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教师之友网

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 张春田 张耀宗

怀旧不应该属于年轻人。事业未成，何事可怀？事业已立，何须再怀？但是，对于年轻的学人来说，“怀旧”是一项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它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学术的怀旧不是美化历史的细节，它是一次次历史细节的复活，更是一次次对历史重新的阐述。

    近几年来，由于媒体与出版界的推波助澜，“晚清、民国热”、“八十年代热”在大众日常阅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无意去投合这些“热点”，但是这些时段及问题本身也是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所关心的，这些“热点”的影响也促发我们新的思考。2010年我和好友季剑青君合作编了一本《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限于篇幅，自然有不少遗珠之憾，于是希望再编个类似的续集，便有了《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这本小书。明眼人一翻目录便会发现，虽然说是放眼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比如收入像邓广铭先生回忆老师胡适以及傅斯年的文章；但是我们选取的文章的作者大多是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就是说他们无论是身居大陆还是成长于港台，基本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崭露头角，相继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陈春声先生在《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一文中对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有过深入的思考。作为那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陈先生将这个学术群体的位置历史化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苏力和陈春生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版），里面有详细而丰富的讨论。我们所选的这些文章不仅有对师辈的敬意，对学术传承的敬畏，对学术方法的阐发，也有字里行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单一的对师长的敬意，其实还包含了两代人之间的学术对话，学术道路的碰撞、汇流，而这些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构建语境，将这些温情的怀念、平躺在纸上的宋体字还原成一个个立体的历史场景，一个个生动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可能不可再得的历史契机的分量，才能够划破矫情的历史诗意，看到一种历史性的师生关系的生成，感受到那些回忆的发自于内心的力量，从而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强”与“突破”的道路。  

   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在最近一次的访谈里面提到的当下人文研究的两个趋势，值得认真对待。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消失，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全球现象的人文心灵的退缩。他说：“整个世界的人文心灵都在退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问题。因为过度竞争，思想、精神层面都会世俗化，往下降低。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很简单，因为你要竞争，你就要有看得见的标准，就要把看得见的东西都统计化、数字化。过去那些属于人文的、精神特质的、地方特质的、传统性的、没法量化的东西，在竞争时就算不进去，就会居于劣势。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计算的东西，使自己在竞争中高一点。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这本来是以美国为主的，但是现在，这种趋势已经传向全世界。所以，属于精神特质的、带有人的主体独特性的、带有人文学科早期特质的那种东西，现在的处境都很难了。”王汎森先生所提及的学术的“统计化”以及“量化”，一方面有可能形成良性的竞争，另一方面，当在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学术资源的分配时，很有可能导致学术的“山头化”，学术共同体沦为利益关联体。  

   说今天是一个“大师远去”、学术“碎片化”的时代，大概算不上大放阙词。这并非是简单指责当代学术的混局乱相，而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在不断地争论、磨合。这其中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争论，也有跨学科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对于“跨界”作品的评价其实很不一致，其中的是非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可以说清楚，我们倒是可以偶尔适当抽身其外想一想，为什么“跨界”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里面大概不单单是学术自我生产的需要，更是时代某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前的“权威时代”，有人可以一言九鼎，争议随之慢慢化解。现在是大家的学术水平可以打个平手，在内心里未必谁就服气谁，最后要么是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一团和气，要么就是争锋相对。既然有立场之争，也就难免掺杂着意气之争。本来争论是好事，不必要故作“公允”或者“费厄泼赖”来取消问题意识，可争论一旦被牵扯进所谓的“心机”、“态度”之类的话题里，反而失去了之前的问题意识，这也恰恰是发达的媒体时代给学术论争带来的挑战。媒体在学术论争之中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学术论争一旦成为公共话题，对学术究竟更有助益还是更多败坏，值得认真思量。当下学术“碎片化”时代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学术论争往往无法沿着既有的问题框架进行，而是言在此意在彼。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好处就是让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更为紧密，逼迫一些人文学术的研究回到“源头”，回到社会生活，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的提问，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跨学科”研究的繁盛。而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既然问题的争论无法深入，那么只能在一些“态度”、“心机”等话题上打转，最后造成学术论争完全受制于外力，而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规范和自我约束，直接后果未必是学术风气的大坏，而是学者的自我分裂和学术“繁盛”背后的平庸化。

    学术与世风之间的互为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里面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是它像是一个主题，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面，可以激发起这个时代人的具体的而又丰盈充沛、生动活泼的历史的现场感，将自己的语境重新注入到这个主题当中去。钱穆在一次题为《学术与风气》的演讲里，结合他自己时代的学术风气感叹道：“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诸人，岂不是我们这一时代之大师！但实由前一时代所培植。我们这一时代，若无此数人，将会更感黯淡，更无光彩。”批评钱穆的话可能不是难事，但是钱穆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缘由，则未必不值得认真倾听：“学术传统，究与政治传统有不同。学问事业，究与社会事业有不同。……又该懂得分工合作。在学术圈子外，尽有活动、有事业，不能由学术界一手包办。在学术圈子内，也可各有研寻，各有成就，不能由一个人作惟一的领导，也不能由一个派系作惟一的霸占”，“由于政治社会不断变动，把学术风气冲散了。但也因学术界变动，而增添了不少社会政治上之变动。”世风极大地影响了学术，学术反过来又可影响世风。对于每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来说，所能做的只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守住了“知耻”的道德伦理底线，学术的生态则有慢慢恢复、慢慢成长以至于繁茂的希望。钱穆在这里对民国时代学术界的批评，其实有一番“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的自强不息之意。

    面对学术的碎片化与人文心灵的萎缩，“却顾所来径”就有了继往开新的意思。不同的人对同一时代的描述不一样，因为个人的兴趣、性情、成长经历等等都不一样。这些内在于我们生命的个人史，使得我们的历史叙述有了一个隐含的起点，由此我们才能连接起对过去、现在以及关于未来的想象。薪火传承本是动人的风景，希望也能构成继续前行的资源。如果这本小书能够给无论是在暗夜中前行，还是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读者诸君一些启迪，那么首先应该感谢贡献了这些好文章的作者们。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张春田、张耀宗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