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80后”写作群体的思考：繁华过后是清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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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80后”写作群体的思考：繁华过后是清寂王德领

　　进入新世纪以来，“80后”的写作已越来越成为当下文坛一个十分热闹的文学现象。他们大多因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等写作竞赛，在中学阶段即已崭露头角，甚至尚未进入大学即声名远播，作品畅销，风靡青少年之间。这样的机遇与命运，确实使“70后”作家妒忌不已。“80后”的喧嚣和锋芒，使先于他们的“70后”群体黯然失色。一些“80后”作家，如郭敬明等，对市场情有独钟，追求明星效应与偶像崇拜，不仅满足于自己的作品畅销，还热衷于以工作室的方式批量生产。相对于主流的文坛，他们的定位较为清晰，大多数用以书代刊的方式，与出版社合作，推出系列文学读物，譬如《最小说》(郭敬明主编)、《鲤》(张悦然主编)、《最漫画》(郭敬明主编)等，这对严肃的文学期刊确实形成了较大的挑战，至少是在中学校园，他们的读物有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郭敬明依托《最小说》等，签约了笛安、落落等一批“80后”知名写手。时尚、明星、娱乐、青春、梦幻、华丽，是“80后”写作的关键词。对于习惯了优雅、严肃、教化的青春写作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时尚的拼盘，绚丽、耀眼。
　　而在表面的光鲜之后，“80后”的写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80后”的写作正在进入盘整期。许多“80后”写手已届而立之年，登上文坛的风光似乎已经过去，现在应该到了收获期，可我们发现，似乎成熟的并不多。一方面，“80后”少数几个代表作家在市场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图书的发行量扶摇直上，挣的版税很是可观，甚至令一些著名作家暗自羡慕不已。另一方面，主流文坛对他们的写作持观望态度，毕竟这个写作群体尚没有推出自己的重量级的文本。当前的国家级文学奖项，几乎都和他们无缘。各省市重点扶持的作家，“80后”上榜的似乎也不多。“80后”们的尴尬正在于此。
　　盘点“80后”的创作，可以看到，“80后”的优势很明显，不足更鲜明。
　　“80后”的写作是非历史化的，是现在时的，是此时此刻的青少年所体验和向往的生活。这个由网络、情爱、校园、酒吧、明星、摇滚、游戏、影像等组成的世界，承载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的梦想，他们成长的环境没有历史的阴影，没有“反右”、“文革”这些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进行写作的时候，迎头赶上的是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人称为全媒体时代。他们的写作是一种类型化写作，少有个性化写作。类型化写作，是一种迎合写作，迎合这个市场化的时代需求。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校园激情、青春玄幻、情爱感伤、虚拟游戏，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难怪他们的作品，在少男少女中风靡一时，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比他们更有资格对当下发言的了。
　　但是，“80后”这个写作群体恰恰缺乏的是一种历史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恰恰缺乏一种反思精神，对历史的反思恰恰就是对当下思想的清理。没有哲学家、没有国学大师、没有清理我们思想痼疾的勇士，大家都陶醉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对于物欲的追求淹没了一切，知识分子群体逐步放弃了精英姿态，开始与消费主义文化合流。当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要求“80后”写作群体具有超拔的现实批判姿态和历史反思意识，是不现实的，也是一相情愿。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80后”群体走出青春记忆，在社会上承担责任，探究人生和历史，他们的笔下，会出现与前辈作家更不一样的历史。而贾平凹、莫言、张炜、阎连科、刘震云等目前活跃的一批中坚作家，基本上是在历史中滑行。他们的写作和当代历史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们的写作，基本上构成了主流文坛的基本样貌。像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和历史、现实相关。相对于“80后”的青春写作，他们是一种“中年写作”——一种带有责任、义务、人文关怀的写作。对于“80后”来说，这种写作也许过于沉重和笨拙，但是回避这些话题，是否也意味着过于轻飘和乖巧？
　　我注意到，相对于前辈作家而言，“80后”的语言确实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就不是扭曲的，而是自然生长的。“80后”作家的语言简洁、明快、自然、新鲜，不事雕琢，还带有网络语言的明快与戏谑，甚至有些快餐化。而这些语言特色是习惯了板着脸写作的前辈作家所缺乏的。不足的是，“80后”作家对于语言的耐心还很不够，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整体说来，“80后”作家的语言，还处于无名状态。
　　这由此产生了两个文坛：一个是由前辈作家占据的主流文坛，这些成名作家栖身于作家协会、文学期刊、大学等，出入于各种文学会议之中，是各种文学奖项的获得者，被权威批评家、研究者围绕，盘踞在时下流行的各种文学史中，在大学课堂上被频频讲述。主流文坛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表达现实还是叙述历史，过于沉重的话题，过于严肃的讲述语气，往往挤走了那些年轻的读者。
　　另一个是由“80后”作家所组成的文坛。当然，严格来说“80后”作家还处于试图走上或者背弃传统的文坛的途中。他们往往大红大紫于网络，人气超旺，甚至靠微博招揽人气。他们有自己的文学期刊、自己的图书推广方式。他们在消费文学，文学也在消费着他们。他们宁愿为市场负责，为庞大的青春文学读者负责，而不愿为“文学事业”费心。主流文坛试图在吸纳他们，他们在向主流靠拢的同时，极力保持自己轻盈的青春姿态。而我们的青少年，确实需要现代情绪，需要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在这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时代，经典并不好玩，沉重更是一个负担。轻松、搞笑的青春快餐，无疑正中他们下怀。
　　这是两个分裂的文坛，至少现在看不到有走向融合的迹象，二者的交集并不多。
　　而中外文学史已经反复证明，文学始终是要讲究文学性的，讲究文学性就要服从文学经典的法则。才华可以挥霍，但是才华不仅仅是用来挥霍的，更不仅仅是用来牟利的。带有鲜明的功利性的写作很难产生大作品。作为一种写作群体，“80后”写作在表面的繁华之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清寂。他们的繁荣，缺少深厚的文化根基的支撑，是脆弱的、难以持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80后”产生的经典文本寥寥。以我的阅读所及，就中短篇小说而言，仅有笛安的《圆寂》、张悦然的《吉诺的跳马》、颜歌的《请带我到平乐去》、七堇年的《蓝颜》、祁又一的《失踪女》、莫小邪的《柔道》、董晓磊的《狭路相逢》、蒋峰的《521，嘉年华》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也许，经典文本肯定会大量产生在“80后”一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毕竟，在“80后”这个写作群体里，有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并不是专为市场而写作的，他们具备了成为最优秀作家的潜质。
　　另外，“80后”缺少自己的批评家。极少有青年评论家一如既往地追踪“80后”这个写作群体。现有的零散化的批评文字形成不了阵势。其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发展都离不开批评。没有被批评跟踪、关注的文学往往会失去方向感，哪怕作品再轰轰烈烈，也是寂寞和冷清的。而“80后”要摆脱这种状态，还是要摈弃类型化的流行写作模式，确立个性化的精英写作方式，写出一批精品，才能吸引批评者的眼光。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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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80后诗歌印象 钟硕
　　一群走向而立之年的青年诗人，会替这个时代消费着何种诗意呢？时间和地域的嵌入让我的阅读产生了意外的清晰。
　　神话早已退场，等待80后的是一个过度物化的迷幻期，信息时代闪电般就进入了魔术时代。在“和谐”这个最大的魔术中，春晚短暂的八分钟，一位来自台湾海峡的看不到喉节的小男人一夜走红。“假得跟真的一样”，魔术的群众基础就这么坚实。这个时代四处是造假者和买单者，充满骨灰级的压榨与侵凌：股市和楼市，三鹿奶，地沟油和苏丹红……因为热爱魔术我们交付了所有。对于作为敏感族群的诗人，来自这个时代的各种惊扰和盘剥更是超乎寻常。同理，文学语境中的先锋与后卫，启蒙和愤青，技术主义，荷尔蒙至上，高蹈等等，一样可能成为“免检产品”，成为消费文化的另一套路的魔术——如果追求的是招安和宠幸。
　　诗歌本是寂寞事。我收到的稿件中，钱磊、冰木草和庞非等几位诗人的个人简介出乎意料的简单，仅有名字、出生年月，地点，最多加个供职的单位。这很吻合我对诗人这一特殊称谓所持有的某种隐秘的“意趣”，业余的心态，有个小营生，带着非虚荣非功利的热爱，活着，写着，就这么简单。他们把自己还原在文字中，勇敢地承担着自己的焦虑与困境，经历着自己的周期，对外部的热闹，以及“非诗”因素的各种干扰持有较为清晰的观待。
　　一个地域应该有某种共性，这是我以前比较忽略的。贵州80后诗人大多对大众视野里的被认同与命名有一种平常心，身上透出一种文本至上的从容。对于贵州这一地域概念下的他们，“非主流”的处境之下，只有具有看穿各类魔术的本领，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淡定。他们不油滑，不市井，不销融于人情世故，不会在出人头第的价值体现中迷失内心的春天。
　　在魔术时代，杂耍与炒作成为一夜成名的绿色通道，“好酒不怕巷子深”似乎已变成古老的传说。决择与守护是多么的艰难。时代与个人的冲突、抵消和错位，各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挤兑异常激烈，一切都变得那么直接，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来不及装神弄鬼，无心于空中楼阁，与此同时文学体制化和社会意识形态至上加速了“民间盛宴”的幻美，功利策略至上，各类后卫与先锋人士都急于对异己进行“清场”，并对自己及同类实行“命名和嵌入史册”。以上，导至许多 “80后” 以寻找豁口成为他们写作的第一动因，对诗歌的价值追问仅限于市场概念里的成功，书写浮躁、急功近利。而贵州80后的诗人们已清晰地意识到，以年轻的名义已经难以为继，应该慢下来，以足够的勇气，果敢、诚实、平凡地记录着一切。
　　在造物的玄机之下，正因为没有人甘心被“取消”，所以才有这蓬勃的动姿，才有这春意盎然的混响：“花开了就消失，比光还快/比日常细节，更能蛊惑人心 ”（庞非《省略》）；“我还在原地，等着他们再次出现” （庞非《怎能》）。在庞非的诗中，有一种对先验缺失的惶惑，和难以防备来自某种不确认的未知力量的惊扰的忧虑，同时这种体验的沉醉也随处可见。应该说这种进入“存在物”的姿态非常诚实，是创作的原初。先有体验的价值，才有原创的价值。这就是诗意的发生。以庞非为代表的这一类贵州80后诗人的书写是安静的，真实的，不媚俗，很少有那种玩噱头、跟风的做派。
　　与此同时，贵州80后诗人的大气也出乎我的想见。他们企及之处有更大的时空关照与人性的终极观察。在这方面，出生于1985年的钱磊，体现了这种纯正的诗歌传承。同时钱磊还是我见过的贵州80后诗人中最注重词语的运用和传递的人，其意蕴、节律和结构感一味一体：“站在旷野，这难以言传的夜，仿佛掏空回忆的孩子在给未来写信”，他“在巡逻的简史里记载失窃的谷物”，因为“这一次涉水，关于你的形象描述止于诗/我看到自己的倒影在波纹里呐喊，你缄默”（钱磊《稻草人》），所以“我们沿着指示性的话语，找到比蘑菇还要脆弱的钥匙”，而“此后是漫长的寂静：蘑菇在腐烂，/果实却拒绝交出内核/你在远方找到救赎的密码/向祖国索要墓地，为他们规划未来的路”（钱磊《偶像之书》）。
　　这类诗人里还有一个我所陌生的名字杨长江，当我读到他“叶子还是那些叶子/仿佛只是颜色赶赶潮流罢了/仿佛这一切，与树无关”，（杨长江《请轻一点，时间》），以及“历史缩成一条缝/我要讲述的不止是风，它们强大地存在/视而不见和置若罔闻都需要境界”时（杨长江《它们以针的形式插遍世界的隙缝》），我忽然有了这么一个印象，这些厚实的诗行足以说明贵州80后诗人的自觉意识已经超过了许多外省的同龄诗人。
　　相比之下，吴英文的精神取向更像一首田野牧歌，这首歌谣因它主人的痴迷而略显铺张（见《我生活的小城》和《在一场春雨的反面》）。难能可贵的是这铺张中无处不体现一种感恩和回归：“这一年微风常吹动窗前那片叶子/它的绿微不足道，却如此轻易/满足了我” （吴英文《微风中的叶子》），有“更多的光在背面，锋芒藏起/只露出柔软的部分”（吴英文《这时他们相互忘记》）。
　　实现这种回归是一个诗人应有的价值观待。所谓的回归，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底座，或是生存范式，做人写诗的态度，或是理想人格。正如在冰木草的诗歌里，乍看有一种忧郁或无所适从，字里行间充满面对世界时的紧张感，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一种对内部的打量、辩认，进而实现了来自外部的一次次应证，领受到了宙斯的华彩。冰木草的《藏匿》、《最后的》、《春天：有那么多的话》、《咳嗽者》和《陷》等短制，不仅整体质量比较稳定，还无一不体现这种回归的意趣。
　　这样的回归“广阔，包容了枯萎与熄灭”（冰木草《母乳》）。这样的回归诗意而布满智性，从而使诗人具有了足够的尊严。拾荒者给我感觉也一样，从“在那些四处张望的人群里/我说：春风始终没有带来雨水”（拾荒者《春风始终没有带来雨水》），到“但在偌大的人民广场，即使我们的接头暗号再明显不过/你仍没有看见我就这样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看着他过着我的生活，热泪盈眶”（拾荒者《暗号》），字里行间都含纳了一种天然的不假商量的悲天悯人，诗人用心打量的始终是光阴的痕迹，是存在的焦虑，他不但没有迷失于日常，还在日常中回归了自己心灵的“芳草地”。
　　这些诗意五彩纷呈，绝不彼此覆盖，就像是一部交响乐的有机体，各个声部井然有绪。但对于处于血气方刚年龄段的80后，可能有人会说以上的例证不够“先锋”，缺少风发意气。其实所谓“先锋”在我这里几乎等同于一个伪命题。后现代思潮下的某些对历史和现实的反讽、思辩，以取消所谓的意义，崇高，理性，让事物回到事物本身等等，都是我眼里的悖论。以为让事物自然呈现，为解构而解构，那不过是走向死胡同。如果谁都企图在魔术时代的废墟上制造一个充气娃娃，吹上一口自己的“仙气”，以写作的个人野心代替了诗意的有效阐发，诗歌就应该被创作主体取消才对。事实证明所有观念支撑下的极端形式总是没有生命力的。
　　魔术时代，诗写的暗礁实在太多了，体制与时弊，价值勒索，审美的情趣与理趣，个体的自我澄清和价值体现，何以为诗，如何为诗等等。但无论何种时代，诗歌的底座都是私设公堂和戏台，它如露珠，能映现万物，却承担不起万物的本身。令我欣慰的恰好是贵州80后的诗人们比较安静，很少有玩后现代噱头的，他们也不做愤青，因为他们是诗人，不是革命青年和启蒙者——可他们终究有颗英雄的野心，要实现纸上的江山：文艺最纯正最本源的光辉就在这里。
　　基于以上，在这里我乐意以具有另一种创作态势的朵孩为例，进一步说明我眼里的先锋仅是为了实现完整诗意的无限制式写作，文本内核与表现手法的一味一体。在口水泛滥的当下，相比其他贵州80后的诗人，朵孩的取向似乎更明确和果敢，也更吻合于人们以为的“先锋”。朵孩对常规读写的意趣采取的态度是“取消”，所谓的“诗歌的意义不是在诗歌的内部”。
　　这种勇气固然足够强大，可以在他为自己所取的笔名里找到注脚：朵孩，花朵的朵，孩子的孩。正如他诗行中的桃花，花的意象随处可见，诣在凸现这种种极有生长态势的意趣。花是什么呢？植物的性器官，很美，会结果。我们这血肉之躯的生命同样来自性器官，来自父精母血，从受精卵成长至这百十斤肉身，同样是这强势的能量；我们赖以活命的五谷杂粮，无一不来自植物的受精卵，来自这生命存在的最本真的内驱力。天地本具的法则，万物轮转，生生不息，没有写作主体所在的肉身与现场参与的诗歌是不完整的。但是诗意的发生如果真如禅境，那自心当如明境，映照万物并还原它。可是，心又怎么如明镜？靠观念先行吗？
　　所有的读写都要依赖于诗外的“二次填充”。对于“意义”，如果一直执著于“不执著”，那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我想指出的是，只要放任观念先行，其诗意有时并不是出自 “发生”，而是大脑单向的衍生、臆想，这些来得太快，甚至生长得很滑溜，“我”很快被之捕获——这是惯性之后实行突破的难度所在。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朵孩前几年的一些东西，它们更现场和当下，比如《族谱》、《吹口哨过街的男人》和《传说中，他是一位神仙》等。
　　朵孩是贵州我见到的较有思考能力的80后诗人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朵孩的字里行间从不取消“神性”，对“未知”总是抱有一种敬畏心，好奇心，他明白缺失了这个，仅靠技术、思辩，观念，或另一种极端的身体介入和猥亵的词语等，永远不登堂奥。但“废话”遭遇的瓶颈是，要以那么强烈的形式感，还要显得随机性地回归“当下的本元”，文本实现将成为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这本身是对“禅”的误读与错解。禅境里的得意忘言或言语道断，是不可言说的言说，以“以心印心”为前题，诗歌的读写没有这个“心的印证”，它仍是传递，是文本实现的本身。不立就不破，过于强调形式感，也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过度线型的东西必然导至轻浅和单调。
　　所以一种看似先锋的诗歌理念，总会让我们眼前一亮，但很可能像受烟头灼烫一样刺激那么一下，接下来是满脸的烟灰。一首好诗，无须靠某种观念在诗外强行做支撑。尤其对于阅读者，他只个食客，他并不关心菜系。
　　诗意有天然的完美，我们却无法实现这个完美，因为限制太多。诗歌创作的自由之境应该是“拿来主义”，是为我所用，仅以文本为大。先锋的真正体现，是看它的文本实现是否有后劲，在于创作的主体对自身盲点的扫瞄与探入。这种能力的训练尤为重要。假言“诗歌的意义不是在诗歌的内部”，诗歌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说“意义”不在内，或不在外，意在言外，言在意外，怎么都可以，其实它无处不在。基于此，朵孩，我相信仅凭这个充满况味的名字，他也是可以走得更远的。
　　我始种相信先锋仅是一种相对前倾的姿态，并不仅是表现形式，它更是对诗歌道德的体现，是独立的诗学革命和写作良知，是不媚俗，“不吹喇叭，不撒谎”，否则“我其实已死去，灵魂会受到折磨”（女诗人米勒语）。无论怎样，如果放弃了从心灵到达存在核心部位的修道悟真的路径，以为有捷径，或借助集体、炒作、靠山的力量强行介入大众视野，进入历史，这些都是无效的泡沫。在我这里，先锋与否，这种指认并不重要——尤其在一个文学体制化和社会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度。
　　魔术时代需要更为明晰的自觉意识，群体的浮躁永远遮蔽不了真正的写作，诗歌永远是存在主义的，是一种个体精神活动，越是个体，他越不会被复制、覆盖和取消。诗意如此丰盛，以无疆的心灵，豁口还有很多，无始无终。所有的自我重复和噱头、花招都终将无效。等待我们的是经过缓慢之后被光阴提炼了的东西。正如钱磊诗行里所呈现的那样：“每当这些来自星空的光束/像一部秋天里收割的机器，一寸一寸的收拢/你遗留在我身体里的记忆时，我就疯狂的喜欢上词语/一句一句的把你送回春天”。
　　记得张爱玲说过：“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描摹”。祝福这群年轻的诗人，祝福诗歌。

              　　　　　　　　　　　　　　　来源：《诗歌杂志》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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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80后诗人群体概述

80后诗人与比他们年长的诗人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 薛景山 摄

　　作者简介

　　子建 湖南衡阳人，80后，深圳诗人群的活跃者，多有诗作，现居深圳。

　　子建

　　30年改革开放，在深圳这块炽热的土地上，产生过许多奇迹。30年里，所有的梦想汇集起来，让一座城市的发展变得与众不同。一直有人认为，深圳没有自己的文化大师和文学风骨。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却从不缺少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一个又一个诗人在深圳涌现，并且走向成功。但是我想说的是深圳的80后诗人群体。我来深圳的3年多里，边工作，边写作。其中，也写过不少诗歌。在深圳，每一个人都在为生活不停地奔跑，这也包括诗人。目前在深圳的诗人群体中，以80后居多，而且大部分聚集在宝安。因此，《打工文学》周刊的创办，为这群诗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梦想的天空。这群80后诗人中，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而且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梦想，我们来到深圳，来到打工者的聚集地。用手中的笔记录人生坚定与执著的生活。因此，诗人被赋予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过，令人遗憾的是，30年改革开放成果史中，竟然没有提到文学，更没有提到诗歌。这说明，在深圳，文学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如此，80后诗人群依然用诗歌的形式，歌唱着它的美丽与辉煌。

　　因为梦想，才背起行囊，一个人来到深圳，然后开始诗歌写作。这样的转变，更能真实地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变迁动态，还有对人本身的精神洗礼。诗人的存在，总是能清醒地感知人生的漂泊与状态。所以，在深圳的文学写作群体中，诗人是最耀眼的，也是最有责任感的。生活本身的漂泊感与诗歌理想，使得这个群体在用自己的语言，来感悟和表达对一座城市的爱与疼痛。

　　这群80后诗人中有程鹏、深圳红孩、艾华林、吕布布、李双鱼、廖令鹏、阿北、张型峰、钰涵、蒋逸冰、蒋志武、袁叙田、石雨祥、李智强等。其中，程鹏的诗歌，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在他身上，我们读到了一种特殊的打工情怀。他参加过《诗刊》杂志举办的“青春诗会”。为千千万万的劳务工竖起了一块丰碑。程鹏诗歌的特点是大气磅礴，透射着诗人对人生命运的抗争和解救。强烈的时代气息，使他成为深圳这座城市打工时代的呐喊者与观察者，也抒写了一个诗人对深圳的挚爱与感恩。深圳红孩的诗，简短而精炼，以寻常的意象来隐射诗歌的境界。一种对现实的直观描述与哲理式表达。艾华林，一位普通的打工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注重的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表述，在深圳与故乡两者之间，记叙着一个诗人真实的内心感受与疼痛。吕布布，一个来自陕西的女诗人，在她身上有着高雅舒缓的诗歌精神，她的诗歌读起来是那样的安静，有着先锋的诗歌语言，她追求的是一种对生活的自由和柔情的观察。李双鱼的诗歌达到了一定境界，他对诗歌有着深度的领悟。他的诗歌精短，字里行间，为我们带来一种诗歌上的语言享受。廖令鹏的诗，总是带着一种思考性，在他的文字里，能读到一个诗人对新安古城的剖析。他的诗歌，是这座城市历史的另一种陈述。阿北，是深圳的一位诗歌斗士，也是深圳诗歌的代表者。他的诗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们读起来，总是能找到共鸣。他为深圳诗歌作出了许多贡献，因为他除了自己写诗歌外，还会组织和宣传深圳的打工诗歌。石雨祥，一个有着智慧的80后诗人，在深圳的一个城中村里，耕耘着自己的诗歌田地。他的诗歌赋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诗中蕴含着他对青春与人生的深度思考。袁叙田的诗歌，有着浓厚的乡愁情结，更能看出他对诗歌的热爱。钰涵的诗歌，有着典型的女性情怀，通过生活中一些平凡事物，来赞扬人生的爱与纯洁的友谊。

　　诗歌写作，要紧跟时代，扣紧时代的脉搏，反映现实的生活，这是深圳80后诗人群体的追求。让一座城市的诗歌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为一座城市的文学发展贡献才气。因此，我们要用心写诗，用诗歌来展现吟者的风姿和时代风貌。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的包容性，给予诗人更加宽阔诗意的天空，让诗人们在这座城市里，做着痛并快乐着的梦想。而对于深圳80后诗人群体，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为深圳的打工文学，留下自己的一笔，并且用诗歌来讴歌一座城市的奋斗史、变迁史。每一座城市的巨变，都需要有诗人的热情和真诚声音。

　　希望深圳的80后诗人群体，能通过自己的勤奋、观察、努力与思考，在这里有一场华丽的转身。并且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与诗歌相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