赞赏和肯定。

     这套书的特点非常鲜明，一共分成六个系列，从封面颜色上一眼便可以分辨出来。我们侧重的是它的文化价值，而选择文稿的权力属于主编，因为主编的品位代表着这套书的品位。每本书三五万字不等，时间间隔在两个月，每次出四本。编辑只是一个策划人，真正的操作还是应该掌握在专家手里。“海外文化”板块由董桥（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研究多年，曾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苹果日报》社长）负责，“民国”板块由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负责，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同时他们对市场也有所了解，这就很不容易了。虽然我们注重这套书的文化价值，但也不完全是怀旧或者说是注重学术方面，其中还收集了一些可读性很强的内容，比如一些名人轶事。

     记者：您期望这套书给出版社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对于这套书您的最高期望值是什么？

      俞：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文化氛围不是很好，商业化冲击太厉害，出版物走向低俗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出版社转企后正好处于一种转轨的过程。民营公司虽然很活跃，但很多事情还都没有理顺。对于这套书是否会赔钱，质疑的声音比较多。最大的问题是出版人和文化人对这种书没有信心，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启动这一项目。步子不是很大，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两年，仅仅出版了五十本左右。即使是这样，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仍然感到很欣慰。

     出版社出书分为长、中、短三线，不可能一个出版社只出版畅销书，肯定要出一些有价值的书，能够长线销售的书。我们并不指望用它来养出版社，但是它绝对能对出版社品位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您做出版很多年了，从辽宁省会沈阳到首都北京，这中间一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插曲，您能否讲一讲。

      俞：我做了30年出版，20年在辽宁。后来到北京是出于个人的志愿，这次变动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最大的机遇是很多理想在这里能接续上来。到北京之前，我在辽宁出版集团主要抓管理，不做生产。我到北京以后提的条件就是要当社长，不想到集团去做管理工作。到北京以后，很多在辽宁做的品牌书我都带过来了，比如《中国读本》《美国国家地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幾米漫画作品集》等。

     沈昌文、董桥这些关系都是我在辽宁时打下的基础，到北京以后我又把它接续了起来。在辽宁，文化类的书我做得非常多，教育图书只是占了一定的比重。作为一个独立出版人，对于人的认识更重要一些。比如幾米与我到北京之后的合作，主要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个性，同时还要能存活下去。

     记者：在出版行业这么多年，您个人的发展不能说没有起伏，如果把这整个过程比喻成一台话剧，它的高潮和低谷在哪里？

       俞：我觉得头十年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出版有一个特点是培养人特别难，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1982年，我到出版社做编辑，直到1990年初还处于一个懵懂的状态。当然期间也做了一些很不错的书。但是直到进入第二个十年我才感觉有些走入正轨了，但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第二个十年开始不长时间我就接触了沈昌文、陈原等老先生。现在有很多人评价我，说我这是走的“正路”，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出版人。像三联书店这样老品牌的出版社在怎么做书，怎么去认识书这些方面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确切地说，从1992年到2002年，是我做出版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当时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做了几套书，应该说是走向了一个高峰，到十几年之后大家还记得辽教的这套书。但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是在他们提供给我的平台上作了一些努力。从2002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在我的出版生涯中是个低谷，虽然个人社会地位上来了，但在业务上仍然是个低谷。那时我也一直在做“中国读本”，影响力很大，一下子卖出了十几个版本的版权，有十几个语种，但我还是觉得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来到海豚，真正做事不到三年时间，这段时间我感到比较充实。

     记者：时代在变化，出版环境也在变化。您预测一下未来的出版行业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俞：我一直不认为出版社会遇到什么大的变故，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但是谁能说自己不用上学，直接就到百度上学习了。目前，市场上图书品种多是一个正常现象，这表示社会在繁荣。台湾注册的出版社有4000家，但是真正出书的就只有几百家。这就好比大家都会打篮球，但是真正打好了，能生存下来的，还是职业化选手。真正的职业出版人做出来的书，感觉都不一样，明眼人一看便能分出真伪。

     最近有几家出版社公布学术规范，我认为这是必须要规范的，一本书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读者代替不了编辑。读者购书的目的不一样，假如要藏书读者就要买个精装本，如果从阅读方便角度来说，平装阅读比较方便。这两种版本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有的人就喜欢像“海豚书馆”系列这种小开本，拿在手里不压手。

     记者：您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出版行业，为什么当初选择这个行业？除了工作之外，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您最大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俞：大学毕业时我也曾想过，是做学者，还是做商人，或是做官员，后来，却因为喜欢出版而选择了这个行业。我是个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在我看来，出版这个行业的魅力就是比较自由。做人不要太束缚自己，还是有一些个性比较好。

     我的业余爱好比较单一，就是看书、写作，偶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喝茶、聊天。在出版理念上，我比较欣赏沈昌文。在生活方式上，我最欣赏的前辈是董桥和金庸，他们不管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已经达到“自由”的程度。要写出好作品，作者需要很好的天赋和文化修养，还要有辛苦的付出，想要在写作上达到“自由”的程度就更难。这大概是我一生的追求吧。

     时代的变化必须要应对，出版行业是生产内容的产业，内容永远占主导地位。我认为，做出版就是要老老实实把内容做好，只要内容做好，肯定就有发展空间。即使是亚马逊要开出版社了，也要做内容，也需要编辑。不管是纸质书或电子书，大家最终还是要尊重内容的，所以，坚守根本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信息爆炸以后，更需要编辑这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