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当下诗歌“下半月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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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当下诗歌“下半月刊”现状



潘洗尘（北京，《星星》诗刊理论半月刊执行主编、诗人，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

桑克（黑龙江，诗人）

荣光启（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诗歌批评家）

张立群（沈阳，辽宁大学，《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下半月刊”的出现，无疑成为了近年来诗坛的重要风景。其此起彼伏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诗歌刊物乃至文学期刊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突破”。能否借此机会，谈谈创办“下半月刊”的初衷与“突破”的意义？

    潘洗尘：“突破”我看谈不上，毕竟这种“借壳上市”还属于在打政策的“擦边球”，且数量也极为有限。而且，这种状况究竟可以持续多久，不仅要看后续资本的持续性，更要看政策的“弹性”。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下半月刊”都面临着发行量与办刊质量都无法逾越其“母刊”的问题，这在所谓“官刊”与“民刊”的概念正在逐渐淡化、“观念差”也正在逐步缩小的当下，即使就算形成了某种“突破”，我看也仅仅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已。话又说回来，“下半月”概念的始作俑者是《诗刊》，《诗刊》的“下半月刊”也是目前发行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下半月刊”，但其也是目前唯一没有民间资本介入的“下半月刊”。《星星》的“下半月刊”早已有之，其创办初衷我也不得而知。至于我为什么选则《星星》，一是因为其品牌价值和象征意义更强，二是《星星》的“下半月刊”定位为“诗歌理论”，这即可以弥补诺大的诗歌中国一直没有一本纯诗歌理论月刊的缺憾，同时也可以和其“上半月刊”形成相互弥补之势。

    荣光启：一般人认为这些下半月刊是因为正刊/母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困难而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不过我倒觉得未必全是如此，我觉得这些刊物主编很聪明，他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诗歌市场：既然无数人的人想当诗人，过文学瘾，我们就当为他们提供便利，多出几分诗刊有什么不可呢？你出钱，我给你办刊的权利，大家都当当诗人，满足精神需求，正刊/母刊主编、编辑弄点钱花，下半月刊/子刊主编、编辑享受点广大诗人的爱戴，——一件多方面都各得所需的大好事，有何不可呢？

    如果说这些下半月刊有什么“突破”的话，那就是这些诗人主编大多是携带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诗歌梦想进入当代诗坛的，他们钩沉历史、梳理自己认为重要的诗歌问题、推举自己欣赏的文学家和新人，这些工作当然是有意义的，对正刊/母刊构成了有益的补充。

   桑克：下半月刊的创办初衷确实是一种值得陈述与分析的对象，而其意义也肯定包括“突破”在内。其他的意义也是不少的，比如对于平台的丰富性来说，下半月刊的存在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办刊基准，它迫使诗歌刊物向纵深而多元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不是对单纯的办刊方式的否定，只是一种丰富——这种认识是必须要强调的。

    张立群：就现有的“下半月刊”来看，其主编身份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从诗人到刊物决策者的转变，并且，在“转变”之余，其写作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否就此谈谈所谓主编兼诗人的心态？

    潘洗尘：就我个人来讲，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转变”。我上世纪80年代大学时代就做过同样的工作，而且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做职业的诗歌编辑。至于我近一两年来在写作上的某些变化，也应该说和这种“转变”毫无关系。至于心态，那就是为他人，编好刊物；为自己，写好诗。而已。

    桑克：一个出色的诗人和一个专业的编辑以及一个专业的办刊人，这样三种不同的角色如果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不可多见的综合的能量。这种能量对于诗歌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从通常的角度分析，这三种角色相互之间肯定会构成较多层面的影响，但是我个人希望诗人角色的影响尽可能的大一些，否则容易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容易丧失一个诗歌刊物的初衷，这样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至于一本刊物是否需要包容更多的不同向度的东西，原则上讲应该如此，但是我又想，多元性的目的可能不止是靠一本刊物自身达成的，而是依靠每一本刊物的个性。如果每一本刊物都具有各自的独立面目，那么合在一起也就是多元的了。当然一本具有雄心的刊物，如果自身能够达成多元而避免杂烩的嫌疑，那么它的素质和努力也将是非常惊人的，空表决心恐怕不成。

   荣光启：这些曾经的诗人、现在的办刊者，有人把他们称之为“新归来者”，我想他们的“归来”，是有雄心壮志的，确实存在一个主编兼诗人的心态问题。

我赞同他们为当代诗坛做了许多热心的事，但在感谢之余，也有疑问：“归来”的那些诗人，时隔多年之后，能否适应这个时代的诗歌意识？如何“重新开始”？他“人”通过诗作和事件回到诗歌现场，他的“诗”能否立足于当代诗坛？一些“新归来者”我觉得他们的诗歌意识落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诗歌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诗学观念的或现代浪漫主义式的诗歌认知和写作期许也许不再适宜当代中国。一些“新归来者”由于不能更深地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演进，对这个时代怀抱偏见，不先修正自己、给自己补课，而是试图以过去年代的诗歌理想来“纠正”当下诗坛。这样的意识和意愿来做大量的与诗歌有关的工作，其效果最终是什么？

    太多的诗人、谁都是诗人，也就带来了这个时代诗歌鉴赏尺度的消失，带来人们对好诗的认识的迟钝与麻木。大量的下半月刊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对于有的下半月刊我的疑问是：由生存带来的大量的利益诱惑面前，我们如何保证刊物的选稿标准？而有的下半月刊明显呈现出办刊者、投资者自娱自乐的倾向，大量地刊发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过诗人瘾。如前所言，有的下半月刊则是“还乡团”，——一群怀抱过去年代诗歌理想的文学爱好者，带着对这个时代的偏见，试图以办刊的方式来彰显自己。但事实上，这些刊物最终在选稿上呈现出的落后的诗歌意识、在诗歌批评上的理论形态，非常陈腐，一涉及诗歌之外的重要的哲学、宗教命题，就更笑话百出。有一次我拿到一本这样的诗刊下半月刊，稍稍翻阅之后我就感叹：此刊办得太有风格了。因为该刊那种整体的趣味、风格和我的诗歌观念相差太大。我心里想，如果不是我的诗歌观念错了，那就是这本诗刊的旨趣是当代诗坛的逆流。



    张立群：“下半月刊”的出现对当代诗歌的建设是不言而喻的，但必须承认的是，“下半月刊”始终存在着面对上半月或曰“原始期刊”的参照对象，这需要“下半月刊”在很大程度上要呈现自身的特色。能否就出版、发行、编辑、策划等方面谈谈这一问题或曰独特之处？

     潘洗尘：前面我已说过，《星星》的“下半月刊”与其他的“下半月刊”不同，其与“母刊”在定位上的“差异化”给了自己较为有利的生长空间。《星星》“下半月刊”目前为“诗歌理论半月刊”，现已出版了23期，2009年开始由自办发行改为邮局邮发，是目前唯一交邮局统一邮发的“借壳上市”的“下半月刊”。《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的编辑采取“栏目主持人制”的方式，由出任编委的20余位著名的诗人或诗歌批评家各自主持一个固定的栏目。每年的选题框架在年初的由编委们参加的“选题年会”上讨论确定。应该说，《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的这种由庞大而实力雄厚的编委会讨论确定选题，然后由一个“虚拟”的编辑部——栏目主持人负责组稿、执行主编统筹的运作方式，与其它“下半月刊”的运作模式相比，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民间性”特点。

    桑克：现在，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下半月刊的出现以及即将表露的迹象也都是与这个背景相关的。无论投资、出版和发行，无论编辑、人事和日常管理，都在这个背景的约束之下。这是谈论下半月刊的政策基础和舆情基础。那么回过头来单说下半月刊的结构问题，就可能只是一个过度的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临时的双轨制的问题，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可能从母刊之中独立出去，以独立刊物的面目独自面对读者。这是指那些具有松散的合作性质的下半月刊来说的。而那些由母刊强力控制的下半月刊的出现，不过是自身的改革而已，或者说它们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面临着更多的编辑差异问题和内容差异问题。怎么办的富有特色，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需要深入思考、严密策划的。差异性与权威性都是需要倾力打造的，一个刊物若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真正的聪明的大脑，一个有魄力的大脑。文献性则需要下死功夫——能不能受这份累，这是对办刊者的一个考验。

    荣光启：2002～2005那几年读博士期间，因着老乡余怒的缘故，我一直享受到合肥的《诗歌月刊》的赠阅，印象中此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余怒主持的“先锋时刻”栏目。而每一期封面上那个类似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伟大诗人的黑白照，更是叫人肃然起敬。印象中是到了2006什么时候，突然开始收到一种新鲜的、也叫《诗歌月刊》的刊物，开始狐疑《诗歌月刊》怎么由合肥搬到北京了？后来发现不是，是一个变成了两个，这个好像页码多一些、照片多一些、印得好一些的《诗歌月刊》，是另一班人马在编。又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是两个变成了三个，在北京，又出现了一个叫《诗歌报××》的杂志，这让我一阵糊涂，不明白一个刊物有上半月、下半月也还罢了，怎么又回到了以前的名目？让我莫名想起老聃的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07年10月某次诗歌会议上，终于有幸碰到了《诗歌月刊》总部合肥来的人，我问总部来人：“你们和北京的《诗歌月刊》什么关系呀？”合肥来人简明扼要地回答我说：

   “我们是金钱关系。”

     这不是什么玩笑话，真实的情形确是这样：北京的《诗歌月刊》每年给合肥的《诗歌月刊》每年××万元，其他你们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当我问及另一个《诗歌报××》，他清脆地说：

   “那是假冒伪劣。”

    确实，我想人们对这些下半月刊是有看法的，大约有些不信任、瞧不上眼的意思。

    从曾经在青年诗人中深有影响的《诗歌报》月刊（该刊创刊之初便因为与《深圳青年报》合作举行的“现代诗大展”，对很多1960、197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影响深远）到后来的《诗歌月刊》、到后来从合肥裂变到北京、武汉的《诗歌月刊》，此刊的蜕变我们有目共睹。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见到的下半月刊是《诗选刊》下半月刊。

    一些诗刊下半月刊，版面极为出色，作者大多数都配发玉照一张，英姿飒爽，妩媚动人，再加上一份自己提供的简介，估计很少有作者不满意的，那照片、那简历、那分行的文字，怎么看怎么是诗人。这种办刊方针在现时代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只是在选稿的质量上再把把关就是了。

    从我个人感受而言，老巢、安琪时代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还是很有特色的，他们整理出中国现代、当代诗歌中的许多专题，约请目前活跃的年轻诗歌批评家、甚至在校硕士博士专门撰稿，梳理了许多重要的诗歌问题，贡献了许多新鲜的版块，推出了一些写评论的新人。我觉得这个下半月刊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超越了一般的诗刊思路，没有往那条中规中矩的路子上走，很有特色，对当代诗坛贡献很大。

   老巢那样的投资者我很赞同，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诗人梦想，我觉得他确实他有一颗为中国当代诗歌做点事的真诚。

    当代诗刊为了有更好的生存，需要寻找那种真正有文学热忱又在商业上很成功（不是一般的小商人）的文学爱好者/诗人朋友；需要那种承包诗刊目标并不是为赚钱，而是希望把诗刊做成一个文学品牌、实现他自己的文学梦想的投资者。办刊的原则应当是：在文本质量上坚持文学原则，在刊物生存（制作、发行）上坚持商业原则，现在一些刊物把这两点混淆了。

    张立群：《中国诗人》今年新增设了一个栏目，名为“诗人在线”，主要涉及诗人对过去创作的回顾，但重要还是指向了将来时的展望，能否借此机会谈谈贵刊或所在地域2009年诗歌的新设想和动向？？

    潘洗尘：作为全国唯一一本诗歌理论月刊，《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既要切实关注当下，又要慎密梳理历史。在大的选题策略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把2007年到2010年这四个年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来统筹考虑的。比如在新诗理论建设上我们对新诗“抒情性”的持续关注；比如对当前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方面一些热点问题的动态关注；比如对当下诗歌现场一批最活跃的或最有特点的诗人的重点关注；比如对新诗史上重重历史迷雾的慎密梳理，包括已经推出一年多的对上世纪80年代诗歌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再发现，对已经形成的历史经典的再甄别与再确认等等，等等。总之，如果刊物不发生“政策性”终结的“意外”，我确信《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的第一个“四年计划”不仅意义非凡而且会完成的非常精彩。

   桑克：诗歌刊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如何处理自身与诗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关系，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其次就是如何引导广大的消费者（读者）的问题——这里必须要取消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而代以引导，或者干脆取消引导这个意识，而仅仅是提供自身。它的内容部分以及相关的编辑环节是全然与市场无关的，它的销售环节才与市场有关，这就是诗歌刊物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殊之处，即它的编辑环节与销售环节并不对等。只有认识清楚这两组关系，诗歌刊物才有可能存活下去。《星星》下半月刊编辑馈赠的EMS周刊是一种新的出版动向，它的快，它的新，它对市场培养的努力，都是相当可喜的。而且它的内容是独立的，是全然非市场化的，但是它的赠送却是属于市场化努力的一部分，条理非常清晰。如果将一本诗歌刊物视作完全的市场化产物，那么这种诗歌刊物恐怕将是非常无聊的，并无阅读的价值。还是那句话，刊物办给谁看？交响乐演给谁听？如果是《故事会》和二人转，那就另当别论。诗歌刊物就是办给知音看的，交响乐就是演给乐迷听的。

    荣光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结合自己地域的刊物回答一下。武汉目前有两大诗刊，一个是邓一光任主编、张执浩为执行主编的《汉诗》（季刊），一个是阎志、谢克强主编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另外，《芳草》、《长江文艺》等综合性大刊也有诗歌栏目，这两个综合性刊物也常常拿出版面在诗歌上大做文章。武汉有诗人有志于在接下来的几年将武汉打造成“中国诗歌之都”，我觉得这也不是空想。

    中国一般的诗刊主要着眼于诗人群体，《汉诗》的目光超越了这一点，它有志于让整个文学群体、社会文化阶层都能悦纳这本诗刊。所以《汉诗》在印刷、版式上试图做到设计非常大气、精美；在诗歌文本上亦严格要求，只发约稿；在发行上《汉诗》目前也寻找到强有力的合作伙伴。2009年将是《汉诗》大展宏图的一年。

《汉诗》首先很注重在武汉本地的影响力，力图让武汉市民知道武汉有一本很好的诗歌刊物。4月25日晚，在近代中国十余所教会大学——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的旧址——昙花林，《汉诗》在此做了一场“春天来到昙花林”露天大型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反响很好。

   《诗歌月刊》下半月刊有自己的特色，我感觉在对新诗传统的接续上、在对旧体诗写作的关注上、在对当代大学生诗歌群体（以学校为单位）的关注上，此刊付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前面两项工作，很容易让人诟病其不够新锐、诗歌意识落伍，但我个人觉得这些工作非常有必要，毕竟当代中国诗歌是从新诗的脉络中生长出来的、当代中国诗歌也不仅仅是新诗写作，也有大量的旧体诗诗人。《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在理论上也常常关注一些比较“宏伟”的文学命题，像政治抒情诗的问题等等，很是难得。我认为《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办刊风格明显，虽然其整体诗歌意识需要提高，但还是很好地《诗歌月刊》正刊形成了互补关系、和当代中国许多其他诗刊形成了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