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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语文名师8大问题的回答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蔡 伟(浙江,金华,321004)
昨日,偶遇一位高中语文教师,这位教师曾评上过地市级的教坛新秀,也获得过多次优质课评比的大奖,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在我眼里他算得上是位名师。我们一碰面,并没有聊家常,话天气,而是谈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即语文教学的出路问题。我笑话他是在杞人忧天,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真的令人深思。
他说他这些天一直没能睡好,起因有两个。一是自己的孩子不爱读语文,不爱上语文课,语文考试成绩平平,作为高中语文名师,他觉得这是大扫颜面的事。另一则自然就是不久前各大小报纸、网站大肆刊登的一则关于上海四所高校在自主考试中不考语文的报道。于是,他一口气向我提了8个问题:
为什么语文教师的子女普遍不爱读语文?
语文教师连自己的子女的语文水平都搞不上去如何去教别人的孩子?
语文教改比任何学科的教改都热闹,为何语文教学却始终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语文名师最多,但为何语文教师并不受人尊重?
语文出现了诸多的教学流派,结果却产生许多门户之见,语文流派的存在是否有必要?
语文教学是否真的很有必要?
语文考试被取消是否意味着语文学科的消亡?
语文教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对这些问题我的考虑并不多,但我的脾气素来好为人师,于是,也试着作了回答,下面就是我当时所谈一些想法的概括整理。
第一,语文教师的子女是否真的普遍不爱读语文,我没有考证过,但至少我的孩子确实不太爱读语文。但这里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中小学生所学的语文教材能否等同“语文”这个概念?不爱上语文课是否就是真的不爱读语文?仍以我的孩子为例,他不爱语文教材,也不喜欢做语文作业,还不太爱听语文课(尽管他的语文教师中也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但是,他却读遍了郭敬明、韩寒写的小说,高考前他还在读《盗墓笔记》《故事会》等等书刊,当然,你可以说他的阅读爱好低俗,但你不能说这些东西不是语文。我们只能说他读的是一些不能进入语文教材的非主流语文。我相信多数教师的子女大多或多或少地读过这些非主流的语文。而我所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喜欢主流的语文,却喜欢非主流的语文?带着这个问题,我试着读了一些我孩子所读的书刊——这些平时我不屑一顾的“垃圾”,结果发现,它们虽然不如主流语文那般的经典、高雅、庄重,但也绝非对想像中的废物,孩子们喜欢自有其道理:青春、阳光、平民化、曲折奇特、充满个性……这些元素在主流教材中是很难找到的。我顺便又问了一下自己:是喜欢语文教科书这个主流“语文”呢,还是喜欢我孩子所读的那些非主流“语文”?我艰难地但非常诚实地作出回答是后者。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们喜欢的东西进不了教材,而进教材的又都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当然,我想专家学者们一定会以经典性、健康性、艺术性等来回答,但我必须要说的是一个人的文化生活不能只有经典,是否健康应当以普遍的人性来衡量,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艺术性的标准更需要以读者喜好的程度来判断,一个文本如果人见人厌的话,它的艺术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语文教师的子女语文成绩不高是否就没有脸面教别人的孩子?我想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一定要子承父业的,或者说要求子女在父母的领域里能够超越父母。袁伟民的子女排球技艺精吗?你不能说袁伟民就不能当排球教练。谢晋的子女会演戏吗?你不能说他就当不好导演。因此,语文教师的子女学不好语文或者说语文成绩不高是很正常的,语文教师的子女就算语文成绩烂到底,也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出色的语文教师。而且据我所知,语文教师大都负担较重,其备课与批改作业的工作量远超一般学科教师,因此,对学生认真负责的语文教师多数无暇顾及自己子女的语文学习,事实上能对子女的语文学习给予充分指导的语文教师少而又少。此外,我们还得问一下:这里的语文成绩、语文水平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其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是中考、高考,抑或是别的什么?韩寒语文成绩好吗?一个写出了多部畅销书、一个能在媒体面前侃侃而谈、一个可以在网上舌战群儒的年青人,你能说他的语文水平不好吗?可他在学校的语文考试经常挂红灯,高考成绩更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了。因此,我从来不说我的孩子语文不行,尽管他在高考中只考了89分——未过及格线。但我相信,既然他能读懂弗洛尹德的《梦的解析》,能发表一些“豆腐干”,能独自外出旅游,他的语文水平就已经OK了。因此,我希望所有子女语文成绩不佳的语文教师,能真正从“语文”的角度而非考试的角度来考察自己子女的语文水平,你会有惊喜的收获,原来你的子女在语文方面是一块未被发现的璞玉。
第三,语文教改相比任何一个学科都热闹,这既是人文学科魅力之所在,也说明语文教师具有特别的灵性与责任心。人文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严谨慎密,而是充满着感性与想象,因而有着广阔的教改空间,也就能够闹腾得起来。而语文教师有灵性,因而他才有条件搞教改;有责任心,因而他才有动力去整教改。那么,为什么语文教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整出了不少的系统啊、模式啊、方法啊,可是,为什么语文教学的效率依然不高,社会对语文的批评质疑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呢?这与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我们的评价标准相干。语文学科有知识系统,但它的知识系统并不像数理化那样的逻辑严密,它是非线性的,知识与知识之间并非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或顺承关系,学生学某个知识点,先学哪个知识点对语文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学好了某个知识点,对于你学另一个知识点并不一定有着必然的帮助。简单地说,你会写“凹凸”,并不能指导你写“抑扬”;你懂得了“比喻”,并不能指导你学会“反语”;也没有标准说你非得先学“叙述”然后才能学“说明”,或先学“抒情”然后才能学“描写”。语文是一个模糊的序列,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多的定规。其次,语文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甚至是模糊的,不像数理化有明确的独一无二的正解。你说路瓦栽夫人身上有着太多的资产阶级虚荣心,我眼里她却有着诚实、敢担当的英雄气概。你说《药》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我却认为它揭示了一些民俗反科学的无聊与可笑。总之,语文学习的对象经常是一个个形形色色的文本,而文本在学习者手里不再是作者的文本,作者想什么、写什么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的二度创作,这种二度创作只要有其合理性,能够自圆其说,我们都应肯定,而不能以作者的想法来判断定夺。事实上,多数作者并没有对自己的创作作什么阐释的,究竟哪一种理解最符合作者的想法,几乎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正因为如此,语文要出台一个通用的评价标准也很难。你说一个初中学生读不准“曲折”、写不来“腼腆”,水平是高是低?这两个词虽然属于初中生必须掌握的基本词汇,但它们与语文水平其实毫不相干。因为,如果拿有的初中生掌握的文字来考语言学家,恐怕有些人也会吃瘪。如果考生对文本的解读正合命题者心意,他就能得高分,反之,虽然也有“只要能自圆其说,也能得分”的规定,但结果自是不佳。但命题者的理解有时候往往不如学生理解的深刻或更有新意。也正因为如此,语文教改无论如何改,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你没法确定它究竟是成功的,有效的,还是失败的,无效的。而真正具有评判权利的学生,又往往因为缺少参照系和话语权,而不能对语文教改的成败得失发表见解。因此,我们不必寄希望于几个教改就能解决语文的所有问题,也不必苛求语文教改都要达到立竿见影的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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