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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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前言）、



在诗歌写作之途，我们常常迷茫：现代诗歌到底何去何从？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什么样的语言组织方式、什么样的诗歌创新形式来证明自己的诗歌是真的在创新？这种创新有效吗？有何理由？可有捷径？等等。没人回答。因为未来总是充满着未知，尽管有许多人在探索，可是在这么一大群拥挤的探索者中，找到出路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注定要在探索之途四处碰壁。但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停止前进。虽然诗人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也不知道诗歌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但这种探索是不能停止的。我常常与诗友谈论诗歌的走向、流行的趋势，但所获不多；我们天天都在创作，在创新，却不知道自己是走上坦途了呢还是走到了岔路；当谈到诗歌的未来，我们一脸迷茫。也许，妄想谈论未来是可笑的，因为未来毕竟充满未知，无法把握，哪怕你充满信心，富于信仰，但这又能怎么呢？也无法证明你就能够看到未来的光明和黑暗。那么，就让我们用别的方式来解答吧。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定的轨迹，诗歌的发展亦然，温故而知新，本章，我将回顾现代诗歌发展百年的轨迹，重温历史留给我们的经典，也许能够从中找到一点小小的规律。虽然这种编写不一定就有功效，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摘选对大家了解、创作现代诗歌有所裨益，如此，则我也并非徒劳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起因有三，一是一部完整的平民诗话，本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有利于读者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诗歌，否则就不算完全的普及本了；二是2006年9月以来，中国诗歌界发生了由网络始，在文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网友恶搞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迫使许多诗人站了出来，进行了一场诗歌保卫战，而争议原因可算十分的可笑“到底还有没有、要不要现代诗歌？”诗歌永远不会消失，这是不需要争议的，因此我说这种恶搞是恶意的，可笑的，愚昧的，而女诗人赵丽华，则非常不巧地充当了这场恶搞的牺牲品；三是同年10月，我的《平民诗话第三章：榕树下最佳（98家）诗歌欣赏》在榕树下发表后，引起一些读者的争论，认为我所选的最佳诗歌作品是口水诗、垃圾诗，我虽不参与争论，但亦令我开始反省：到底现代诗歌是什么样的？人民喜欢什么样的诗歌？诗歌还能够继续发展吗？如何发展呢？人民真的能够了解、理解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吗？我的看法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人民能够理解；正在发展的，还需要历史来证明。但这当然不妨碍诗人的继续探索，正因为充满未知，诗人的这种探索才显得更加的可贵。如果一切已成定局，又何必还需要探索呢？因此有争议也是好的，如果诗人能够通过争议进行诗歌创新的反省，就更好了。





二、



因为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了解现代诗歌，可以从中国古代诗歌开始。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现象来高度集中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古代，诗来源于人类的劳动号子和民歌，是其总称；诗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则统称为诗歌。诗歌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诗歌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结而形象性强。关于诗歌的起源，又有一篇网文是这样写的：“有研究者认为，诗歌的诞生大概与这些词汇有关：比如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神秘力量的不可理解，从而产生了神、魔力等超自然的更强大力量形象，并运用富有节律的简单而有力的原始语言去歌颂他们，诗歌就此做为献给神、或者魔力的礼物而诞生；再一种诗歌诞生的方式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社交活动中，由于种种人际关系所引起的紧张、愤懑、哀乐、癫狂等等情绪，在无法得到缓解的时候，大声嚎叫或者狂舞，从此产生有节奏的音乐和舞蹈，它们也是诗歌的起源之一。”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从历史文献或者是诗歌研究者的研究资料中，我们可以轻易得知：诗歌的起源是来源于民间，起源于大众，是人民生活的一部份，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唤。因此，发展到今天，起源于人民的诗歌竟然得不到人民的认可，除了教育体制外，除了人民的发泄有了多种更为便捷的方式外，诗人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三、



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把写诗和读诗，都看作是少数人文化教养的标志，那时的诗歌全是用深奥不易理解的文言文写的，有严格的音调和格律规定，也就是格律诗，一般有五言和七言两种，每首诗通常由四句或者八句构成，既不分行也不断句。那时的诗歌流通基本上也是以口头传诵或说唱的方式，很少有印刷出版的，更没有网络可以传播。直到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封建王朝彻底暴露了它的腐朽、衰败与软弱无能，中国人民被迫生活在屈辱之中，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在各方面渴望着中国的革新，这种渴望也反映到诗歌艺术上。当时，曾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夏曾佑和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的改良主张，认为应该用通俗的话写诗，写新的事物。但是他们所写的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突破，因为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太深了，就像缠过脚的妇女要在大街上奔跑，虽然她们想跑得快，可是连走路都还不自然呢，当然也就不伦不类了。真正现代诗歌的崛起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诞生的，1919年，由于巴黎和会激起中国公众的义愤，在五月四日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我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大事，是中国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分水岭。在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新思想的冲击下，为了适应自由地表达争取独立解放思想的要求，文化学者们兴起了一场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而诗体解放成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新青年》杂志最先连续发表了白话诗，《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著名刊物也相继大量刊载。最初的白话诗，多少有些像民谣与儿歌，但至少已经打破了传统旧诗的桎梏，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语，字数和行数都不受限制，分行排列，并开始使用标点符号。虽然保守分子极力反对，但报刊上的新诗还是顺应了潮流，很快便风行全国各地了。





四、



当然，中国诗界的“诗体解放”并非世之独创，也不是首创。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学，特别是中世纪后的西方文学，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总的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但在多元化中，诗歌语言向口语接近，或者几次掀起口语化的诗歌运动，也是近代以来许多语种和国家的共有现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印度的文学大师、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泰戈尔就开始用孟加拉口语写诗，而泰戈尔及他的诗作是“五四”时期对中国新诗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诗作之一。英国的华滋华斯与柯尔律治于1789年出版的诗歌合集《抒情歌谣集》，在1802年第三版的序言里，也有将近一半谈到诗的语言：“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自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这样的语言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华滋华斯的理论和实践在英国开了一代诗风。18世纪70年代，德国兴起了以伟大作家歌德为代表的“狂飚突进”运动，许多诗人从民歌中汲取营养。俄罗斯诗歌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高峰，以普希金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诗人重视民间创作，将人民口语中的许多新的辞汇融进诗中，创立了俄罗斯的诗的语言和文学的语言。美国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初期受影响最大的异域诗歌，除印第安人文化外，作为英语的一个分支，美国诗歌历史很短，到惠特曼出现第一座高峰，他的诗接近口语和散文诗的节奏，没有韵，也没有极为规律的重音，因而更加接近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他对自己的艺术宣誓说：“我决不多费唇舌，决不在我的写作中使典雅、效果或新奇成了隔开别人的帘幕，我决不容许任何障碍，哪怕是最华丽的帘幕；我想说什么，就按照它的本来面目说出来。”英国的庞德则在他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不”》中说：“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不能揭示什么东西的形容词……不要沾抽象的边，不要在平庸的诗中重讲在优秀的散文中已讲过的事……不要以为诗的艺术比音乐的艺术要简单一些……不要用装饰或者好的装饰……”，这几个国家中世纪以后的诗歌史，都是以诗歌语言的革新为重要内容或切入口，这对中国诗歌从古体到现代诗体的演变，起了相当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五、



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变革，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然，中国诗歌和新文学的诞生，促成或催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外国的思想在“五四”之前涌入中国只是原因之一，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已经被迫打开国门，国外的各种物质和思想文化大量涌入，对新观念和新文学起了强大的催生和精神支缓作用；另一方面，是留学生架起了一座桥梁，如文学革命的领袖胡适、陈独秀，以及革命主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大钊、钱玄同、成仿吾、田汉、徐志摩、林语堂、萧三、蔡元培等，都曾于“五四”前出国留学，并把国外的最新思潮带回了国内；同时，经济、政治的变化也为文学革命提供了一个相对优越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辉煌古典文学经过不断演变，到近代，新文学已是呼之欲出，唐宋以后，绝句、律诗、词等实际上已经很难有大的超越，明清以来在白话戏曲、小说方面显出的异彩，似乎也预示着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的新途径，再加有清末的文学改良运动“诗界革命”的前奏，和胡适等先辈的坚持努力和试验，种种原因相结合，才迎来了现代诗歌的诞生。





六、



中国最早的现代诗歌，也叫新诗、现代诗，这是征对旧体诗而言；也叫白话诗，这是征对旧体诗的文言而言；也叫自由诗，这是征对旧体诗的格律而言。因为现代诗歌不受格律的制约，表达思想比较方便，量较大，更直接，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时代，更适合于忙碌的现代人阅读，而深受大家的喜欢。可以说，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从古体诗到现代诗歌，更是一个辉煌的创新。现代诗歌，段无定行，句无定字，可无标点，也可不押韵，可根据情感的起伏波荡而产生内在的旋律，也可随诗人的意愿而随意改变，完全自由，因此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但是悲哀的是，从现代诗歌诞生的那一天起，诗坛就有了诗歌的平民化与贵族化之争，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得不到解决。因为在古代，诗歌是诗与歌的统称，诗歌凭借文字而存在，而在古代，识字者多为上等人、权贵，因此诗本身就有贵族化倾向；歌主要是口头吟唱，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也可参与，于是就容易有平民化的倾向。贵族化的诗精致，平民化的歌鲜美，一个雅，一个俗，原来是早有定数的。现代诗人虽然也知道要雅俗共赏，但要把诗和歌很好地结合，创造出贵族和平民都喜欢、都能够接受的现代诗歌，还是路途远的。这里不再作过多的讨论，把即定的事实展现给大家便是了。七、



世之公认的现代诗歌的鼻祖、革新的先趋，是胡适（1891—1962，原名胡嗣糜），他被认定为最早写新诗并发表新诗的一代宗师。早在1917年2月，他就在“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后来他把“五四”文学革命归结为“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在更早的1915年4月，他便写了《老树行》这种优秀的新诗，并开创自己的风格。1917年2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他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中国刊物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出的“白话诗”旗号。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九首现代诗，第一次的现代诗歌集结，标志着现代诗歌的正式成立。1920年，胡适把写于1910年至1920年的现代诗歌结集为《尝试集》并正式出版（这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虽然这些是他在“前无古人”、“孤军作战”的情况下的新诗“尝试”之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难免稚嫩、可笑，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这本诗集还是起了巨大的开辟新路和开创新局的不朽的作用，是伟大的创举，具有历史性地位。他早期创作的较为优秀的诗歌文本有《老鸦》：“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诗里使用了象征，以老鸦隐喻自己，很好地歌颂了“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优秀特性。而他在1921创作的《希望》则采用了民谣体：“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诗歌语言通俗易读，并富有韵律，他的这种尝试对于新诗的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八、



最初发誓要写现代诗歌并开一代诗风的，是胡适；而最早写出优秀的现代诗歌作品的，却是沈尹默（1883—1971），他同时也是最早的现代诗歌探索者之一，作品多发表于《新青年》，比如这首写于1917年、在1918年1月15日与胡适、刘半农的诗一起发表的《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诗虽只有四行，却意味无穷，表现了一种独立、自立的精神。意象内含“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特色，赞颂不依赖任何人，又不亚于任何人的人性。格律有整齐处，也有参差处，念起来琅琅上口，又无过多宣传、说教味。这是现代诗歌发展初期的珍品，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但沈尹默写的现代诗歌数量不多，后来主要致力于旧体诗词并达到很高的境界。





九、



参加“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员很复杂，他们对文学，对诗歌的主张也多不一致，有强调现代诗（新诗）的革命社会功能的，有主张诗为人生的，有满足于形式探讨的，有坚持诗只能是贵族化的，也有提出诗歌平民化的。诗人刘半农（1891—1934）也是最早的先行者之一，他早在“五四”运动前的1917年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的论文，并于1917年10月写下了《相隔一层纸》这样的平民诗歌精典佳作：“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这首诗也与胡适、沈尹默的诗一样，于1918年1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上，成为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发表的优秀诗歌，并使诗人获得诗坛地位。刘半农，原名刘复，1917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在新诗沙场上纵横驰骋，立下了汗马功劳。本诗通过鲜明的对比，写出了穷苦大众的血泪生活，是真正关注民生的诗歌佳作，诗意很浓，也达到了基本上的口语化。“五四”时期，新文学战士们大都沐浴着时代的新思潮，时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都同情劳动者，崇敬猛进的勇士，鄙视寄生虫和懦夫，反对反动统治者。刘半农的诗正好用通俗的形式，明朗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这种精神状态。同时，他在向民歌学习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获得现代诗歌界的一致好评。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的另一首精品情诗《叫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百态千姿，至今仍在诗坛朗诵，歌坛吟唱。





十、



1922年1月1日至26日，《晨报》（副刊）连载了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的小诗组诗《繁星》；3月21日至6月30日连载她的小诗组诗《春水》，诗坛掀起了小诗热，连教育杂志、工科刊物也刊登小诗，模仿之作，持续到20年代后期。冰心也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先趋，并是唯一的女性优秀诗人代表，她于1923年相继出版了短诗集《繁星》和《春水》，奠定了她的诗坛地位。她的短诗清新干净，很有回味，是现代诗歌的另一道风景。这里摘录两首供大家欣赏。《春水》之三三：“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繁星》之四八：“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她的诗歌精美但又不做作，朴素却又不流于过俗，自然而又不流于繁冗，为现代诗歌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十一、



“五四”后还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诗歌团体，就是由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等四个志趣和艺术爱好相一致的年轻诗人组成的“湖畔四诗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激荡下，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用友爱与诗歌作纽带而组成的小集体。他们大胆地歌颂爱情、向往自由，把诗情和诗意很好地浓缩进抒情小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得到大家的好评。比如冯雪峰（1903—1976）的《山里的小草》：“鸟儿出山去的时候，／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告诉那住在谷里的女郎，／说山里的花已经开了。”诗歌储蓄，耐人寻味，更富有韵味。比如潘漠华（1902—1934）的《小诗两首之一》：“脚下的小草啊，／你饶恕我吧！／你被我蹂躏只一时，／我被人蹂躏是永远啊！”诗歌表面上看去并不愤激，但内里却埋着火星，意味很浓。比如应修人（1900—1933）的《悔煞》：“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短短四句，写尽少妇思夫之心，把许多内容和各种情感都浓缩在其中了。比如汪静之（1902—1996）的《谢绝》：“伊底情丝和我的，／织成快乐的幕了；／把它当遮拦，／谢绝人间的苦恼。”诗歌以极简练的笔墨，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而又新颖的呈现了出来，便人耳目一新。这些作品从艺术上来说，都是小诗中的精品，内涵丰富，形式短小精干，意境新颖，形象鲜明。是“五四”时期独树一帜的风景。



十二、



然而在那个时期的所有诗人中，最能集中、强烈地体现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却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诗人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他与成仿吾、田寿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创造社，是创造社的首脑人物。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他出版的诗集有《女神》（1921）、《瓶》（1927）、《前茅》（1928）、《战声》（1938）、《凤凰》（1944）等。他在1921年8月出版的诗集《女神》，受了惠特曼的影响，大胆冲破形式的羁绊，歌颂大自然，歌颂地球、海洋，歌颂近代都市，歌颂祖国，歌颂力，很好地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和诗歌状态，也因此，他在“五四”时期几乎是一代天骄、诗坛泰斗，《女神》为前人和同一时代的人提供了许多不曾有过的东西，很好地联系了时代的命运和脉搏，意义重大。虽然诗人大都要有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他总是要和祖国、时代、民族、人民共着生命和脉搏，至少也要在思想上相通，古今中外的伟大诗人都是这样的，郭沫若也不例外，他的《女神》则正好体现了他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除了鲁迅的作品外，就再也没有比《女神》更能充分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了。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他的《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我想那隔河的牛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还有另一首《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一、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二、啊，我年青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要我这黑奴底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三、啊，我年青的女郎！／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四、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首诗无论就诗情诗意诗趣，还是内在音律或者外在韵律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代绝唱。郭沫若蔑视传统，勇于创新，他的诗歌里洋溢着热情，一泻千里，他使现代诗歌开阔了题材的领域，也为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形式。“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歌作者，几乎都是爱国主义者，其中最优秀的，当属郭沫若和闻一多。





十三、



1923年起，中国诗坛上先后出现了两个新的流派——“新月派”和“象征派”。“新月派”最早出现于1923年，主将是闻一多（1899—1946，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他致力于研究现代诗歌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现代诗歌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于“五四”前后开始写诗，初期写的《秋色》、《红豆》、《烂果》、《红烛》、《收回》等诗都采用自由体；不久后却成了新格律诗的狂热提倡者、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写了《也许》、《死水》、《静夜》、《一句话》、《飞毛腿》等新格律诗，他自嘲说：“这是戴着脚镣跳舞”，但是不可否认，他为现代诗歌的创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无论成功与否，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更何况他的尝试也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作于1925年的《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在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诗歌写得非常整齐，富有韵律，很美，又不失激情，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对于旧世界的愤激，非常难得。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居于独特的地位，他是最优秀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同时，他又开新格律诗之先河，是“新月派”的领袖人物。





十四、



“新月派”的另一个主将是徐志摩（1897—1931，原名徐章垿，浙江海宁人），他年纪比闻一多大，出道却比闻一多晚，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却又比闻一多大。他具有富家公子的气质，虽然也写有一些关注现实生活的诗如《大帅》、《谁知道》、《卡尔佛里》等，但他最擅长的还是爱情诗：《落叶小唱》、《翡冷翠的一夜》、《起造一座墙》、《我等候你》、《沙扬娜拉》等，他的爱情诗诗技圆熟，笔调悠美，可算是情诗之圣，比如1927年发表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把文字、音乐、绘画的魅力都充分发挥了出来，有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美，几乎达到了极致。但他最著名的却是另一首《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谓是千古绝唱了。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现代诗歌还是应该讲究音乐美的，并且，现代诗歌的音乐美并不是不可以赶上甚至超越旧体诗词。1931年11月，徐志摩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因飞机失事身亡，他的创作生涯只有10年，却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佳作。





十五、



“新月派”的另一个成员是朱湘（1904—1933，湖南沅陵人），他在新月派诗人群中，有很突出的成绩。他的代表作品有《采莲曲》、《当铺》等，例如《当铺》：“‘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人拿票去赎，／他已经关门。”这首诗有多种理解、内涵深厚，很有回味。《采莲曲》则很好地吸收了民谣的语言和韵律优势，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风格。







十六、



林徽因（1904—1955，集诗人与艺术家气质于一身，胡适称誉她为“中国第一才女”，徐志摩视她为“惟一的灵魂伴侣”）是“后新月派”的优秀代表之一，他的代表性作品有发表于1934年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篇鹅黄，你象；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既是诗人、作家，又是教授、建筑学家，不但风华迷倒众人，学养深厚更表现在文学、艺术、建筑乃至于哲学思考，而这首诗可算她的代表作。


十七、



“象征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金发（1901—1978，原名李淑良），他的诗独树一帜，是中国现代最早写“象征派”诗的作者之一，当时诗界有人称他为“诗怪”，但指责他的人更多，认为他的诗晦涩难懂，只是故意卖弄。李金发的很多诗都是在国外写的，也好象是外国人写的，但他却又偏偏爱用文言写自由体的诗，结构上的跳跃跨度也非常大，比喻更加的怪异与大胆，并且大量地改变汉语原有的性质（比如把形容词改为动词，又把动词改为形容词），令人看了似懂非懂，不知所言。例如《弃妇》中的“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又如《夜之歌》中的“彼人已失其心，／在混杂在行商之背而远走。”写得倒是很有趣，却无人能懂。这里便不全篇摘录了。





十八、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于1923年间开始写诗，受“象征派”的影响较大，诗歌意象朦胧、含蓄，《雨巷》是他早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诗歌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诗人也因此被人称为“雨巷诗人”。《雨巷》全诗如下：“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行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支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静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在这里，诗人把当时黑暗阴沉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没有阳光，也没有生机和活气，而“我”就是在这样的雨巷中孤独的ㄔ亍着的彷徨者，但“我”虽在孤寂中仍怀着对美好理想和希望的憧憬与追求。诗中“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的象征。但是，这种美好的理想又是渺茫的、难以实现的。这种心态，正是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有所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政治低压下因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惶惑迷惘心境的真实反映。在艺术上，本诗也鲜明地体现了戴望舒早期诗歌的创作特色。它既采用了象征派重暗示、重象征的手法，又有格律派对于音乐美的追求。全诗还回荡着一种流畅的节奏和旋律，重叠反复手法的运用也强化了音乐效果。正如叶圣陶所说，《雨巷》是“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十九、



“新月派”与“象征派”后来演变为“现代派”，“现代派”并非一个具体的诗歌流派，也没有艺术上特别明显的纲领，是一群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现代诗歌的诗人群体。他们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倾向，有些是原来的“新月派”的，有些是“象征派”的成员，也有些不参与任何流派的诗人，而这个群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戴望舒。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便是介乎“新月派”与“象征派”之间的诗人之一，或许还可以加上“道家”思想，他写的东西也很难捉摸，很难理解。比如他写于1936年5月的《北平街上》：“诗人心中的巡警指挥汽车南行／出殡人家的马车拉车不走／街上的寂静古人的诗句萧萧马鸣／木匠的棺材花轿的杠夫交谈着三天前死去了认识的人／是很可能的万一着了火呢／不记得号码巡警手下的汽车诗人茫然的纳闷／空中的飞机说是日本人的／万一扔下炸弹呢／人类的理智街上都很安心／木匠的棺材花轿的杠夫路人交谈着三天前死去了认识的人／马车在走年龄尚青蓬头泪面岂说是死人的亲人／炸弹搬到学生实验室里去罢／诗人的心中宇宙的愚蠢”；再比如另一首《寄之琳》：“我说给江南诗人写一封信去，／乃窥见院子里一株树叶的疏影，／他们写了日午一封信。／我想写一首诗，／犹如日，犹如月，／犹如午阴，／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我的诗情没有两片叶子。”什么是“我的诗情没有两片叶子”？怕是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的。





二十、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923年夏参加林如稷等在上海主办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浅草社停止活动，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另组沉钟社）1926年发表的《蛇》也充满着象征意味：“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莫要悚惧！／／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在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冲下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这首诗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更为突出。我国人民的习惯，一般对蛇总是厌恶、害怕的，而冯至笔下的这条“蛇”的形象却使人感到亲切、可爱，这是由于诗人只取蛇的某些特点加以描写的缘故。





二十一、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东北，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诗人们的反日情绪也达到高潮，1932年，上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新诗歌》

创刊，号召诗人们“捉住现实”，歌唱“反帝反日”，倡导诗歌的大众化。随着一批批诗人投入战斗，诗歌的题材得到大量的扩张，农村破产、灾荒、饥饿、流亡、抗租抗捐、工厂斗争、失业、罢工、暴动、监狱生活，等等，现实主义的传统得到继续与发展。这时也出现了一批关注穷苦人民生活的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优秀诗歌作品，成名较大的诗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有蒲风（1911—1942），他以炽热的反帝情绪，以惊人的产量和通俗易懂的诗风而拥有许多读者。臧克家（1905—2004，生于山东诸城）也是其中之一，他是著名诗人闻一多的学生，以严肃的态度刻画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些侧面而著称，比如作于1932年的《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他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他抬头望望前面。”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马喻人，对那个时代劳动民众的悲苦命运作了形象的写照。臧克家的代表作还有作于1949年11月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建国后，臧克家多写政治抒情诗，《有的人》就是他这类诗中的精品。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表现具有哲理意义的主题：人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而活着。事实上，这一主题已超出了歌颂鲁迅精神的范围，而将读者引入对人生的更深层的思考。语言朴素、对比强烈、形象鲜明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二十二、



1936年3月，三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出版了合集《汉园集》，里面收录了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后三人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以优秀的诗歌文本，为现代诗歌的发展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比如何其芳的代表作（1912—1977，原名何永芳，生于四川万县）《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金色的小花坠落到发上。／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





二十三、



“汉园三诗人”中的另外一位卞之琳（1910—2000，生于江苏海门），他在20年代便创作了《断章》这样的精典之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歌评论家们大都把这看作是一首意蕴艰深的哲理诗，其实作为言情诗来读，诗味更足！那优美如画的意境，浓郁隽永的情思，细细品来，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感人至深。





二十四、



林庚（1910—2006，北京人，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活跃的、现代诗歌史上的杰出诗人之一，他的代表性作品有《春天的心》：“春天的心如草的荒芜／随便的踏出门去／美丽的东西到处可以捡起来／少女的心情是不能说的／天上的雨点常是落下／而且不定落在谁的身上／路上的行人都打着雨伞／车上的邂逅多是不相识的／含情的眼睛未必是为着谁／潮湿的桃花乃有胭脂的颜色／水珠斜打在玻璃车窗上／江南的雨天是爱人的”。



二十五、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1937年终于爆发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到了，身系家国安危的诗人们一个个都投身于抗战的队伍，唱起了抗战之歌。战争造就英雄，也成就了伟大的诗人。这时也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有关于战争题材的优秀诗歌作品，比如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人）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种作品迅速地配合着战斗的要求，在鼓动人民奋起抗战方面具有号角的作用。





二十六、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生于浙江金华）写于抗战爆发后（1938年）的《我爱这土地》也很好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歌以简练传神的笔法、精巧的构思，生动形象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土地最忠诚的歌者形象，一个始终环绕和守护着土地母亲的诗魂，一个给人以信念、信心和希望的使者，这是诗人最早的献给土地的最真挚的恋歌。全诗在问与答中达到高潮，那炽热、真挚的爱国情怀，留下不尽的余韵。艾青的代表作还有《大堰河——我的褓姆》，由于诗歌较长，这里并不摘录了。





二十七、



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并始的一段时间里，诗歌写作出现了一个相当一致的配合、呼应战争的诗歌潮流。各路诗人纷纷调整方向，大众化的写实诗歌和抗战鼓动诗成为时尚。不过到了40年代初，这种直接呼应时势的诗风也受到了检讨，一方面，诗人们对于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的处境和各种关于战争中的体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体验的诗艺探索成为必要，并获得展开的各种条件。到了抗战后期，诗界又形成了如20年代一样的有较多种风格、艺术流向的局面，如果说“五四”的最初几年是现代诗歌的繁荣期，则40年代现代诗歌已经进入了它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流派主要有：以艾青、胡风、邹荻帆、鲁藜、曾卓、绿原、牛汉等人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群体，他们也被称为“现实主义”诗派，大多都是在抗战时期开始诗歌创作并先后投身于战争中的“诗歌战士”，他们把诗歌当作自己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强调诗歌是自己射向敌人的子弹、捧向人民的鲜花，实际上也就是认同“把诗作为战争的工具”的这种观点，他们的诗大多朴素、自然、明朗、真诚，几乎整篇写实，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写实派”；另一个在40年代比较突出的是以辛笛、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杭约赫（曹辛之）等为代表的、围绕着《诗创造》（1947年7月创办）和《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办）两个刊物的“九叶派”诗人群体，他们也被称为“现代主义”诗派或者“中国新诗派”，他们强调从表现人的现代经验出发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尝试着现实历史的纵深和个体生命的本质深入结合，大多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并提出了“在现实与艺术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认现实扼杀艺术”的诗歌创作观点。





二十八、



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发展，诗人们大都以笔代枪，投入到水深火热的“运动”中，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194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1952年底归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从50年代中期到他去世的20年间，以查良铮的本名和梁真的笔名，翻译了外国诗歌作品十余种）写于1945年5月的《旗》也是这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是写在天上的话，大家都认识，／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是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太肯负责任，我们有时茫然，／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用你来取得众人的和平。／／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





二十九、



唐祈（1920—1990，原名唐克蕃）写于1945年的《老妓女》则更多地表达了对于苦难中的弱者的同情和对旧社会的控诉：“夜，在阴险地笑，／有比白昼更惨白的／都市浮肿的跳跃，叫嚣……／／夜使你盲目，太多欢乐的窗／和屋，你走入闹市中央，／走进更大的孤独。／／听，淫欲喧哗地从身上／践踏：你——肉体的挥霍者啊，罪恶的／黑夜，你笑得象一朵罂粟花。／／无端的笑，无端的痛哭，／生命在生活前匍匐，残酷的／买卖，竟分成两种饥渴的世界。／／最后，抛你在市场以外，唉，那个／衰斜的塔顶，一个老女人的象征／深凹的窗：你绝望了的眼睛。／／你塌陷的鼻孔腐烂城一个洞，／却暴露了更多别人荒淫的语言，／不幸的名字啊，你比他们庄严。”





三十、



鲁藜（1914—，福建同安人。少年时曾随父母流落南洋，在湄公河畔做过各种小工，1932年归国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去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也是这一时期成就较大的诗人，短诗《泥土》可算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诗歌所表达的奉献精神，曾为40年代一些追求光明的青年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