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为什么如此忧郁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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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为什么如此忧郁难遣
  ——《诗歌的见证》阅读札记                                         
◇韦白

现代诗歌普遍呈现为一种忧伤的语调，并且这种忧伤的语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呈现为更加绝望的倾向。一个现代诗人并非有意，而是在不觉不知中与其他类型的人群出现了疏离。这不是某个现代诗人单独的症候，而是具有群体化倾向，这也不是某个国家独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因此，要谈论现代诗歌中的忧郁，必须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现代社会起主要作用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说起。

按照米沃什的说法，现代诗歌源于欧洲文化内部一次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是“狂喜时代”向“进步时代”发生转折后形成的。说得更具体些，便是科学世界观崛起，新技术主宰着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后，诗歌是一种作为抵抗力量或者说“异议”而伴随而来的现象。那么，诗人作为“异议者”，他是站在整个社会的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的反面。因此，他首先便呈现出“波希米亚”特征——即某种叛逆和不羁的特征。当代诗人彭燕郊也谈论过现代诗人的“畸零人”形象。这只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表述而已。事实上，当代诗人绝大多数都源于年轻时的叛逆，即首先是以“愤青”的形象走向诗歌的。因此，诗歌作为社会文化的对立面、诗人作为社会人群的叛逆者所表现出来的愤懑与忧郁，从起源上便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科学世界观的崛起，极大地颠覆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它使得“那些可以跟科学施加的概念抗衡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全面溃败（米沃什语）”。科学世界观剥夺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想象，一切都被还原到冷冰冰的物质层面。用一句时髦的术语来说——便是“劫魅”，这个我们的祖先感到神秘莫测的世界（比如先民们认为这个地球是一只神龟驮着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等等），原来只是一种客观的物理现象，人的“独一性”被质疑，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被质疑，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类的直觉所见无法解释世界的真相，你所看见的是假的——比如地球不动是假的，地平线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因此，诗歌必须在想象力已失去其基础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变自己。这种改变与人的内心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是现代人在面对世界与自己内心时产生焦虑的重要源头之一。

现代诗人作为“异议者”或者说“畸零人”，退去了公众所共有的领域，进入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封闭圈。诗人胡续东曾经以“穿着透明的紧身衣”来形容当代诗人与大众的疏离感。当代诗歌与大众的断裂，从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之处（巴黎）的开山鼻祖波德莱尔等人开始，就从未减弱过。当然，这不单纯是诗歌，就现代小说而言，如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穆齐尔、贝克特等也是背对着大众的。其中复杂的原因，已有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进行过阐述，我这里只谈后果，这后果便是诗人已成为普通人嘲笑的对象，甚至他们自己也感觉自己像个废人，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遍布全身的瘫痪感，一种深刻的挫败感。

现代诗歌的时间模式是后退的。并且对未来的看法则明显倾向于“末世论”。现代诗歌的广泛的哀叹之声，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对人类置身的无望处境的先知式反应。从人类思想史上看，乐观主义只存在于现代主义之前。比如，对乌托邦的想象，在现代主义之前，主要倾向于一种乐观美好的想象，而进入二十世纪人们惊讶地发现：对未来的想象，变成了一种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灾难的恐惧。如果二十世纪前的乌托邦思维是理想主义的，则二十世纪以来的乌托邦思维则是反理想主义的（因此它又有一个新名词叫反乌托邦）如《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主义之前的乌托邦想象主要是由哲学家完成的，而二十世纪以来的反乌托邦想象则是由小说家和电影艺术家完成的。

据米沃什说，有关西方文明的衰落首先是从俄罗斯思想中表达出来的，同样的看法很快出现在西欧，然后是其后的存在主义。但不管其如何兴起、如何弥散，至少在东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信仰同时趋于崩溃的年代，末世论的悲叹之声渗出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对理想事物的怀疑，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是共通的。因此，米沃什在《诗歌的见证》中提到了“解体”一词，而全面展示现代世界的“解体”现象的，则非法国思想家齐奥朗莫属——他的哲学名著《解体概要》全面论述了人类从心灵到肉体、从宗教到哲学以及历史的全面解体。因此，在这种普遍的崩解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诗人们仍想给世界设定一种秩序，这种渴望和对普遍混乱的抵制，就其性质而言当然是末世论的。

现代诗歌中的忧郁，有一个极为具体的触发点，便是诗歌被迫抵抗由事实构成的压力。二十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应该称得上是一个惨烈的世纪。宗教信仰的崩溃，特别是世界大战的洗礼，使无数的生灵彷徨无告，被彻底地抛在无所依恃的荒原中。无论多么铁石心肠的诗人，都会产生出一首诗歌如何对付一辆坦克的现实逼问。除开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与杀戮，就是寻常日子里发生的不公、不义之事也会让一个当代抒情诗人的神经备受煎熬。当然任何的历史时期都存在不公、不义之事，但今天的语境由于资讯的高度发达而无孔不入地把任何的痛苦与灾难、不公与不义直接送到你的眼前和耳朵，你可以看到流血时的溅射、切下的头颅滚动的姿态、饥饿者的皮包骨、老年乞丐在风中抖动的空碗——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总在人们的眼前晃动，不断地侵扰我们，即使我们宁愿忘记它。因此，“那种敏感于每时每刻表面刺激的倾向，那种把书写变成表皮疼痛的日记，本身已变成一种活动，一种减轻恐惧的手段。而诗人在”求真“意识的驱动下，一次次面对在语言与真实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多数的时候又恰恰不能兼顾——语言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不可兼容性（米沃什语）。这也是现代诗歌如此普遍抑郁的原因之一。

除去上面的原因，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字的惯性的东西。亦即今天诗歌中的忧伤音调，在某些时候很可能是某些强制性风格的外饰。也就是说，一种诗歌类型在成形之后，它会对诗人产生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就像浪漫主义的爱好者会被浪漫主义风格所扣留，一个“海子”诗歌的狂热者会被海子的“麦子”、“太阳”、“猿”等词语所绑架。一个受当代诗歌忧伤风格影响的诗人，语言先在地影响了他诗歌中的语调，而这种语调的产生甚至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派生于他受影响的诗人及其作品。这也是现代诗歌忧郁难遣的一个容易忽视的原因。而那些将现代诗歌中的忧伤语调诉诸于诗人个性的浅见，则很可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世俗之见而已。

注：《诗歌的见证》谈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我只是就其中的一个问题的侧面谈谈我的个人感想。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或者我们的诗歌中，有一种如此沉重的忧伤。

韦白于长沙雅园
201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