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教师之友网

余英时: 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时间:2007年2月10日 作者：余英时 来源:文汇报

引言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全书约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从1921年到1967年止，《日记》基本上是连续的，尤足珍贵。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只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我曾撰《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作为《胡适日记全集》的序言，藉日记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阶段的若干疑点。现在为《顾颉刚日记》写序，我的重点稍有不同。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通过日记来窥测他的内心世界。

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知名于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绩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汉。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学者，毕生与古籍为伍。这次读《日记》，我才意外地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另一个更意外的发现是，与我过去的认识截然不同，他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后面，他还拥有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更难得的是谭完全当得起他的“超群轶伦之材”的评语：1926年闻一多称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对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顾颉刚生命中这件大事，是我在读《日记》前完全不知道的。这两大意外的发现，使我感到必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业、为学与为人。不用说，1949年以后他走进了一个到处是荆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挣扎在极度痛苦之中，始终摆脱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这些内心的活动也必须通过对日记作字里行间的细密解读才能呈现出来。

这篇序言共分五节：第一节论他的事业心及其与傅斯年的关系，这是他的主要志业与中心关怀。第二节论他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始点。“古史辨”运动导源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展示的史学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适典范的学问境界，以王国维之精新兼备为最后归宿。其中种种错综复杂的互动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节论顾颉刚与国民党的关系，旨在说明他为了种种事业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寻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节中，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也通过日记而予以澄清。第四节凸显他1949至1980年的独特生活境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但大同之中仍有小异，每一个人的具体遭遇还是个别的。大同的部分本节概不涉及，只有他个人“小异”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节专论他和谭慕愚的一段情缘，贯穿了全部日记，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于两人交往散布在数十年之中，非聚拢在一处，便不能见其全貌。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这不是发人隐私，而是因为非在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如实地呈现出来。

以上五节大致概括了顾颉刚一生活动的主要范畴。但这篇序言并非传记，不过把《日记》中最主要的传记材料提炼组织起来，供未来传记作者的参考而已。

事业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读《顾颉刚日记》，我第一次认识到顾先生平生志业的另一面。让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话：
      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条末）

如果不是读到这一段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把他看作一个“纯粹学者”。这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为什么不甘心仅仅以“纯粹学者”为满足？思考的结果，我认为以下三层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过渡。尽管这一过渡并不彻底，但至少在显意识的层面，他希望把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推广到全社会，发挥一种启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学餐后演讲，他的题目是“怎样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很显然的，他认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并未能深入民间。第二，民族危机，特别是日本侵略，为他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发展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通俗读物编刊社（1933）和《禹贡》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创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征求民众读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才由顾先生接手经营。《禹贡》的“发刊词”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第三层背景则是个人的，即他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衡。这一问题相当复杂，留待本节下半段作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暂且不说。

但是我必须郑重指出，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不过他一方面认定学术不能限于少数人的专门绝业，只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以后才算是尽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则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其源头活水。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将“国故整理”列为他的“事业”的第一项，接着才是“民众教育”和“边疆开发”。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他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尝企图发展政治或社会势力。不过由于文化事业的缘故，他培养了不少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他的追随者也愈来愈多。

他的事业心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炽热。从1939年在成都创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1年到重庆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主编《文史杂志》，到1943年与商人合办大中国图书公司，虽都是与人合作，但无一不与他自己的学术文化事业息息相关。1943年4月30日的日记说：
      予入世二十余年，虽因名招敌，事业着着失败，而声誉日起，朋侣日多，已立于领导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为国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学界争名太甚，予虽不与人争，而人则必不肯放过我，政界中又争权太亟，混饭则可，尽心竭力以从事于一业则为人所不许。迩来摆脱中央大学及组织部职务，复我自由之身，而各书肆多见拉拢。抗战以来，得书不易，偶有新着便得倾销，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机会，在出版事业上贡献心力，作有计划、有系统之进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国史学得上轨道。

在详列种种以史学为中心的学术计划之后，他很感慨地说：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计划必可实现，予亦可以无愧此生矣。兹唯一希望者，即资本家能与予合作也。

在这一段话中，他的事业抱负呈露得十分清楚。为了事业，他辗转奋斗于学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业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变得特别强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他的朋友贺昌群向他指点了出来：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与昌群谈话。渠谓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盖前此为运动时期，予尽瘁于此，业已取得公众之承认。现在运动时期已过，予可以卸此责任，此后则为他人专精之研究矣。一个人在学问上只能做一桩事，予在学术界有此一事可谓尽职。至于此后岁月，渠以为宜致力于事业，盖予有气魄，能作领导也。惟予之弊在于开端时规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实。此后当结集一干部，逐渐扩张，而予仅任指导工作，一切活动由他人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为予所赞同，爰记于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认可了贺的分析，上引之语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评价。两个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语：
      卅二、十、十二，与(陶)希圣谈，彼谓每人均有一开花之时期，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均渐即于干涸。此话不错，我在民国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今则华已谢，惟望能结果而已。（见1943年8月31日条末）

可见他在1943年即认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尽了开创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领导继起者作精深的专题研究了。这个领导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据的。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开中国史学会，理事选举，他“得票最多，频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确已成为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条）。

顾先生在史学界之所以有此众望所归的成就，是和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分不开的。从1927年4月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他的身边便常常围绕着一群青年人；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执教，由于社会事业愈来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极一时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顾这八年的情况，说：
      余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败事亦在此。盖大多数之青年为衣食计，就余谋出路，使余不得不与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为我有意造自己势力，于是“顾老板”、“顾大师”之绰号纷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图谋，无如未得社会之信仰，力不足以号召，谋推戴余，为彼等之傀儡，成则彼得其利，败则我受其祸，于是“顾颉刚左倾”，“顾颉刚为共党包围”之传说宣扬于道路间矣。（见《日记》1937年7月31日条末；参阅1948年11月30日条末）

他“爱才”是绝对真实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难得的是他对追随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是他虽然无意“造势力”，却因事业之故，不能不培养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记关于“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贺昌群所说“结集干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学生牟润孙便已在背后骂他“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他听到这种评语后，感慨地说：
     噫！看我太浅者谓我是书呆，看我过深者谓我是政客。
     某盖处于材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日记》1934年4月26日条）

他引庄子语自解，其实即是承认他的“事业心”不在作“纯粹学者”之下。1943年重庆中央大学的胡焕庸也说他是“学阀”，他的反应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虚，使我真能成学术界之重镇也。（《日记》1943年4月26日条）

通常“学阀”两字含有在学术界争“霸权”且排斥异己的意思。顾先生并没有这种倾向。他心中的“学阀”，换一种语言来表达，是在学术界能号召“群众”并拥有“群众”的领袖。关于这一问题，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检讨，解释得比较透澈：
      我自以为爱惜人才……。几十年来，我所往来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满脑子的反动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动，加上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动了。我在这一群里，就成一个头子，我常常觉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们来帮助我成就事业，或读书治学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处有徒党，虽没有组织，但可以号召。（《日记》1969年12月31日条末。）

撇开“反动”之类的字眼不说，他希望号召友生，在史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心理，在这里已和盘托出了。他对“学阀”的称号并不十分反感。但严格地说，他所追求的不是权力（power）显赫的“学阀”，而是具有广泛影响力（influence）的“学术界之重镇”。

大体言之，从抗战开始，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的事业心渐渐超过了古史研究的专业心。1941年8月初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进修的严耕望便注意到：“顾先生……喜欢兴办学术事业，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这是最可信的旁证，清楚地点出了这一重大转变的时刻。

傅斯年的影响笼罩一生

顾先生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与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关。从《日记》上看，我们可以说：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挥之不去。他和傅从北京大学预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来又同时成为胡适门下的两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共事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破裂了，而且从此转变至敌对的地位；顾先生的独树一帜主要便是与傅互争雄长。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记》中说：“孟真真是我的政敌”。其实“政敌”一词不妥，应该说是“学敌”，因为他们的冲突根本是在学术界，与政治不相干。

《日记》1928年4月29日条记：
      与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处，论研究所事，与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赖金甫（按：杨振声）、元胎解劝而止。

这是顾、傅公开破裂的一天，上距顾先生来广州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之中，两人的分歧大概愈来愈深，至此终于爆发了出来。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写的“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长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叙两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关于破裂的解说：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厦大，而彼归国后往至广州，入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借，遽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予既与同事，甚愿其重办《新潮》，为青年引导，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长，以傅与我及杨振声三人，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办事宜。杨好文学，对此不加可否，而我与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迭无数数据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为通信研究员，从此不预史语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贵官达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蒋政权退出大陆，渠亦以战犯名逃台湾，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于彼也。

此文将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归结为“提高”与“普及”之异，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揽青年研究人才一向采取所谓“拔尖主义”，而顾先生则太丘道广，几乎来者不拒，可为明证。但他们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还是由于两人都有领导学术的构想和抱负，而且持之甚坚。关于这一点，顾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的长信中，说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是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
      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觉得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供我从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过生活，所以便答应了。告给孟真，孟真大反对，骂我忘恩负义。我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但是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

这是一封向师门诉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终隙末的细节都交代出来了。引文前一段显示他们两人都具有极坚强的性格，互不相让，即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下半段则透露傅确有意将顾收入自己的系统之内，即广州中山大学和即将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且不许他叛离。此信在后面还引了一句话：孟真曾说：“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这当然是老朋友争吵中的一句情绪语言，未可认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语窥见其一斑。

傅斯年是学术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长作风”欺凌顾先生大概是事实。1929年5月8日的《日记》说：
      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条跋语云：
      此预言并未验，孟真纵横捭阖，在旧社会中固可立于不败之地者。到全国解放，他方逃出大陆，死在台湾，此则真败耳。

可知傅确是要征服他以为己用，却未曾想到严重地损伤了老朋友的尊严，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独树一帜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于傅的凭借深厚，顾先生在事业上毕竟落在下风。1940年代他之投入国民党的文化活动，也是为了与傅争锋，最后也事与愿违。这使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到老不忘。1973年的两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战犯”、“逃台湾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适给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说：
     颉刚也定有纪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虽不了解当时大陆文字刊布的情况，但对于顾先生的认识毕竟还是相当真切的。《日记》1951年1月1日条果然写了下面一段话：
      闻傅孟真于半月前在台湾逝世。此人一代枭雄，极能纵横驰骤，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压高，到美国疗之，稍愈。然医言不能过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寿五十有五。

其词虽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个字毕竟流露出老同学、老朋友的真实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顾、傅两先生在学术事业方面虽然竞争得很激烈，但在学术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让我们先看看傅对顾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顾和老朋友辛树帜在北京中山公园有一段很长的谈话，主要是讨论顾和傅的关系。顾记道：
      谈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气，故傅斯年欲压迫我，我即离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树帜云：“当我在德留学时，与傅常见面，彼极口称道你。故我虽未认识你，即已心仪。其后你和孟真闹翻，我常劝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颉刚使我太下不去。’”

谈话中涉及罗常培常在傅处说顾的坏话，终使两人凶终隙末，因与此处论点无关，略去不引。从辛的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辛对两人“闹翻”是很引为遗憾的，但傅在回国前对顾“极口称道”，则确是事实。辛的话完全证实了傅《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那篇长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书》中有下面一段话，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罗家伦）、（姚）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

傅文从1924年1月写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可见这三年之内他对顾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两人中年分裂之后，傅的态度依然未变。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龙泉镇用朱笔批读《史记》，其中一条说：
      顾颉刚云：黄帝所至，即子长所至（见《赞》）。盖子长仍以自己所闻之传说为断也。

可知他继续在肯定古史“层累地造成”说。1943年《日记》有一条记傅对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来，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锋头。……然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尝谓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此后虽不发表，仍当继续工作，至能发表时而揭开，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释老友之疑也。（见《日记》1943年10月30日条）

所引傅语最可见他对《古史辨》的重视，唯恐顾在政治压力下自弃所守。这是“老友”发自内心的爱护之言，因此顾也似受到感动，而有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后人才知道顾先生并没有放弃早年“古史辨”的立场。当时在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激情高涨，而国民党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场，要把孙中山继承尧、舜以下的“道统”，顾先生便只好隐忍不言了。严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论旨其实即是以最严格的方法审查史料构成的时代，这是史学的始点并且独立于任何史观之外。兰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说：
      在我们把一种作品加以历史的使用之前，我们有时必须研究这个作品本身，相对于文本中的真实而言，到底有几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兰克的史学，自然对顾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简单：“作品”经过研究而发现是“不可靠”的，它当然便不能加以“历史的使用”，而“文本中的真实”也就根本被摧毁了。这正是“古史辨”从“辨伪”到“疑古”的基本运作程序。但抗战时期的重庆确有顾先生所说“五四时代之反动”的倾向，上面已提到了。在当时气氛之下，“疑古”是会犯众怒的。今天大陆上一部分有势力的史学界似乎又在倡导“信古”，反对“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问津者。以今度昔，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顾、傅两位“五四”健将会发生那样强烈的反响了。无论如何，傅对顾的推重并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于顾对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评价，则由于我所见到的资料有限，暂时不能轻下断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论文如《大东小东说》（1930），其中曾引“吾友顾颉刚先生”之说，可能在起草时便和顾商讨过。稍后的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在考古界影响很大。顾似乎认为这种过于简化的二分法未必可从，但他显然认真地读过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记：
看《性命古训辨证》。

接着5月4日、8日都在续看此书，至11日“看《古训辨证》毕。”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专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陈垣在这一年8月14日给长子乐素信中说：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

隔了两天又补一信（8月16日）曰：
      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觉得如何耳。

顾先生当时或许也曾收到过赠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书的记载。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间，他居然敢再次细读“战犯”的旧作，至少证明了他“不以人废言”的严肃态度。

顾、傅分裂是顾先生学术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学术普及的事业上投入大量的心力与此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显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别树一帜。他们两人的友谊破裂虽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发展的结果使中国现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多采多姿的面貌，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学术界存在着多元互竞的空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傅、顾之间的分合与胡适有很深的关系，下文续有讨论。

（余英时著《未尽的才情》，即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