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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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昨揭晓2012年11月19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






中国首个开放性公共历史节“历史嘉年华”圆满落幕
11月18日晚，“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在京揭晓。为期5天的“历史嘉年华”顺利结束。
自2010年始，《看历史》发起、组织一个由知名学者、媒体人组成的评委会，并结合网友投票，发布“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获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今年是第三届。
《看历史》主编唐建光说，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对国和家的记忆，有太多的遗忘、遮蔽甚至歪曲。而幸运的是，在当下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人，勇于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
“他们参与发掘、记录、整理、研究，参与教育、传播、动员，参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坚信并践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历史记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立场，需要传播和共享。他们尽自己的心力，默默耕耘。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英。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致敬。”
2012年11月14日至18日，“历史嘉年华”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个开放性的公共历史节，由《看历史》杂志和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办，国际金融博物馆联合主办，沱牌舍得酒业特别支持，众多历史及文化机构共同参与。
为期5天的“历史嘉年华”，包括预热、讲述、表演、展览、国家记忆主题论坛、国家记忆致敬典礼5个版块共16场活动。100多位各领域人士分享了他们的观念和故事，2000多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
“我们旨在提供看得见的历史，听得见的历史，摸得着的历史，让人们的眼睛、耳朵、身体、心灵完全触动，充分互动。”历史嘉年华总策划杜兴称。
预热活动“历史相对论”辩论会之“梁启超之问”，围绕“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中国需要‘公知’吗”、“民国范儿的正反面”等话题展开。“历史相对论”是《看历史》杂志发起并将持续主办的活动。“历史越辩越明。辩论的目的在于交换并展示优质信息。”杜兴说，“辩论者的观点有意义，但同样有意义的还有辩论规则的摸索，以及辩论习惯的养成。”
“博物馆的公众传播，艺术品的时间价值，纪录影像中的流动人群，历史公开课--重学《鸦片战争》，万里盐路--离不开的中国滋味，感谢苞谷--改变中国的玉米，金道锡行--青铜时代的资源流动，传统o土地o变革等等主题讲述活动，每一场我都非常喜欢。”从郑州专程来京参加“历史嘉年华”的观众赵小毛说。
音乐人洛兵表演的“拨动记忆”民谣弹奏专场，歆舞界-艺术实验室表演的舞蹈剧场作品《活着就好》，以及中英金融史特展、“故纸温暖”--民国最美图书私人典藏展等展览，也给历史爱好者以极好的视听享受。
11月18日晚举行的“国家记忆2012o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是“历史嘉年华”最后一场活动，一百多名历史、传媒、公益、企业、政府等各界人士出席。典礼现场揭晓了“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获奖者领奖并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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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男，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论文《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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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徐晓杭州见面会人气爆棚——2012年08月21日

　　“好作品应该是传达善意的”


　　本报讯昨晚的“钱报读书会”，火爆到晓风书屋的店门都几乎打不开了，来晚的人只能坐在外面“隔墙听音”。里三层外三层赶来聆听的，是两个中年作家的前尘往事。
　　野夫和徐晓，从北京到南京，再到杭州，一路南下，分享他们“在路上的文学与人生”。
　　看过野夫的《乡关何处》和徐晓的《半生为人》，不仅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人有共鸣，80后、90后同样为之动容。以至于书还没有出版，文章早已在网络上传开。昨晚，晓风书屋的200套新书被抢购一空。
　　“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评论我的作品时，把它称之为‘小说’。其实它不是小说，是纪实散文。”野夫说。
　　徐晓也有同样的感慨，“在国外，最畅销的永远是虚构类小说。在中国，近年来，纪实书发行量都很大。”
　　野夫说，他们受追捧，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现实生活，“生活从来不缺我们这样的故事，并非我们有多么独特，只是我们有幸爱好文学，现在把它们写出来。现实就是传奇。”
　　打动读者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他们的文字。2009年，野夫获得“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这样评价野夫：“土家野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在古体/当代诗歌、 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
　　对此，野夫笑言：“我只是在写作中努力还原汉语的美。这种文体让许多人觉得似乎耳目一新，其实我们只是尽量恢复老祖宗的讲话方式。”
　　野夫的外婆念过私塾，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甚至会用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歌。野夫也爱用格律体写诗，受古风影响。
　　而在徐晓看来，追求文字并非最重要，好的作品需要“准确真实地还原现实，传达善意。”
　　也许正因为这份善意，使得徐晓和野夫被读者视为乐观积极的人。
　　“如果我们看到恶的现象，大家都消沉，是不对的。”徐晓说，“希望在每个人身上。”
　　实习生 蒋紫薇 本报记者 郑琳
　　（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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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a/20101028/000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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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問題全部攤到桌面”

　　記者拿到了《教育啟示錄》其中幾集的全新腳本，它們的名字看上去有幾分詩意，但描繪的內容或許並非如此。其中，“呵護童年”講的是“幼兒園小學化”、“ 小學初中化 ” 。腳本開頭寫道：“應試教育和‘成功學’，粗暴地綁架了中國孩子的童年；肩負‘成功’重任的孩子們像遭遇寒霜的花蕾，還未綻放，便已枯萎。”

　　在“天梯”的部分，有這樣的文字：“是什麼隔開了城市和鄉村？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是一堵看不見的制度的高牆。它是那麼堅固，千萬人甚至幾億人的悲傷和憤怒都無法將它撼動。”這一部分羅列的數據觸目驚心：1980 年代，北大學子三成多出自寒門；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與上世紀 80 年代相比，普通工人階級子女考入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別減少了 7.9% 與 5.6% 。

　　“在路上”一集中，焦點集中在南方科技大學。在鄧康延眼中，該校校長朱清時是當下最接近《先生》氣質的人。但腳本中卻又反問：“當理想遭遇現實，僅憑朱清時一人之力，能否攪動積習已久的體制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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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康延說：“看到《先生》里那種血肉豐滿的、風骨倨傲的精神，再看現在教育的這一灘渾水，有時候反差像刀子一樣割人心。”他希望“把這些問題全部攤到桌面，讓大家展開多元思考。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才能去把這些事情一步步地解決。捂著按著，或者像鴕鳥一樣頭鑽在裡面，屁股撅著，只會給後代留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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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先生》再拍《教育啟示錄》反差像刀子割心

　　搜狐　2012-06-28 10:12:13

　　《重回適之路》，是鄧康延擔任制片人的紀錄片《先生》中的一部。

　　恢復高考首年，鄧康延考入西安礦院。畢業分配後任地質工程師，之後南下深圳進入媒體。從《深圳青年》編輯部主任到《鳳凰周刊》主編，鄧康延又成立了以 “ 發現不應被湮滅的人和事 ” 為宗旨的越眾影視公司，專情拍攝紀錄片。

　　從《尋找少校》開始，到《深圳民間記憶》、《發現少校》、《遷徙》、《先生》等，到正在進行拍攝中的《重返野人山》、《黃埔軍校》、《教育啟示錄》……鄧康延說：“看著轉變挺大，其實都有內在的緣由。”

　　一本民國課本引出《先生》

　　2008 年，鄧康延擔任制片人，在雲南騰衝拍攝《發現少校》（今年4月在第 45 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上獲得紀錄片競賽單元“雷米”金獎），無意中發現了1922 年騰越小學學生姜兆信的民國課本，課本中的方塊漢字，勾勒出一個與當下截然不同的語境。鄧康延被其深深打動，以此為材撰寫專欄、出版書籍，引發了社會上的 “ 老課本熱 ” ，也由此催生了他醞釀十年的紀錄片《先生》的拍攝：“民國先生，遠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經歷、作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傳奇而人性。”

　　知名紀錄片導演馬莉接下了蔡元培、張伯苓的拍攝任務；高小龍主動請纓拍攝胡適；知名紀錄片導演王韌主導陳寅恪—其餘六集則由團隊里原鳳凰衛視的紀錄片導演錢喻、劉碩勤執導。風格雖有不同，精神趨向一致。最終，除了每集三十分鐘、一共十集的版本外，高小龍和馬莉意猶未盡，各自又拿出了八九十分鐘的長版。《先生》未播，已引發諸多關注。鄧康延為此忐忑“這過於高調了”。

　　《先生》的海報設計簡潔、意味深長，大大的“先生”二字之下，是一位身著長衫的先生剪影。除了羅列十位先生的大名外，一句話被賦予除去黑白灰之外的唯一色彩：“他們的背影，一個民族的正面。”

　　回望歷史的最終目的何在？《先生》的介紹中寫明：“為而今一塌糊塗的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鄧康延說：“當今中國的大學教育讓人心痛，各大學急惶惶攤大餅改名號，十年店都開不下去，何況百年店？我想讓《先生》有一點功能性的東西，就是教育榜樣，讓它實用。這雙鞋不僅式樣好，還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讓人走得更遠。 ”

　　舊文本全部推翻重來

　　《先生》拍竣後，鄧康延啟動了《教育啟示錄》的拍攝。

　　《教育啟示錄》計劃以“五四“為始，無斷層地談至今日。其中，“家國童年”講“五四新教育的氣象”，“西風烈”說“留學教育”，“鄉村建設”談“農村教育的維度”，“苦難輝煌”贊“民國大學的教育奇跡”，“大師之風”呈現“民國學人的師德師風、師生關係”。此後，教育在“政治與學術的維度”中“失落與喧囂”，再後，“教育革命”、“大學突圍”直至“孔子歸來”。

　　《教育啟示錄》的文本構想圖，已由北京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21 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和他的團隊完成了十之八九。但鄧康延和他的團隊決定推翻重來，這是反覆研討後的決定。“是我之前誤導他（楊東平）了。開始我想讓《教育啟示錄》把過去當作一面鏡子，因為民國兵荒馬亂，教育卻有條不紊，人才源源不斷。後來，跟年輕的團隊碰撞了好多次以後，我們覺得與其談那麼遠的時空，真不如記錄眼下的許多發生，這樣更切中時弊，刺痛我們的肌膚。”

　　和電影、電視劇不同，紀錄片的走向往往會被現實牽引到出乎意料的境地。讓鄧康延感觸頗深的是原本計劃中的一小塊章節：“我們的團隊利用端午假期做採訪、收集資料。北京的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原本計劃中是輔助其他內容的一個小環節，但我沒有想到有那麼多的例子，那麼多令人憂傷的故事。”於是，這一小塊章節可能會變成一集。

　　鄧康延說：“一度我不知道這個局該怎樣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說，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哪怕一個小問題能拍深了，就有了縱深。我本想用大致相當的十個大問題梳理教育的脈絡，但我不是教育部長，宏大問題讓他們去解決吧，我們來談一個六年級的學生，每天晚 11 點之前睡不了覺，節假日要去學奧數、鋼琴，只為能考一個好的中學，然後才能考到名牌大學。只有考到名牌大學，才能夠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婦，才能找到一個好的單位，最後得到好房子好車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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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鄧康延 回歸常識  
  
　　2012-07-10 09:12:04　新京報　作者：劉雅婧

　　對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鄧康延，上世紀50年代生於西安，1977年考入西安礦院地質系。1982年開始寫作，出版有各類著作及電視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職《深圳青年》策劃總監、香港《鳳凰周刊》主編。現為深圳越眾影視公司董事長，主要從事紀錄片製作，作品有《尋找少校》《發現少校》《深圳民間記憶》《先生》等。

　　為了記錄片的拍攝，鄧康延2010年2月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

　　拍攝紀錄片《尋找少校》和《發現少校》的六年時間里，鄧康延多次去雲南，在騰衝搜到幾册民國小學國文課本，成為拍攝《先生》的契機。他好奇，“當時的教育之風如此，民國學生和先生都是什麼樣的呢？”於是，說幹就幹，醞釀近十年，籌備兩年多，拍攝近一年，召集數十人組成四個團隊，採訪上百人耗資逾百萬……紀錄片《先生》的前十集，終於於近日出爐。

　　從《深圳青年》到《鳳凰周刊》辦雜誌，再轉行做紀錄片，拍攝遠征軍抗戰系列，深圳民間記憶系列，再到不久前的《老課本新閱讀》和十集紀錄片《先生》。作為50後生人，幾十年對複雜社會歷史的親驗與觀察，最終變成一個簡單的行動綱領：如何講述，如何啟發，如何堅持。對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關於《先生》 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先生》第一個十集的背後，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學，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歸派”。蔡元培和胡適的北大、馬相伯的複旦、張伯苓的南開、梅貽琦的清華、竺可楨的浙大，晏陽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鄉村教育、以及陳寅恪的學術風範……由學者作家傅國湧、餘世存、張冠生、熊培雲等為紀錄片寫文本、做顧問。胡適一集和張伯苓、蔡元培兩集托付給導演高小龍和高群書，陳寅恪則由紀錄片導演王韌主導……所有的候選對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開風氣之先。接下來的第二輯里，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傅斯年、錢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選。

　　其中，他最愛胡適，拍胡適時好似聽先生在上課，“有些道理我不認同又沒辦法不佩服”，胡適認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謂民國期間的文化就是互相對壘中取長補短，達到新的融匯，這樣才會有相對合理的思想和文化體系出現。鄧康延最終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襲長袍背影，清瘦矍鑠，眺望著遠方。他的片頭詞：“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50後是非觀 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

　　在《發現少校》里有個鏡頭，騰衝九千多陣亡將士的墓碑卑微地羅列成排。一旁的館長介紹，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塊，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歲的軍人，拍攝中的他們淚濕了。“你無法不還他們一個真相”，鄧康延說，如果糊弄歷史，未來就會報復你陷阱。

　　這些年，他看過無數人的歷史。當時下的人們認為社會中堅的50後與諸多時代問題相關，且“非黑即白”的解釋系統非常可疑。他說：“每一代人都沒辦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東西沒法改變，就像沒有皺紋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輩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觀，更年輕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著有毒大米和地溝油，非常可疑，所以他們消解崇高。而他們50後，因過去的耳聞目睹和經受的苦難，對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尋歷史真相時，也是一種可貴動力。

　　有一回，自己與楊錦麟對飲，聊到下鄉時倆人抱頭落淚，楊曾經恨過那個讓他帶病下地的生產隊老隊長。很多年後，老隊長臨死時，帶著懊悔念著他的名字，他哭了，這是兩個人也是兩代人的和解。他們不是無悔青春，其實很悔，想多看幾本書，不甘心青春耗在這樣政治混亂的時代里，但這經歷又成為他們的鈣質。最近播映的《知青》代表了50後的一種返甜情結，“現在分布在體制內外各個中堅的50後，多是一批上了大學的老三屆知青，都曾經天真熱誠。”而自己和楊錦麟這樣的人是那個時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說他偏激，可又認為他活得更率真。“當人們已經懷疑了原來信奉的主義，又找不到新的來支撐，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權力作為支撐。”他信奉那句簡單的話，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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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的時代過去不久

　　上周六的時候，在家接到鄧康延的電話，邀請我一起來北京看《先生》的首映。最近的他正在忙著宣傳他的這部紀錄片，幾乎每天都要去一個城市。而正在央視紀錄片頻道熱播的《發現上校》則是他的上一部紀錄片。

　　紀錄片《先生》歷時近10年醞釀，兩年多籌備、近一年拍攝，在拍攝的過程中，鄧康延說整個團隊都深受先生們的教誨和啟發，如同學生上了一課。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想法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時的鄧康延有了中國文化名人的想法，鄧康延說，孔子、孟子那些先生離今人太遠，而蔡元培等大師的時代過去不久，先生們的背影依稀還可以望見。

　　此前，鄧康延所著《老課本 新閱讀》一書，附帶鄧康延的閱讀解注，掀起了一股極盛的老課本關注熱潮。“這些老課本很多都是胡適、蔡元培等編寫，現在再讀這些百年前的老課本，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體溫。《先生》與老課本一脈相承，我們看完了那個時候學生們的文字課本，想看看他們身後的先生。”

　　鄧康延眼下正忙著紀錄片《先生》的後期製作，10位民國先生大部分是當年的大學校長和教育大師。為何先選這些先生呢？鄧康延說：中國當下尤其是教育，缺乏一種做人做事的榜樣風範，希望這個片子能鏡鑒今天。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他在微博上征集應拍攝哪些先生，大家反響熱烈，足以擔當立傳的一下子就列出五六十個民國大師，反倒是當代的沒有一人被推薦，恰印證了“錢學森之問”。鄧康延說：我們這一代不反思，後代就要罵了。

　　陳丹青在接受劇組採訪時，指著那些民國先生們的照片說，現在頂尖的學者即使穿著他們的衣服，也沒有那種氣質了。他說要用一個詞形容這些先生，就是兩個字“耿介”。有一天，鄧康延正開著車突然為《先生》想到一句定位語，生怕忘了，趕在紅綠燈下幾筆記下：“他們的背影，讓我們看到民族的正面。”

　　溫暖又憂傷的拍攝過程

　　“《先生》的拍攝過程，充滿了溫暖，又透著憂傷。和故人故國對話，給了我很多的力量。”鄧康延說。

　　30分鐘一集的紀錄片裡，鄧康延希望可以將每一位先生的思想理論、救國情懷以及人生轉折盡可能記錄下來，並通過採訪先生周遭事物、後人以及研究者去呈現他們的真實風範。這是一部良苦用心的紀錄片，鄧康延在紀錄片中體現了自己願望“我希望《先生》有一點功能性的東西，讓它成為實用教育榜樣”。也正是如此，鄧康延對於該片製作也極其嚴謹。在確定了先生名單之後，鄧康延請來了一批學者作家為紀錄片撰腳本和做顧問。同時，著名的導演高小龍和高群書也主動請纓參與到《先生》的拍攝。在最終成型的紀錄片中，胡適一集和張伯苓一集由他們完成，陳寅恪一集則由紀錄片大家王韌主導。餘下六集由前鳳凰台編導錢喻任總編導。

　　“今天的《先生》雖然還未播出，卻有多家媒體採訪，我要強調，這是這個團隊的所有人的努力。”鄧康延說。前後一年的時間裡，《先生》的腳本成型，但是到了紀錄片導演的手裡，這些腳本雖然文字好，但卻缺乏紀錄片所需要的電視化的語言。於是借鑒原來腳本的文字，編導們又重新創作了一遍。“不同的導演有不同風格，我對導演非常尊重，也必須讓他們放手去做。作為制片人，我要求他們盡量把先生們的性格和對社會的認知表現出來，也盡量把他們為教育帶來的精神成果表現出來。”鄧康延說。

　　高小龍拍攝胡適，他在北京找來一位形似胡適的演員，再現“胡適之路”的場景。“他來回去了胡適家鄉3次，還去了台灣，拍了100多個小時，紀錄片中只需要30分鐘。難以割舍之下，又做了一個100多分鐘版本，期盼能進影院”。

　　“高小龍拍完了胡適後說，自己也受到了很深的影響，變得不那麼急躁，學會了謙卑和寬容。”鄧康延說，“錢喻帶的團隊穿行大半個中國先調研再實拍，錢喻後來感慨，越深拍越被先生感動，每天都有新的發現。”

　　在鄧康延看來，有些紀錄片再不拍，就來不及了，可能連當事人都沒了。“拍《先生》的時候，很多先生的學生兒女都幾乎不在了，很多地方成了盲區。我們這一代不趕緊撿起來，後人就更不知道了。”拍攝結束後，有好幾位老先生離世，有很多熟悉的人和事會漸漸消失，鄧康延感嘆，這是紀錄片的遺憾，也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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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7-16

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 鄧康延 　　中評社北京7月16日訊／對十集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先生 時代的背影 　　2012年07月13日13:59　 　　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 　　“先生”二字，無論今日應用得如何廣泛，但在鄧康延這裡，它是“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由深圳市越眾影視公司出品的10集紀錄片《先生》，分別以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10位大師為傳主，穿越時空，再現先生們的人生歷練、思想倫理和個性修為。 　　再不紀錄人去景失 　　記者/劉春甫 　　鄧康延，曾任《鳳凰周刊》主編，現為紀錄片製作人 　　胡適，字適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台灣作家張大春為《先生》題字：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梅貽琦，字月涵，師承張伯苓，有學生沈從文、楊振寧、汪曾祺等，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梁漱溟，國學大師，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竺可楨，字藕舫，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3年 　　記者：拍這部片子，您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鄧康延：每一位先生都是個性分明、風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陸或去了台灣的。每個人都足以輝映後世。他們有跨越中西的學養、端莊的人格，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是活生生的，有個性、有癖好、有擔當，在兵荒馬亂或是浮華喧囂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們的普通生活記下來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輝。這不是裝出來的，或被人做出來的，他們入世又出世，渾然天成。 　　記者：您從他們身上主要看到了一種什麼精神？ 　　鄧康延：胡適的儒雅理性可能遭激進主義一派罵，梅貽琦點滴務實辦校又可能讓人小瞧，晏陽初的俯身鄉村平民教育可能會讓現今名校教授們不屑一顧。比如說梅貽琦後來辦新竹清華，不求大只求符合教育規律，先辦研究所，扎扎實實辦到現在，在世界的大學排名，遠超過規模、人力、國家投入都大得多的北京清華母校。紀錄片就是要擺事實，少講道理。 　　記者：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拍紀錄片其實是不賺錢的，您是如何一直堅持的呢？ 　　鄧康延：我會告知公司新來員工，這不是個賺錢的行業，能維持拍片就是贏。紀錄片是時間的沉澱，時間越長越耗力耗錢，而其價值也在時間的推移中顯現。難，拍的人就少；拍的人少，就越發需要。一些人或事再不記錄，就可能人去景失、混沌一片了。此外，實際操作中，政策上的規條，內容上的不及電影電視劇的花哨輕鬆，播出上的平台稀少，播出收入低廉的收支失衡，都是紀錄片的困境。好在有深圳的文化基金補貼，一些企業友人贊助，我們再做點商業片勉強維持。業內友人看我們已做了上百集片子還能喘氣，已覺得像奇跡。 　　記者：《先生》之後接下來您準備拍什麼？ 　　鄧康延：10集《先生》是說人，下一部10集《教育啟示錄》是說事，希望能對當下教育有所觸動。已啟動的10集《黃埔軍校》是我們與深圳廣電集團聯合出品、與台灣紀錄片前輩陳君天先生聯手製作的。還有12集《民間》，梳理本城的各類民間組織和機構，他們走在國內城市的前面，是公民社會的雛形，是社會變革的力量所在。民間力量當然應該有民間影視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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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记忆作者：金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