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手稿中的年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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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手稿中的年代信息
张治   发表于2012-11-11 我们翻阅钱锺书五十多年间的读书笔记和研究札记，看到的是一直勤于读书抄书的智者之形象，不管读书的环境是在牛津、上海、北京，还是昆明、蓝田、罗山。
　　我们翻阅钱锺书五十多年间的读书笔记和研究札记，看到的是一直勤于读书抄书的智者之形象，不管读书的环境是在牛津、上海、北京，还是昆明、蓝田、罗山。初至蓝田时他日记中每天出现的“读书如恒”四字令我们敬仰。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钱锺书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8月第一版

11896页，9000.00元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

钱锺书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7月第一版

2570页，388.00元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问世，我们开始可以亲睹钱锺书积累学问的方法。那些从前传说得神乎其神的典故，关于他如何过目不忘，变得没有意思，而我们却更佩服这位“锺爱书籍”的学者了：原来他不全赖超人的记忆禀赋，而得益于一生勤奋不辍的抄书习惯。但《容安馆札记》涉及文献的范围和《管锥编》等著作大不相同，这是第二轮的筛选，还有更广泛的读书笔记。二十册的《中文笔记》影印本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中文笔记》第一册影印的“残页”，体式风格多类似于《容安馆札记》，只是没有编号。范旭仑说是“《容安馆札记》第一则之前的日札”，有一定的道理。时间上看，确实有不少早于《札记》第一则的，比如“丁传靖《闇公诗存》”谈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陆次云《澄江集》”，引《木兰辨》谓必无隋炀帝欲以为妃之事，“兰虽女子，从事疆场，能使同伍不可识测，其非娥眉螓首之姿可知，何足供其妙选哉”，钱锺书按语道：
　　妙论，遂使吾心目中木兰，如解放女同志。
　　还有“胡思敬《驴背集》”一则，藉古论今，提及内战胜败之结局，都说明钱锺书当时对于红色政权还不太熟悉，应该都是他北上之前所记。但是也有时间较晚的内容，比如“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一则中，读《所学录》卷七《跋黄氏日抄读韩文》所论：
　　韩公之诗。慎修、鲁岩之说，一若身经坦白自我检讨之世者，可怪也。
　　这应该是1958年“反右”之后的语言。此外，这些读书笔记原本另有题名，比如“且住楼日乘”，当是在上海寓居时所作；还有“偏远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则不知其详；还有一部分题作“秽乘”的，而且不止一册。现在在残片部分中偶尔可以找到点儿痕迹而已。
　　“残页”之外，则属于纯粹的抄书笔记（且多有重读重抄者，包括少量内容出现重复的），鲜见评议，也无后来的补记，往往整页只是所读文本之摘引，偶尔页边增加三两注释。还没出版的《外文笔记》，据说篇幅至少是《中文笔记》的两倍，情形大概与此相同。常见有“钱迷”抱怨《手稿集》字迹难以辨读，如同天书，这多还是针对《容安馆札记》所发，其实相比之下，“札记”部分由于书写过程中要评议叙说，笔速略缓，并不难识，无非涂抹和行间小注影响注意力而已。照本抄录的大段“笔记”，疾书速录，才真不好分辨，但这个书法的难度不影响我们了解内容，按图索骥对照所抄之原书便有分晓。多对照几次，了解了钱锺书的字迹，再翻看《容安馆札记》，就非常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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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阅钱锺书五十多年间的读书笔记和研究札记，看到的是一直勤于读书抄书的智者之形象，不管读书的环境是在牛津、上海、北京，还是昆明、蓝田、罗山。初至蓝田时他日记中每天出现的“读书如恒”四字令我们敬仰。《围城》中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的大脑，是学问的坟墓。”将学问从坟墓中招魂，才能注入新生命，如钱锺书所说，你得把图书馆放进自己的书里，才能保证自己的书进得了图书馆。现在图书馆中《手稿集》已经上架，等着我们再去把它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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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文所说，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以及《中文笔记》第一册中的“残页”札记，兼顾议论，于所读书籍之文句多有发挥，这应该就是为自己的研究或者说著述所做的准备。因此，我们从中观察到钱锺书学术兴趣的前后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忙于通览各种宋诗总集与别集，这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即从事的“补订”《宋诗纪事》这一计划。五十年代初他还特别关注西洋文明在文学中的反映，比如明清诗文笔记中的眼镜、西洋妇等等，令我们想起钱锺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声明中提到1948年的英文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
　　第七〇五、七一九则和第七二九则，都是由参与社科院文学所同仁集体编撰《文学史》和《唐诗选》所引起的。第七二九则大约写在1962年，钱锺书因受命选注唐诗人数家，而开始重温《全唐文》，以后又有七则札记，都是读《全唐文》的心得。拿其中的引文和《中文笔记》三处抄录《全唐文》的地方对照，几乎全无重复。大概就是在此前后，《札记》几乎每则都格外长，除了有些标明“杂书”或“Jottings”之外，其他各则趋向于精深的要籍和地位特殊的经典。我翻阅晚期的《札记》，有一个印象，感觉钱锺书开始由身边的“学马列”风气而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继而反过来研究《老子》。这始于第七五一则，至第七五五开篇，更明确说：“阅《黑格尔著作选》，因温《道德经》一过。适见坊间有朱谦之《老子校释》，遂偶披寻。”（朱书初版于1954年，1962年版略有补订，钱此时读到的应该是后者。）大概就是此时，他动念著作《管锥编》，这与《谈艺录》写法不同，由恣肆随意的读书转而集中于专论几部宋前之要籍。上文提及1966年岁初那则札记，钱锺书因病而觅《楚辞》自遣。后又于第七八一则再作《楚辞》的札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太平广记》此前有专门的札记（按，钱锺书很早就有读严可均辑《全文》的心得，1937年之前的“大本（一）”笔记里提到自己撰写了“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读”）。《列子》张湛注是《老子》札记后自然选择的一个对象。《楚辞》的札记之后，又有《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延续多则，篇幅颇长，这九种，加上早先读过的《焦氏易林》（第六九五则）组成《管锥编》的十部书，相互之间，皆有关联，张文江先生对此论说甚详，可以参考。
　　1975年前后《管锥编》初稿完成，1978年1月《管锥编》序之“又记”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1987年钱锺书致信厦大教授郑朝宗，又说：
　　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外一编。
　　《全唐文》的准备，在《札记》中已如前述。杜诗则见于第七八九、七九〇两则。其他似乎都只是见于《中文笔记》的摘录而已。“等十种”者，有三种未曾提及。《简斋》已经是宋人著作了，所以这三种也不太好判断。有意思的是，《札记》最末几则里，有三则分别谈《三国演义》、批本《石头记》和《西游记》。可最遗憾的是《西游记》那则似乎欲言又止，题目之下仅有后来的补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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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安馆札记》既然本身就有编号，各篇先后的次序就不会颠倒，以其正文部分的内容（旁注当然可能是多年之后又补加的），来推敲其大体的时间坐标，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这部分札记以《宋百家诗存》始，以《湘绮楼日记》终，编号至于八百二则，很多人可能和《听杨绛谈往事》的作者一样，由此便认为有八百零二则，这是不对的。因为八十则、百十五则、百三十四则均两见，百四十七则又分成a、b、c三则；编号缺少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三百八十七、三百八十八、五百四十六至五百五十四，凡十三则。所以如果不把被抹去的那几则排除在外的话，《札记》共计七百九十四则。　　“容安馆”或“容安室”之名，是1952年钱家因院系调整，住进中关园一处平房后才有的。但是《札记》的第一部分（至五五则），仅标为“日札”而已，第二部分（至一二一则）、第三部分（至二〇四则）、第四部分（至二四三则）、第五部分（至三一九则），皆题作“槐聚日札”，不同者在于第五部分多了一个署名“容安馆中寓公”，此后部分方题“容安馆日札”或“容安馆札记”（最后两部分又改作“容安室札记”），有时署“槐聚居士”。最早出现这一斋号的地方，见于第一一四则，是《容安室休沐杂咏》的诗稿。
　　最容易先确定下来的具体时间，一是第七六一则云：“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侵之也。”这是1966年岁初的事情。一是第六三四则，为《槐聚诗存》之《赴鄂道中》的前四首（无第五首），自注云“余选注宋人诗甫卒业”，且这次出行是为了去湖北探父病（《我们仨》第134页），便可以断定是1957年。《札记》中好几则都是钱锺书的诗稿，从修改涂抹的痕迹来看，这应该是原稿而非后来的誊抄件，并非这不意味着，全可依据《槐聚诗存》的系年数据来给出诗稿的写作时间，比如《容安室休沐杂咏》，《诗存》定于1954年，但《手稿集》中一部分在第一一四则，一部分在第三三六则（另题为《容安馆春暮即事》），而在这两部分之间，出现了《诗存》定于1949、1950及1953年的几首诗稿。范旭仑在《万象》发表的《容安馆品藻录》和在《上海书评》发表的《钱缝里》，就多次言及《札记》某则某则作于何年，并以《槐聚诗存》编年为不可信。但是，把他所指出的时间放在一起看也似乎有点问题。比如他曾说，第四百三十则论邵雍《伊川击壤集》二十卷，作于1956年以后（《钱缝里》，“远害要慎出入”）；但又言第五百四十三则寄叔子诗作于1955年11月（《品藻录·冒景璠》；《槐聚诗存》则置于1966年）。
　　札记所涉及的图书之初版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第一六则，是有关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的议论，查此书初版于1949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这就基本可以确定《容安馆札记》大概的起始时间了。
　　关于《札记》的截止时间，可以依据第八百一则，此则题作“跋《个山遗集》”，其中说：
　　吾友张君公逸遵骝，与吾同患气疾，相怜甚而相见不数数，然见必剧谈……一日问余曰：‘明末有奇女子刘淑，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刘名挂君乡孙静庵《明遗民录》中，其书君先人尝序之。’因出示此集，盖虽六十年间一再印行，而若存若亡，去湮没无几尔。
　　张遵骝（1916-1992）是社科院同仁，其夫人王宪钿在《遵骝钞稿集·后记》说他“自幼患哮喘疾，中年弥剧，常年为疾病缠身”。范旭仑以为此则作于1973年（《钱缝里》，“张遵骝”），其引文却隐去了“六十年间”这句。按刘淑（或作刘淑英，其后人王仁照、王泗原皆主张写作“刘淑”）乃明末起兵抗清的女杰，《个山遗集》因文词多有“羌胡”字样而犯禁，有清一代未曾刊刻，直至民国三年（1914）始由王仁照印行（初题作《个山集》。见王泗原《刘淑》，刊于《国闻周报》，1936年13卷34期）。若“六十年”为确切的数目，则范旭仑所言1973年，抑或说1974年，可能差不多都不算错。因此《容安馆札记》的正文部分，撰写于1949到1974年之间，旁注补记当然可以是更晚些时候添上去的。比如《容安馆品藻录》曾提及对袁水拍的议论，便是“文革”之后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