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叫“读库”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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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我再编稿子，基本上贯彻了这样一种编辑理念，我称为“无定语写作”。尽量不要用那么多定语、形容词，要用事实来说话，多用动词，尤其不要在形容词前头加一些程度副词，比如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什么的，万一人民不觉得你伟大光荣正确呢？多丢人啊！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三点思考：尽量不用形容词，不用结论性的话，把形容词用动词来代替，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把结论性的话留给读者。（张立宪）

一枚叫“读库”的标签

张立宪

大家晚上好。我原来设想了一个题目，但被否决，最后成了这个名字，《一枚叫“读库”的标签》，听着特别像一个传销大会的主题。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我起的，但我内心确实对“标签”这个字眼有一种情绪上的反弹。我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标签中，我们每个人养成的思维习惯，也都是标签化的。我今年43岁，前段时间和太太一起回顾了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前半生，发现就是一直在摆脱别人给我们贴的标签的战斗历程。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年父母的心情都不太好，生活很困顿，社会不太稳定，我们一生下来，似乎脑门上就贴着几个纸条，告诉别人：你是这个社会的累赘，是大人的负担。每长大一天，都要感谢党和祖国的恩情，感谢组织的培养，生命是别人给的，不是你自己的。希望现在90后、00后的小朋友，不用再有这种待遇。

    我生长在河北的农村，天生的标签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同时伴随着“农村户口”这样的字眼；我从小接受的教训就是要好好读书，摆脱这种身份。如果不能摆脱的话，就只能种地——那时候连民工都还没有呢——我身上的标签就会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改为“一个农民”；后来通过上大学，摆脱了这种身份，成为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口；毕业之后，有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并伴有事业编制、专业职称、名记名编等其他标签，招摇过市，混吃混喝。

    努力把自己从村里人变成县城人，再变成省会人，再变成北京人，再变成外国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面临这些任务。一生下来，你就要摆脱自己的身份，逃离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说我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享受自己的家乡。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情感困境吧。我奔波了三四十年，所做的一切就是摘下一个标签，再贴上一个新的——其实是被别人给贴上一个新的，经常过得很累，也很不爽。所以从内心来说，我是比较抗拒这种贴标签的行为的。

    我们用两年时间整理修复了一套民国老课本《共和国教科书》，去年出版。上个月我在成都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有家长问，如果我的孩子看了老课本，学会繁体字之后，会不会对他的同学说：瞧，我能认繁体字，你们不会。会不会有这种优越感？我没有想到家长会产生这种想法，那套书并没有教小朋友这样去想。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贯穿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了。比如给孩子买礼物，我们一定要提醒他，这个礼物你要好好对待哦，这可是老六叔叔花了六千块钱从美国给你买的。我们会把这个价签特别强调出来。比如我们开车拉孩子走在大街上，看到对面的车说，你看那个车值30万，咱们这辆车才值13万。包括家长凑在一起聊天，基本就是你们家孩子考第几名，我们家孩子考第几名，你们家孩子在哪所小学上？哦，那是一个区重点，我们家孩子在市重点。无时无刻不在对比、算计彼此身上张贴的标签。

    如果能够摆脱被张贴标签的宿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性可以得到很大的解放，大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也不至于每天都这么紧张。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标签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耐心用很多的时间来认识一个人了，只能靠他身上贴的标签来迅速做出判断。我们走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像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一样，头脑高速运转，对每一个活动图像进行计算：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我应该对这个人怎么样，对那个人怎么样。包括走到单位里，看到门卫，哦，知道他是门卫；看到领导，提醒自己这是我的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做这种思维上的操练。

    包括《读库》，前年我邀请德国一位出版人写稿，德国人不知道《读库》是什么，替我们做媒的朋友就说，它相当于“中国的《纽约客》”。德国人就明白了。天哪，这要是让《纽约客》的人知道，人家会哭死。

    刚才在食堂里和网易的领导聊天。他说他在面试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他的书架，说你也看《读库》啊。他马上就把这个人给录取了。你想，这个人读《读库》，至少不是一个坏人吧。以后大家去应聘的时候学着点儿。

    看，我们都需要用一种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标签，没你不行。

    “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

    我起初给自己定的今天晚上的演讲题目，是一个反标签的主题，名字叫“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这句话是直接引语，大家自然能听出话里荒谬的地方。为什么想用这个做标题呢？女作家严歌苓给我讲过她的一个故事。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到宿舍，就对她的室友说，今天在大街上很可怕，有一个黑人对我很不礼貌，我怀疑他要抢劫我。她的室友就说，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严歌苓问，为什么呢？室友说，你不会强调他是一个男人，或其他什么的，而是首先会说他是一个黑人。

    就像标题里这种自己扇自己大嘴巴的思维，早已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次，我在北京一家人很多的饭馆等座。旁边一家三口也在等，爸爸、妈妈和儿子，儿子都是上高中的样子了，个头比爸爸还高。这个爸爸来得晚了一会儿，一到场，妈妈就勃然大怒，说瞧你穿的衣服这么邋遢这么丢人。把这个父亲训得五迷三道的。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十几分钟，一直都是这个母亲在说话，声音很大，你想不听都不行。大概的意思是，你看你那个熊样，你是大学教授，人家穿这个是有风度，你穿这个给我丢死人了。你真是窝囊了一辈子，当时也就是我能看上你，我嫁给你之后，为了这个家辛苦操劳——大概还有什么忠贞不贰、对别的男人都不正眼瞧什么的——你太没本事了，前些年本来能分到一套房子，也让你给弄得没分上。整整十几分钟，就充满了这些话。他们的号牌快排到了，她又问，拿优惠券了吗？这个父亲说，忘带了。她就更怒，把老公一顿暴骂，说这家饭馆的优惠券在家里哪个鞋盒里，你快去拿。她老公就赶快走了。

    现场有十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想，大家基本都会给这个母亲贴上标签——“泼妇”。但是我们看她对自己的形容，她肯定觉得自己是含辛茹苦、又贤惠又忠诚的妻子。这就和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是一码事。

    一个人给自己贴的标签，可能和他实际的作为正好是相反的。就像我们看有人骂别人，总觉得他骂的就是自己，或者是一个自己想要成为而未遂的人。也有人声称自己最讨厌别人什么什么，事实上他讨厌的东西自己身上就挂着一大堆。我们不要看这个女性很让人反感，这种行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我为此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了很长时间。没错，我们确实需要贴标签，那么，怎么贴？

    用句文艺点儿的话就是：当我们在贴标签的时候，我们在贴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看刚才说的这位妇女，她对自己贤妻良母的概括，估计没有多少人赞同，但是她自己非常自信，她对自己也非常满意，甚至自鸣得意。这可能就是贴标签的第一个误区。标签最好的贴法是，它的主语不应该是“我”。因为一般都是褒义词居多，没有人愿意给自己贴一些很恶心的贬义词。如果一旦主语变成“我”的话，听着都很假。我和大家说，站在台上的我是一个人格闪亮的人，大家觉得就像一个笑话。这可能是第一个规则：标签不应该是自己给自己贴上的，而是属于别人的。

    你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的道理。年底去一些公司串门，看他们做年终总结，充满了“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在坚守”、“我们多么有理想”、“我们多么不容易”，听着很可笑，我们就尽量避免让自己这么做。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人格中很幽深的一部分，就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潜人格”，这个人格和自我标榜的那个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也许是你一辈子都没有看清的、被遮蔽的自己，甚至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自己，在悄悄又顽强地做一些坏事，然后自己视而不见，还自鸣得意，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多么有道德的人。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一切褒义词的主语尽量不要是“我”，否则就是反讽。就像一个笑话里说的，一人死后，墓碑上刻着：这里长眠着某某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便很奇怪：一座坟里怎么能埋俩人？

    不要给自己戴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去了趟南通。为什么去那里呢？因为有朋友向我举报，南通有一家蓝印花布厂，改革开放后恢复生产，20世纪80年代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那时候原料好，工人的技法也好，做的蓝印花布特别棒。但是到新世纪后，这个厂就一蹶不振，他们的厂长在一次特别伤心的情况下，把那些染缸全部给砸了，就地掩埋。我问为什么要砸？她说当时已经开不了工了，如果不砸的话，维持染缸的费用都花不起。把染缸砸了之后，这个厂只能靠卖库存的老布给工人发工资，因为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了。我之所以赶过去，是因为听说这个厂再过几个月就要被拆迁。我到厂里，看到他们的各种布样，大概有三百多种，很随意地堆放在那里，估计一拆迁就当垃圾扔掉了。要是丢掉，以后再想找到当年的纹样，就不可能了。我就跟厂长说，干脆您把纹样给我，我整理出一本书，让这些东西都保留在纸上。厂长同意了。我们没有能力挽救这个厂子，但是我们有能力做一本书。

    因为我不懂这些，所以就邀请了设计师宁成春老师一起去采风。离开南通之后，我俩讨论这本书应该怎么做，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家厂叫蓝希，那么这个书就叫《蓝希印花布厂图案集》。现在是一个讲求包装和噱头的年代，如果把书名起作《中国蓝印花布图案精华集》、《蓝印花布：皇冠上的明珠》什么的，当然更唬人。但一路上，我和宁老师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为自己所做的产品戴一个合适的帽子，不大不小的帽子，应该这样做。叫什么“中国”“传统”“精华”什么的，这本书没有拔高到这个程度，也不能代表中国整个蓝印花布的工艺。就是一家厂子，他们的工艺已经失传，工具也已经丢失，最后的三百多种纹样我们把它留下来。我们不可能赋予它更大的意义了。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讽刺那些以小见大的毛病，你可以通过一滴水看到大海，但不能看到一块砖就联想到万里长城。区区一本书，不要动辄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当然这一点在讲究噱头和包装的年代，坚持下来是很难的，并且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这么做。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很难允许自己再做这种唬人又丢人的事情。

    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二个思考：让它合适就好。不要给自己戴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赋予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写实主义的好处是买一奉十”

    《读库》是2005年创刊，2006年正式出版。在编稿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常见但此前很少意识到有问题的句式，比如“这个可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这个听着没什么毛病，还充满感情色彩。但是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可敬的”呢？能不能把“可敬的”这三个字去掉？如果你前面对这个老人的描述足够丰富的话，读者自然会得出结论：这个老人是可敬的。当然也许会有另外一部分读者，通过你前面的叙述，觉得这个老人并不可敬，那么你的这个“可敬的”就是剥夺了这部分读者的意见。

    从那之后，我再编稿子，基本上贯彻了这样一种编辑理念，我称为“无定语写作”。尽量不要用那么多定语、形容词，要用事实来说话，多用动词，尤其不要在形容词前头加一些程度副词，比如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什么的，万一人民不觉得你伟大光荣正确呢？多丢人啊！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三点思考：尽量不用形容词，不用结论性的话，把形容词用动词来代替，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把结论性的话留给读者。

    这个简单的道理，后来就贯彻到我们的推广中了。我们基本上不再给自己定位成什么“中国的《纽约客》”，或者说这是什么必读书，“你不看就不是读书人”；或者说2012年最值得一看的书什么的，我们就老老实实把自己做的事情汇报给大家就够了，然后，尊重读者对我们做出的判断。

    最近，吴念真老师的一个故事在网上流传很广，这是《读库1201》里，他在大陆的读者见面会上讲的段子。请允许我复述一下这个故事。

    有一天，吴念真坐计程车，司机认出了他，很含蓄地说，导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见你，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他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大学时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他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后，女朋友说不如我们一起开一个小公司，因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过程中认识很多客户，也有很多经验。两个人就开始做。这个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妈妈很会做饭，女朋友常带他回去，她妈妈会煮很好吃的饭给他吃。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两个人做到十几个人。他一个客户的女儿和他一起出差去马来西亚，两人就上床了。客户知道后，一定要他负责。他也知道这是蛮大的客户，跟他女儿结婚也不错，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少奋斗十年。本来他和女朋友的计划是做到四十岁，公司上市，他们就退休环游世界。可是梦还没有完成，他们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说话，这样再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唯一抗议的是她妈妈，她妈妈有一天中午拿着饭菜到办公室，一进来顿时鸦雀无声。他很害怕，就站起来。她妈妈只是打他嘴巴，说，坏孩子，我不煮饭给你吃了。就一直哭着走了。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实他跟新妻子在一起也并不快乐，最后就离婚了。他很颓废，生意乱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债。台北做生意失败的人常常去开计程车，因为还是自己当老板。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见以前的客户，还会打招呼，下车后会多给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后来他在机场排队，遇见的正是当年的女朋友，很商业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后面的牌子拿掉，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

    他女朋友上来，直接说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医院。他就低着头，不想让她认出来。那个女的没有跟他讲话，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回家，在外国，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是给澳洲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把窗户摇开。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你连Hello都不想跟我说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大家看吴念真老师的这个故事，有什么意味在里面呢？此情可待成追忆？人生动如参与商？还是女儿当自强，负心汉活该倒霉，你老小子也有今天？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写实主义的好处是买一奉十。这句话特别有道理。读者看到一个事实，可以有若干种解读，远超过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所规定好的。

    标签只是表态，但是怎么去做？

    我想说的第四点是，尽量避免用态度来做标签。这又恰恰是我们的通病。咱们的教育之所以特别失败，基本上就是轮番地让学生热爱生活，对人生有信心，然后继续热爱生活，继续对人生有信心，或者轮番用特别好听的故事、心灵鸡汤给大家反复励志。励完志之后，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找来新的名人名言继续励志。我今天早上出门前，看到微博上又被大家疯狂转发的一条微博，大概的意思是：对于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很有道理，全是这样的人生格言，像报纸社论一样正确又空洞。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这种态度性的话来激励自己，但是激励自己之后又去干什么呢？找到自己航行的目标了吗？依然没有，你只是知道，所有的风都是逆风。

    有很多年轻人给我写信，基本意思都是，你知道吗？我是多么喜欢书，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爱书的家庭，我爸爸让我读了很多书，我爷爷带我读了很多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本好书。然后，就句号了。怎么做一本好书？他没有去想。他第二天再读了一本谁的传记，然后继续说我要做一本好书。即使一个学过对口专业的科班出身的学生，也没有学过，怎样才能做一本好书。

    母亲节要到了，大家又在微博上疯狂转发，基本的意思是“妈妈我爱你”，但是怎么爱呢？可能一百个人中，最多有两个人能够陪母亲聊五分钟的天，剩下的九十八个人继续在网上疯狂转发各种“妈妈我爱你”。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教育中的误区：只是表态，但是怎么去做？没有人从技术细节上，从职业训练上去实现它。我们见的所有眼高手低、华而不实、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的人，基本上全是这种只擅长表态的人。反过来说，我们就要尽量让自己不做这样讨厌的人。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标签不应该是一种态度，而应该是一种具体的行动，或者是一种具体的办法。

    复杂些，再复杂些

    我们的头脑中还有一个无所不在的陋习，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化思维。据说在自然界，纯黑是找不到的。生产电器的厂商，他们的努力目标就是，如何在电视屏幕上实现百分之百的黑，永远都实现不了，永远都在追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基本上把一个人不是当成天使，就是当成魔鬼，很少想到大家事实上只是不同灰度的人。就像我们自己，不管多么自恋的人，其实都有一堆烂毛病，可为什么就要求别人毫无瑕疵，或挑出点儿毛病对方就失去了做人资格呢？我们看网上给对方冠以各种名号，基本不是贞节牌坊，就是耻辱柱。

    我们做过一本京剧画册《青衣张火丁》，许多朋友以为我是个戏迷。其实我绝对称不上是“迷”，并且我从骨子里是不喜欢京剧的。当然这也是长大后才慢慢悟到的，我们的戏剧很多都是最直白的二元化思维，非忠即奸。忠臣或忠臣的后代一上台，交代一下自己“满门忠烈”，然后干什么都是应该的了，美女对他一见钟情投怀送抱也是天经地义。奸臣呢？脸谱上就写着“羞辱我吧，我是坏人”的字样，浑身上下一无是处，坏得流脓贱得流汤，就是把他全家老少都千刀万剐，也是罪有应得。

    舞台上这种夸张的善恶分明，不知不觉地被输入到我们的思维中。大家看网上每天要放多少狠话出来，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全是这样。那些倒台的人，瞬间就被彻底贴上恶魔的标签；那些花团锦簇的人，则是完美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有时候特别纳闷，那些能够用很极端的方式放出那么多狠话的人，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甚至想，他可能就是自己口口声声要消灭的那种人。

    咱们国家外交上老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生活中，有多少搁置争议的雅量？更别说“共同开发”了。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世界上有我们不喜欢、不理解的人同时存在，人家也活得有理有据的？你真有那么大权力，把你眼中的异端都给烧死吗？

    只要见到那种给别人张贴高度贬义的标签的家伙，我们直接把那种标签反贴到他脸上，肯定没错。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活。

    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深深毒害了我们。我觉得这种毒害是致命的，让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进入了一种状态：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件复杂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解决一切复杂的事情，就可怜到这种程度。也许我们与别人落后就落后在这里了：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事情。偏有很多人还很享受这个，因为它是最省事的，痛痛快快敞开骂就可以了。不去想一下背后的原因和结果，不去做一下基本的推论。这是我们的思维很无能的一种表现。

    去年读库做了一次编辑魔鬼训练营。其间我们除了探讨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种说法，什么叫编辑？编辑不仅仅是处理一些是非、对错很容易判断的问题，一个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对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能力。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对一个复杂的事情，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的解读能力、解决能力？

    原来有人问，你最讨厌什么人？我回答：我最讨厌讨厌别人的人。听起来很像绕口令，但确实如此。讨厌当然是一种权力，但太容易沦为浅薄轻佻粗暴。如今，我会说，我最怕那种正义感爆棚的人，对他们眼中的所谓“罪恶”的残忍，以及他们得势后对失败者的轻侮和玩味。

    这算是标签之道的最后一条吧：复杂些，再复杂些。复杂到最大的纸也容不下我们想要写的字，就自然抛弃掉动辄给人贴标签这种恶习了。回过头来再说那个饭馆门口怒斥老公的女性，我们可以很解气地暗骂一声“泼妇”，但再仔细想一下，也许是这位大姐有什么抑郁症或更年期的疾病，才导致她如此发作，她的家人又如此忍受呢？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再遭遇一次“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可能的，我相信，她绝对能够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老公和家庭，比我们都要勇敢，就像她自我感动的那样。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我十年前写的一本小书，我给大家念其中一段。因为做文字工作，我总喜欢对文字字斟句酌，琢磨其中的各种细节。有一天我和朋友探讨，对方就说，像《战争风云》这样的小说才好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套当年的畅销书，赫尔曼·沃克的二战史诗，分成《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两部，规模庞大，朋友却说这样的小说好写，因为冲突激烈，故事性和传奇性强。我大为点头，“没错，真正难写的，是平凡生活下暗潮涌动的潜流，寻常表情背后，彷徨无计的挣扎和刻骨铭心的忧伤。”我提到了《战争风云》中最具张力的一句话：“罗达熄了灯，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一样睡熟了。”

    念这一段话，为这次杭州之行结束。大家经常感慨，如今许多人连条一百四十个字的微博都看不懂，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基本不看一百四十个字以上的书了。

    我们读书为了什么？也许就是为了对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去寻找背后的复杂。有时候，读书能让我们看到那个被遮蔽的自己，被隐藏的真相。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