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美国人如何学做“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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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美国人如何学做“好公民”
在美国，公民有义务接受良好的公民教育，这样的教育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政治知识，帮助他们成为好的公民，更有效地发挥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并在这个意义上变得“聪明”和“精明”起来。
聪明的公民能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对事物有独立的判断，不会像群众社会中的群氓那样，轻易相信蛊惑家们的动听言辞和信仰表白，或是对“圣人”的魅力或魔力充满迷恋、敬畏和奴性。他们会自己选择值得认同和忠诚的对象，拒绝向任何人无条件地献上奉承和效忠。
教育并不总是以让民众变聪明为目的的，许多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安分守己的“好人”，这样的好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良民”。良民的基本要求就是遵纪守法、安分守己。在一个由传统形成了秩序的社会里，人们习惯地接受家庭、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威和体制，并把它们看做是生活世界的自然规范。在这样一种“自然”的生活世界里，人们的信仰、思想、人际关系、制度运作、权威形式和影响都是在习惯、习俗、陈规和现成模式中习得的，这样的教育反过来则是为了帮助维持和再生已经存在的传统生活秩序。
在现代美国社会，安分守己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内容，“学做好人”也升格为“学做好公民”。但是，这种“公民”仍然是一个在现有秩序中被安排好了的身份。国家和社会是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身份地位的整体，其中的权力秩序和生活方式是权威和体制早就安排好的。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在其中安分守己，恪守本分，便能成为美国的“好公民”。质疑这样的身份，挑战它或不遵守它，都是在破坏稳定，就是非良民和坏公民的行为。
美国人不是生下来就会扮演“好公民”的角色，培养好公民需要有不同于安分守己的良民的教育。杰斐逊是一位以强调民主公民教育著称的总统。他把公民教育确定为“公民的政治教育”。美国民众接受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这种教育是为了让民众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与许多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不同，杰斐逊认为，民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对政府保持警觉，因此必须向民众提供启蒙教育，公民在政治上聪明，不是天生的“智商”所致，也不是由他们的文化基因所决定，它完全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果。
公民的聪明不是指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精于个人利益算计的那种聪明，而是指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有知识的警觉，不仅包括政府如何运用权力，能否增进民众福祉、是否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而且也包括它是否进行不只是培养“良民”而是更是培养“好公民”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