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都的一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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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的一篇采访

记者：你从小在成都长大，成都这个城市在你看来是怎样的？
翟永明：成都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我7岁从贵阳返回成都时，象是一个外来者。所以最初的印象让我难忘。当时天府广场上还有一座小皇城，据说是比照紫金城修的。小时候我常常在那些红墙围合的甬道之间来回跑。记得我们家住在一个公馆，是一幢结合西式和四川民居的深宅大院。是过去军阀的大公馆里（后来实际上已成为大杂院，）。我的同学有许多都住在门板房里。现在的人已不知何为“门板房”，也就是说：那些门实为一块块的门板，白天拆卸下来，晚上再一块块装回去，不用说，天天如此，麻烦不已。这样的房子原本很多，但很快就没有了。一旦砖瓦和混凝土进入城市，成都居民算是松了口气。随着水泥和玻璃进入成都，小皇城和我住过的大杂院都第一批拆掉，等到“城市改造”大面积铺开，凡是有些许历史痕迹的东西全都消失了。成都一年一年变化太大了。现在我上街，根本找不到地方；不仅找不地方，也找不到街道；不仅找不到街道，甚至连街道的名字也找不到了。成都旧街道的名字充满历史韵味，不知道为什么要换。

记者：成都是否正在丢失自身的特点？
翟永明：就像老街道名字随着老成都消失一样，可能年轻一代对于老成都的特点已不怎么知道了。不过这和中国建筑的土木结构的特点有关，它不像欧洲的建筑那么容易保存。部份消失是正常的，如何重建才是最大的问题。如何重建才能唤起我们记忆中的过去和恢复成都的特点？这是有关部门最该考虑的事。象琴台路那种伪古典修复，实在是很可怕。

记：成都老街不仅仅是作为死的建筑而存在，其中还有丰富而特殊的生态环境。这对外地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在拆迁之后，这种吸引力是否会跟着原来的居民一起消失？
翟永明：这是肯定的。我曾经跟一位德国朋友描述过成都，他非常想来。但他在来了以后非常失望，觉得成都与别的中国城市没什么两样，也说是说：一样难看，只剩下宽巷子窄巷子稍微有点感觉，那也是因为还有一部份原住民生活在里面。那是规划不出来、完全是自然生长的一种生活。
记：成都的城市建设似乎在极力模仿北京，然而在古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保存上却是比较失败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翟永明：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是浮躁而急进的，不断地拆除、扩建。这其中，经济杠杆所起的作用比什么都大。若干年后，回过头来反思，再看看城市规划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吧！国外把城市作为历史记忆，作为一种资源来保护，而我们却自己把资源抛弃，既便从商业角度考虑，也是一种低能的方式。中国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是一种短视的思维。

记：您认为城市规划是否应该有文化部或者文化界人士的介入和参与？您自己对成都的发展有什么意见呢？
翟永明：如果专家的意见都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听老百姓的话。在这方面，从来就是权力在起作用。城市建设跟意识形态的关系太大了。我的意见，实在不可能起任何作用。

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古建筑保护非常成功，成都是不是应该向它们借鉴经验？
翟永明：如果有关部门有心，那保护的方式太多了，而且也很简单。实际上却是没有人关心，拆了就了事，何况还有巨大的利益在里面。龙应台有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你要以某种借口进行欺骗，只能欺骗外行。所谓资金问题，居民住宿改善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说威尼斯水城，长年泡在水中，大多数一楼都没法住人了。保护起来的困难绝对是很大的，但意大利政府就愿意在这上面投入很多资金，花费很多精力。正因为如此，威尼斯才扬名世界，给意大利带来足够的旅游资源。如果是我们，让它淹了拆了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