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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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陈大利

2007年12月，薛龙春的《郑簠研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发行。阅读此书，可以通过详尽而可靠的文献资料，了解郑簠其人其书，了解清初书学的风气，了解汉隶在整个清代的发展演变，了解清代碑学的审美观念，更可以从中获得富有启迪的观点，获得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乃至在宏观上获得隶书创作的帮助。

站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审视郑簠，会更清楚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薛龙春在绪论部分首先剖析了元、明时期的隶书面貌和取法对象，指出明末清初之际，学者、书家才真正意识到直接取法汉碑的重要，并努力运用到隶书创作的实践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开路先锋是：郭宗昌倡明汉隶法度，王铎注重奇字形态，傅山挖掘汉隶意趣。但他们三位在书法史上的形象都不是隶书名家，更谈不上专攻隶体。但清初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郑簠以毕生精力专攻隶书，受到同时代书家、学者的肯定和追捧，与他的时代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影响最为深远。薛龙春正是要通过郑簠这一个案，来透视十七世纪中国的汉碑热潮与隶书趣尚。另外，郑簠个人的遭遇也极具典型意义，这样一位曾经享有重名的书家却在乾、嘉时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意味着早期碑学与后期碑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薛龙春要追问的就是：这个差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作者在第一章对郑簠的家世和行迹进行简要地钩稽阐释，随即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转入对郑簠“访碑活动”和“交游活动”的详尽考察。作者试图在一个纵横坐标系上为郑簠作准确定位，纵坐标是十七世纪这个充满巨变的文化背景，横坐标就是那些与他密切交往的学者、书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细致论述清初北方学者的访碑活动，同时也注意到江南学术圈的回应，薛龙春则在此书中，进一步描述了大批南方学者来到北方后对访碑的热情。学者们访碑的直接目的大都是考证史实，而不是讨论书法，但郑簠北游访碑，广收拓本，则完全出于书法学习的目的。郑簠定居南京，结交一时名流，交游遍及苏、皖、鲁、浙一带，诗书酬答，迅速扩大了他在清初书坛上声名的传播。和郑簠同一时代人的十七首赞扬郑簠的“八分书歌”，既是郑簠在当时的宣传海报，也是后人解读郑簠隶书内容和意旨的重要凭据，薛龙春把它们放在一起，一边读，一边解，他读得细致入微，解得妙趣横生，这不单缘于作者厚实的文本解读能力和晓畅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有赖于作者丰富的隶书书写经验。他不仅还原了郑簠富有激情的创作状态：快速、随意，充满气势与力度，同时也揭开了郑簠取法汉隶的独到之处：书写性和写意性。相信有隶书书写经验的朋友在读到这一节时，定能会心一笑。

第四章宕开一笔，谈“碑刻研究中萌生的审美观念”。通过细读明末清初学者对碑学的相关论述，薛龙春得出的结论是：对“古拙”意涵的诠释贯穿了碑学的始终，应该被视为碑学审美的核心；明末清初，已经是碑学肇兴的时代。早在绪论中，薛龙春就对“碑学”的概念做了界定：取“碑学”的广义，即以周秦至南北朝时期篆隶楷三种字体的金石文字为师法对象的书学取径，而不是狭义的专学魏碑体而形成的书法流派。这一部分乍看似乎游离于全书，实则也是为郑簠的书学观先确定一个坐标系。

做了这样必要的铺垫之后，薛龙春就在第五章“郑簠的书学观念及其书法风格”中，从郑簠的隶书观念、用字、分期及风格特征、其它书体创作等四个方面对郑簠书法本体展开全面而集中的论述。关于郑簠的书学观念，作者在书的第三章对“八分书歌”的精彩解读中，已经提醒读者注意到郑簠隶书强调书写性和写意性的特点，在这一章中，作者进一步探讨郑簠在隶书方面的努力，他概括郑簠的隶书观念为：取法汉碑，讲究法度，但并不拘泥于法度，追求姿态的险劲与锋芒夺人，强调书写性与写意性。而郑簠隶书作品中出现古字正是在晚明普遍存在的崇古观念的一种反映。薛龙春花费三年多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到郑簠流传后世的作品百余件，他把其中的隶书作品大致分四个阶段讨论其风格演变与典型风格，对“沉着而兼飞舞”的成熟风格有详细剖析。但是，与清代中后期碑学以篆、隶、北碑的用笔来写行草不同，这一时期擅长篆隶的书家，楷行草三体也很用心，并且依然是帖学系统，郑簠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条理清晰的分析，读者对于郑簠的整个书法人生也就有了一个全面而立体的认识。

第六章谈郑簠的影响。郑簠的及门弟子虽然不多，文献记载仅有张在辛、万经、吴瞻澳与金磐北四人，但他同时代的追随者却很多，如周亮工、闵麟嗣、朱彝尊、王概、王蓍、孔毓圻、禹之鼎、陈奕禧、林佶、成文昭、乔崇让、曹曰瑛等，而且在其去世之后依然有众多的仿效者，如高凤翰、金农、高翔、朱文震、朱岷等。通过这样的排比之后，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个以郑簠为核心的清初最重要的隶书流派。

但郑簠隶书在清代中期遭遇到集体的批判，甚至嘲弄，恰恰与清初被集体追捧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七章“从对郑簠评价的歧义看清代碑学观念之演进”，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也是要解决作者一开始就要回答的问题：清代前后期碑学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它又是怎样发生的？薛龙春注意到学术的风气对书法审美的影响，他指出：在清初，学者“并不以书家著称，对隶书创作趋向并没有实际干预”，但是清代中叶以来，受乾嘉朴学的影响，“学者兼书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艺术品评中对学者趣味之外的一切审美追求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伊秉绶创造的简静、朴拙的隶书风格受到褒扬和追捧，成为这一时期的碑学的新偶像。在两种审美观与技法追求的较量中，作为清代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强调一种书写性与抒情性，后者则更为关注学问与修养；前者主气势，后者主静默；前者追求用笔的节奏与连贯性，而后者则将平实沉厚、横平竖直当作所有事。”这就是作者通过郑簠个案的研究，清晰描绘出来的一条清代碑学观念的演进轨迹。

文章到此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在郑簠研究过程中，“古”这个中国书法史上出现频率极高概念引发他作深入的思考，为什么郑簠在清初是“古”的化身，在清中期以后，他又成了“不古”的典型？在余论部分，作者以郑簠为由头，考察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古”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古”是一种审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说辞。透过郑簠个案，薛龙春对古代书法批评提出了问题。

《郑簠研究》是一本好看又耐读的书，在书法研究日益专业化和学科化的今天，为书法史论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

首先是在书法史研究中需要重视史料，重视“问题”。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重视对史料的旁征博引，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近代学者傅斯年尤为强调史料学对于史学研究的至关重要性，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书法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首先就是对书法史料的开掘，这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起码的态度和方法。薛龙春一直重视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辩，《郑簠研究》一书展示出薛龙春在搜集史料方面的不遗余力：从浩如烟海的明清文献中爬梳相关史料，从著录、图录、拍卖行中留意图片，乃至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艰辛的努力换来琳琅满目的材料，郑簠这个已经渐被后人忘却的历史人物，才有了详细诠释的可能。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出作者的严谨求实，比如，关于郑簠卒年的考证，他依靠的是靳治荆《思旧录》中“会壬申秋，余别入关，越岁传凶问”这则材料，而没有直接采纳叶舟《广印人传》中卒于康熙癸酉年的现成结论；由于缺少郑簠在陕西活动的直接资料，对于其何时前往陕西，尽管有曹溶、许士佐等人的诗歌作证，作者还是很谨慎地持存疑态度。但薛龙春更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在拥有广博史料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着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一直在追问着：诸如，郑簠卒于何年，去过某地；郑簠隶书何以会出现热潮，何以会遭到冷遇；清代碑学发展的观念如何演变；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范畴中的“古”到底有何别样的意味。正是有了这样苦苦的追问，才使得研究本身层层深入，也才使得研究具有历史的厚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来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没有问题意识同样没有书法史研究的立足之地，《郑簠研究》为我们现身说法地阐释了问题意识的首要性和重要性。

薛龙春是学者，也是书家。在《郑簠研究》中，关于郑簠隶书的书写性和写意性的描述，关于隶书不同阶段审美旨趣的概括，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如果作者没有深入的书写实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一个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如果没有书法艺术上的感性认识，很难想象，他能够把书法史的研究工作做得多么深入和丰满。《郑簠研究》一书提醒书法史研究者：决不能做与实践完全脱节的空头理论家。

读《郑簠研究》，还能得到的启示就是：学术著作也应尽可能追求文字的可读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虽然，学术著作有它特殊的要求，但是，学术著作如果成心考验读者的阅读意志，大概离扔进垃圾箱的时间也就不远了。薛龙春不仅对研究对象满怀“了解的同情”，也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注重文字的锤炼，所以行文既严肃又不失活泼，既严谨又不失轻松。相信读者也会在轻松的阅读中，产生山阴道上行走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