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自当学莫言，不可言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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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自当学莫言，不可言罢学作者:吴澧  2012-10-20



代表作品
《蛙》


《檀香刑》


《四十一炮》


《食草家族》


《疲劳生死》



《拇指铐》


《红树林》


《红高粱家族》


《丰乳肥臀》


《白狗秋千架》






　　喜讯传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老农多年之前就说过：莫言是最可能荣获此奖的中国作家。海内海外，也算给莫言当过几天吹鼓手。听到消息，自然很高兴。
　　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浮躁时代，任何好事，都能被急功近利之徒搞成钻营之道。比如，会不会有中学生，受父母纵容，不好好念书，上课就是自己在下面笔笔划划，却想靠着一篇作文，以偏才怪才的名义，混入清华大学?(北大已在去年说明，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莫言的正式学历，不是只有小学五年级吗?他能写出诺贝尔文学奖，这中学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老农相信，莫言自己是很愿意当年多上几年课的。他是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被迫辍学。我们往往以为，文学靠的是天才。但低学历文学天才写出的手稿，如何编印成书，过程并不简单。
　　民间语言天才，所在多有。咱老家大山里，虽然偏僻，却每个村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夏日晚间纳凉，讲起传闻的案子，说得有声有色，令人不忍罢听。但他的开头，很可能是“今天公安局抓了个逃犯，一查，杀过三个人!”——上来就揭出案底，而不会象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到最后才抖露凶手是谁。那种特定的结构，来自历代侦探小说作者在长期写作实践中的探索。写作是很讲究形式的。自生的语言天才讲话巨生动，但通常不可能无师自通地掌握佳文章必有之巧结构。这时就需要受过文学训练的编辑帮忙。好的编辑，有能力指导翅膀尚嫩的新作者穿越结构的迷宫。有些文学名著，干脆就是作者死后，编辑根据零乱手稿剪辑出来的，比如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
　　今天那些学历较低的一线作家，当年都有看中他们潜在才华的科班出身的编辑们为之多次改稿。这从作品可以看出来。早期作品干净利落；后期就显得杂塌——出名了，编辑不改了。这也可以从英译本看出来。早期作品，英译本改动很少；后期作品却大段删节——美国编辑说：我们不能让读者以为我们推介的中国作家不会写小说。
　　译本这方面，值得细论一下。我们常常为某部作品卖出翻译版权而欢欣鼓舞：哈哈，为扭转文化交流逆差作出了贡献!高兴之余，很少有人核查译文细节。为活人讳，举个死人的例子。《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曹雪芹写道：贾宝玉“再去取‘正册’看，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词，道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句“金簪雪里埋”，英国人戴维·霍克思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作整支金质发卡一半埋在雪中，另一半露在雪外；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则让发卡断为两截，一截在雪地上面，一截埋入雪内。
　　英美读者的阅读期望受科学影响较大。按中文直译，他们就难以理解：埋在雪里的东西怎么画出来，贾宝玉怎么看得到?其实曹雪芹那时的画家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画堆雪，雪中间画股钗，加几条辐射线表示金子放光。但对译家来说，与其写一个长长的注解，说明清代中国人的视点不那么“科学”，还不如将译文按英美读者的阅读期望“矫正”一下。
　　这看着像是“中国特色”被“西方偏见”矫正了。其实，中西方的文学品味，在中世纪是很接近的。比如，同在1616年去世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他们的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和朱丽叶》，情节基本平行。都是重男轻女，男主角先出场，而且少男可以自由活动，少女则由父母严加看守。两位女主角的成长转折也是高度类似。杜丽娘有丫环春香陪伴；朱丽叶有乳嬷服侍。但在为了爱情而不惜一死的关键时刻，杜丽娘的自我画像，朱丽叶的服药假死，却都是甩开贴身仆人的自主行动——这一刻，她俩从孩子变为成人。区别是朱丽叶的生死由药物控制；而杜丽娘的生死由鬼神操纵。前者意味着科学的种子，中西文化自此分岔。但在两位戏剧大师去世四百年后，融入全球化大潮的中国人的阅读期望，必然会向科学方向移动。
　　受莫言的成功激励，喜欢读小说，喜欢写作，这是大好事。同时，学好了语文，就能配合编辑，将作品写得更为紧凑集中。如果英语也学好了，就能理解西方人的阅读期望，有利于中文出海——我们不是很想影响世界吗?而要理解西方人的科学成份较多的阅读期望，懂点数理化很有帮助。要是能够恰当平衡中国特色和更广泛的阅读期望，那简直就是下一个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了。
　　最后，建议读莫言的小说从《生死疲劳》开始。虽然有点杂塌，但把红朝建元后咱们农民遭受的历次摧残都过了一遍。莫言曾回答海外杂志：因为很多事不能明讲，只能用魔幻手法。这本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