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一中建校110年史略

教师之友网

绍兴一中建校110年史略章玉安 骆义松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迨十九世纪末，清政府通令将书院改为中西学兼习的学堂。同时，随着西方近代科学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绍兴地方一批爱国人士和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育才救国，极力倡导和兴办新式学堂。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阴乡绅、维新人士徐树兰（仲凡）捐银一千两，并筹得山阴县沙租及绍郡茶业公所捐款四千余元，仿盛宣怀所创天津中西学堂，以二等学堂（相当于中学）规制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并由浙江巡抚廖寿丰奏明清廷备案，领绍兴乃至浙江近代教育之先。      绍郡中西学堂假府城古贡院之山（阴）会（稽）豫仓址（今越城胜利西路563号）为校舍，于二月初一日（公历3月3日）正式开学。定学额40名，习国文，外国文，算学三科；另有附课生20名，专习外国文和算学。修业年限为五年。首任监董（校长）何琪（浪仙），徐氏自任督办（校董）。      1898年冬，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孑民）认定清廷政治改良无望，乃弃官回绍，应聘出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校长）。蔡氏视事之初，即规划创立“养新书藏”图书室，手订借书略例15条，并在尚无学制可循的情况下，因材施教，按学生年龄及国学程度分级授课。      1899年7月，学堂更名为绍兴府学堂。蔡元培 招揽“极一时之选”的教员，力排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干扰，积极推进新式教育：购置科学仪器，改革课程设置，自编教材课本，先后增设日文、体操、测绘、物理化学等课，并率先引进外籍教员。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绍兴府学堂经革新成为清末国内新式学堂的佼佼者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00年秋，蔡元培因不满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的干涉，愤而辞职，学堂为之停办一年。      1901年秋，何寿章（豫才）出任学堂总理，招收学生重行开学。徐锡麟（伯荪）来校任经学兼算学教员；徐两年后升任学堂副办（副校长），兼测绘、体操教员。      1902年春，校舍迁至龙山书院（今绍兴府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基址一带），稍事修葺，学生增至80余人。并始设博物课，历史、地理亦脱离国文而分科。是年4月，始提取绍属八邑公款为本校经费，并拨入原蕺山书院财产之半。本校从此为官立。      1903年，停招附课生，附设师范部，定学额20名，是年11月，举行首届毕业考试，有胡豫、沈光烈、徐世保等五人成绩及格予以毕业，为今绍兴市境内最早的中学毕业生。      1904年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办学始有章可循。本校课堂及一切设施悉遵《中学堂章程》，并参酌本地实际情形办理。1906年起，乃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      1906年12月，绍兴府八邑劝学所总董（犹今之教育局长）集会协商，决议并呈准改建仓桥试院为府中学堂新校舍，并公推曾留学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的袁翼（涤庵）为监督（校长）。1907年春，校舍动工；同时派员赴沪添购图书，并东渡日本，购进大量理化仪器，化学药品、博物标本、生理模型及运动器械等。是年秋，仓桥新校舍（即胜利西路213号今址）竣工，占地50亩，规模初具。即招生开学，当年有学生116人。      1908年，学制改为四年。是年，同盟会会员、“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应聘来校任国文教员，以文学鼓吹革命，组织部分师生成立“越社”。      1910年（清宣统二年）9月，周树人（鲁迅）由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来校任监学（教务主任）兼博物教员一年。周氏提倡“读活书”，主张接触社会实际，注重实验实习，组织师生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博物标本；辛亥革命期间，组织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并亲率学生集队出城欢迎王金发部光复绍兴。      1911年春，省咨议局议决，本校改为省立，经费由省统筹支配，命本校为浙江省第五中学堂。是年11月，绍兴军政分府派员接收本校。      1912年（民国元年），奉省令本校正式改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于3月开学。从此学校经费始出诸省库，校长由省教育行政部门聘任，学校规制渐臻完备。      其间，先后有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的钱遹鹏（锦江）、朱宗吕（渭侠）等主持校政，屡有改革举措,如整顿学风，改革考试办法，增设手工科，开展课外活动等等。校风为之丕变，学业为之提高，毕业生常有十分之六七考入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且升学后成绩亦多列各大学前茅。1916年，参加第一届全省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本校成绩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列第一；1918年，参加第二届全省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本校夺得田径赛团体冠军，荣获大银瓶一座。省立五中由是声誉鹊起。      1919年5月，北京爆发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本校联合绍兴各校师生，组织数千人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越州公报》为些发表社论，赞曰“可敬我五中学生也，可爱我五中学生也”。并与省立五师、越材中学等校致电全国学联，“坚决拥护蔡（元培）校长，严惩卖国贼”。6月初，联合他校师生两千余人集会，宣布总罢课，并电北京政府，抗议逮捕爱国学生，誓不承认亡国的“二十一条”。后又组织学生救国讲演团，宣传抵制日货；成立救国新剧团，排演进步话剧；与省立五师联合创办《绍兴学生》半月刊。1921年初，本校体育教师俞飞鹏辞职，赴广东投奔国民革命。      1921年3月，首次成立校友会，并建立校友会基金。是年起，化学课始增设学生分组实验，课外活动始增设篮球项目。      1922年，颁行新学制（初高中各三年）。本校始招三年制初中新生两班，停招旧制新生。      1923年8月，省立五师奉命并入本校，乃以仓桥校舍为中学部，龙山校舍为师范部，并始设三年制师范讲习科。是年，蔡元培、蒋梦麟、经亨颐、沈玄庐等先后应邀莅校发表讲演。聘吴庶五女士为图画教员，为本校有女教师之始。      1924年，江浙军阀交兵历时数月，省教育厅停拨经费。为顾全学生学业计，校长方豪（俶新）力倡刻苦办学，全体教职员同心协力维持学校，继续授课，在维持期内不支薪修。故当其他省立各校纷纷停顿之际，本校弦诵仍一日未辍，因获教育部嘉奖。      1925年6月，旧制最后一届学生17名毕业，新制初中首届学生37名毕业。      1926年7月，师范讲习科首届学生12名毕业。8月，始招三年制高中一年级新生一班。      1927年，奉命停办高中，该班学生转学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是年秋季招生，男女兼收，为本校有女学生之始。      1928年春，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奉命并入本校师范部，女师旧址（今北海小学）改设五中附小第二部（后改绍兴县立第三小学）。是年，始成立学生自治会；扩图书室为图书馆，并对校外人员开放。      1929年8月，师范部停招师讲科新生，改设一年制师资训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及现任小学教师加以培训。翌年，师训班首届学生8名毕业。1931年7月，师讲科第六届学生、师训班第二届学生同时毕业，本校师范部于是停办。      1931年8月起，沈金相（铸颜）出任本校校长凡十年。是年逢“九一八”事变，全校教职员一致决议，电呈国民政府，“愿各献一月所得拨充战费”，支援抗战。并联络省立杭高师生，派代表赴宁吁请当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校学生每周六下午开赴大校场进行军事训练，以示抗战决心。三年后，全校师生又茹素七日，以所节缩膳金建造“九一八”纪念碑一座。碑呈炸弹形，立于校园，以激励师生复国仇雪国耻之念。      1932年，试行模范室（自修室、寝室）制，成效显著，为本校实施规范化管理之始。      1933年1月，本校20名毕业生参加全省首届初中毕业会考，仅一人及格。全校师生视为莫大之校耻，誓必最短期间洗雪之。7月，举行全省第二届毕业会考，本校42人与考，全部及格，且各科成绩均列甲等，团体和个人成绩均冠于全省。是年秋，本校以只办初中故改名为浙江省立绍兴初级中学。 此后几年内，全校教职员艰苦创业，自筹资金，先后修建理化实验室、大礼堂、音乐堂、劳作室、图画室及学生办公室、盥洗室、浴室、娱乐室等教学与生活设施，更新教室、自修室全部桌椅。      1936年秋，添设简易师范部。      1938年秋，恢复高中部，招收初高中一年级新生及简师新生各一班，学校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遂改校名为浙江省立绍兴中学。 当抗日战争爆发最初两年，沈金相校长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号召师生。一面于战火威胁中坚持学校正常课业，一面实施战时教育，增加军训课程及救护、野营等有关军事内容。      1939年5月至7月，侵华日军飞机三度轰炸绍城。本校及附小多处中弹，并遭机枪扫射，校工一人罹难，教室宿舍毁损严重。学校乃先后迁徒于兰亭、栖凫、芳泉、漓渚及诸暨枫桥花明泉等地继续复学授课。翌年春，又迁嵊县崇仁镇廿八都复课。      1941年4月，绍兴沦陷，仓桥校舍被敌寇占为兵营，接着嵊县告警。本校师生乃继续南撤东阳玠溪，直至缙云壶镇，并于6月初复课。7月，高中部首届学生37名于是毕业。 流亡办学两年间，本校师生跋山涉水，转辗千里，于冒险犯难中抢运和保护图书仪器校具档案，于颠沛流离间负笈苦读弦歌不绝，以祠堂庙宇为教室，以山地田野为操场，诚可谓艰苦卓绝，玉汝于成。      1941年8月，学校自缙云壶镇迁回嵊县廿八都，称省立临时中学第一部，有高中、初中、简师三部学生共七百余人。旋将简师部移于下相村。      1942年2月，省令本校复名为浙江省立绍兴中学。5月，日寇再度南侵，诸嵊陷落。本校师生分批再次南撤，经新昌、磐安、东阳、缙云、丽水，达于浙南宣平、瑞安大峃。中学部学生分别并入省立第二临中、省立第三临中，简师部学生则分别并入省立金华师范、省立温州师范。此后本校停办一年      1943年6月，省教育厅委任赵载梁为校长领命复校，觅定天台街头镇校舍，于9月开学。1944年2月，又在天台浙西村另择校舍，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浙西地处农村，学校发动学生开展农作物助收运动，帮助抗日军属及其他农家收割稻麦；又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租田广种蔬菜，饲养家畜，师生副食品基本自给自足。其间并组织绍中剧团，创办“绍中”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有19名高中学生志愿投笔从戎，奔赴抗敌前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学校召开庆祝大会，狂欢数日。旋即组织复员委员会，筹划复员事宜。10月，校长赴绍正式接收仓桥校舍，则教室宿舍满目疮痍，原有设备破坏殆尽矣。      1946年1月，举校自天台迁回绍兴。3月，正式上课。5月，举行校友会会员大会，通过“发动旧绍属七邑校友组织校友分会”等案。      1947年2月，章景鄂（鲁瞻）编定《绍中五十周年史稿》及校庆纪念册，以垂后世。3月，举行本校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及其他各项纪念活动。6月2日，我校“北风学社”等学生社团的进步学生钟敬又、茹铁珊、宋承治等人，积极响应我党领导的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爱国运动，发表罢课宣言，并由学生自治会决定全校学生举行罢课，同时还组织学生到轩亭口、大善寺等闹市区向群众进行宣传。此一行动是属于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意义深远，被载入《中共绍兴党史》。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绍兴。6月，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梁耀东为代表接管本校。7月，成立校务委员会；绍兴县立锡麟初级中学（前身为绍兴县中）奉命并入本校，校址设在本校分部（现胜利西路563号大通学堂）。8月，浙江省十行政专署委任钱叔亮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师之友网

一年一度秋风劲，又是丹桂飘香时。
遥想绍兴一中自办学以来的一百多年，风雨与硕果同行，沧桑和凯歌同奏。当这本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求真》杂志又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一百年，白驹过隙！一百年，辉煌如斯！
蔡元培、鲁迅、徐锡麟，这些发光的名字依然闪耀在一中灿烂的星辰之中，他们是我们昨天不竭的精神力量；而今天，更多的一中人则以自己智慧的眼睛，敏锐的耳朵和一颗对教育教学的赤诚之心构筑起“建设全国示范性高中”的宏伟蓝图，他们是我们今天的支柱，明天的骄傲。
从西贡圆的一隅到2000年的易地重建再到2003年一中分校的胜利落成，古树老屋渐渐远去，而一代又一代一中人的“求真”精神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喷薄而出。
一中人认真地思考教育：教育应该是对学生灵魂的滋润、人格的健全、道德的熏陶、情感的丰富，应该是给孩子独立尊严的价值。
一中人执着地探索教学：教学应该是以人为本，百花齐放，应该是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
一中人努力地开展教科研：教科研应该是我们创造的土壤，持续发展的养料。
站在三尺讲台上，我们面对的是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我们将教会他们看到世界的正义良知，让他们做一个站立着的中国人，从此清白的良心将是他们温柔的枕头。
迎着信任的目光，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个稚嫩新鲜的声音，我们将教导他们认识世界的丰富和美丽，让他们真正地快乐起来，从此智慧将成为他们长久的伙伴。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越来越多地看到从这里走向全省乃至全国的名师，他们理念先进、从容儒雅。我们也将能看到一些响彻中华乃至世界的名字从这里诞生，虽然他们现在还年幼。
正如一颗种子的萌芽，正如一朵花的开放，《求真》需要呵护。正如一株树的成长，正如一只鸟的试飞，《求真》需要支持，需要老师们拿出好作品积极参与，让我们共同祝愿《求真》美好的明天。



绍兴市第一中学校长
查品洋

教师之友网

从时代风会和学术背景看理学对辛派词的影响

作者：刘明玉

【内容摘要】考察辛派词人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实绩，我们发现其中的不少人有深厚的学术渊源，辛派词中的用经用史特点正源于他们的学问根底，这种学问根底植根于南宋时代特定的学术风气——理学。他们身处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创作中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地都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摶搦义理，劫剥经传”的共同倾向。 【关键词】 辛派词 用经用史 理学渗透 辛派诸公多是壮怀激烈之士，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定大都有一种“笑儒冠自来多误”的感慨。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的创作似乎不会与理学扯上关系。然而考察他们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实绩，我们不难发现南宋理学盛行、相与问道辩难的学术风气，对以抒写功业志向为特点的辛派词，在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广有影响。我们且以辛弃疾、陈亮等辛派核心词人的交游创作来略作考察，以求管窥蠡测之效。 （一） 辛弃疾本人作为词坛、政坛令人瞩目的人物，除了与一批志趣相投的词人唱和外，与当时的学界名流也多有交往。举凡著名的学术人物，如：朱熹、吕祖谦、张栻、叶适、陆九渊、陈亮等等，辛弃疾都与他们过从甚密，相与谈政论道。他在《祭吕东莱先生文》中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泝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又皆齿壮而力强，夫何南轩亡而公病废！上方付公以斯文，谓究用其犹未。……弃疾半世倾风，同朝托契，尝从游于南轩，盖于公而敬畏。”[1]其中的“朱、张、东莱”，就是朱熹、张栻和吕祖谦。与叶适、陈亮等也多有唱和。尤其是朱熹和陈亮，在辛弃疾广泛的交友群中，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梁启勋在《稼轩词疏证·序例》中说：“先生交游虽广，然择友颇严，惟与朱晦翁、陈同甫二人交最笃。”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陈亮不仅是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而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更是当时学界的重要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他的功利主义哲学虽不可完全目为理学内容，但很多主张正是针对当时理学的种种弊病而发。他和朱熹正好代表了当时学术的两极，却又都很好地统合在辛弃疾的交游中。 辛弃疾和陈亮是志在事功的英雄，在一般理学家眼里，他们既有他人所不及的用世之长，也有不重内在修养之短。朱熹曾评曰：“辛幼安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赏罚，则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问之；视其过当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废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问：‘陈亮可用否？’曰：‘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不更问着，便如终废。此人作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2]又曾说：“今日如此人物（指辛弃疾），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3]可见，朱熹在肯定辛弃疾是帅才的同时，又说他有“纵恣”的毛病，应该对自己“向里来有用心处”，才能“事业俊伟光明”。以讲求性理道德的理学家眼光来看极具蛮霸之气的辛弃疾，当然不免显得“纵恣”；而辛弃疾在南宋官场几经碰壁，得了教训之后，受到朱熹辈的影响也确实“向里来有用心处”了。 在“谗摈销沮”的处境下，要寻求精神上对“悲”的消解，山水、酒以及歌舞女色，都只是暂时的自我麻醉；真正的途径只能是“向里来有用心处”。辛弃疾崇敬颜回“一瓢自乐”的精神境界，服膺于儒家的忧乐观，将周氏泉改名为“瓢泉”，并作《水龙吟·题瓢泉》说：“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朱熹在解释“箪瓢之乐”时说，“颜子私欲尽克，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又说，“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徹，无有不尽，则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4]朱熹和辛弃疾交往深切，这些解释自然是为其提供了“向里来有用心处”的思想资源。 朱熹还曾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两匾额送稼轩以为勉励，而稼轩自己的诗中也有《癸亥元日题克己复礼斋》之作。可见“克己复礼”，在二人是共通的话语基础。朱熹解释此语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又说：“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5]这些，都不难见出理学对于辛弃疾的影响。 辛弃疾的诗数量不多，就其艺术成就来说不及他的词之万一，但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却也往往可以见出作者濡染理学的面貌。他在《读邵尧夫诗》中说：“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6]邵尧夫，就是北宋的大理学家邵雍，有诗集《伊川击壤歌集》，诗歌有“康节体”之称，大抵皆是言乐天知命、安时处顺、优游闲适等等，语浅而理富，风调淡雅。辛弃疾的诗，正如他“爱邵尧夫”一样也往往或深或浅地带有理学的色彩。比如，他的《偶作三首》，其一有句云：“我识簟瓢真乐处，《诗》《书》执《礼》《易》《春秋》。”其三整首说： 老去都无宠辱惊，静中时见古今情。大凡物必有始终，岂有人能脱死生。日月相催飞似箭，阴阳为寇惨于兵。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7] 诗中充满了理学术语，“簟瓢真乐”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庸》，朱熹定为“四子书”之一，极为强调；而“至诚”一语则是理学家们往往研讨的精义所在。又如，他的《读<语><孟>二首》其二： 屏却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8] 这里，“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正是辛弃疾受理学影响的体道之语，是“向里来有用心处”修持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的形象描绘。类似的境界在他的词中也曾有过表述，他六十岁时（庆元五年1199）所作的《哨遍》（“一壑自专”阙）中说：“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如水。”强调的都是静中悟道、俯仰自得的境界。 以上，我们用辛弃疾与理学中人的交往和他自己的诗歌作品来揭示了他受理学影响的一面。但我们都清楚，在根本上辛弃疾和朱熹等人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人格类型。辛的本色是英雄，是志士，朱的本色是文人，是醇儒。从儒家的“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来看，前者在于救弊起衰，铸成伟业；后者在于立德成圣，垂范后世。因而，在具体对待抗金复国的问题上，辛弃疾以“补天手”自居，以“平戎策”为要务，魂牵梦萦的是在“天西北”、在“神州陆沉”；而朱熹则认为“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9]辛弃疾与朱熹相互敬重但又保留不同看法，正在于他们是不同人格类型的顶尖人才，他们各自的特点自然也会在交往中相互影响。理学之于辛弃疾固然有影响，辛弃疾的豪迈气格、恢复主张也未始没有影响朱熹。只是文章旨在揭示理学之于辛派词的关系，对后者就不作涉及了。 （二） 上面说了理学之于辛弃疾的影响，但还没有把这种影响具体到辛派词中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将从辛派词着眼，以揭示这种理学的浸染并非辛弃疾一人的情形，而是具有群体的普遍性。元初的戴表元在《稼轩书院兴造记》中描述了辛弃疾与朱熹相交往并因之影响所及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当其时，广信衣冠文献之聚，既名闻四方，而徽国朱文公诸贤实来，稼轩相从游甚厚。于是鹅湖东兴，象麓西起，学者隐然视是邦为洙泗、阙里矣。”[10]这个群体，与稼轩周围形成辛派词人群体并不是截然分开，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辛派中的相与唱和者，又是儒学泰斗门下的从游问道者。从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的记载来看，情况正复如此。比如，戴复古为陆游门人，而陆游则出于曾几门下。韩元吉为“伊洛之学”传人，尝师事尹焞，与朱熹友善，又得吕祖谦为婿，师友渊源极受推重。[11]他的儿子韩淲别见于《清江学案》。另外，像与辛弃疾有多词唱和的赵蕃（昌父），亦见于《清江学案》，说他“少从静春先生刘氏（清之）学……年且五十，更从朱子请益”[12]。其他，像《龙川学案》中的陈亮就更不必说。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他们词中所受的理学影响。简单说来，这种影响表现出来就是词中发议论，大量使用儒家经典中语，有如理学家之对经典的阐释发挥；还有就是直接化用当时理学家之研讨精义的种种术语。比如，辛弃疾的词《水调歌头·送太守王秉》之“一身都是和气”；《洞仙歌》之“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羡安乐窝中泰和汤”；这里“和气”、“义利”、“泰和汤”等等，都是当时理学中的常用语汇。又《水调歌头·题吴子似县尉填山经德堂。堂，陆象山所名也》：“唤起子陆子，经德问何如？万钟于我和有？”“耕也耒，学也禄，孔之徒。……日月东西寒暑，何用著工夫？”既用了儒家经典《孟子》“万钟于我何加焉”的话，又夹杂了不少理学的论调。他的《募山溪·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饭蔬饮水，客莫嘲吾拙。高处看浮云，一丘壑、中间甚乐。”“饭蔬饮水”我们前面谈他的“题瓢泉”词时已经涉及。另外，他的《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鸢飞鱼跃”语本《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朱子对此有阐释说：“‘鸢飞鱼跃’两句，问曰：莫只是鸢飞鱼跃，无非道体之所在。犹言动容周旋，无非至理；出入语默，无非妙道。”又说：“问：鸢有鸢之性，鱼有鱼之性，其飞其跃，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发现之妙处。故予思姑举此一二，以明道之无所不在否？曰：是。”[13]辛弃疾词中用此语，也正可看作是他“向里来有用心处”的修养境界的描述。 其他的词人，比如赵善括《沁园春》：“且一任三才和五行。”“三才”见于《周易·说卦》“兼三才而两之”，又《尚书·洪范》有“五行”之论。他的《水调歌头·赵帅生日》：“几百万家和气。”“和气”，《礼记·祭义》中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朱熹论“和气”语甚多。杨炎正《水调歌头》：“只恐棠阴未满。”“棠阴”用《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语。其《水调歌头》有云：“和气与空浮。”“和气”上已提及。刘过《沁园春·寿》：“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不用别样规模。但收揽人才多用儒。”“世似唐虞”句，出《论语·泰伯》“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收揽人才”，则是当时理学家语。其《沁园春·咏别》：“一别三年，一日三秋。”用《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语。又《水龙吟》：“朝廷既正，乾坤交泰。”用《周易·泰（卦十一）》：“《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又《西江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用《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又《清平乐》：“维师尚父鹰扬。”用《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这样的例子在辛派词人的作品中不胜枚举。这种用经用史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拓宽作品内容深度和广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理学盛行下相与问道辩难的学术风气影响所致。 最值得注意的是辛派核心词人兼正宗学者的陈亮。其论学主张功利主义，强调事功，前人概括其主张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14]。他对于当时的理学诸人是很有一些微辞的，曾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他们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又曾说他们所讲求的学问不足以应当时非常之势，甚至说“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15]。但不论陈亮与当时理学诸家有怎样的不同，他本身作为儒学中的一派是可以肯定的，他与理学诸人的论辩是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意见的交锋[16]。他的不少主张正是针对理学的短处而发。要之，他之于理学正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他的作品中充满他与当时理学诸家辩论的学术用语正在情理之中，这里且略举他词中的种种学术语汇。《水调歌头·癸卯九月十五日寿朱元晦》：“讲论参洙、泗，杯酒到虞唐。”《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问唐虞禹汤文武，多少功名？”又“许大乾坤这回大。向上头，些子是雕鹗抟空。”《蝶恋花·甲辰寿元晦》：“冷淡家生冤得道。”《秋兰香》：“未老金茎，些子正气，东篱淡伫齐芳。”这里“得道”云云，在《二程集》[17]、《四书集注》都有详论。“正气”云云，为南宋理学家常见之语汇。又“向上头”一语，《朱子语类》引述“二程”语云：“明道（程颢）又云：‘自能寻向去上。’”“程子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18]另外，《桂枝香·咏木犀》有“是耶非也，书生见识，圣贤心术”语，皆是一派学术气味。 对此，陈亮自己是有自觉的认识的，他说他自己词的创作是：“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于曲学之律。”[19]“抟搦义理”，就是以当时的理学语论入词，“劫剥经传”，就是以儒家经典及其阐释内容来入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所述稼轩、放翁“用经用史”、“时时掉书袋”等特点，正与龙川此处“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之说相合。只不过在陈亮则是鲜明自觉地标举出这一特点，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陈亮是辛派词人中学者色彩最为浓厚的缘故。其他一些人，如陈珌、戴复古等一些常常被目为辛派词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现象。要之，“抟搦义理，劫剥经传”可谓辛派词人身处当时学术背景中的共同倾向，他们的创作不自觉地浸染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参考书目： 《全宋词》 唐圭璋编 中华书局1965年 《稼轩词编年笺注》 邓广铭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辛稼轩诗文笺注》 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宋元学案》 （清）黄宗羲著 陈金生、梁运华点校 中华书局1986年 《辛弃疾资料汇编》 辛更儒编 中华书局2005年 《陈亮集》（上、下） （宋）陈亮撰 中华书局1974年 《龙川词校笺》 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辛稼轩年谱》 邓广铭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陈亮评传》 董平、刘容章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朱熹评传》 张立文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南宋词史》 陶尔夫、刘敬圻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 《宋明理学》 陈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宋明理学与文学》 马积高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 许总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 [1] 邓广铭辑校审定，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第114－1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第3179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3] 朱熹《答杜叔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雍也篇二”之“贤哉回也章”，第794—796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5] 朱熹《论语集注》卷六，见《四书集注》第16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6] 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第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 以上二首见邓辑、辛笺《辛稼轩诗文笺注》，第264－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8] 同上，第208页。 [9] 朱熹《垂拱奏剳三》，《晦庵集》卷十三，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21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0]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此据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第14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可参（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七《和靖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十九《清江学案》，第1945－19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534－1535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14] 实际上以这两句话来概括陈亮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些论点是不准确的，陈亮自身在当时就对此两句表示是误解了他的意思，具体可见他与朱熹往复辩论的书信中的《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第280－28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此外，邓广铭先生的《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一文对此论之甚详，可参看，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214－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 陈亮《祭吕东莱文》，《陈亮集》卷二十四，第364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 关于这个问题，邓广铭先生《陈亮反儒问题辨析》论之甚详，可参看，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225－2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411页、1412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19] 陈亮《与郑景元提幹》，《陈亮集》卷二十一，第3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