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与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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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与学术经历

——裕固族第一位博士钟进文教授自述

1963年3月17日，我出生在明花草原一裕固族牧民家里，父母亲不识字，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出门办事一定要带一样东西，那就是家里加倍珍藏的父亲名章，因为父母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切签字画押的事情全靠这枚小名章。我生长的地方是一个定居的牧业点，家与家之间相隔十里八里，人与人走动要骑毛驴骑骆驼，眼前的世界就是茫茫盐碱地里的羊肠小道和密密麻麻的芨芨草。放羊接羔、割草挤奶、拾牛粪拔蒿子是父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毫无怀疑地认定，裕固人的生活就是这样。

一

1972年春天，村子里把我们16个10岁左右的孩子集中起来，从农区请来了一位“秀才”，说为我们办学校。全村人听着都觉得特别新鲜。开学第一天，我们16个孩子手拉手，像一阵风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幸福极了!我第一次感受到很多孩子在一起玩是多么开心，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村办识字班。教室是牧民晚上开会用的一间大一点的土坯房子，两条长凳叠在一起就是课桌。在同一间教室里根据年龄大小把我们分成高、中、低3个班，实际讲授的内容都一样。就这样，我非常荣幸地成为当地村班牧读小学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在牧区上学困难很多，且不说教学规范化，就每天早晨从四面八方的牧业点走路赶到学校，能够按时上课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天蒙蒙亮，大人们在羊圈里忙碌时，我们就要背上一天的干粮向学校出发，每天至少要走一两个小时，一路上背课文，有时还要拔一百根芨芨棍，带到学校作算数工具用。中午学校烧一锅开水，开水就馍馍就是我们的午饭。下午赶回家还要帮助家人看护羊群或做家务。
与同龄孩子相比，我的生活负担更重一些。就在我满怀欣喜上学的那年春天，母亲因病离开了我们。当时两个姐姐已出嫁，3个哥哥都没有成亲，转眼间，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之家。那时，男人是村子里的重劳力，都集中在一起集体劳动。我就像一只无依无靠的孤雁，一个人住在空旷的一院房子里。肚子饿了自己做饭，衣服脏了自己洗。天长日久，我也逐渐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父亲是一位还俗的僧人，他既有一颗善心，又有一份刚强。为了不让我辍学。他放弃这一大院房子，把家搬到小学附近，借住在村里的一间小房子里。父亲的关心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虽然筹建这所简陋学校的本意是让牧民的孩子识几个字，但是我还是格外器重它。我有意无意把它变成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天堂：学说汉语，一词一百遍地默写；学拼音造句子，争当少年先锋，打乒乓玩篮球，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由此我也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东西，这所牧读小学把五年的“三好学生”和“体育标兵”都授予了我。

二

1977年我结束了小学生活，在老村支书的鼓励和积极帮助下，我第一次离家到区公署所在地——明花学校住宿上初中。虽说是寄宿上学，实际上主要是晚上去学校的集体宿舍睡个觉而已。因为当时牧民都嫌学校食堂伙食偏贵，常常租借学校附近的废弃房屋自己开伙。我们也如法炮制，借了一间明海人修的简易小房自己动手做饭。记得当时家里只提供面和油盐酱醋，其他都靠自己想办法。每天放学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拾柴火。吃菜的机会不多，至今还记得每年春天我们总要学着大人样子偷偷到湖边子居民点的饲料农田里铲苜蓿，经常铲一把嫩绿的苜蓿，拿回来用开水烫一烫撒上盐和醋就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凉拌菜。
一年后我做饭的小伙房没有了，我和同村同学钟自定联合，自己动手脱土坯，从家里运来椽子等木料修伙房。由于没有砌墙经验，我们修的房子墙壁凹凸不平，墙体还有些倾斜，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自己亲自动手修建而成的，当时心里很高兴。很快不少家长效仿我们，在我的左右两边修起了一间间小房子（他们比我们省劲，只需修三道墙就可以）。几年后在明花学校附近出现了几十间这样的房子（据1994年统计总共有40多间，占全校学生数的70%左右。《明花区志》第90－91页），由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人们也给它取了一个特别贴切的名字“学生房”。

三

197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父亲和大哥的支持下，我迈进了高中的课堂。可入学不到一个月，父亲病倒了，当我请假回家探望父亲时，周围的好心人都来劝我退学。他们认为花费几年时间读高中最后还是回家放羊，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回家放羊，况且放羊又不需要知识。面对病床上的父亲，我开始犹豫。这时大哥说话了，它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般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把高中读完，我们家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家里再困难也要供你上学。”大哥的话犹如一颗定心丸，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父亲听完这话，也许是松了一口气，没有多长时间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当我重返学校时，摆在面前的是拉下的一大堆课，我没有退路，那刚刚过去的悲戚场面和大哥饱含泪水的话交织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开始发奋学习。那时，学校晚上九点钟就要停电熄灯，我只好自己做一盏煤油灯，停电后靠煤油灯在宿舍里再学习一两个小时。当时也有同学取笑我，说我就是一辈子用煤油灯的命。
一年后我被选送到甘肃省重点中学——张掖中学民族班。此前考大学对我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因为原来就读的中学，每年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能上中专就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在张掖中学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农村来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奋斗考上了大学，有些还进入了全国一流重点大学，这种改变命运的方式和途经激发了我，从此我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每天早晨五点钟，当许多同学还在熟睡时，我准时起床开始一天的学习，天天如此，从不偷懒。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宿舍发现正在下雪，当我踩着积雪在路灯下翻书时，学校烧锅炉的老大爷过来了，他说，我每天看见你在这里背课文，穿这么点衣服在雪地里站久了会冻坏的，这样吧，我给你一把锅炉房的钥匙，你可以坐在锅炉旁看书学习。锅炉房里虽有呛人的烟尘，但是总比外面雪地强。我非常感激地收下了钥匙。从此，锅炉房里那“隆隆”滚动的开水声伴我度过了许多宝贵的学习时光。

四

1982年，我作为张掖中学首届民族班第一名考入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当我手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时，哥哥和嫂子激动的泪流满面。大哥用裕固族传统的庆贺方式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大哥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比我少。
那年秋天，我怀揣大哥东借西凑的60元钱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后来的六年大学生活（当时北师大中文系为五年制，再加一年预科）中，大哥大嫂是我坚强的后盾，虽然他们也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父母，但还是节衣缩食，想尽一切办法供我上学，从未让我有后顾之忧。
进入北师大第一天，有不少中文系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到我宿舍串门，打听我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子，因为北师大中文系有一著名民俗学家名字叫钟敬文。这一小小的巧合，也促使我对民间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大学5年的时光里，我们创办学生民俗学社和《民俗论坛》，并担任社长和主编。这些实践活动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能力，也为自己今后走向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

1988年我迈出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拥有了一片宝贵的学术天地，同时也激发我将视角转向本民族文化研究。初到研究所，许多前辈学者语重心长告诫我，一定要多回自己长大的那片土地，用大学学到的知识去系统、科学地搜集整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儿时看到的婚嫁场面和动听的民间故事，现在在我眼里就不再只是热闹好玩和离奇的组合，其中蕴含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深深震撼着我。我充分利用土生土长，通晓民族语言的优势一次次回到牧区草原深入进行田野调查。不管是骄阳似火的夏日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我总出现在牧民的家门口。很多牧民听说是从北京来的裕固族学者特别高兴，手里有再忙的活也要放一放，先配合我的调查，为我提供资料。有的牧民看见我一个人跑来跑去，主动用家里的骆驼或摩托车，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牧民专程到乡政府商店为我买饼干买罐头，尽管有些食品早已超过食用期，但是我还是特别感激。十多年下来我跑遍了裕固族所有的乡镇和绝大部分村子。这在当时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还是很难做到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我获得一大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为了对裕固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全面认识。我努力搜集学习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为自己的研究事业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在我满怀信心开始研究工作时发现，仅靠大学本科所学的知识还不能完全胜任这项工作，我必须进一步深造，继续提高研究能力。于是1993年又经过一番努力，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系硕士研究生。这一读又是6年，199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裕固族第一位博士。

六

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一边学习一边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并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
1994年7－9月，应邀赴德国波恩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裕固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合作研究，在德国梅茵茨参加了第七届国际突厥语学术研讨会，并与荷兰学者合作在德国《突厥语言学》杂志上发表了《东、西部裕固语谚语文化》的论文。1995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裕固族文化研究》，这是在裕固族历史上由本民族撰写的关于裕固族历史语言文化方面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96年我非常荣幸获全国高等院校第五届霍英东教育基金，同年获得硕士学位并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1997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甘青地区特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区域特征》全文公开发表，2000年以该论文为基础申报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1年该论文又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青年教师论文奖。
2001年我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录取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2002年9月－2003年9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访学一年。在土耳其留学期间，我完成了《西部裕固语－土耳其语共同词汇编》项目初稿，并在土耳其发表了《萨里畏兀儿：突厥和蒙古历史关系论》和《裕固族中流传的格萨尔故事概况》等论文。
2002年1月，我受邀请参加日本京都大学举办的“黑河流域生态考察工作方案会议”，并在大会宣读学术论文。从当年起前后五次(2002年7月15日－8月31日、2003年8月24日－9月19日、2004年2月11日－24日；7月20日－8月19日)参加中日联合开展的“黑河流域生态环境文化调查研究”课题子项目民族学调查组。在此期间，我撰写的《黑河流域生态优化中的社会人文关注》一文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发表在日本文部省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国际性刊物《沙漠绿洲区研究学报》上。

七

2004年8月，我以“西部裕固语与日本语形态比较研究”为研究课题，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基金”，并被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聘为外国人共同合作研究员。
“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简称JSPS)成立于1932年，是与德国“洪堡基金”齐名的国际著名基金组织。它以促进学术发展、培养研究型人才、促进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为目的，现成为日本全国最大的官办科学资助机构。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一般)制度是1988正式开始推行的，最初的目的主要是想把法、德、英、美等欧美先进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研究人员招聘到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一至两年左右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国家培养的研究人员来实施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而且通过与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不同的外国研究者进行合作研究，来激活日本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有助于日本学术研究的发展。所以初期招聘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的方向国仅为法、德、英、美四国，1994年扩大到凡是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为招收对象国。申请者必须是具有上述国家国籍和居民权的博士毕业生。
我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基金和外国人特别研究员身份正是缘于从事的裕固族语言文化研究这一独特领域。2004年11月我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我在日本的合作教授木田章义先生主要从事古代日本语语法和古代日语向现代日语演变中的语法变化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工作。近10年来主要致力于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朝鲜语语法与日本语语法的比较研究。在日本的两年合作研究期间我学习了《现代日语》和《古代日语语法》；系统整理了西部裕固语接续词；编写了日文版的《西部裕固语语法初稿》，与此同时，系统搜集整理了日本学界对我国甘青地区特有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2006年11月我圆满完成合作研究按期回国。
在这近20年的学习研究中只得说一说的是，编写出版了《裕固族文化研究》、《裕固族文化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合著）《甘青地区特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区域特征》《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等学术专著；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甘、青地区突厥、蒙古语族语言的区域特征》《裕固族地名“西至哈至”考释》等学术论文30余篇；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萨满》、德国威斯巴登的《突厥语言学》、日本京都大学的《沙漠绿洲区研究学报》、土耳其的《民俗与文学》等国际性刊物上发表了《裕固族民间文学中的萨满教》、《东西部裕固语中的谚语文化》等学术论文。
1996年和几位裕固族同胞通力合作，系统搜集整理近100年来国内外有关裕固族研究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并作为主编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著作《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该书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比较好的评价，为学术界和国内外了解裕固族打开了一扇窗口，为进一步研究裕固族提供了方便。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求学的道路上可能没有平坦的路可走，更无捷径，学海无涯苦做舟，只有不断进取，勤奋向上，机会才会属于你。（钟进文/笔述巴战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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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教育人类学观察——记我的小侄儿

bianwujufang@126.com

文化人格学派是美国人类学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关注文化对人格的形塑作用，认为不同文化模式可培育出不同人格。当然，更多倾向于单向度的思路，导致文化人格学派具有“决定论”的色彩。当然，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格的形成过程。
斯坦利·霍尔是美国心理哲学的第一位博士，他是冯特的学生，应用进化理论和功能理论研究心理问题。文化人格学派的理论可能是对霍尔理论的一种反抗，而且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以上是背景材料。
我的小侄儿已经两岁半了。平时很少见到他。大约一至两个月才能碰到一次。我惊奇地发现，在每一次见到他时，他在行为方式、性格上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前些时候，他很愿意和别人交往，愿意叫“叔叔”“阿姨”，而且乐于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他人，在每一次分享之后，总是认真地把物品放回原处；现在呢？遇到陌生人，他不主动去问好，而且在他爸爸妈妈的鼓励下仍然不愿意开口，而且似乎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物品了。我感觉很奇怪。
如果按照目前我所了解的理论来分析，这是由于不同阶段的成长环境、教养方式不同所致。但是，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不可验证的。但是我现在的观点认为，两岁左右的幼儿应该更多地置放于一个开放、热闹的环境之中，这样有利于幼儿的“社会化”和“文化化”，当然在这两个过程中，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时存在。家长的职责就是在一套“正统的”“合理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指导幼儿“扬善弃恶”。
最近一段时间，妈妈从老家过来为哥哥嫂子照看小孩儿。冬天寒冷的天气阻止了人们外出散步，平时家里基本没有熟人来串门，所以小侄在很多时候就看一些动画片——《黑猫警长》和《米老鼠和唐老鸭》之类的，当然妈妈有时候也给小侄讲一些小故事。动画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分别很大，小侄最近迷恋于动物王国，他好像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很敏感，他的大脑有很多的空白去填充这些东西。但是我有一种担忧：这些人为的动画世界在他的大脑里留下的影响，等到他长大后接触现实世界时会不会成为某种障碍。在我看来，花鸟草虫等等构成的真实世界比虚幻世界对于儿童的成长可能更有利，因为现实世界能给人时空感，人与物能够真正相融一体。
记得有一次我和小侄儿玩了很长时间，他的姑姑也为他讲了很多故事，当我们要离开他家的时候，小侄儿站在门口什么都没有说，不一会，忽然嘴角下沉，委屈地哭了，但他仍然什么都没有说。当时我看着他的脸，思考他那时在想些什么。那一次，为了不影响小家伙的情绪，我们还是安慰了一下就赶快离开了。
也是在那一次，妈妈给我讲了小侄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的妈妈、嫂子带着小侄下楼去玩，见到楼下的一位老奶奶。妈妈和嫂子让小侄叫那个人“奶奶”以示礼貌。但是劝了半天，小侄就是不叫。后来回到家中，嫂子问小侄为什么不叫那个人，小侄说：“我家里已经有一个奶奶了！”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在那时小侄的头脑中，“奶奶”这个词只是对一个人的“特定称呼”。我进而想到，一个词，或者一个发音，最初在儿童大脑中建构的意义可能是唯一的，以后要扩展这个词的意义必须打破原有意义的“霸权”。
小侄成长中的故事我了解得并不多，我现在也不可能拿出很多时间“助其成长”。有的时候，我想人生就是不断的“遭遇”，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仪式”，在连续或非连续的过程中，人不断地了解世界、认知和改造自我。要求在每一刻都进行“精雕细琢”、“完美塑造”的教育是不现实的。社会万象就在那里，要看清“他们”，再看清自己，不断地“行动”突破束缚。所以，这样来看，教育的理想在于交给学生看清世界的知识，以及帮助他们养成积极健全的人格。改变别人是困难的，唯有自己追求完善才是可能的，正当的。
补两句：
话语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当我落笔写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的文字并不是遵照我思维的逻辑，而是遵照既有的话语的逻辑。这种话语的逻辑可能也是一个人的“惯习”。


2011年12月15日星期四
                                    写于首师大北一图书馆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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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生活

　　■ 文／巴战龙（裕固族）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能为自己的读书生活写点什么。也就是说，我想用文字虚构出一束鲜花，献给自己轻轻划过纸页的青春年华。

　　今天下午，我意犹未尽地合上了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生活在碎片之中》。我为鲍曼的才思和心胸深深折服。这位前波兰共产党员，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被迫交出了党证，如今在异国他乡，做着艰苦的社会学思考，视野里只有人类的现实生活及其未来。他和他的许多有着痛苦经历的犹太兄弟姐妹不同，他没有一味地咒骂那个时代，没有轻率地把纳粹的账算在某个特定的民族身上，而是孜孜以求更为深层的原因。他曾经狂热地为他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过。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被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无情地抛到了边缘生活中。现在，他的祖国早已发生了剧变，但在内心深处，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

　　桌上放着一封信，是族兄铁穆尔寄来的。打开来看，是他的近作《狼啸苍天》。依然故我，文字粗砺，叙事铺染，感情细腻。他的作品，始终像一股来自亚欧草原的强悍的风，撼人心魄。他的品性，始终像一阵来自游牧世界的芬芳，沁人心脾。一个月前，他到北京来领一个文学奖时，以极其自然，绝无教化的口吻对我说：“怎样呼吸，就怎样写作。”

　　一天中，翻看阅读书目和整理书架是我最衷情的娱乐。严格说来，我读书不算多，每年大约只能读到５０来本书、２０来本期刊杂志和若干篇文章。我给阅读书目分了类。在文艺类中，阅读频率最高的是张承志的作品。他的作品我总是翻来覆去地读，也读出了一个真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困惑。在学术类中，读的最多的是人类学著作和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著作。

　　看看那些端坐在书架上的书，哪怕一眼，都让人心生暖意，它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现在却聚在一起，向我这个普通的牧人之子展示不同的文化样式和思考途径，毫无疑问，它们属于人类高贵精神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去年寒假，我回到家乡尧熬尔塔拉（裕固草原）看望父母亲。一天傍晚，我放下书本匆匆扒了几口饭，想接着把张承志的新作《鞍与笔的影子》一口气读完。阿妈拦住我说：“孩子，阿妈当然希望你多念书，可你究竟要念到啥时候才能算完？”我抬头看见阿妈眼神里的忧伤。

　　阿妈，我真的不知道念到啥时候才能算完，只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书没有念。

　　耳边挥之不去的是鲍曼谆谆告诫：“现代性是陷阱，后现代性是雷区”。人类究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我的只有一万余人的裕固民族究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读吧，读吧，坚持读吧，一定要坚持读下去。我不想为自己的读书生活设定什么神圣的目的地，也不想预测前景辉煌，因为美国社会科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断言，预测前景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不知道实际情况的人，再一类是那些居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

原载《张掖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