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我的一诗之交和一面之交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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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我的一诗之交和一面之交诗人

杨然

3月10日晚近七点，得一短信：“张枣昨在德国辞世，享年四十八岁。诗人当共悼之。”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冉义自元宵节后一直冷嗖嗖的，早晚都冷，僵手僵脚，直到这天，终于出了个大太阳，我和培培已有许多天没有外出散步，所以两人商定晚饭后早点出去走走，多走一段路。“油菜花已经开翻了。”是的，它们已经到达花期高潮，言下之意，它们的青春与梦想业已走到了尽头。路边的梨花、桃花正好处于初放期，一切整装待发。川西平原的春天就是一步步这样走过来的，从柳绿到油菜花，从桃花直到石榴花，整整三个月，始终给人以新鲜、向上、面向未来的美好心情。怎么也没有想到，正当我们在小麦、油菜花和桃李缤纷的田野间穿行，西边的太阳正在编织一片彩霞，却意外得到了这条短信。发短信的是个陌生号码，一定是个诗人。“张枣是谁？”培培对他并不熟悉，“他是四川当代最优秀的汉语诗人。”我们行至拱拱桥，往左拐，上了河埂小路。不时，到达斜江河堤坝。四周正在拼死拼命地挖石淘沙，整个河床早已被弄得坑坑洼洼，面目全非。我们顺堤而行，比平时多走了一段路，“脚板发热了。背上有汗了。”这是我们在冉义生活的一个习惯，只要天气好，有空闲，我们都要出来散散步。许多年过去了，竟然对这种散步有了瘾，如果连续几日天气不好，没有出去散步，身上就会感到不舒服。“四十八岁”，这是台湾早逝的诗人、《二十四岁》的作者杨唤短暂阳寿的两倍。他那首《二十四岁》不幸成了他的生存谶语：“白色小马般的年龄。/绿发的树般的年龄。/微笑的果实般的年龄。/海燕的翅膀般的年龄。”“可是呵，/小马被饲以有毒的荆棘，/树被施以无情的斧斤，/果实被害于昆虫的口器，/海燕被射落在泥沼里。”他最后发出了这样悲切的呼唤：“Y．H！你在哪里？/Y．H！你在哪里？”Y．H是杨唤的英文缩写，一个才华横溢的英年诗人，一瞬间成为一个生冷僵硬的字母符号，他于1954年3月7日惨死于台北西门町平交道火车轮下。《二十四岁》是“四十八岁”的二分之一。从日期上看，仅仅两日之隔，3月9日，张枣去世了。“四十八岁”，培培属虎，今年正好是她的本命年。那么，她与张枣是同龄人。“到了我们这大把年龄，适量的运动、均衡的营养、良好的心态与充分的睡眠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尤其在温暖凉爽的春秋两季，在夏天的傍晚，散步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消遣。尤其在早春二月，在阳春三月，散步是一种生存之道，也是一种生存之美。
“四月是残酷的”，这是艾略特说的。在我的内心，对诗人来说，也许，“三月也是残酷的”。海子是三月二十六日在山海关卧轨辞世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杨唤、张枣也在三月。“四十八岁”，就一般人的健康、营养、卫生条件和生存环境而言，应当正是年富力强时期，但他张枣却走了。3月11日，冉义停电，学校停水。停水从10号晚上就开始了，电机修来修去，运转正常，就是抽不上水来。“有可能，是河床里淘沙把水位弄下降了。”负责总务的高闷墩如此说，“嗯，有这种可能。”我恰好要进城开会，所以11号就早早进了城。刚到和风庭园，办公室来了电话：“会议后延两小时举行。”于是坐下，喝茶，抽烟，拔通昨天发来短信的那个电话，“请问你是谁？”“我，胡亮呵，这是我在成都的电话。”里面闹喳喳的，“在开会？”“在开会。”“那好，以后联系。”“好，以后联系。”原来是胡亮发来的，他是我在诗歌界非常特殊的一个朋友，曾经多次到冉义来“骚扰”我，拐走我众多民间诗歌报刊和港台诗歌书籍，目前在《星星》潘洗尘的“理论月刊”做事，消息自然比我灵通。我在乡村生活的短处之一就是消息闭塞，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海外去世，我是几天后才从席永君的书信中得知这一消息的，说是“翟永明接到了海外诗友电话，顾城在新西兰自杀了。”接触网络后，这种消息闭塞的落后情况有所改观，2005年9月19日杨春光去世，就是我从网络上以比较快的速度得到消息的。我曾在北京、成都两度与顾城握手，杨春光则到冉义来住过28天。张枣，对我而言，则是一个“一诗之交和一面之交的诗人”。
“久闻大名”对我而言，是对张枣永远的真实写照。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知道了他的大名。印象中，他与柏桦齐名，四川的，汉语的。成都的几个诗友，石光华、席永君等等，时不时会从他们口中冒出“柏桦张枣”来，就像我们当时爱把“北岛江河舒婷杨炼顾城”相提并论一样，那是我们不成文的话语约定，就像谈论“万夏李亚伟”、“伊沙韩东”、“杨黎何小竹”一样。至今记得石光华讲“万夏到重庆访问张枣”。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仍然处在四川版图内。当时最为活跃的诗歌社团是骆耕野他们的“四川青年诗人协会”，万夏是其中一员。到外地去访问诗人，是当时的一种时髦，一种风气。“反传统”是那时候青年诗群的国际歌，“只要一唱起它，就会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不仅川内，包括全国各地，青年诗人之间相互串访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万夏来到重庆，见到张枣，“诗歌”作为彼此的见面礼，但却谈得心不在焉。酒杯一端，一不小心谈到了“女人”，两人立刻滔滔不绝，相见恨晚。那次，他们谈了个通宵达旦，引为知己。这是我当时听到的最为奇妙的一个诗人故事。那时候的四川青年诗人，有着说不完的神奇、传奇、奇妙和绝妙故事，它们的主角除了万夏张枣，还有李亚伟、杨黎、翟永明、廖亦武、马松、宋渠、宋炜、小安等等诗人。张枣留给我的印象，从此在脑海中挥之一不去，鲜活至今。
在重庆读书的诗人义海后来编辑了一个诗选本，书名已记不得了，里面选了一首张枣的《镜中》，一读，即爱不释手，过目不忘。张枣一生中写了多少首诗，我无从知道。我读过、我说得出来的张枣的诗，就是这首《镜中》。就这一首诗？对，就这一首诗。当代这个社会，诗人的名字可谓满天飞。特别是那些“著名诗人”，简直多如牛毛。在网络上，更是数也数不清。今天这个“十大”，明天那个“最佳”，再远点，前天那个“最有影响”，昨天这个“最具魅力”，甚至，早已在“新诗60年”、“新诗80年”、“现代诗歌史上”排班站队占有了“位置”。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面对每一个诗人，对号入座，一个诗人说出他的一首诗，最有影响之作也好，成名作也好，代表作也好，杰作也好，不配朽之作也好，那么，可以断定，有不少诗人定会现场穿帮，因为人们可以立刻脱口而出说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诗吗，嗯，这个……”。对于那些真正的诗人，我们不仅知其名，也知其诗，说得出他们的诗，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杰作等等。就本文而言，前面提到的那些“有着说不完的神奇、传奇、奇妙和绝妙故事”的诗人，万夏有《农事》、张枣有《镜中》、李亚伟有《中文系》、杨黎有《冷风景》、翟永明有《女人》、廖亦武有《巨匠》、马松有《灿烂》、宋渠宋炜有《大佛》、小安有《为什么会美妙》，我脱口说出这些，说明了他们不仅其人而且其诗都在我心目中有着影响和印象。当然，我可以说来的他们的诗还不止这些。现在有不少诗人就我而言仅仅是“知其人而不知其诗”，诗人的印象很表皮，影响很忽略，终究对诗人的存在意义而言，是很不确定的。
一个诗人的一首诗在我心目中占有很深的影响和印象，这“从古代就开始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陆游的《钗头凤》等等、等等。我曾经迷信过“一首诗主义”，意思是一个诗人一生中一定要写出“一首不朽的诗”，这样作为诗人，才有存在意义。在我编写的《好诗品读》中，许多现当代诗人的“一首诗”都进入了我的视野。有的还不止一首诗，如郑愁予、北岛、洛夫、林珂等等诗人。“张枣，男，1962年生于长沙，当代诗人，后移居德国。”这是我目前所知道的张枣情况的全部。我在《好诗品读》中非常看重他的《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好诗品读》对这首诗的说法是这样的：“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诗，写得典雅，高贵，富丽堂皇，揭示着某种神秘的忧伤，其优美的语言与意境的歧义，给我们带进了一种富贵而孤独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动人而密不可宣的爱情故事，欲说还休，欲罢不能。从开头的‘梅花便落了下来’到结尾的‘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不知不觉中有一种时空的潜在替换与流逝，告诉我们诗中的主人公已经伤感许久了。‘一生中后悔的事’是有无限包容性的，但从女主人公游泳、骑马等等场面的安排来看，一定与美丽的大自然和危险的感情事件相关，但是诗人偏偏不说穿，给这首诗带来了无穷的魅力与读解。仿佛很遥远，但又近在眼前，这便是‘镜中’的魔力，欲把你吸进去，但同时又把你推得很远很远。此诗很明显使用了蒙太奇手法，想着往事看见梅花，看着梅花想起往事，客观景物与主观情绪相关不相关因果不因果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完成了一种诗意的独特表达。而诗本身的张力与不确定美，也达到了很纯的地步。”坦白说吧，我对这首《镜中》确实是独爱有加，一有机会就把它推荐给读者，网络上从《第三条道路》到《成都诗歌论坛》，博客上从《斜江村琐记》到《诗缘》，纸刊上从《芙蓉锦江》《名作欣赏》直到《诗潮》，真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其热情和主动，远远超过了对自己“一首诗”的推广。在这种行为下，所谓“魅力”所谓“征服”等等字眼已显得微不足道。“在董辑《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中做客”一文中，我指出了这种行为的本质内涵：“看来，诗人最重要的东西，只能是他的诗作。参不参加青春诗会，绝不是一个诗人优秀与否重要与否的标志。一直以来，我就坚持好诗主义，坚持诗存在，坚持个人倾向的诗歌写作。基于这种理由，我对李亚伟和张枣的诗非常佩服。”这种“非常佩服”就我而言，是一种“永久行为”。
“移居德国”这四个字，使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我的诗人交往中，竟会跟张枣将有一面之交。那场“一面之交”发生在2008年3月18日。那是第二届“罗江诗歌节”，“上午是开幕式，阳光非常好，晴空万里，漫山遍野人山人海，给人以诗歌深入人心的假象。”我在日志《参加罗江诗歌节》中写道。“春日朝山的人与当日参加诗歌节的人混为一体，虽然看热闹的成分占了绝对比例，但满山火爆的场面仍然感动了满车诗人。”就在那个场合，“见到诗人潘洗尘、江菲、江一郎、路也、田禾、张枣”，他们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诗人，“张枣是我久闻大名的诗人，他的《镜中》是我认定的现代汉诗少有的经典之作。”以上打引号的文字都是我当时的日志原文。看得出来，我特别着墨于张枣，因为那篇日志本身也并不长，仅有三个段落。当时，我们一见如故，握手，谈笑，合影。他圆脸，谢顶，显胖，戴副眼镜，像个工程师。春日美好的阳光照在大会场，开幕式的主席台搭在半山腰，山林披上节日盛装，放眼望去，我们面对的是人的海洋，色彩的海洋，笑语喧哗的海洋。几十个国、省、市、区党委、政府、文联、作协、新闻、出版、报刊领导和嘉宾站满了主席台前三排，主持人正在耐心而又细致地逐一介绍，非常费时。我们几个诗人，李亚伟、潘洗尘、雨田等等，凭了本能和本性，自觉不自觉地梭在后排，任凭前面黑压压的领导和嘉宾遮蔽，竟然坐在巨大喷塑画下闲聊、抽烟、嘻嘻哈哈起来。其中有一个陌生面孔，“张枣”，哦呀呀，立刻站在一块，递烟，笑逐颜开。迄今，我手头保存有七幅画面有张枣的照片。两幅我们两人的合影。其他五幅是张枣同李亚伟潘洗尘雨田等人的合影，都是我拍的。当时的感觉是，张枣远道德国，见次面真不容易，所以我很珍惜。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镜中》在我的诗歌阅历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对他格外敬重。照相自然成了我的一个本能行为。
没想到这是我们唯一的相会。一首诗，一次见面，成为我跟张枣交往的一大特征。英年早逝，是的，是英年早逝。这种悲切和痛惜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想起另一个英年早逝的诗人，我不认识的陆恒玉，曾经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上张贴过作品，2008年我们想搞一个《芙蓉锦江人名录》时，他寄来了个人资料和照片。因此，从这份情义上讲，我把他视为“芙蓉锦江诗人”。当他去世后，我们在《芙蓉锦江诗人专号》上专门开辟了一个《衣冠庙.诗人之碑》，刊载他的诗作，“以期永远怀念这位诗友。”诗人存活于世的，百年后最终只有他的作品，以及人们对他的怀念和记忆。我对张枣的忆念，就这一首诗，这一次见面。在我的内心世界，这是“永远的一首诗”，“永远的一次见面”，值得永远记取。有的人写了许多诗，但我连一首连半句都想不起，也多次见面，但我一次也记不住。是的，这是凭了“心灵的选择”。
“是的，他的《镜中》不可抗拒，直达心灵，直到我忆念的永远”。凭此，永远纪念我敬重的诗人张枣。
杨然2010-03-11记于斜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