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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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于2008年金秋在北京紫玉饭店举办了“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由比较文学系博士生导师易晓明教授主持，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到会致辞，比较文学系系主任林精华教授讲话。来自6个国家的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5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与讨论，会议富有成效,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文化理论研究”议题下，来自国立新加坡大学的比肖普（Ryan Bishop）教授，做了题为“未来的文化研究：言说源于外在性的畏怯”的发言。他的发言主要从冷战时期大学体制的应用转向，美国大学成为美国的学术体制工业，来谈文化研究受限于大学制度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大学的教育产业化，也走上类似的道路。因此我们期待未来的文化研究不成为制度关系的人质被捆绑其上，而保持独立。

他指出文化研究与大学制度的关系不可回避，抛开大学体制，就无法讨论文化研究。上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已被文化研究打垮，后者被认为更能解决美国内部在公民、经济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能把民族国家过去的文化与当前的跨国公司文化联系起来，从制度上抚平在工业技术的民族国家与信息技术的跨国公司之间，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与作为全球消费者的个人间的沟壑。

他指出文化研究在大学里争得一席地位已有30多年历史，但体制内的成功，使它变成了一种受制于工具主义的制度体制的驯化的形式。工具主义教育的价值越来越高，批判式的或博物馆式的教育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低。文化研究的胆怯畏缩，是超乎个体变革能力的存在造成的，是一套固步自封的体制与利益立场造成的。那就是大学公司化的体制下，教授们要享有实利主义的高舒适度，为保住职业和个人生存，担心下一轮评估、任职到期、晋升的门槛、退休金和福利的积累，体制内的大学教员狭隘、受约束、循规蹈矩、胆小怕事。

文化研究在性别、种族、族群、流散群体、移民身份等方面虽有开创性，其影响和力量已经开始黯淡。妇女、少数民族、男女同性者在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照例无权享受平等待遇。
他的结论是未来的文化研究的前景在于未来的力量：文化研究必须超越作为一个长存的学科，超越大学的利益，成为更具生产性的、高要求的和批判性的思想交锋的场所。来自澳大利亚的托尼·希教授（Tony See）的发言是“弱势的文学能做什么：德勒兹对帝国的回应”。“弱势文学”这一概念可以引起我们的多重思考，相对于政治，相对于文化，文学当今的地位弱势；还有卡夫卡这样的极其边缘化的弱势作家也是现代以来的新的作家身份的表征。他的发言集中于德勒兹，他认为已有的关于德勒兹的论政治与文学的言论，被两个领域分开研究，较少涉及两者的关系。他的发言致力于弥补这一关系研究的缺失，为在全球文化帝国的时代与社会的转换中对德勒兹的弱势文学的概念提出新的思考，主要结合德勒兹的论文“什么是弱势文学？”，“卡夫卡：走向弱势文学”等对弱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展开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惠敏研究员的发言，其重要性在于回溯了文化研究从英国起源时就有反理论的倾向，忧虑其愈演愈烈的当下现状。他希望从文化研究那儿退却到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他指出：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日常生活方式”已经暗示了对文化的批判精神的淡化和取消。霍尔曾多次声明自己只使用理论，而不创造理论。在这一传统支配下的文化研究，变得愈来愈“反理论”。英国的托尼·本内特力推文化研究的“文化政策”转向，发掘文化的“政府性”功能。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其远未成熟之时即放弃理论建设而转入文化产业的研究。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导致文化之批判功能的削弱和丧失。他又认为英国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它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或者左派之社会改造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英国文化研究总是要求“共同”（威廉斯）和“霸权”（霍尔和拉克劳等），有时表现为对现存制度的妥协。



在“文学与文化”
的议题下，有来自英国的新加坡大学菲利普（John Phillips）教授的发言，他的题目是“文学与文化之争”。他摆脱了当今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对立的思路，相信文化研究只是自希腊以来的种种转向中的一种。他看到的不是后者颠覆前者，而是激活了前者。他指出：文化研究的出现有着质疑、消解最终去魅传统上赋予艺术，尤其是文学的价值和真理的企图。然而，正是在文化研究的消解活动中，传统的文学与艺术所表现的价值和真理却被激发出强劲的独特的活力。它不仅拒绝被取代，而且有表现出以不太引人注意的新的形式重新出现的趋势，比如以革命派的前卫派的形式出现。他认为，文学与文化之争并不表明这两者的分裂，反而标志着当前道德历程的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当今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促进了可读性及阐释技巧概念的发展。我们可以最终在其与传统文化语境的关系中破译文学语言，如反思，表达，反应或症候。写作文本的多义性让其成为每一阅读实践所要面对的挑战。文学在于其创造分歧和含混的语言能力。这种分歧本身就逃避任何阐释或破译技术的管理，不论是以抽象的还是以唯物主义的名目。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就同一话题做了发言，他强调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文化研究一方面与精英文学有所敌对，它所指向的通俗或非精英的文学，不仅以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而且文化研究学者还挑战甚至试图颠覆文学研究学者已建立的精英定位的文学经典标准。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补充了文学研究，它通过扩展精英文学领地而为重构新经典做出了贡献。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文化研究占据了文学研究的地盘，而更应该是它扩大了前者的领域，并添加了新的文化因素。王宁例举了英美的文学学者也在做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认为他们的跨学科已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铺平了道路。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以“憎恨学派”与“后左翼”的复活为题，从布鲁姆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流派的抵制并将之称为“憎恨学派”说起，结合中国文学一贯的政治诉求展开话题。他将文化研究的反对方，坚守文学的审美派，放进中国文学语境下，对审美与文化研究之争，进行了创作层面的观照。他指出布鲁姆认定的文学性，不与社会变革相关，强调审美批评与回到孤独的心灵。然而中国当代文学传统，左翼始终占据主流，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左翼的文学呼应“新左派”的思潮再度抬头。布鲁姆的回到“孤独的内心”的倡导在中国体现不出生命力。但陈晓明又反过来认为中国当代“后左翼”的底层叙事，并未给中国文学提供多少新型的经验，同样也难有创新，两种走向在中国目前的文学中都难见光明前景。

在“西方文学与文化”议题下，美国的斯通教授（Donald Stone）做了“西方文化中的宽恕主题”的发言。宽恕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主题，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源头在哪里，斯通教授的发言引发了我们对以前所忽略的问题的关注。他认为宽恕体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莫扎特的歌剧，托尔斯泰的小说与伦勃朗的绘画中。而这一主题并不存在于古希腊与罗马。旧约圣经中也很少有体现。他认为是新约圣经使西方作家吸取了这份灵感。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西方的两个功课值得不断地温习，那就是：理解就是去宽恕；宽恕就是去理解。天津师范大学的曾艳兵教授的题目是“跨文化视域中的西方经典”，他的观点带有中国立场，他反对西方的标准成文化中的唯一标准，甚至是霸权话语。他认为西方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经典，必然经过文化的过滤和转换。他对照了中国学者列举的西方经典作家与西方学者列举的西方经典作家的不同，强调西方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分不开的，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西方经典还必须经受现代性的考验。西方经典永远是一个“他者”。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议题”下，奥地利的温特教授（Rainer Winter）宣读了题为“文化，批评与激进民主：威廉斯的著作及其对当今批判理论之意义”的论文。他强调20世纪文化研究实践走向可以追溯到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渊源。他认为当今的文化研究就是文化实践，而不是理论，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以及他将学术边界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追求，正是对今天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预言。温特指出威廉斯以批判理论介入政治与现实，通过为激进民主寻求答案来确立社会及经济公正，认识到权利的运作机制以及社会不公正的诸种形式，并促使其转变。威廉斯认为不应将批判理论视为掌握了终极知识与终极答案的业已完成的计划。他认为威廉斯对许多学科都有关键的贡献，如观念史，文化符号学，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以及媒介研究。其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强调物质生产方式深入到社会生活方式中，甚至“脑力劳动的生产”也具有物质性。一切文化艺术哲学美学等都是整个物质社会进程的组成要素的“真实实践”，是物质进程总体的一部分。威廉斯相信严肃的理论工作也应该关注生活，他拒绝语言理论，特别是索绪尔,强调重新评估“上层建筑”与“决定论”。温特认为，威廉斯预示了当今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实践转向”。其理论立场与21世纪有着莫大的关系。清华大学的曹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文化自觉与文化批评的新契机——阿诺德、利维斯、威廉斯对我们的启示”。英国的这些代表人物为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做出了贡献，她认为中国处于新文化建设时期，应该借鉴。她应用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概念，赋予了中国现阶段文化建构的战略使命感。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命题，即身处一定文化传统中的人群对其自身的文化来历、形成过程以及特点、发展趋势等能做出检讨和反省，应用于当代中国历史转型，倡导新文化建设的语境，她认为借鉴阿诺德、利维斯、威廉斯等人的文化观和批评观，引导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发展方向等非常必要。发言深入厘清与分析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物质主义与理想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胶着关系。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以“英语文学与文化的离合关系”为题梳理了两者关系的三个阶段：早期文化研究栖息于文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剥离，有观念上的，也有体制上的；后来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再度“叉合”。为什么早期的“文化”观念产生于英语文学研究？这是黄教授重点分析的。他强调从欧洲的人文主义看，而不是只从阿诺德开始考察。首先当时的文化、人文教育、文学交织在一起。利维斯也认为大学当以人文主义教育为中心，而文学文化是其核心。其次从文化的两种形式的划分，即理查兹在《实用批评》指出文化传统的两种存在方式：生活形态与语言及文本形态。后者以文学为中心持续存在。利维斯的“细绎”（scrutiny）作品，是从文学中接受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观点的继续。可以看出，黄教授抓住人文精神分析问题，可谓抓到了本质。因为早期文学研究要作为学科进入大学，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是它的安身立命之地，而文化研究也要依靠这块停泊地。后来大学走向实用，大学的功能变了，文化研究也就抛弃了人文精神，又以实践或实用为自己的目标，就与文学研究分道扬镳了。
  在“中西文化影响研究”议题下，印度的西蒙·德(Sima De)副教授发言针对印度—英国小说家卡玛卡·玛甘达雅小说《杯中之蜜》,
以女性视角分析女主人公卢克米妮的心灵史，反映印度农村妇女的生活。西蒙·德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主人公的心理承担。她的发言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表达的残余”,“焦虑防卫系统”等很有新意。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在“从奥运开幕式反思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的发言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超种族、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超政治，也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巨型狂欢节，成为全球化的经典文本。它是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的双向实践，是西方的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与中国文化融合与中和的产物。开幕式是中国理念的奥林匹克。开幕式又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文化，象征中国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历程。它让世界通过视觉形象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他们先前理解的中国。“神奇的香格里拉”的赞誉，曾是西方人对异于本土的中国的想像性构筑，是本土世界化的历史回声。本土与全球互化的核心是全球文化间性，不是西方文化的单向传输。金教授将开幕式作为文本解读，指出其文化间性，应该说是文化研究的实践批评的一个特别案例。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在“徐志摩与罗素的交游及其所受影响”为题的发言中，运用他在剑桥大学访学收集到的有关史料，对历史上以讹传讹的一些事情进行了辨伪与呈真，对徐志摩在剑桥的生活做了很多的考据，他的剑桥之行，促成了他的这一历史承担，回国后出版的相关著作也为剑桥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王文华教授也进行了大会宣读。首都师范大学的易晓明教授做了《从弗莱的文学作为语词结构看宋词的审美与文化意义生成》的发言，她对已有的关于宋词的“情景交融”以及“含蓄美”等定评从语词维度进行了有效颠覆，认为宋词是中国的羞文化的载体。她归纳出宋词的用词频带，突破“情景交融”的定评的二维思路，从情，景，词三维考察，重新审视了相关的“情”与“景”的具体内核，指出“情景交融”的的实质是因为“情”没有独立地位，“情”只能依附于家庭，成为伦理之情，依附于自然，便成就了“情景交融”。“情”没有独立地位造成中国人羞于表达个人情感，在审美上它被称为含蓄，在文化上形成
“羞文化”。她运用巴特的语词最少意识形态，指出宋词中名词并置的成句方式，使它负载较少的社会性而呈现为纯美等。

文本研究组的讨论中，北京语言大学的陆微教授的“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哥特叙事”，结合德里达的幽灵理论，分析了亚裔作品中种族忧伤的幽灵般隐藏。西南大学蒋宇红教授的同题论文做了呼应。首师大范岭梅《艾丽斯·默多克偶然性娓语》揭示偶然性因素在其小说中的运用，作为女性，她一以贯之地采用男性叙述者，目的是忽略性别差异；陈殊波副教授的“未尽的旋律：论《吹口哨的女人》的结尾”指出拜厄特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充满了“结局” 的意识,是一部关于“结尾”的元小说。王小萍副教授的《美国青少年小说中的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冲突》揭示几本青少年小说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批判；庄美芝副教授的“历史与叙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研究”分析了《美国》的历史指涉性与模糊性；李伟在“读欧茨的《初恋：一段哥特式浪漫史》”中，从叙述、文体与内容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鞍山师院马婷的“奥斯丁小说的女性视角”，从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分析了女性叙事的实现。南京财经大学段慧从《达迪·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观照加拿大犹太文学之变迁，揭示出现代犹太文化的开放态势。首师大黄华副教授阐释了乔伊斯背离宗教的矛盾心态度；而吕国庆探讨的是乔伊斯《死者》的主题与易卜生戏剧的内在联系，包含有乔伊斯超越前者的意图。首师大的尹文涓通过《路得记》与《涌泉跃鲤》的比较，揭示路得与姜诗妻的孝与爱的差异；而柳迎春对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作了女性主义视角度的审视。文本组围绕陆薇教授与蒋宇红教授的论文，围绕早期美国华裔的种族忧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印度学者西蒙·德，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郝钦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黄春芳博士，青岛大学陈秋红副教授以及易晓明等参与了热烈的讨论。

理论组的讨论中，北外耿力平副教授的“艾瑟尔.威尔逊的女权思维与艺术风格”探讨了威尔逊小说中女主人公对令人窒息的男权社会的挣脱。国际关系学院王文华副教授的“怨柳文化探源”根据中西方有插柳、佩戴柳冠、赠送柳枝等风俗，通过汉、英、法、德、拉丁、古希腊诸语言的词源学考察，探究怨柳文化是否具有共同文化源头。河北农大张士民副教授的“贝克特与贝克特研究”，北京大学钟厚涛的“话语抵抗与语词游戏——霍米·巴巴“杂合性”理论的双重面孔”，山西大学张瑞卿副教授的“文化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广西民大刘长荣的“齐泽克的意识形态认同观与文化研究”，河北衡水学院高永的“哈罗德·布鲁姆与‘憎恨学派’”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孟登迎教授的“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都集中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讨论形成三大热点：一是由批评文化研究过于泛滥到审美自足是一种幻象的交锋；高永厘清两者在学术方法与政治倾向上的不同追求，认为两者要互相欣赏，包容，而不是对立。引出菲利普斯教授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生死等哲学问题，作为个人身份认同的延伸。文学创作推崇含混，文学批评解开，如何宽容与平衡。钟厚涛对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及政治认同问题提出了警示。张瑞卿探讨了英国文化研究与利维斯主义的文学批评之间的血缘关系，以纠正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对立的看法。二是文化研究目前面临的理论问题。刘长荣指出研究者自以为可以挑战、反叛体制，但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想象的自由，不会对现实体制有丝毫的改变！这就是目前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在美国的文化研究学术体制和学术机器工业）所面临的尴尬。孟登迎和托尼·希等认为，与草根的社区民主运动、劳工权利运动或青年新生活方式运动等相结合，是文化研究突破的必经之路。三是如何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洛阳师院学报的主编刘继保教授以及中央财大的王刚、北京语言大学王行坤等都参与了发言。


出席会议还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奇佳副教授、谢江南副教授，中央党校范玉刚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曾湘琴，北方工业大学董树宝，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丽，首都师范大学外院张成刚、文学院吴康如以及《中国教育报》、《中国女性文化》、《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文艺研究》等杂志社的主编与编辑等。另外有剑桥大学英语系主任雅格布森教授，国际美学会前主席埃尔雅维茨教授，国内著名学者陶东风教授、任生民教授、郭继德教授、孟泽教授等提交了论文，因故未能出席会议。所有与会代表都感到收获颇丰，在很多问题上，受到了启发并产生了新的认识。会议各种议题的探讨真正实现了学术交流与思想的碰撞。我们期待引发出更多新的思想与新的成果。


　

（作者：易晓明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