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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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

作者：燕良轼 姚树桥 谢家树 凌宇

中国人的要面子是天下闻名的,当然这是指传统的中国人。其实不独中国人,外国人也是要面子的。—些西方学者“也曾殚精竭虑地探讨”[1]过面子的概念。所以面子不只是中国人独有的概念,甚至也不只是亚洲集体文化的产物,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概念。因为是文化概念,而文化本身是有差异的,因此对面子的理解自然也存在差异。东西方这两大文化体系对面子内涵的指涉以及面子在人们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也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面子曾经是“中国精神的纲领”[2]我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将面子、命运、恩典看成是统治中国的三大女神,而在这三者之中,面子的势力又最大,可见面子在中国人社会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人的面子。研究面子对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意义早在100 多年前就被一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发现了。他以自己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历写出一本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书籍《中国人的性格》,在此书中他将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20多种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保全面子”[3]。     他说:“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3]史密斯先生对中国人性格的描绘有褒有贬,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最多也不过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3]。因此,对他的观点,我们不能盲从,但是他对中国人面子的上述见解却不失有真知灼见。我们也据此知道,中国人的面子最初是由西方人研究的。直到20世纪40 年代中国旅美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才以中国人的身份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本土面子概念。此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比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Goffman(1955) 则由中国人讲的“面子”激发灵感,转而探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面子现象。美国人类学家Stover (1962) 则以外国人的身份探索美国华侨对面子的本土概念,他的研究所提出的“中国本土面子”概念突出了中西文化中最不同的部分。     近年来港台一些学者也对面子进行了一些跨文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但就目前的情形看,这些研究都比较分散,由于“面子”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造成了研究者所选择的理论参照点差异巨大,因此难以形成比较一致的见解,更确切地说是缺少理论上的整合。笔者想就平日阅读有关资料所获一得之见表述于兹,以就教方家。 一、中国人面子心理的涵义与特征     截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研究者能给面子下一个公理性的或为科学家共同体普遍接受的定义。“脸”与“面子”就其最初的含义来看,脸指“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即人的面孔”。面子指“物体的表面”,二者虽然所指有所不同,但均指有形存在之物,因人的一张脸与物体的表面都是人用感官得到的,既看得见又摸得着。但是当中国人用“脸”或“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心理和行为时,其含义就引申为一种既有形又无形的社会心理存在。中国人的面子可以说既是一种有形的,又是一种无形的脸。对此,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制》一文中有非常形象的论述。他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其中的可洗可刮之脸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可丢、可赏、可争、可留之脸则是观念的、无形的。那么,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面子是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     面子是一个普遍的文化概念,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面子。可以说讲面子,要面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面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面具,戴在身上就是如同人们穿上衣服一样才能显现出文明。动物是不讲什么面子的。当然人类讲面子讲得太过,就成了做戏,不管其实用价值如何,只是一味做给人看,那就成了弊病。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很重视面子问题,但由于东西方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不同就导致了东西方人对面子有不同关注,面子在人们的心理生活中也具有不同价值。不仅如此,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问题也有不同关注和不同的价值。一个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或文化氛围中的个体或群体其心理建构中必然积淀着特定的文化。文化是其心理建构的原材料,也是其心理建构模板。生活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文化的塑造。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就是经过数千年的华夏文化塑造逐步形成的。每一个个体从出生伊始便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在先天图式的基础上吸收社会文化的过程。面子心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但因为个体所处文化背景不同,日后形成的面子观念自然也不同。     2.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     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的。首先,面子必须通过交往对象才能获得。一个人是否有面子,不是由他自己的个体活动决定的,而是由交往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的。我们每个人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或丢失面子,或别人只能从我们这里获得或失去面子,但我们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或丢失面子。所以面子必须依赖互动和交往活动才能存在。比如说我向别人借钱,别人借给我了(当然必须在我知道别人有钱的情况下) 我觉得有面子,人家不借给我,我觉得丢了面子,反之亦然。总之,面子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一个人可能通过自己的地位、能力、才能、道德以及情感上的密切关系从交往对象那里获得或大或小的面子。交往对象是面子的施予者,只有当有施予的可能,我们才有获得面子的可能;对方施予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我们得到面子的大小。正因为如此,面子的存在就离不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活动是面子生存必不可少的空间。特别在人际交往中所建立的情感关系即所谓“人情”是面子生存的基本支柱。中华民族由于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千百年来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非常重视人情、面子在交往中的作用。人情、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制约人际交往。其次,面子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得以显示,得以测量和检验。一个人究竟有无面子,有多大的面子只有在特定的人际交往中从他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中才能显示出来,也只有通过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形成。众所周知,在一个群体中不同的人由于交往方式和交往程度的不同,其受到成员的尊敬程度以及与成员的密切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决定了一个人有无面子或面子的大小,所以离开了人际交往不仅面子无法存在,无法表现,也无法测量和检验。     3.面子具有情境性和可变性     面子具有明显的情境性和可变性。它要随着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首先,时代不同面子有所不同。在封建时代一个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再嫁,会被整个家族看成是丢面子的事,而现在却不为然了。孔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旧中国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尤其没有男孩子在人前就抬不起头来,觉得是件丢脸的事,可是现在许多夫妇婚后订契约不要孩子已成为常事,所谓“丁克”家庭即是。再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都以跳迪斯科以及经商赚钱为伤风败俗之事,丢面子之事,现在这种观念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时代变化的缘故。其次,个体在不同情境中其面子大小也是不同的。我们以《战国策》中记载的苏秦为例。苏秦是战国时的一个“策士”(用现在话说就是专门讲谋略学的人) ,第一次游说到秦国,由于其“药不对症的言论”虽十上书而未被秦惠王采纳,狼狈不堪地回到家时,一点面子也没有:“妻不下纟壬,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因受此刺激乃发奋读书“, 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再度出山游说诸侯国。这次他跑到弱小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主张联合阵线抗秦,一举获得成功。他本人身佩六国相印,当起了六个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此时的苏秦地位变了,面子自然也就跟着增加。一次他要到楚国去,经过故乡洛阳,此时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和行为也发生了360度的变化:“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3]同样是一个人处于不同情境中其面子的差距竟然如此巨大。个体所处不同情境还包括:一个人在此一群体中面子很大,如处于熟人群体或亲密关系的群体中面子较大;在彼一群体中面子较小,甚至没有面子,如处于陌生群体中就很少面子。第三,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还包括“在场效应”。中国有句俗话,“人在人情在”,即是说属于某一群体的个人具体生活在该群体中时面子大,虽然属于该群体,但个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面子就小。也就是说面子的大小随个人在场不在场的情境而变化。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特别是面子的“在场效应”是中国人面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美籍著名学者成中英教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脸,但在不同的场合及位置上都拥有多个面。脸与面的关系正如儒家所说的‘实’可衍生多个‘名’”[1]。成氏的见解真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4.面子是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     面子说穿了就是一个尊严与自尊的问题,一个人没有尊严和自尊那就无所谓面子。自尊是里,面子是外,自尊是背后动机,面子是外部彰显。面子是个人从他人获得的社会尊严,或经他人允许和认可的公众形象。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给面子”、“争面子”、“丢面子”、“爱面子”、“伤面子”、“丢脸”、“无脸面见人”、“打肿脸充胖子”、“打掉了门牙和血吞”、“打断了胳膊往袖子里掖”等等,都是自尊与尊严的表现。自尊与尊严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只是在传统中国人那里得到畸形发展。传统中国人,以农耕生活为主,生活在十分封闭的环境中,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接触,所以一旦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人们往往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以此满足自尊的需要。所以传统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似乎更加迫切、更加强烈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在中国越是要面子的人其自尊心也就越强。所以在一个人极力维护自己的“面子”时,实际上他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一个人伤害了别人的“面子”时,实质上他是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当一个人被骂为“不要脸”时,实质上是认为他不要自尊了。面子与自尊、尊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5.面子是一个人的自我心像     面子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但面子又是一种主观的体验,是一种自我的心像。同样一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是很丢脸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很有面子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 看见王胡在墙根的日光下赤着膊捉虱子,非但不觉得有失体面,反而脱下衣服与王胡比赛,当发现自己捉到的虱子没有王胡多时,他感到很失望,认为自己“大失体统”,居然找岔与王胡动起武来。鲁迅先生还在一篇《说“面子”》的杂文中讲过自我心像:“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们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2]鲁迅接着评论道:“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 ⋯⋯”[3]我们知道,“不要脸”和“有面子的”该有多么大的差距啊,然而这小瘪三却把“不要脸”的事看成是自己争了面子,在我们看来,真是不可思议。鲁迅讲的是一则笑话,但却是社会存在的一种面子类型。所以我们说面子是对来自他人印象的主观感受、主观判断、主观评价。在这里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是客观的,而对这些态度和行为的体验、感受、评价却是主观的。当然这种体验、感受、评价与个体的知识经验、信念、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关系。     6.面子是重道义轻功利伦理情趣的表征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儒、释、道相融合的文化,但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共同特征都是追求理想人格,儒家所追求的人生是做“君子”,做“贤人”,做“圣人”;道家所追求的是做“真人”,做“至人”,佛家所追求的是彼岸世界的快乐。这三种理想人格的共同特征就是远离功利,距离功利越远人格的层次越高尚。当然真正能够成为圣贤的人只是极少数人,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君子。而君子的一个重要的人格特征是讲求“道义”。从先秦时期孔子的“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到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宋代思想家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无不以“道义”为重。这种重“道义”轻“功利”的伦理情趣使中国人表现在人格塑造上更多关注精神自我完善与自我满足。对“善”的追求和对“名声”的维护,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操行的品德特别突出。在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宁可身败也不愿名裂。这只要看一看中国历史上许多宁愿含冤赴死也要保持名节所谓忠臣就可一目了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感到最羞耻的事情之一就是“见利忘义”。名节问题是一个人一生最为重要的问题。一个人一旦失去名节,即使获再大利益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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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交往中的相符行为和社会性资源的他人使用是赢得面子的基本途径。相符行为即符合个体的身份、地位、角色的行为。在交往过程中，身份、地位、角色都喻示着个体社会性资源，而社会性资源是个体自我价值的社会标定，个体表现出相符行为，暗示着其自我价值的社会标定是准确、公正的，因而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同、接纳并在他人心中确立相应的地位。可见，相符行为可赢得个体、社会、他人对个体的自我价值一致评价，规避评价冲突，保全或赢得面子。社会性资源的他人利用即个体让渡自己的社会性资源使用权，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社会性资源。社会性资源的他人利用直接体现了个体对他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重要性，是个体向他人展示其社会性资源的可利用性，赢得他人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认同，确立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的重要途径，即赢得面子。如果没有社会性资源的他人利用，个体既难以向他人展示其社会性资源的可利用性，也难以赢得他人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认同并确立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容易导致自我价值的评价冲突，出现面子问题。可见，为防范评价冲突和面子问题，赢得个体自身、社会、他人对个体自我价值评价的一致，个体在人际交往中，通常会表现出相符行为或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社会性资源，这也是面子基本功能的直接体现。
    社会性资源、交往类型、赢得自我价值认同的方式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社会性资源丰富意味着个体拥有的权力大、财富多、地位高、声望高，社会性资源丰富的个体须经常介入社会性事务，与他人交往主要为社会性交往。反之，社会性资源贫乏的个体不必也难以介入社会性事务，与他人交往主要为人际性交往。在社会性交往中，互动双方主要是谋求社会性资源的相互认同，关注的焦点是相符行为，表现出相符行为是赢得自我价值认同的主要方式。在人际性交往中，互动双方主要寻求社会性资源的相互使用，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性资源的“可利用性”，社会性资源的他人利用是赢得自我价值认同的主要方式。
    2.3“面子”的外延
    在世俗社会中，“面子”与尊重、身份、地位、权力、声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相互等同。根据笔者提出的“面子”定义，“面子”与身份、地位、权力、声望的区别与联系已昭然若揭，恕不再赘述。尊重包含自尊与他尊，面子与尊重的关系极为微妙，在日常生活中甚至经常混为一体。
    2.3.1面子与自尊
    面子是由确认自我价值的诉求与回应的冲突诱发的自我价值的内在感受与体验，其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的关注。自尊源于确认自我价值的基本需要，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表现为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确信。可见，面子是对自我价值认同的寻求，必须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自尊是自我价值的自我确信，无需他人的评价，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别。同时，面子与自尊都以自我价值为内核，是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二者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从发生时间看，自尊先于面子而存在，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确信是个体关注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的基础。关于面子与自尊的关系，乐国安先生认为：面子首先是个体的自我拥有、自尊的表现, 然后再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得以实现。笔者以为，与其说面子是自尊的表现，倒不如说面子是自尊受到威胁的表现。事实上，真正自尊的人即对自我价值高度确信的人，是不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或较少出现自我价值评价冲突的，因而面子感不强。可见，面子是自尊遭遇威胁的体现，“爱面子”是对自我价值危机感的防卫与补偿。
    2.3.2面子与他尊
    他尊是个体对他人是否尊敬与重视自己及其程度的判断，蕴藏着他人对个体价值的判断与认同，面子是个体对他人是否认同自我价值及其程度的觉察与判断，二者都以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为轴心，并凸显为相同的情绪体验，相互交融，联系密切。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常将面子与他尊混为一体。尽管面子与他尊都是基于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而产生的，但面子与他尊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产生的诱因不同。面子是由个体的行为诱发的，而他尊是由他人的行为诱发的。在互动中，当个体出现某一行为后，如果他人没有任何相应的行为，个体不会出现他人是否尊重的判断与相应感受，却可能因对他人评价的想象，凸显面子感受与体验。其次，关注的重心不同。他尊是他人对自己的尊敬与重视，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尊重更偏重于尊敬。尊敬偏重于关注个体的品德与人格，赢得尊重主要依赖于个体的高尚品德与人格魅力。“面子”偏重于关注能力或资源的“可利用性”，赢得面子主要依赖于相符行为与社会性资源。再次，发生情境不同。“面子”的凸显须有他人在场，尊重无须他人在场，可由间接获悉的评价信息诱发。
3.确认个体价值的他人取向是面子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
    自我价值源于自我的觉醒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追寻，是个体对自身的“有用性”的确认及“有用程度”的衡量，是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是人之为人的“类性”体现。确认“有用性”和衡量“有用程度”有本体取向和他人取向之别，本体取向注重对“人的有用性”的追寻，他人取向则倾向于“我的有用度”的衡量。受潜移默化的深层文化背景制约，西方人主要以本体取向认同与确认自我价值，中国人却用他人取向认同与确认自我价值，确认自我价值的他人取向是面子现象的社会根源。
    3.1 确认自我价值的本体取向
    本体取向旨在明确“人的有用性”即“人作为人的价值”，是对人的“类价值”的“本体论”的思考与追寻。通过对人的“类价值”的“本体论”的思考与追寻，人的“类价值”即“人作为人的价值”得以确立，为人存在的个体的自我价值自然而然得以确认。确立人的“类价值”必须借助外在于人的力量，否则，通过“本体论”思考确立的人的“类价值”必成为悖论，即“为人存在的人确立的人的‘类价值’只能被为人存在的人认同，为人存在的人认同的是为人存在的人确立的人的‘类价值’。”承认外在于人的力量的存在，由外在于人的力量确立人的“类价值”然后让人类来认同与接纳，或者由人确立人的“类价值”让外在于人的力量来认同，可规避前述悖论。西方社会的上帝实质上就是具有超人力量的外在于人的力量，西方社会正是借助先验存在的上帝来确立人的“类价值”的。人的“类价值”确立后，为人存在的个体按照人的“类价值”的指引行动，其自我价值便得以确认与衡量。
    3.2 确认自我价值的他人取向
    中国世俗社会缺乏具有影响力并受到普遍认同的外在于人的力量，难以确立人的“类价值”，便把“人是有价值的”作为不证自明的先验命题。既然人的“有用性”不证自明，在中国世俗社会中，人的“有用程度”的衡量便成为自我价值的核心。衡量个体的“有用程度”必须依赖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与他人，否则必陷入悖论。认同与确认自我价值的他人取向，是指藉借社会与他人的认同来衡量与确认个体的自我价值与“有用程度”。
    3.3 面子是认同与确认个体价值的他人取向的产物
    在他人取向背景下，个体社会性资源成为个体价值的社会标定，个体的自我价值的确立与确认受制于他人尤其是在场的他人，通过他人评价或与他人比较，个体的自我价值得以确立或确认。在场的他人对个体已确立的自我价值的评价或认同，偏离个体的预期时，评价的冲突诱发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凸显为“面子”。可见，确认自我价值的他人取向是面子现象产生的背景，面子是确认自我价值的他人取向的产物。
4.结语
    面子是个体藉由行为或社会性资源展现其自我价值，寻求他人的确认且受到意外的认同时，凸现于个体内心的自我价值感与相应体验。笔者以为：这一全新的面子定义揭示了在确认个体价值的“他人取向”的世俗社会中，个体对人际关系高度关注，致力追求社会性资源的内在原因，诠释了“相符行为”或社会性资源交互使用的作用与价值；既揭示了面子的内涵与实质，又明确了面子与自尊、他尊、社会声望、地位的区别与联系，更能合理的解释几乎所有面子现象与面子行为。由此，面子将从“无形之手”摇身一变而而成为解读中国世俗社会的金钥匙。
注释：
[1][4]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A].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C].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94),57-78
[2]金耀基.“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A].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C].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49-270
[3]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有关其向度的若干假设[A].杨国枢主编.文化、心病及疗法[C].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338-3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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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铁钧.“面子”的定义及其功能的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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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 （5）.
[12]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A].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刘继富，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来源：《社会心理科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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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定义探新

作者：刘继富

面子是世俗社会中使用频繁的本土化概念，国人已耳熟能详。在世俗社会中，面子现象与面子行为俯拾皆是且极为复杂、微妙，而面子就是潜藏于其背后并致使其复杂、微妙的“无形的手”。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uthur．H．Smith)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中论述了面子，他发现面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认为无法给面子下定义。林语堂先生对面子进行了生动描绘与细致分析，却认为面子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注重国民性的鲁迅先生对面子论述颇多，却回避了给面子下定义。在他们看来，面子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迄今，面子仍没有公认的定义，其内涵与实质尚不明确，这成为面子研究的瓶颈，制约着面子研究的深入开展。探求并明确面子的内涵与实质，是中国国民性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1.面子的既有定义剖析     目前，胡先缙、金耀基、何有晖、翟学伟等人对面子的界定，影响较大并具有代表性。胡先缙认为：“脸是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面子是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1]金耀基把“面子”分为社会性的“面”和道德性的“面”，他认为：社会性的“面”是“依个人在社会阶梯上所占据的身份地位而决定的声望”，由社会赋予并可由社会收回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社会性的“面”，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没有社会性的“面”；道德性的“面”是“团体对一个具有道德声誉的人的尊敬”，是人人可拥有的，至少有普遍拥有的潜能。[2]何有晖认为：面子是个人由于地位和贡献而从他人那里获取到的尊重和顺从。面子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本土概念，西方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可以与“面子”进行类比，但不足以全面地描绘和界定“面子”的全部内涵。翟学伟先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3]     胡先缙最先给面子下定义，她注意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交替使用“脸”和“面子”，首先用语义分析法区分了“脸”和“面子”，然后分别予以定义。作为界定面子涵义的开先河者，胡先缙界定面子的思路对后继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耀基、翟学伟就沿袭了胡先缙的思路。鉴于“面子”的既有定义都涉及“脸”，故本文从“脸”、“面子”、“脸”和“面子”的关系三方面予以分析。     1.1“脸”的定义剖析     胡先缙认为“脸”是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凸显了“脸”的道德性，强调了“脸”是个体遵从伦理道德规范的产物。金耀基用道德性的“面”替代了胡先缙眼中的“脸”，认为道德性的面是“团体对一个具有道德声誉的人的尊敬”，与胡先缙如出一辙。胡先缙、金耀基将“脸”等同于道德形象或道德印象，缩小了其外延，不符合中国世俗社会的现实。翟学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 翟学伟将“脸”从道德形象扩充为社会形象或社交形象，淡化了“脸”的道德性，突出了交往性，明确指出了迎合、认同及印象管理源自社会圈的规范压力。笔者以为：翟学伟眼中的“脸”实质上属于“面子”范畴，这一界定消融了世俗社会中的“脸”。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与“脸”相关事件的情境分析与归因，以及与“脸”相关的表述如“丢脸”、“不要脸”、“没有脸”、“没脸见人”的语境分析，笔者认为：“脸”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立身之本”的诉求及认同，藉由遵从基本的社会规范或吻合角色期望而获得。     1.2 “面子”定义剖析     胡先缙将面子界定为：“面子是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认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经历中步步高升，藉由成功和夸耀而获致的名声，也是藉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积累起来的声誉。要获得这种肯定，不论任何时候都要仰赖外界环境。”“面子的建立最先是藉由高位、财富、权力和才能，然后要运用手段发展出和某些名流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避免做出可能引起非议的举动。”[4] 胡先缙把面子等同于社会声望，揭示了面子对成就的高度依赖，强调了社会对面子的重要影响，突显了社会对个体的制约与控制。社会成就与社会声望具有相对稳定性，把面子等同于社会声望，面子成为了静态的、单维的，难以诠释面子的复杂性。何有晖提出“面子是个人由于地位和贡献而从他人那里获取到的尊重和顺从”，把“面子”等同于尊重和顺从，并明确了社会声望是面子获得的原因。同胡先缙相比，何有晖进一步揭示了人际回应与面子的关系。翟学伟先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翟学伟匠心独运的定义把握了面子的众多内涵如互动、他人认同、关系状况、心理地位，突出了面子现象的情境性，并已触及了面子的实质即面子是他人对自我的主观心理评判，诠释面子现象的能力大为增强。然而，翟学伟先生的定义也存在明显的疑问，一是这一定义中的“脸”实质上属于“面子”范畴，世俗社会中的“脸”被消融，“面子”也割裂为“脸”和“面子”。根据翟学伟先生关于“脸”和“面子”的定义，将“面子”定义为“面子是个体为赢得他人认同而表现出的整饰性的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心理地位。”可能更贴切，更接近面子的实质。二是弱化了面子与成就、声望的联系。     1.3 “脸”和“面子”的关系     胡先缙关于“脸”和“面子”的定义，凸显“脸”的道德性，“脸”重在守护，强调“面子”中的成就因素，“面子”重在争取。她指出了“脸”和“面子”的区别，却未能揭示甚至割裂了“脸”与“面子”之间联系。金耀基虽用“面子”概括了胡先缙定义中“脸”和“面子”的内涵，却把“面子”分为“社会性的面”和“道德性的面”，与胡先缙如出一辙。     “脸”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立身之本”的诉求及认同，藉由遵从基本的社会规范与吻合角色期望而获得。在注重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的中国世俗社会，“脸”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条件，故“丢脸”亦称“丢人”。“成其为人”是个体获得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获得“脸”即“不丢脸（人）”是获得面子的必要条件。可见，脸是面子的基础，面子是脸的扩展。然而，世俗社会中有时用“脸”代替“面子”，如“赏脸”即“给面子”，导致了“脸”与“面子”的关系复杂化。本文主要探讨“面子”，限于篇幅，对“脸”和“面子”的关系不再赘述。 2. “面子”定义探新     2.1面子定义探新的基本思路     面子定义探新旨在探求面子的内涵与实质。解读与分析面子的既有定义，发掘、继承、借鉴其中的合理思想，无疑是面子定义探新的基础。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面子现象与面子行为入手，由表及里，发掘影响面子现象与面子行为的要素，进而通过调查或实验获取数据并予以统计分析，以确定面子的内核，是探求面子的内涵与实质的基本思路。     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运用案例分析、文献分析、访问访谈、语义分析等方法，对面子现象进行了要素归纳，对面子行为进行了归因分析，获得了一些可喜的发现：面子通常源于对自我价值的主观变更，尤其是自我价值的降低或丧失；他人在场、在场的他人与个体的熟识程度、在场的他人对个体的重要程度、个体行为与角色期望的相符程度、个体拥有的资源可供他人利用的程度等同面子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加之借鉴“面子”既有定义的合理思想，笔者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面子定义。面子是个体藉由行为或社会性资源展现其自我价值，寻求他人的确认且受到意外的认同时，凸现于个体内心的自我价值感与相应体验。换言之，面子是由确认自我价值的诉求与回应的冲突诱发的自我价值的内在感受与体验。     2.2“面子”的内涵     面子是个体藉由行为或社会性资源展现其自我价值，寻求他人的确认且受到意外的认同时，凸现于个体内心的自我价值感与相应体验。这一界定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面子实质上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的关注，自我价值是面子的内核，社会性资源是面子的象征。自我价值的认同诉求与回应的冲突即评价冲突是面子的直接诱因，个体在交往中表现“相符行为”或允许他人利用自己的社会性资源是赢得面子的基本途径。     第一，自我价值是面子的内核。自我价值是个体对自我的“有用性”及“有用程度”的主观判断，它源于自我的觉醒，是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确立与确认自我价值是人的基本需要。能力和成就是衡量个体价值的根本依据，个体依据自身的能力和成就确立自我价值，同时产生相应的认同诉求即确认自我价值的需要。在世俗社会中，确认自我价值的关键在于赢得他人与社会的认同，明确自己在社会与他人心中的地位或价值。当认同自我价值的诉求与回应出现冲突时，他人认同个体自我价值的程度偏离了个体的预期，面子便得以凸显。可见，自我价值是面子的内核，面子实质上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的高度关注。     第二，社会性资源是“面子”的象征。所谓社会性资源，是指个体藉由能力、品格、成就而获得的权力、财富、地位、社会声望等公众性资源和他人信任等人际性资源的总和。个体通过行为展现能力、品格，取得成就，能力、品格、成就赢得社会认同转换为社会性资源，社会性资源实质上是自我价值的社会标定。个体拥有社会性资源，意味着自我价值已被衡量并赢得了广泛甚至普遍认同，个体在社会与他人心中的价值、地位已被确认，个体自我价值的认同诉求业已达成并赢得了面子。可见，社会性资源是面子的象征，社会性资源的多寡标示着面子的大小。社会性资源作为面子的象征，其表征的面子是间接的、潜在的，须由互动时在场的他人评价予以确认，方可转变为现实的面子。现实的面子受社会性资源的多寡制约但不由社会性资源的多寡直接决定，其直接的决定因素是个体的社会性资源对他人的可利用性、可利用度以及他人实际利用的程度。     第三，评价冲突是面子的直接诱因。社会性资源标示的面子具有潜在性，须由在场的他人评价予以确认，方可转变为现实的面子。在场的他人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评价，既是个体确立自我价值的参照依据，又是个体的自我价值是否被认同与接纳的直接体现。没有在场的他人的评价，自我价值既无从确认又无法体现，自我价值感也无从激活。可见，他人在场和评价成为面子产生的必备条件。当他人对个体的价值评价与个体的自我判断出现偏离与冲突时，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得以激活，面子现象与面子体验得以凸显。因此，评价冲突是诱发面子的直接原因。必须指出，他人评价可以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或想象的。潜在的评价是指个体在公众场合或者在传播媒体上出现时，其行为仍可能受到当时不在场的他人的评价；想象的评价，是指个体自己主观猜测的他人评价，即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评价。     第四，在场的他人在个体人际网络的位置是影响面子的重要因素。在场的他人在个体人际网络的位置不同，意味着他人与个体的熟识程度和他人对个体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熟识程度折射着他人对个体自我价值的了解与认同的程度；重要程度体现了他人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影响力。位于个体人际网络中的重要他人，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制约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进而影响个体自我价值的确立。因此，在场的他人在个体人际网络的位置决定着其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影响力，也制约着个体向其诉求自我价值认同的强度与程度。一般而言，位于人际网络内圈的在场他人如家人、知己，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认同是稳定的、确定的，且与个体的自我价值判断基本相符的，个体在他们面前不易产生评价冲突及相应的面子问题；位于人际网络边缘或人际网络外的他人如陌生人，难以冲击个体的自我价值，或者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否难以影响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个体无须在意他们的评价而顾及面子；位于人际网络中圈的他人如一般的朋友、熟人，他们既可能影响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又可能变更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认同程度，在他们面前，个体容易出现评价焦虑及相应的面子问题。在公众场所和在传播媒体上出现的个体行为的意义与价值，可能会潜在的评价放大，因此，个体在公众场所极易产生面子问题与面子体验，尤其是在公众场所中有具有影响力的他人在场时，其对个体的能力评价与价值认同可直接或间接的、潜在或现实的影响在场公众，可能导致广泛的对个体的能力评价与价值认同的变更，容易诱发个体对评价的高度焦虑，出现对个体产生重大影响的面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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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面子的类型
    中国人的面子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和要求从不同视角加以划分。首先,面子可以划分为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的面子。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又叫主观面子或自我评价的面子。所谓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就是自我推断、估算出的面子。按照成中英先生的说法即是“个人在某一社会或社会关系中,主观知觉其自尊的价值或重要性”。[1]他人知觉到的面子又叫客观面子或他人评价的面子。所谓他人知觉到的面子是他人根据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所推断、估算出面子。按照成中英先生的观点即是“在特定场合中为特定某人所承认的个人社会地位或价值”。[1] 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到的面子有时是同时存在且价值取向一致的。如在某个家庭中,一个孩子如愿以偿地考中某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很荣耀,很有面子,这是自我知觉的面子,同时他的父母等家庭成员以及他的老师、学校领导也觉得有面子,因为他为家庭、学校争得了荣誉。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到的面子有时虽然同时存在,但其价值取向截然相反。也即是说有时自我知觉是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他人看来却是丢面子的事情。反之亦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自我知觉到的面子与他人知觉到的面子并不同时存在,那即是说在某种特定情境中,有时自己意识到有面子或丢面子的事情而他人并没有意识到;同理,有时他人意识到是有面子的事情,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比如在一家餐厅里,一个正在接待客人的服务小姐,一不小心把盘子掉到地下打碎了,她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是自己失职,感到丢面子,但顾客和老板却不以为然。此处的所谓丢面子,仅仅是服务小姐本人知觉到的,所以这只是自我知觉到的面子。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服务小姐不小心打碎了盘子,她自己若无其事,无所谓,而她的老板和顾客觉得这很失面子,这属于他人知觉到的面子。 其次,面子还可以分为道德性面子、地位性面子、才能性面子和人际关系面子。这是我们按照面子的运作层面所作的划分。道德性面子又叫德性面子,是指某人或某个群体因道德品质所获得,适用于用道德进行估算的面子。比如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为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他或他们就能从社会成员那里获得更大尊敬,从而获得比未做此事之前更好的公众形象,也即是说他或他们获得了比从前更大的面子。反之,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在社会上做了坏事,致使他或他们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因而他们在社会上也就丢失了面子。当然无论是获得还是丢失面子只有在当事者本人或社会成员意识到的情况下才存在。地位面子是因为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不同而获得的面子也不同。一般说来地位越高的人面子越大,地位越低的人面子越小。在社会中人们常常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其品德和才能越出众,因而也就能受到更多人的尊重。再有,地位高的人有更多的满足他人需要或期待的可能性,因而能够获得比地位低的人更多或更大的面子。还有,地位高的人比地位低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与群体成员交往,形成较为密切的人际关系,从而获得比地位低的人更多或更大的面子。才能性面子是由个人或群体的知识和才能获得并通过才能加以估算的面子。一个人因为在某一方面知识才能出众,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获得的面子,当然也有人因缺乏某种知识和才能而丧失了面子。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后是人际关系面子。在某些情况下,在某种特定情境中,面子大小并非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道德品质、社会地位和知识才能,而是取决于当事人与所处群体的亲密程度。因为面子本身是以“人情”为支柱。所以当事人与群体人员的亲密程度越高、交往越多其面子越大,反之便越小。此外面子还可分为个人面子和集体面子、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情境性面子和持久性面子等,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展开论述。
三、中国人面子的具体运作
    中国人的面子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据我们的理解,中国人面子是按如下一些方式运作或操作的。做面子　这是中国面子的最基本的功夫。传统的中国人做面子是讲究功夫的,叫面子功夫。所谓做面子就是指某人本来不具备某方面的优点或优势,但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敬,故意表现与社会期望相一致的行为。比如某人经济上很拮据,但他就是借钱也要装出一副阔老板的样子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敬。做面子按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话说即是按照某种社会期望做出的表同行为或文饰行为。
    给面子　所谓给面子是指当某甲(个人或群体) 急需满足某种自尊而自己又无力满足求助于乙时,某乙(个人或群体) 能够使某甲获得满足,对于某甲来说就是某乙给了自己面子。中国人很精细,这面子还有给的足与不足之分。当某乙所提供的帮助完全甚至超过某甲的期望值,使某甲的自尊获得完全满足时,这叫给足了面子。否则虽然给了但却未足。
    借面子与赊面子　中国的面子也像一件物品一样是可以借可以赊的。所谓借和赊就是自己眼前还没有这样的面子,需要将别人的面子拿来一用,以满足自己现时的需要。因为是借和赊的,日后是要还的,所以就激发人们努力去争面子、积累面子以便寻找机会还给人家。可是争面子、积累面子也是要有机会和条件的,并不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争到或积累到面子,这样就可能欠下“人情帐”,中国人最怕欠别人的“人情帐”,因为这本身就是丢面子的事情。当然欠账不还或赖帐的也有,但这不是中国人的主流。
    争面子与保全面子　凡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往往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那就是传统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其实中国人也是善于竞争的,但更多的不是在于利益的竞争,而常常是面子的竞争。比如中国的家庭械斗或邻里争吵甚至动武,起因往往并不是为了多少利益,而是为了面子。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只要面子争到了,利益上受一点损失也在所不惜。因为大家都争面子,必然会发生矛盾,这就造就了一批“和事佬”管理者,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原则,而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于矛盾的双方进行面子的分配。传统中国人不仅善于争面子,而且善于保全面子,那就是当面子受到威胁时人们采取一些措施来解除这种威胁。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主人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并傲慢地说:“用来赔偿那支钥匙的钱,我不要了。”这样,仆人保全了面子。
    撑面子　中国人不仅注重自己的面子而且注重家庭、家族和集体面子。而家庭、家族以及集体的面子又常常寄托在一个或少数有威望的人身上。也即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或一个集体面子是靠一两个少数人的面子撑起来的。他们的面子有多大,这个家庭、家族和集体的面子就有多大。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家庭、家族的门面,而这门面靠的是少数有地位的人撑起来的。然而一旦撑起来,这面子对处于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保护作用,所谓“一荣俱荣”“,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任何的外人在与该集体任何一个成员交往时都得看主人的面子,所谓“打狗都要看主人”。既然一个家庭、家族或一个集体的面子是靠少数人撑起来的,因此少数人的命运也就决定了这个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命运。所以在“一荣俱荣”的另一方面就是“一损俱损”,面子也可由这少数人丢掉。当支撑家庭、家族或集体的人命运发生变化时,这个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命运也随之变化。即如《红楼梦》的贾府之所以那样显赫,真正靠的还是贾政的长女贾元春支撑门面,因为她入选凤藻宫,成为皇帝的宠妃。后来元春不幸夭亡,贾府也败落下来:“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丢面子和挽回面子　因某种主客观原因(如地位发生变化或做了有违社会期望的事) 丧失了自尊与尊严,面子就会丢掉。鲁迅先生曾非常形象地论述道:“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去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但倘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在传统中,中国人的面子不仅可以丢掉,而且丢掉之后还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加以挽回。挽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一般的办法是在某件事上丢了脸,再在另一种类似的事件或同一件事下次有机会再做时“露脸”,这样前一次丢的面子就算挽回了。也许这在西方人看来很滑稽不可思议,而在传统的中国人却是真诚的,不如此做,他们会感到无以自处。面子丢了,诚然是可惜的,然而能够挽回,也还算不错,一还一报,平衡了。当然,挽而不回的情形也是有的,那就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交换面子与赠送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也像市场的商品一样具有等价交换的价值。众所周知旧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但面子的交换却十分发达。人们运用面子互通有无,“礼尚往来”,你在此处给了我面子,我在彼处也还给你一个面子。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很重视面子的等价交换,即选择那些门当户对的人进行交往。面子的交换是依靠交往双方共同实现的,如果一方“来而不往”“有来无往”,这种交换也就停止了。然而也有一种面子不需要交换,这就是赠送。赠送面子虽然也是一种给予,但与给面子又有所不同。这不同就在于给面子是当某甲需要满足某种自尊而自己又无能力满足而求助于某乙时,某乙能够提供的面子帮助,而赠送面子则是某甲没有求助于某乙帮助,而是某乙主动提供并不需要回报的面子帮助。可以说赠送面子是面子运作的较高层次。
四、中国人面子心理的利弊分析
    中国人的面子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亦有弊。所谓利,在前已述,面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面子自然是中国人文明重要标志,何以言之? 第一,面子有助于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风俗,调节人际关系。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对中国人形成相互尊重的风气起到巨大作用。这一点连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意识到了。罗素在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于1922 年撰写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 如果你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2]面子之所以具有上述作用,是因为面子本身是在自尊和尊重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面子往往代表着声望、地位与成功尺度,因此,“面子”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维持个人道德标准的保证,是一种内部戒律。中国人常常因为“要脸”“爱面子”而选择某种道德行为,如慈善捐赠等。中国人常常会选择那些能给自己“争脸”、“争面子”的社会行为,而主动放弃那些可能导致自己“丢脸”或“丢面子”的事情。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会根据面子标准来选择自己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而更多的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或个人兴趣。因为有“面子”的存在与调节作用,才使中国的人际关系相对和谐,社会也才如此稳定。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面子对这种超稳定性形成与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面子具有隐恶扬善的功能。为了面子,人们常常把不符合社会期望、社会道德的一面隐藏起来,而将符合社会期望、社会道德的一面加以显扬。这诚然不能算实事求是,但却在客观上净化了社会环境。第三,面子使人具有羞耻感,而羞耻感又是人类的一切道德赖以形成和建立的基础。中国人把礼义廉耻看得十分重要。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有十分强烈的羞耻感,要脸面。倘若没有羞耻感,任何脸面都不要,那也就无任何道德可言,甚至法律对他也是没有约束力的。 “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执着追求,因此,中国人对凡对与道德规范有关的一些“丢脸”、“丢面子”的事情是最感羞耻的。“丢面子”,尤其是“道德”的“面子”常常使个体陷于困境,导致他的生活境遇和原有的人际关系完全改变,甚至会使他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中国人的面子也有明显的弊病。这弊病主要表现在:第一,造就了中国人戏剧化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爱好斗牛一样,传统的中国人爱好戏剧。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戏剧几乎可以说是惟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这显然与中国人戏剧化的思维方式和个性有关。中国人的演戏本能常常表现在不同的场合带着不同的面具,依据戏剧化的语言和行为样式扮演某种角色,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不是真实的自我。不仅如此,它往往使人变得虚伪、圆滑。正如鲁迅先生所痛斥:“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由于“讲面子”、“爱面子”之风盛行,常常使本来简单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从而为处理人际关系带来了困难。人们常常不得不因为要照顾他人的面子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许多一生都恪守自己信念的人,往往因为在一件碍于情面的事情而毁掉自己的一生声誉。第二,造就了形式主义的社会风气。因为面子是做给别人看的,只要能够获得别人认可就是好的,至于有什么实用价值和实际意义那是次要的。所以中国人常常只注重形式而不重实质。比如清扫环境卫生常常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他人的赞誉。尤其是社会上的那些讲排场、抖阔、盲目攀比等社会风气都与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密切相关。第三,面子心理影响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中国人面子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可能用同样的目光看待同样的事情。所以在公务活动中,不是以法律、制度、原则为最高准绳,而常常考虑的是如何按比例分配面子。因此在处理问题时很难客观、公平、公正。一些贪污腐化、收受贿赂、违法乱纪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常常与面子心理密切相关。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将“面子主义”看成虚伪的道德观。第四,给脸厚心黑之徒提供方便。大家都讲面子,而那些不讲面子的黑心之徒便有机可乘,充分利用人们要面子的心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以上是笔者对传统中国人的面子心理所做的一点分析,须要指出的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不断完善,对传统中国人的面子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受过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的中国人,岂能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 中国人仍然是要面子的,但要紧的是我们应当给面子注入新的内涵、新的内容,要继承和弘扬传统中国人面子心理的优点,克服其弊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
参考文献:
[1]周美玲,何友晖.夸文化观点分析面子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交往中的运作[A].杨国枢,余安邦.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及方法篇(一九九二)[M].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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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燕良轼(1955-)，男，湖南桃源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