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沟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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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沟通·障碍

? 苏锑平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为铅字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我上大三的时候，当然现在文字变为铅字非常容易，尽管才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技术的发展，现在任何人都能把文字变为铅字。可见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科技的进步是何等迅速！但在当年那个时代文字变为铅字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尽管我的文字仅仅只是出现在学院的院报上。技术的进步早已使这种困难让新生代恍如隔世，但是我的想法却依然合宜甚至更加坚定且多有旁证。   

那篇文章是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文章的缘起是学校或者国家强制培训普通话，我选修了一门普通话的课，由于不同意且不愿意学习普通话而一时写下了这篇愤懑之作。其实观点很简单，就是以萨皮尔－沃尔夫假设为基础，提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当普通话推广、方言靠边站时，地域文化必将被同化，从而导致今日世界的扁平化。这篇几百字的小文章当时得到了院报主编的认可，却招徕普通话课的任课教师极大的愤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是没有想到她会看到这篇文章，二是没想到她会那么愤怒。进教室后，那位老师极其不高兴的对我甩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你去把戚雨村的《语言学引论》找来好好看看。”这让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那篇文章。这本出版于1985年1月份的书，对于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来说，其中的某些观点确实有些过时了，起码就推广普通话这一条而言就是如此。  

   大一统的普通话自然是便于交流。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语言的统一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推行普通话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针，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推广普通话甚至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1956年国务院还专门颁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了普通话的含义和推广的主要目的，即“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成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其主要保障措施有三项，即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据2004年12月“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所公布的结果看，全国有百分之五十三点零六的人能够用普通话与人交流。

    八年过去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讯技术的极速提高与电视的全面覆盖，今天能用普通话交流的比例肯定大大高于2004年所公布的结果，应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97年国家语委制定了面向新世纪的“推普”工作奋斗目标：2010年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205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现在看来，第一个目标基本实现，以现在的速度第二个目标也很可能实现，届时将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从而也就基本上实现了语言的统一。   

  时至今日，从上面的数据看来，“推普”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其隐藏的弊端和可能的后果却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看看今天城市的小孩，即使农民工子女，又有多少能说地道的方言呢，至少也是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甚至农村也未能免俗。有年春节回家，我到一个高中同学家去，他在上小学的小侄女竟然操着一口普通话，我听得别扭至极。方言其实是一种符号，是身份认同的标志，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方言对于保存地域文化至关重要，与全球化相对的多元化思潮恰恰提倡的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普通话的推广却被全球化思潮所裹挟，而置多元化于不顾。大一统向来是中国人的梦想，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都被视为至伟功勋。

    看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之后，这种感受更深。他作为一个湖南人跑到海南定居，用他的话来说是海南话难懂更难学，因此只好用普通话交流。他去买鱼，用普通话问摊主是什么，摊主答“鱼”，再问，“海鱼”，复问，摊主略带不耐烦地说“大鱼”。这让韩少功差点嘲笑当地渔民词汇之贫乏。但后来才知道，当地渔民用当地话能对那几百种鱼如数家珍，细至鱼的各个部位和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能细致、准确的描述与表达出来，甚至让鱼类学家望尘莫及，但一旦进入普通话，却简化成了“海鱼”、“大鱼”。其实对于韩少功来说，他们并非韩少功所见到的他们，在叽里咕噜的方言背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韩少功“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因为即使是收集汉字较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这里作为沟通桥梁的普通话反而成为交流的最大障碍。  

   今天普通话词汇的贫乏是人所共知的，对于会说方言的人来说，很多不能用普通话表达的东西、意思往往要借助方言来表达。比如简单如酿酒的催化剂或发酵用的那个东西，知道用普通话表达的人估计不多，但很多人可以用方言极其利索的表达出来。方言不仅是日常普通话的源泉，同样也是文学创作语言的源泉，细数现当代作家，有多少鲜活的语言都是来自民间啊！假如没有中国这么发达的方言，中国文学作品不知要逊色多少，善用方言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高晓声、莫言、阎连科、韩少功、方方、池莉等等，喜用方言的小说类型则有寻根小说、京味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方言是语言产生的沃土，当这片土地贫瘠之后，语词的干枯也就指日可待了。尽管现在网络发达，网络新词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新词流行一是没多少文化底蕴，另外很多也都来自方言，如神马、稀饭等，而且这些词汇一般持续的热度不长，最多几年就消失在茫茫词海中。因此方言的消失也会带来网络新词源泉的枯竭。   

普通话或标准语的推行其实是一种强势方言对其他的方言的入侵，这种强势方言具有霸权的地位，人们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学习和使用。就如韩少功所言：“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须。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这是一个“自动化”的、不知不觉参与普通话化合谋的过程。   

  1066年，诺曼底人入侵不列颠，给英国人带去了法语。此后的两百多年里，法语成为英国贵族的语言。贵族的子女从襁褓时期就开始学习法语，用法语讲话。在上层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不懂法语，人们就瞧不起他。这里语言是身份的标志，是地位的象征。普通话似乎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这样，普通话学习就会转化为人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努力学习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去除方音，忘却方言。这样的后果就是今日年轻的马桥人可能不知道当地方言中的“火焰”为何物了，因为“火焰”在马桥方言中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说读了书的“火焰”高，说得了病的“火焰”低，而现代普通话中却明显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概念来对译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词所指的一种非常抽象的状态。我不完全反对推广普通话，但一种地方文化，不同于普通话化的文化，它毕竟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根基。因此尽管方言是地域性的，但对我们认识古人，了解古代文化，理解民族文化之根，继承民族优秀文化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科技大潮的冲击之下，推广普通话反而变得不是那么急迫了，保存方言才是当务之急，否则这么下去中国语言的活标本都将毁灭，而地域文化特色也将消失殆尽。人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操着同样标准的语言，带来的必然是生活的同质化，那么旅游产业、文化复兴也就是一句空话，而这恰恰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