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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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农村调查

出处: 新华网     作者: 费孝通

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世界各国都在迈向现代化，我们也不可能例外，但要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先得要求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所造成的特点。我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主观上不能说不尽力，这个问题还不敢说已经搞清楚了。但我愿意把自己在这问题上摸索的经过，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来一起进行解剖，看一看我这一个人为搞清这个问题，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搞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法对不对？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陈旧了，要更新了？有哪些东西还有用？ 　　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土地不太广阔的宜耕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状态。我们从很古时代起，绝大多数人历来以五谷为主要食物。集约种植五谷作物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由此可知，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放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方式的看法，几乎都是在农村调查中累积起来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人民大胆地创造着我们未来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逐步看得清楚了些，每一个对农村作了认真调查的同志一定也会看清楚的。 　　我对中国农村作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是在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进行的。 　　我在广西负了伤，在广东医治了几个月，1936年暑假回到家乡，离出国上学还有一些日子，所以想到乡下去休养一下。我姊姊费达生正在开弦弓村开办一个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这个村子里盖了一个厂房。我就借了一间卧室，呆了下来。 　　在村子里住下了，我又想到利用这机会了解一些农民的生活。说是调查其实也有点过分，只是无心植柳柳成荫。我是在和这村子里的人们接触中，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活各方面去提问题。我是本地人，加上我姊姊和这村子里农民的关系，农民朋友们总是有问必答。我随手记下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新的知识。到我离开村子的时候，笔记本里的材料已经不少。因而想不妨整理出一个系统来，写成一本有关农民生活的书。 　　随后我就上船出国。当时去英国必须坐轮船。我记得我坐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船叫白公爵号。从上海到意大利上岸要走好几个星期。我呆得无聊，就把手边的调查材料拿出来，编成了一本稿子。到了英国进伦敦经济学院报到。人类学系有一位副教授，名叫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他担任作我的导师，我告诉他打算把《花蓝瑶社会组织》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底稿，同时又讲到了手边还有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调查初稿；他了解了两篇的内容之后，建议我以后者为基础写我的论文。不久，马利诺斯基(Malinowski)教授从美国回来，把我调到他自己手上来指导。经过两年，我写出了一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作为博士论文，得到了学位。 　　博士论文答辩那天晚上，马教授请我吃饭。在饭桌上他想起了一件事。拉起电话机，叫通了Routledge书店的老板，说定了由该店出版我这篇论文。但是后来书店老板为了便于推销，建议改一个书名，叫《中国农民生活》，但保存这书的中文名称《江村经济》刻在靡页。 　　我说这一段经过，因为这个书名曾引起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我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能说是中国农民生活么？书名一改动，这个问题是应当提出来澄清的。 　　我首先要说明，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如果说明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叙述，那是实事求是的。但问题是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提出了这个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我最近读到一本我的老同学，英国剑桥大学前人类学教授利奇(Leach)爵士的一本名为《社会人类学》的小书。其中提到了我近五十年前所写的那本书。他肯定这本书的价值是在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各个制度间的内在联系，使局部统一在整体之中；那是得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里功能学派的要旨。他把是否代表中国农村的这个问题劈开了。我自然感激他的好评，但是必须说明，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并不是就村论村，把这个村作为应用功能分析方法的标本。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改用的书名却道出了我的本意。可是我自己把这一本书只看成是我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我在大瑶山的调查虽没有完成，但可以说明我心目中的"中国社会"是连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的。 　　我把江村调查看作是我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的领域的开始，但是怎样把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呢？也就是怎样答复一个一个小村子的调查能加成一幅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当时我所能做的只有单枪匹马地在小范围里进行观察。这是我这个研究者本身的条件。我只有充分利用当时现实的条件去接触实际，那就是《江村经济》一类的调查。 　　我并没有停留在利奇教授所肯定的界线上，我并不满足于对一个社区进行内在联系的分析，绘画出了一个系统的网络， 　　对各部分间搭配得如此巧妙而作自我欣赏。不，我把《江村经济》的清样校阅完毕，即匆匆返国，一到昆明就投身到内地农村的调查之中。我这个行动说明我心里有一个看法，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 　　事实上没有可能用对全中国每一个农村都进行调查的方法去达到了解中国农村全貌的目的。这不是现实的方法。所以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统计学上的方法是随机抽样，依靠机率的原理在整体中取样，那是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中局部的变异是出于机率的假定。可是社会现象却没有这样简单。我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作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那就是说只有同一类型的事物中才能适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定量应以定性为前提。先分出有男女的定性区别，才能分别在男女中抽样研究有关问题的比量。 　　我是从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开始在"内地农村"里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类型。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苏南农村类型。我在昆明附近的禄丰县附近找到一个没有手工业的农村，学名是"禄村"。禄村农民的生产和收入主要是耕田。我对这个农村进行了微型分析，写出了《禄村农田》。于是再在滇池附近去找手工业较发达的农村来比较。我和张之毅同志一起在易门县找到一个这样的村子，我们叫它"易村"，这个村子种了很多竹子，用来编织和造纸。后来，张之毅同志写成了一本《易村手工业》。他后来又到滇池南边马帮云集的玉溪县，去调查了一个受到商业中心影响较深的农村，我们叫它"玉村"。写成了一本《玉村商业和农业》。我今天不去讲这些调查的内容，只是要说，我们这样做是在找不同类型的农村，进行比较。我在1953年初访美国时，在芝加哥大学根据这些内地农村的调查编译了一本书，名叫"Earthbound China"，意思是"被土地所缚束的中国"。 　　我在昆明从事内地农村调查这一段时期里，指导我调查方法的想法就是上面所说的类型比较法。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我在美国从事编译时经常接触雷德菲尔德(Redfield)社会人类学教授的一家人。他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女婿，也是接班人。他和我不谋而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 　　我从美国回来后，一方面我要负担云大和联大的教课任务，一方面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动，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掌了权，对民主运动进行压迫，我下乡的条件就减少了。我利用这段时间，把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整理我过去调查的心得，在讲课中就家庭问题和农村问题发挥我比较有系统的论述，后来编成《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本书。《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中国农村的基本性质。 　　我从昆明回到北平后，接着写一系列短文，提出了城乡关系、权力体系等问题，这些文章后来都收集成小册子，《乡土重建》、《绅权和皇权》里。美国雷德菲尔德夫人把其中一部分翻译成英文，在芝加哥出版，书名"China's Gentry(《中国的士绅》)。我提到这些是要指出，调查是基础，本身受着一定理论的指导，而也为提出理论性观点作了准备。理论和实际是永远不能分离的。这是我自己治学的经验。至于指导我调查的理论是否正确和我后来发挥出来的理论是否正确，那是另外可以讨论的。在治学的方法上我是这样做的。 　　从全国解放的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里，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民族问题上，所以不在这里多谈了。只要提到一笔，因为我重访英伦时在母校认识的一位同学格迪斯(Geddes)教授，他参加了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得到周的批准，到江村去作短期考察，因而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计划。当时我取得领导上的准许，借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一些年轻学者一起，又到江村去调查了一个多月。我有事返京，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原定分三次在《新观察》发表，可是刚发表了第二篇，反右斗争开始了，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我一直没有机会做农村调查。 　　直到1981年，我第三次去访问了江村。后来在英国以《三访江村》为名发表了我的感受。1981年以后我每年都去江村。我还介绍我的学生住入村里，调查各自的研究课题。 　　近两年在江苏展开的小城镇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经过，后面有专讲介绍。 　　下面想谈谈我在几次农村调查中形成的对于中国社会特点的一些看法。 　　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具有很浓重的乡土特点。这些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几千年来，汉族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种植业的收获取得食物。种庄稼的悠久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其中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用来维护这个经济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曾称之为"五谷文化"。 　　"五谷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和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1911年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的一个农业学家金(King)，曾在中国、日本调查农业，著有一本《五十个世纪的农民》。他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象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协和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还将继续养育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 　　我在农村调查里也得到同样的观念。我在《乡土中国》里叙述了人们怎样在农业社会里把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人也是死了的回到土地，又生出一代新的人来循环不已。这个循环构造了乡土社会人的特点。 　　五谷文化的特点就是世代定居。人以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们跟着也必须定居，聚居在一定地方，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人粘在土上，只是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所以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流动小，村与村都可以自成一体，互相隔绝；理想的形式用老子的话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阔经济。 　　被土地束缚住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种田种出来的。种田规定了他一定的空间流动性，规定了人同人的接触面，相互往来的人中没有陌生人，整天在熟悉的人之间过生活。熟悉是人们从长时间里、多方面的社会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老是在熟悉的环境、不流动的社区里生活，人们会产生一种不善于适应而且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就是那种老话中所谓土气十足的性格。在一个范围大、流动多而快的社会里，人们就会发生一套和乡下佬针锋相对的性格。我在《美国人的性格》里说过，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水上浮萍，根不相连、浪潮把它们冲涌到了一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相处，没有什么"人情"、没有什么道义可讲，一切靠法律办事，连剥削也得按法律办。欧洲近代的思想家们宣传了多年的思想，就是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都有独立的人格，人们一起生活应当靠个人同个人订立的契约来维持。有些学者把人际关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而有"的关系，如不能选择的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关系称作status，可译作"身分"。另一种是"自由意志决定"的关系，称作contract，就是契约。西方的立法精神就是从"契约"观念出发的。契约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法人"间缔结的。西方"自由"这个观念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人权"的观念也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西方社会里公私要分划得清楚，走出小家庭之外，人和人得公事公办。不得介入私人关系，在英文里叫impersonal。朋友见面要先打电话约见，到了人家家门要叩门，得到了允许才能进门。如果直接闯到别人家里去就会认为是一件失礼之事。在我国，朋友间就不能斤斤计较，越是要好，越是不分彼此，也就越personal (私人的)。到了人家家里去，推门就进，即使敲敲门，说声"我"，就行了。在熟人的世界里，一声"我"就能判断来的是什么人。进而，彼此关系熟悉到一定程度就不用说话了，语言也变成多余的了。我们现在天天接触新的面孔，接触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换一个人接触时又可以是另一方面，这样就冲淡了对每一个人完整的形象，要亲热也不会亲热起来。这种情形就和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同了。 　　乡土社会的结构有个特点，就是以一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层层外推。我称之为"差序格局"。差序就是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兄弟的老婆，嫂子家的弟兄，我孩子的舅舅等，构成一个由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关系网。这个网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正所谓"一表三千里"。这和以个人之间契约来结成的团体不同。团体是有边有际，在这个界线之内人人平等，规定下不同权利和义务，像是一匣火柴捆成一扎。一个人可以以不同"法人"的资格进入不同团体，团体又可以"法人"资格进入更大的组织。是和"差序格局"不同的，所以我称它作"团体格局"。 　　重农轻商也是乡土社会的另一个特点。熟人社会里怎好意思谈赚钱。你到瑶山去看看，挑货郎担做生意的都是汉人。为什么瑶民自己不做生意呢？他们会告诉你，我们都是亲戚朋友，怎么好要钱呢？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最低，士、农、工、商，商是老四，倒数第一。在汉代农商熟重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结果是重农派胜利了。这是乡土社会的本色。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后世还有人为他惋惜，怎么这样的大手笔竟给商人们做传记。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是敲竹杠的，是寡情无义之徒。他们斤斤计较，重钱不重情。不要说大家闺秀，连乡村姑娘也不愿嫁给做生意的人。这种轻商的意识形态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封建传统。现在仍然流行"商贩中有没有好人"的疑问。你去做生意，大家都看着你，说你是走歪门邪道，这对经济发展是大为不利的。 　　意识形态是从生活里生出来的。中西社会历史不同，形成人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和人生观。西方的现代社会充满了浮士德式的精神，是个动的、充满矛盾、创造、破坏的社会，崇尚攻取追求，讲究不断探索的精神。人们爱问人是什么东西？死了会怎样？关心死后的"天堂"。中国的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连月亮有圆缺，好花有谢落都会引起诗人的伤感。西方现代社会赞美日新月异，认为古老的事物落后了，老年人落后了，后来者居上，下一代应比前一代强。中国传统社会称道越老越好，老成才能持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五四"掀起的新文化的思潮，就是想跳出这个传统框子，可是这个框子有它的经济基础，生产不发展看来是不那么容易跳出的。 　　当前，我们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变化简直太生动了！从每一个社会细胞里面，即每一个家庭里而，都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农村调查的新课题也应当从这里面去寻找。 　　农村里有了小型工业，媳妇变了，婆婆也得变。这真可叫做思想改造！以前那一套吃不开了。怎么变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曾提到过，在四十年代，昆明乡下有一批农民进厂做工人。史国衡同志研究了这些人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现在，农村里发展了工业，农民不一定要跑到北京、跑到石景山去当工人，而是就在本乡从事工业劳动了。不打散他们的家庭，而是把工厂搬到他们的身边。这个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作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亦工亦农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同单纯务农的人是否已有区别？和城市的工人又是否还是不同？ 　　我认为，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养成的乡土社会向工业时代过渡的比较妥当的道路。工业放在某一个地方，它对经济变化的作用，一般人都能看到。不容易看到的是农民怎样变成工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怎样变化。我们的农村调查不能只停留在农民收入提高多少这些方面，还应当深入到精神生活里面去，进行触及灵魂的变化。这一点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功夫。 　　要了解农民不能单凭几个数字。要了解在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你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恃点，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 　　生产力变化背后是人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冲击着人的社会关系。我们要抓住人的变化，抓住八亿农民的特点，把"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迈向现代化的一步步脚印通过研究描绘出来。 　　另一个课题是农村商业流通的变化。我们的传统社会重农轻商，流通不发达，保存着大量不通过货币的物物直接交易。这次我到连云港时，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见她拿着一大包花生。我问她，这些花生是从哪儿买的？她说是舅舅送的。深入一问才知道她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县里，那里出大米，这里出花生。舅舅家要吃米，她这个做外甥的就把米送来，舅舅每次都要回送给她定量的花生。严格说来这不能算是交易，但舅勇如果老是不给花生，外甥恐怕也就不给他送米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米与花生不但物物交换，还要靠亲戚朋友来流通。由此可见流通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近两年农副业上去以后，生产力一提高，马上冲击原有的流通渠道。几个星期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民要汽车的文章。农民写信向我要汽车，我说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农民要流通，要现代化的流通工具，冲出自给自足的小圈子，这不是应当予以重视么？流通要工具，要社会性的交换渠道，要流通的物质基础。农村生产商品化程度一高，生活好起来，对商业流通的要求就强烈了。这个要求也冲击了我们脑筋里对于"商"的传统观念。如果还是按士农工商那样把商人看作"臭老四"，还有谁愿意来做生意呢？我们要抓住这个课题认真搞一搞。 　　外国人已经能够到月球上看我们了。我们同国外的差距相当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同人、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老一套中的不少东西保下住了。我是小镇上生长大的人，还是很喜欢镇上的茶馆。到那里坐着，喝一碗茶，下一盘棋。可是形势不允许了。我不能再象我父亲七十多岁时那样，每天早上到苏州城小店里吃顿早点，每顿都有新花样，而且便宜得很。然后回来休息一下，找个朋友，到茶馆里落坐下盘棋。我可不行了，我们不能赶上人家，我怎么能安心在茶馆里吃茶呢？时代变了，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变了。这个变化一直从农村基础上变出来的。我们的农村调查必须抓住这一个出发点，从变字上做文章。 　　我从1936年开始江村调查，到后年就是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题目。我打算明年， 1985年，再去江村深入调查，能在1986年写出一本《江村五十年》。这是我的主观愿望，还不知道老天肯不肯玉成此事。这要到后年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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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水月：《江村经济》启示

作者: 田水月

近一段时间读完了已故著名学人费孝通老先生的七十年前的著作《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一书，感触颇多，在此拿出去与大家分享。我是一位历史专业的学生，是一位对“三农”有兴趣的青年人，知识水平非常有限，因此阅读本书的角度比较杂，得到的启示比较浅显，甚至是错误的。     本书描述的是七十年前的长三角的一个村庄，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纯比较不同点，我想没什么价值。我们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现象获取启示来指导今天的社会变革。 一、蚕丝改革     本书的全书重点是记载了当时江村的一件大事，江村的蚕丝业改革，建立合作丝厂。这次改革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最终失败，但是有几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发展和乡村改革是有启示作用的。     第一个问题：合作丝厂厂址的选择。书中说：“厂址的选择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河A的水自西向东流。由于河A攻击沿岸居民的日常用水，所以把厂子建在下游，以免污染河水。”（第35页）我们也许不能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已有了环保思想，但是至少可以说他们有了这方面的意识，知道建厂要避免污染河水。还可以说当时人们知道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河水的尊重和保护，任何人和集团都不能为私人利益而侵犯公共产品。反观当代中国，建设在农村的厂矿企业有多少没有损害当地居民的生活权（生存权）？整个中国有多少企业危害了河流下游的居民生活用水？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应该思考的！为什么当代中国在这方面不如70年前？     第二个问题：政府在蚕丝改革中的定位。我们知道任何一项社会改革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如何支持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成败。     当年的江村蚕丝改革，得到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殊关切”，得到了政府提供的资金和银行方便的低息贷款，江村的合作丝厂借到了震泽的一个地方银行的一笔3000元的短期贷款。（第190-195页）而直接与农民、与蚕丝改革打交道的当地基层政府和领导人（公权的代表）没有直接领导、指挥蚕丝改革。蚕丝改革的发起单位不是基层政府，而是女子蚕业学校。在这场改革中，当地领导人充当了沟通蚕业学校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不过“主动在于当地领导人一边”，是由于领导人看到了农民在丝业中失败，为了改变“经常损害农民”现象，提出改革养蚕方法的建议，授权蚕业学校组织办理，且一开始就拨款600元。（第182页）在建立合作丝厂上，当地政府没有强迫农民入股，当然在实际上是“人们按照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工作，当地领导人遵照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行事。”（第188-189页）而“当地领导人的地位，通过丝业改革加强了。”（第183页）     根据书中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当地政府在江村的这场改革中定位为服务者的角色。不仅提出改革建议和提供一定量的改革拨款，而且充当桥梁作用，将蚕业学校和农民联系在一起推动改革，传达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指导蚕丝改革。并通过改革，巩固了领导地位。     我们再看看今天中国农村的一些改革，很多地方是在当地乡镇政府的强迫性直接命令下进行，违背和无视农民意愿，改革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是令人深思的，我想根本在于当今一些乡镇政府在乡村改革中定位有问题。     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有诸多改革项目。参考江村蚕丝改革中的当地政府定位，乡镇政府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中应本着以下几点原则。首先，乡镇政府定位为服务者的角色。是为农民服务，为改革服务，为农民和组织进行的农村改革提供资金和支持。其次，实施的指导改革的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再次，乡镇政府提出的改革主张要本着农民自愿原则，绝不能强制要求农民支持和参与改革，这也是党和政府长期强调的。第四，乡镇政府积极引进改革项目。最后，改革项目以解决农民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有最大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江村蚕丝改革之所以没有遭到农民反对，就是因为当时农民希望改革能尽快改变蚕丝收入下降的困境。这样乡镇政府才可以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可。 二、进城女工     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之初的最主要来源。虽然民国时代的中国工业化水平很低，但毕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有了一些厂矿企业，进城进厂工作的农民也有不少。     本书中的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附近的江村在1935年有32名女青年在村外工厂里工作，有了独立的工资，独立的经济基础，对亲属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产生了一定，甚至是实质性的影响，有了因在工厂工作导致婚姻纠纷的事例。（第197-199页）     今天的中国有1亿多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当中以青年人为主，以男性为主，夫在外妻在家现象比较普遍。也许是经济决定、影响婚姻和有钱就变坏的缘故，今天的“民工潮”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发亲属关系。前一段时间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九江县的律师，他说他在去年腊月接的5件离婚案中，其中4件是关于进城务工农民的离婚的案件。笔者家乡这两年也有几起这方面的案件，有与江村相同的案件——女甩男。同时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大量空巢儿童、留守儿童增加，这些孩子很少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他们与父母的亲情关系受到影响，同时身心发展也受到影响。农村的赡养问题也受到了影响。书中所说江村的进城女工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的大江南北正全面发生。     如何消除进城务工对亲属关系的负面影响，江村当年由于历史原因未能解决，本书也未提。而当代中国为了长远发展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提倡农民外出务工是夫妻同出、全家同出，避免长时间的分离。第二，加强婚姻教育和亲情教育，外出务工农民多与留守子女和配偶交流沟通。 三、融资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任何一项乡村改革都需要资金的注入支持。但是往往缺乏资金，往往得不到资金支持，融资非常困难。     前文提到江村的蚕丝改革得到了银行贷款，成为改革的主要资金，之所以能得到贷款，本书说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贷款时“用土地和厂房作抵押。”（第190页）这是本书提到的正规金融机构——银行对乡村改革的资金供应。本书还介绍了农村民间的3种融资筹资方式，有农民自己的合作型筹资机构互助会（摇会、徽会和广东票会三种）。（第224-230页）     未来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是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农业是弱势产业、低经济效益产业，农民因日常农业生产向银行贷款都相当难，（当然目前一些地方实施了小额信贷），对于农民转变职业的改革，如买船买车跑运输和农业结构调整、农民自己办厂所需的高额资金向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从而为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融资难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绊脚石、拦路虎、瓶颈。如何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鉴于江村的融资情况，笔者对于目前我国农村融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国家在政策上对于金融机构贷款支持“三农”作出一定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对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作出有关规定。第二，允许和鼓励农民可以以现有的农地经营权、房屋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和所购买的船、车或建的厂房作为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抵押品。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宅基地事实上被农民认为是私有财产。第三，鼓励农民自己联合筹资，建立类似江村的互助会的筹资组织，解决农业生产上需要的小额资金。（更多参见本人的《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及对策》一文，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2323） 四、村长     农村的发展和稳定需要一个良好的村治，需要一个和一批英明的为村民服务的村干部，对村政府和村干部的性质、角色和职能定位就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农村中的村，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行政村，但根据江村的人口数（第37页）和“村中所有人都认识”村长（第101页）这两点表明，当时的村一般比我们今天的大多数行政村小一点。当时的村干部——村长，他的工作有“帮村里的居民写信、念信以及代办其它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则算账，办婚礼，仲裁社会争议，照看公共财产。……组织自卫，管理公款，并且要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还积极地采取各种有利于本村的措施。”（第101-102页）虽然村长工作比较繁重，但并没有直接的经济报酬。换言之，国家财政和村民不需向村长支付工资。     今天在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建立了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村委会及其成员依照法律关村务，村委会成员（俗称村干部）可以获取一定补贴作为收入。     应该说当时所谓的村政府与我们今天的村委会、村长与村委会主任（在大多数农村也俗称村长）在职能和定位上有些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当时的村政府和今天的村委会在理论上的定位都不是一级真正的国家公权机关，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一级政府。二是当时的村长和今天的村干部都不是国家公务员，都是农民。为村民服务只是兼业，都是在不脱离本职工作基础上进行的。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当时江村的村政府就一个村长，没其他的人，人员可谓少之无法再少了。而今天村委会的成员一般有数人，当然不超过7人，但也不少于3日，且他们有误工补贴，有一定的工资。     鉴于此，笔者认为现今村治改革可以缩小今天行政村的范围和规模，将大村改为小村，一般情况下人口固定在2000人左右。如果这样改革，一个村委会的成员可以减少到一两人，这样可以节约开支，减轻村民负担。而且这时的小村是一个熟人型社会，有利于村庄治理的开展。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所受启示虽不止这四点，但能说出的仅这四点。不过本书中的发展乡村工业，发展农村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是现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我们社会应该在乡村工业上做文章，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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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

出处: 北望经济学园     作者: 甘阳

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一书，原以英文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的问世则已是几乎半个世纪以后之事。多少与此有关，此书在中文世界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本书近来引起我的兴趣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问题所引发。一是所谓“社会变迁”的理论问题，另一则是所谓“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大约两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化中国”的讨论会上提出，“文化中国”的问题需要从“乡土中国变迁”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理由主要是：第一，晚近十五年来中国以农村变革和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变迁过程，已经对现有“社会变迁理论”形成重大的挑战。无论对那些专门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转型”的学者来说，还是对那些研究一般社会变迁理论的学者来说，中国的变革都已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而很难单纯从现有理论出发去解释。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变革已经为重新思考社会变迁理论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日益强烈的体认。例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变迁”课程近两年都是以中国的变革为主要案例，并将之一方面与苏东欧改革相比较，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变迁相比较，并由此检讨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尤可注意的是，西方学界一些原先并不研究中国问题而是研究基本理论的一流学者，近来都开始在研究中国的变革，其中包括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现为克林顿经济顾问)，研究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B.Weingast，以及法学界的Roberto Unger等。可以预言，西方学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今后将会日益突破以往那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狭隘视角。 这里同时也就引出了第二方面的问题，即对现有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重新检讨。我这里说的重新检讨并不是指对现有理论的小修小补，而是指对西方社会科学之一般品格、、基本预设、主要范式以至学科划分等各方面的全盘重新检讨。今日学习社会科学的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首先就接受许多明言或未明言的预设，例如人们多半会认为今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划分乃天经地义，就像是上帝规定好似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今日所说的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乃是在西方本身“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体现了西方人对西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是这一变迁过程中各种复杂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结果。例如英国学界晚近二十年来就一直在讨论，为什么英国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人类学极为发达，而社会学则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起步这种奇怪现象？美国学界晚近十年来则在检讨，为什么社会学和经济学会变得如此互不相干，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思想学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牵涉到各种社会政治过程。法兰西院士布迪欧(Bourdieu)由此在不久前一次国际社会学大会闭幕辞中指出，今日社会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要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s)，亦即追问西方社会科学形成的社会过程，以深入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历史局限性。 以上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都已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深刻历史变迁无疑已经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反省和检讨也有助于我们能更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西方社会科学的阙失，从而型塑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品格。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以为也就是所谓“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内涵，亦即一方面要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科学”的品格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批判意识。 《江村经济》一书在这两方面都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该书是中国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力图了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最早尝试之一。我们有必要问，这一尝试是否已经包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对社会变迁问题的独特理解？ 其次，《江村经济》一书同时也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因为该书事实上是三十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个人认为，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称他们为“中国社会学派”)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史上的地位是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评价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前辈学者的努力以应有的尊重，而且更是因为，燕京社会学派从三十年代起的努力在我看来事实上已经开创了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传统，一个方向，我们因此有必要问，燕京社会学派的努力是否同时也已包含着对“社会科学”基本品格的一种独特理解？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首先讨论以上第一个问题，即：《江村经济》一书是否已经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变迁机制的独特理解？ 《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开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全书的最主要论点或可概述如下： 1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中。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表述如下：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一九四八，页82、84) 　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2 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3 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一方面，“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 4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 5 由此，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6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7 但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的过程。 8 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它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正因为如此，它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中国乡土工业几已完全崩溃的状况下，中国社会学派不但没有认为这是什么无可挽回，势所必然之事，反而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化，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传统乡土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换言之，中国社会学派在其三十年代所跨出的第一步，即已不同凡响地提出，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或将相当不同于西方大师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或普遍发展道路。 不消说，《江村经济》毕竟只是中国社会学派迈出的第一步，许多问题在此期都还只是初步提出，尚未得到深入的分析。但尽管如此，《江村经济》一书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学派在社会研究中的高度原创力。我们可以首先注意，所谓乡土工业自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各国。但是，在中国社会学派以前，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却从未认真对待过西方本身的乡土工业现象，更从未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而是想当然地认定：乡土工业只能是落后的、必然被淘汰的现象，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工业。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全都相信现代工业乃是高度机器化大生产，或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岂能与破旧不堪的传统小工业(craftindustry)相提并论。说到底，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而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滕尼斯的“社区vs社会”，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机械纽带vs有机组带”，梅因的“身份vs契约”，韦伯(Max Weber)的“传统治理与官僚治理”，等等。在这样一种截然两分的世界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蒸汽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就是传统小工业的没落，城市的发达必定要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城市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意味着乡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如此等等。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主宰着绝大多数人的观念。 但是晚近二十年左右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大量研究，却已经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可以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了。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所谓工业化的发展也绝非像以往所以为那样是蒸汽机取代磨坊的结果。相反，传统小工业乃与现代机器工厂长期共存，而且前者对西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并不亚于后者。以英国为例，当代西方史家已不断指出，教科书上的“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一个“神话”。著名经济史家A.E.Musson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以往所说一七六○——一八三0年期间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那么各种材料都足以表明，那时期仍是“水力的时代”(the age of water power)，而非蒸汽机的时代，因为蒸汽机和现代型工厂的扩散乃是非常缓慢之事，至少到一八五一年多数工业仍是在小工坊(small workshops)中的手工业。(A.E.Musson，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London，1978)事实上，到一八五一年，伦敦城内近百分之八十的制造业属于雇工人四名以下的小工坊。(关于十九世纪伦敦城居民及其与伦敦教育等的关系。可参S.Rothb－latt，“Loadon：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In T.Bender(ed)，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 to thePresent，Oxford，1988)A.E.Musson等人之言其实并非全新的发现。早在二十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家J.H.Clapham在其经典性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就已反复强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工业部门完成过技术革命”；当时的蒸汽机本身就很小，而且除了极有限的工厂外，蒸汽机使用得很少。J.H.Clapham的名言是：兰卡郡的纺工并不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英国劳动者，“那时典型的英国人仍是那种挤满乡间的乡下人。”(the man of the crowded countryside was still thetypical Englishman)(J.H.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Modern Brittish，3 vols，Cambridge，vol.l.，1926)但是J.H.Cla－pham以详实材料为根据的这些论断却长期被冷落。 法国经济发展的例子更可给人以启示。西方正统看法曾长期认为，法国十九世纪经济发展乃是呆滞(stagnation)的典型，没有发生英国式那种“工业革命”。晚近以来的大量新研究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经济的发展在事实上是最成功的经济与工业增长例子，并代表了与英国不同的另一条发展道路。这两种正好相反的估计之主要差异在于所使用的标准不同，传统看法的标准是当时法国现代型工厂的增长、城市人口的扩张，以及农业中新机器的使用等。新研究则认为这些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标准，而应采用更实际的标准即人均实际产量的增长。根据后一种标准，法国经济在当时发展并不亚于英国，而这恰恰证明，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并非只有靠机器化大生产和城市化加速等来推动。法国的特点之一恰在于其城市化速度较缓、人口增长较缓，但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比例却增长甚快，以及国民投资大量集中在小型工业。著名的里昂地区农村纺织业几乎从未经历过蒸汽机时代，而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直接进入电力时代(蒸汽机与电力的重要区别乃是中国社会学派四十年代的重要论证之一)，并发展成极发达的工业小区(industrial district)。 以上西方工业发展的现实历史或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学派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提出的乡土工业发展问题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同时又是何等的空谷足音，从而难以为崇拜西方理论的人所相信。但事实上，宏伟壮观的西方经典社会理论正因为其过分追求普遍性，不但不切合非西方社会，而且同样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本身的历史现实，因为它总是这样那样地削足适履，以偏概全；或将某局部现象夸大成全局，或将几世纪之久的过程神话化为一个“飞跃”，并由此作出种种或悲观或乐观的历史预测。但即使在西方，真实世界的社会历史生活也完全无法被硬塞入西方大师的抽象逻辑图式之中——韦伯所说那种高度官僚化管理的企业组织方式从来只是一部分工业部门的组织方式，而非所有工业部门；而自汤普生(E.P.Thompson)的经典研究《英国工人阶级之形成》以来的大量欧洲社会史研究更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十九世纪欧洲所谓工人运动恰恰是由传统工业部门劳动者或类似于今日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人们所发动。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一旦转化成一种被普遍宣传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则不但以往的历史被大大曲解，而且人类的想像力和历史的多重可能性也就常常被无情地扼杀，而迫使人们臣服于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淫威之下。 所谓工业发展道路或工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而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须的组织形式，乃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如我们所知，韦伯正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式(所谓理性官僚化)这一所谓必然性出发，进而去追问西方文化传统如何导致这一发展；也是从这一“必然性”出发，他又得出悲观的结论。同样，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以往所有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也正是因为他相信他把握住了现代工业一定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必然性”。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人们往往“逻辑”地得出结论：社会化大生产的最高形式自然就是全社会生产的统一管理，即著名的“全社会一厂制”(asingle－firm model ofsocialism)。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anti－necessitarian social theory)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centralizedmass production)，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For－dism)，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decentralized)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以这些问题为明确指归了，不过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