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版业现象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5 02:04:44

香港出版业现象

本站原创商报

(2005-6-10)

书店生存的内因外果

■赵　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

今年以来，香港书店生生死死，变化不少。
本来，市场就是一汪流动的水。流水不腐。有新陈代谢，有淘汰，才有发展。不能说书店就只能开而不能关。然而，二楼书店“洪叶书店”的全线结业，旺角乐文书店险些关门，还是让见过大风浪的香港传媒感到唏嘘，不惜笔墨一洒同情。
香港的“二楼书店”相当于欧美的“独立书店”（当然面积小得多），可能在内地就要用“文人书店”、“品味书店”来模拟。独立书店是相对于“连锁书店”而言，共同点是创办人有志有心，书店本身也比连锁书店多一点个性。不过，连锁书店以产业化的方式扩充，文化品味不能说低，商业模式则极具进攻性。于是，整个九十年代，成了连锁书店的大发展期。以美国而言，独立书店且战且退，到了这几年，独立书店的产业份额才稳定下来。回眸一看，一些著名的独立书店已经在过去十年中消失。
我手中有一本《纽约５０家最佳书店——爱书者的指南》（２０００年版）。其中有两家是在我从公司宿舍到办公室的必经路上（西百老汇路）——Ｒｉｚｚｏｌｉ和ＳｏＨｏＢｏｏｋｓ。前者是一家美仑美奂的艺术书店，后者是毫无装修但有三本只售五美元特价书的小书店。每次放工步行回家，在那里先后流连一番便疲惫尽消，给我留下难言的美好回忆。不过这两家书店都在２００２年结业。面对着贴着“招租”的Ｒｉｚｚｏｌｉ旧址和已经变成服装店的ＳｏＨｏ旧址，我不无失落地拍下了几张照片。
独立书店一向得到传媒的宠爱。连锁书店经营不下去的分店其实每年都不少，但很少有传媒会报道（如果不是幸灾乐祸的话）。纽约曼哈顿５大道１８街的巴诺书店是巴诺的始祖店，其实在街对面九十年代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巴诺卖场，不过现在已经变成“香蕉共和国（Ｂａｎａｎ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连锁服装店。这个大变化似乎就没有引起过轰动。租金是所有书店的头号杀手，大书店并不能幸免。
一个书店能否生存，也由内外两方面原因决定。
从外因来说，书店周围的文化、商业环境至关重要。就商业环境而言，是要在人流与租金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人流多租金太贵不行，租金便宜人流太少也难生存。香港旺角今年以来连二楼物业都大加租金，书店喊吃不消是意料中事。比较隐蔽的是文化环境的影响。上述纽约Ｒｉｚｚｏｌｉ与ＳｏＨｏ所处的地区，１９６０年代紧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大本营（格林尼治村），１９８０年代是画廊区，而今天已经是时装街。这两家书店经营不下去，文化环境大变是一个重要原因。
就内因而言，书店的内涵始终是读者的选择。在总体上独立书店受到连锁超级书店的挤压时，我确确实实看到也有例外。可以举出美国西海岸的三个地方为例。在西雅图，最著名的书店仍然是爱略特湾书店；旧金山特别是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仍然是独立书店的天下；俄勒冈州首府波特兰的鲍威尔更是在扩充分店之余，还办起了连亚玛逊也莫奈之何的网上书店。这些书店的共同特点是完全没有装修甚至破旧，但身居其中，并无寒伧之感，倒是感觉到知识不可穷尽的威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这些书店中的哪一家结束营业，倒是看到今天巴诺与鲍德斯完全不能在这几个地区与这些独立书店竞争。
回到香港，就在洪叶书店全线结业与乐文书店搬家的同时，同一条街还有书店创生。光是在西洋菜街旺角城市中心的八楼到十一楼，就有六家书店存在，其中至少有三家是新开的。不过，除一家卖英文计算机书以外，其他的都是以卖内地书为主或只卖内地书，而洪叶与乐文则是台湾版图书的专卖店。这未必是巧合。毫无疑问，近一年来，香港市场对于内地图书题材、设计与印制质量的跳跃式提升，读者与业者两个方面都做出了迅速的响应。这不仅是香港远非文化沙漠的例证，也立即带出了内地版与台湾版在香港市场上比例的变动。我们观察最近香港书店的结业与创生，不应该忽视台湾图书与内地图书在香港市场上消长的因素。

赵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理学士，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１９９２年１月至今：历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总裁。现任董事长。１９８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曾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１９７４年２月至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

以“开放求变”应“瞬息万变”

■李家驹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副总编辑　

井狩春男在《这书要卖１００万本——畅销书经验法则１００招》中反复说明了一个观点：畅销书不是单靠内容，更重要的是出版和市场规划。书籍出版愈趋市场化和商品化，在既重内容又重包装的时代，井狩的提醒实在值得出版人予以重视。
以香港为例，本土市场虽细小，却容纳了不同背景和资本来源的出版社，包括传统华资、中资和外资，百花齐放。从近年教育出版所见的一些情况，出版社为争夺市场和读者，重视出版物质量以外，愈来愈重视出版和市场营销的策略部署。加上一些外资出版社吸纳了其他行业的营销专才，以新思维突破了一些固有的做法，为行业带来新的冲击。据个人观察到近年的一些趋向，在此提出供出版业同人参考和反思。
首先，是重视数据分析和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和制订出版、营销策略，需要有准确的数据分析。话虽如此，却不一定所有出版社均能有效、持之以恒地掌握到有用的数据。愈是有经验的出版人，往往倾向相信自己的眼光与直觉，而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市场调研上。其实，眼界和调研并无矛盾，反而是互补。出版是一盘生意，处处涉及准确的估算，因而需要准确的数据支持，例如读者对象、读者数目、阅读习惯、书价的承受能力等。有用的数据和调研，会让出版人有更充足的信心。以香港近年的教育出版为例，愈来愈多出版社在正式出版之前，会将样稿制作并印好，分发予指定的读者对象，听取意见然后修改，令出版物更贴近读者的需要。重视数据和调查，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是一种经营观念。当然能否善用和懂得数据，就要靠眼光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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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5 02:06:10

湾同业对此发展不无忧虑，担心简体字版图书入侵台湾图书市场，担心简体字版图书定价偏低，市场会被内地的简体字版图书吞噬。
台湾和香港一样，都有繁体字的教育背景，阅读繁体字的习惯不易改变。一般以文字为主要沟通媒介的图书，在香港书店虽然繁、简本并列，简体字版定价是繁体字版的三分之一，但销售量远比不上繁体字版。内地简体字版图书在香港书店销售５０多年，还是占市场一个细小的分额。可见对简体字版图书的参与竞争，因而摊薄市场分额的忧虑，并无必要。

整合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内地图书出版市场逐渐开放，２００５年开始，内地图书批发及零售业对外开放，这个转变对香港及台湾图书出版业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港、台的出版同业近年都密切注视着内地市场，大量港、台版图书已见在内地出简体字版，其中不乏卖个火红的例子。另外，也不乏原内地版图书在港、台出繁体字版。
两岸三地图书出版跨海峡市场操作正方兴未艾，已成未来华文出版趋势。对三地出版人来说，考虑的市场已不单止限于本地，整个大中华圈，包括连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北美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必然成为出版规划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永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硕士，并修读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加州三藩市州立大学商业管理课程。从事翻译、写作及出版工作２５年，历任出版社编辑、策划、宣传推广及出版管理等工作。现任职香港商务印书馆零售总监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5 02:05:42

，有关香港出版社贩卖书号的传闻不绝于耳，据说一个书号叫价是港币８００元。我们听了只是一笑置之，哪会有市场呢？岂料真的有内地网站在网上发布消息：可以低价提供香港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和国际统一书号ＩＳＢＮ　，并煞有介事地刊出“香港政府批文”。由于该网站中文名称与我们差不多，同行们都来查问究竟，害得我们要频频解释：此“门”不同彼“门”，香港三联书店主办的“出版之门”网站纯属为出版行业服务的信息网站，到目前为止不做任何商务行为。
这个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内地的朋友不了解香港的出版规例，然后被了解内地出版规例的人钻了空子。

（一）国际统一书号不是“准生证”
在内地，有书号才可以出版图书，因此书号被视为书籍的“准生证”。香港则完全不一样，没有书号也可以出版图书，而且只要能够证明该书是在香港出版的话，同样受到版权的保护。有些图书印刷时没有书号，事后才补上条形码也是可以的。至于香港书籍出版后的注册条例，是另一个层面的法律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二）国际统一书号是具实效的“身份证”
国际统一书号由十个数码组成长短不一的四个部分组成：国别语种识别代号、出版社识别代号、书名版别代号、稽核数码。出版社、书商和图书馆管理员利用国际统一书号，可以快捷有效地识别出某本书、所属国、所属出版社及某版本等资料，例如书号起首是“９６２”代表香港出版物，“７”代表内地出版物，可以说国际统一书号是一张资料详尽的“身份证”。加上香港出版的下游作业基本上已计算机化，没有国际统一书号的出版物难以处理，往往被淘汰出卖场。正当的香港出版人为了使其出版物顺利进入流通渠道，都会乖乖地申请国际统一书号。

（三）国际统一书号没有专利
在香港，国际统一书号是公开接受申请的。只要是正式注册的香港出版社、香港企业，都可以向书籍注册处提出申请，由该处编配国际统一书号中的第二组数码——出版社识别代号。香港公民个人也可以向书籍注册处申请书号，通常编配到一至两个。费用全免。
出版社用完了书号后，可再向书籍注册处申请另一个出版社识别代号。
从上述三点可看到，由香港发出的国际统一书号根本不可能卖钱；香港的正规出版社也不会奢望靠出卖书号为生。真正在贩卖香港书号的，是那些钻空子的人。他们花点钱注册成立一间空壳出版社，甚至可能在香港已设有什么贸易公司，然后便申请国际统一书号。兜售的对象多为急于著书以评定职称的人，承担课题要出书的人，或以境外出版为荣的人。但是使用了香港发出的国际统一书号，就定性为香港出版物了。目前香港出版物仍需透过国营的图书进出口公司，办理正规的进口手续，才可在书店公开发售。否则，会被视为非法出版物。这点，买书号者需三思而行！
有内地业者担心，想买书号出书的人都买香港书号的话，每年有上百万元资金注入香港，香港书号将会严重冲击内地出版业。我想，只要内地朋友清楚了解两地出版管理的差异，这种担心便会烟消云散的了。

谢力清香港三联书店所属《出版之门》专业网站主管。离开校门便进入联合出版集团的大门，所有的业务知识、技能以至人生道理都是在出版这个行业中学习得来的。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海洋文艺》出版社编辑，三联、中华、商务香港总管理处秘书，联合出版集团公关部高级经理。１９９８年起任香港出版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香港是开放市场的受益者

■关永圻香港商务印书馆零售总监　

香港华文图书市场
近５０多年来，无论在东、西方的图书交流，以及海峡两岸出版图书的交流上，香港都一直扮演汇聚桥梁的角色。香港有广泛使用英语的环境，有重要的英语阅读人口，较能承接英语的文化传统，所以英语图书到今天还是在市场上举足轻重。这个英语传统也间接导致香港出版界习惯向英语出版世界学习，通过翻译、介绍和模仿，引进英语世界的出版观念。这个向外取经的做法，在上一世纪，曾重要地影响香港及台湾的图书出版。
香港也曾经是海峡两岸出版图书的交汇之地。香港传统是一个开放城市，对书籍刊物出版和进口少加管制，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出版的图书，都运到香港发售。５０年代香港的出版力量薄弱，居民习惯阅读繁体字，台湾的出版刊物在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占据了香港绝大部分图书市场。因市民未习惯，内地出版的简体字图书只能担当辅助性读物的角色。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随着香港通俗文化产品向外开拓市场成功，香港才见稍具规模、有计划有方向的本地华文综杂图书出版，发展地区性的出版特色及阅读口味。

竞争
作为一个开放型市场，香港对图书出版和进口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查和管制，无论何种题材、何地来源的图书，都可以自由进口，凭市场力量决胜负。开放市场也帮助香港读者发展世界性的视野，吸收各方所长。
香港的图书零售市场也采取全开放政策，无论来自何地的资本，只要看准市场空隙，都可以进军香港经营。除了在香港长期运作的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门市外，香港其他较大的书店连锁，都不乏外地资本参与：大众书局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资本，ＰａｇｅＯｎｅ是新加坡资本，Ｄｙｍｏｃｋｓ是澳洲图书连锁。这些外资连锁书店的存在，都显示了香港作为一个开放市场的百花齐放、公平竞争特色。
２００４年底在香港新开业的城邦书店与台湾合资，新华书城则含广东新华集团资本。两家新书店开业，为香港的图书零售添了两员生力军，让香港读者有更多书源选择，也有利于香港业界学习外来同业的先进经验。香港一直是开放市场的受益者。
近十年来，不少台湾同业与内地加强交流合作，交换版权，共同规划出版。加强交流合作，当然有台湾同业因此得益，市场扩大了，书源增加了，前期制作成本亦可摊分。但我也听到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5 02:05:14

; 其次，从“卖书”到“卖服务”。读者与出版社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向来是出版人重视的课题。不过，过去似乎较多从出版社的角度思考，较少从读者的需要出发。在读者群缩小，愈来愈少人看书的时代，出版人更要学习其他行业，更要重视读者、重视品牌以及与读者维持长远而紧密的关系。香港的教育出版社近年提倡的，是为读者提供“服务”，多于只是“一本书”的销售。出版社于读者购买书籍前后，尝试为他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 例如：工作坊、讲座等　和信息，营造品牌效应，从中影响读者的判断和习惯，建立彼此的长远关系；概念与软件或计算机营销相近。加强售前和售后服务，无疑会令成本上升，唯“纯单本”核算已非惟一的计算方程式，以“项目”ｐｒｏｊｅｃｔ　和“较长时间”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争取回报，亦不一定会亏本。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桥”，不再只是一本书，而是出版社的形象、品牌和服务。
最后，是出版“大包围”的策略。学习革命强调“以学生为本”，教育出版社亦逐步掌握学习的过程，策划不同的出版物，为读者提供全面的服务。课本、教材和阅读书籍是不同类的出版物，教育出版社一向只会考虑前两者。情况在近年似乎有所变化。一些外资出版社在策划某种课本时，不单出版配套教材，更备有多元化的课外读物。这些课外读物均紧贴课程和课本的学习内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需要阅读时即可选用。这种具“出版大包围”的策略极为高明，堵塞了上游，令其他同行较难沾手。此证明了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高明的出版战略，往往能占先机。
以上是个人近年在教育出版市场的一些观察，当中的通则在其他类型出版上亦觉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能否得乎其法，在乎心。井狩春男１００招中的第１招是“认清自己的盲点”。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抱有开放与求变的态度极为重要，愿共勉之。

李家驹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副总编辑 商务印书馆 “香港”有限公司全资附属机构　，专注于教育出版。同时兼任香港教育出版商会理事、香港版权授权协会理事、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顾问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近着有：《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２００５年，２月　，主要的研究兴趣是中国近现代书籍史、出版史和新文化史。

有了计算机，图书出得更快更好？

邝子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

每一种新科技的来临，总为人们带来无限的憧憬。就以设计、编辑及排版的计算机应用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微电脑已逐渐普及，激光打印机及排版软件陆续面世，出版界纷纷预测编辑人员可以用全新的程序取代数百年来的工作方式：坐在计算机前面，一边编订内容，一边排版，内容编订完成之日，也就是全书交付印刷之时。的确，包括笔者在内的出版从业员，当日都抱有极大的希望。
二十年光景过去了，计算机再不是什么新的玩意，然而出版生产的流程发生变化了吗？效率提升了吗？版式美观得体？读者更易看易读？
笔者的初步观察是四个字：好坏参半。
从以图片为主或图片丰富的出版物来看，计算机无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以前需要经年累月手绘图表，现在美术人员透过最热门的软件如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Ｆｒｅｅｈ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等等，可以轻而易举地绘制而成，效果大都可接受。更大的方便，就是日后不断修饰修正，以配合内容改变的需要，不必从头再来。
优良的工具，配合资深的美术人员，固然是如虎添翼，令每种媒体的优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新进的从业员，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执行工作，投入生产。近年来，图书的生产量大幅提升，计算机真的是功不可没。
但事情要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所谓 “针没两头利”，以往美术员花费大量时间，通过构图、素描、光线和色彩运用等课题扎稳根基，再从工作中累积经验，拾级而上，才成为合格的美术员。我喜欢阅读，更喜欢收藏优良的书籍，从精致的书页中隐约看到作者、编辑和美术人员的心血，一份特别的感受油然而生，这也是我投身出版界的原因。
然而现今的美术人员，往往花在学习计算机软件的时间远超花在练习基本功的时间。许多图书的设计，给人千篇一律、熟口熟面、人有我有的感觉。综观市面的图书，均可找出英国ＤｏｒｌｉｎｇＫｉｎｄｅｒｓｌｅｙ的影子。一味走前人的路，缺乏创意，这是美中不足的。更有甚者，完全不考虑读者的需要，在有限的版面里作过度的设计，久而久之，自然遭到读者的唾弃。其实，书如人一样，打扮得体大方，比全身由头到脚都挂满饰物，来得更自然、更受欢迎。
再看以文字为主的出版物，似乎并未因计算机带来预期的改进。很多时候随手翻阅书籍，便发现排版人员只是简单地按照预设的版式填满文字，那怕大标题放置在一页的最后一行，而内文硬生生地给挤到下一页去，就像强行把母亲和孩子分开似的。更大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字体、行距等的选定毫不讲究，而标题、内文、引文和表格内的字体配合，字与字、行与行的距离的关系，更不用说了。这种“把一切交给计算机程序”的行径，徒添读者的阅读难度。
按道理说，以文字为主的书籍其实应该比图表丰富的更易编排，为什么得出的效果却未如人意？当出版越来越依赖计算机之际，我们似乎要反省一下：要不要回归到人的本位上来？

邝子器服务香港出版界约２５年，曾任职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并为香港出版总会理事，香港出版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香港职业训练局印刷及出版训练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印刷及出版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委员。

香港没有书号可卖

谢力清香港三联书店所属
《出版之门》专业网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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