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作家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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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作家谈写作(
王安忆说：“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王安忆这番话，道出了写作成功的秘诀。

王安忆评价王蒙的作品写得太锐利，他的作品总是有那么多的意见。王安忆又说，写作要钝一点，钝的话你的面就宽了。这话想来想去有几分道理，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锐利之首大概非鲁迅作品莫属，他的作品因此显得深而窄，把许多读者给吓走了，尤其把中小学生给吓坏了，变成“三怕周树人”。直到最后把自己弄得写不出小说来，只好直接扔匕首和投枪。

格非说，写作的最好状态就是灵魂出窍，那是对记忆的一种特殊召唤。写作是一种艰辛的工作，又是一种奇妙的享受。每当我做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我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拥有这种写作体验的人好幸福，因为灵魂出窍让想起生活中的高潮，而经常有高潮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编剧余飞说：“剧本已经写到二十集以上时，即使你完全不知道成色如何，甚至你认为是一坨大粪，那你也要先把这大粪拉完再谈其他。……一旦中止，相当于与剧中几十位老友绝交，很难再恢复。之所以有天才编剧，是他能把大粪始终控制在体内，只拉出好东西。天才出于擒粪。”这一经验，适合包括学术著作在内的所有长篇作品的写作。

余华说：“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我由这段话想到的不仅是文坛而且包括政坛，中国的不少政客，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走到了宽广的大路上，接着却走进了死胡同。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当写到一个人要干什么的时候，不要急于让他去干这件事，而要善于“折腾”，就是旁逸斜出，东拉西扯，每“折腾”一次，作品就拉长一尺，人物就丰满一步，主题就愈加鲜明。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一树成熟的柿子出现在主人公眼前，千万不要写他马上摘取，而要顿生枝节，想方设法推迟他伸手的时间。这的确是写作长篇作品的奥秘。

刘庆邦评价史铁生的写作是一种生命写作，而绝大部分作家的写作是生产写作，生活写作，生存写作。我理解刘庆邦所说的生命写作，是将生命融入写作活动的写作行为，我能想到的中国古今作家有司马迁，屈原，苏轼，曹雪芹，路遥，史铁生，孙世祥等人，有的人甚至把命搭进了写作活动。而生产写作生活写作生存写作都是功利写作，没有境界。

汪曾祺写小说从来不写长篇，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写长篇，他说短篇最好，短篇是把你必要说的话说出来，长篇是把你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汪曾祺毕竟是写作高手，他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我的看法是，长篇小说十有八九都有水分，而且有的水分很多，一挤就变成了中短篇小说。东拉西扯，有意放慢叙述进度，这是写作长篇小说的诀窍之一。

为什么写作？博尔赫斯说：我既不为少数人也不为多数人写作，我只为表达的需要而写；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了我的朋友更爱我。奥威尔说：我写作是因为有谎言需要揭露；余华说：我写作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阎连科说：我写作是为了抵抗担忧和恐惧；无名氏说：我写作是为了证明敌人的围剿失败和自己的突围成功。

格非说：“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这段话使我想起王朔曾经表达过的意思，他说，当一个人走投无路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就去搞写作，当作家。格非和王朔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诗人昌耀说：“在我的诗里我可以摧毁一切，但在生活中，一切都可以摧毁我。”昌耀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又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革命军人的日子总是过得不错，有的还过得挺奢靡淫侈。但诗迷心窍，昌耀偏偏投入缪斯女神的怀抱。从此，贫穷与苦难与诗人如影随形，不离不弃，直到56岁死去。优秀的写作者在现实中往往是很脆弱的，他轻而易举就可以被生活击垮。

张炜说：“好书是安静的人写出来的。有些人成名之前很安静，成名之后就燥热不安了。所以他们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不是出现在功成名就之后，而是诞生于默默无闻之时。”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谁若能够在名噪天下之后仍然做到安之若素，那他就可能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安静，安静，再安静，无论读书人还是写作者都勉力如此。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说的是他的写作目的——为破碎的鸡蛋而写，或曰为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在这里，村上春树夸大了写作的作用。在权力者——高墙面前，一支笔算什么呢？“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却把他赶走了。”这是鲁迅早已给我们揭示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