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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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空间
2012年04月23日
张　健
　　坦率地说，作为门外汉，我对中国当下的诗歌是喜忧参半的。今天的中国诗歌，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一向多”的历史性大转变，我们的新诗正在“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迅跑。就我所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专注于新诗研究而始终不改其志的人似乎不多。我想其中的原因至少有三：新诗研究本身的难度；对于新诗多年发展状况的不满乃至失望；注重现时功利的世风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仍然有一批人在诗的阵地上坚守着。他们是一批对于中国新诗情有独钟的令人感佩的诗歌的守望者。更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还相继出现了一批学界新人，他们用自己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巨大潜力。
　　在我看来，《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一书的作者李志元就是这批新人当中的一位。这本旨在从话语形态角度研究当代诗歌史的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和打磨而完成的。记得这位来自南方的年轻学人曾告诉我说，他爱诗，不但喜欢写诗，而且热切地希望从一个自己所缺少的更为理性的层面去沉思诗的问题。因此，这种自我超越、自我突破的强烈诉求相当明显地体现在该书的写作中。作者结合中国当代诗歌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参照当代话语理论特别是巴赫金关于“话语”的界定，兼顾诗歌话语的文本特性和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以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和文本形式等6种诗歌话语构成要素为分析单位的话语分析框架，并且利用这个框架作为观照中国当代诗歌最基本的切入点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在运用系统的诗歌话语分析方法，对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构成要素和演变逻辑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概括出三种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话语形态——颂歌、抒情诗和述歌。这三种诗歌话语形态的本质规定性主要是通过相关的话语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而得到确立的。在作者看来，颂歌的本质规定性包括：严肃而崇高的内容(诗意和意象)，作者或抒情主人公既谦卑又自豪的集体代言人角色(主体和读者)，趋于程式化的语言(文本形式)；抒情诗的本质规定性包括：严肃而紧迫的内容，作者、抒情主人公和读者各自独立的身份以及三者因同盟关系而形成的平等对话的欲望，情绪化的、暗示性的语言；述歌的本质规定性包括：客观、具体而零碎的内容，作者或主人公看似独立实则暧昧的写作立场，口语化、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具体到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创作实际，作者指出：颂歌、抒情诗和述歌三种话语形态分属于1949年到1976年的集体化写作阶段、1976年到1989年的群体化写作阶段和1989年至今的个体化写作阶段，从而在总体上规约了当代诗歌的美学风貌。而中国当代诗歌的这三种话语形态从孕育到盛兴，再到衰变和被取代，既受制于诗歌话语内部构成要素的运动情势，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艺术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
　　该书并未满足于上述宏观式的结论，它还在中观乃至微观的意义上考察了颂歌、抒情诗和述歌三种话语形态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历史状况，对其在历史的纵向视野中所形成的演变谱系进行了值得重视的辨析、归纳和总结。通过考察，各诗歌话语形态构成要素的当下处境和历史嬗变线索在书中得到了显示。作者认为，当代诗歌话语的主体形象经历了从“集体代言人”到“自我”再到“无定性的主体”这样一个转换过程；诗意则从抽象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渐转向个人精神世界和支离破碎的世俗化现实；意象则表现出从隐喻性的圣像到心灵化的幻象再到平面化的景象、事象和物象的发展趋势；文本形式则从大众化的民歌回归到个人化的抒情独白，再演变为不可通约的个人化叙事方式；等等。总之，各诗歌话语形态的构成要素在历史的进程中显现出了自身的演变谱系。这种谱系有章可循，它对于更新和提升人们对当代诗歌的阐释能力和认知深度，以及当代诗歌史的建构，应该具有参考的价值。(张健)
　　(《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李志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