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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书 法 性 格
伍立扬(海南省,著名散文家)
时代翻新,电脑倡行,故作家有以键换笔一说。打印稿逐渐风行。此时即有文章家慨叹人心不古,因为电脑稿千篇一律,个性及书法情调俱丧失殆尽,风流云散矣。此论看似端方,实则片面至极。就实情而言,常人写字,多潦草、率尔、孟浪、委琐、卑猥,有的细小如蚂蚁,令人揪心,恨不得把它放大一下;有的硕大如莽汉,伸臂弹腿无有些微规范,叫人不禁想斩其多余;有的歪斜模棱、暧昧含混,字与字纠缠不清;有的肥胖臃肿,如厚皮馒头,令人气馁。糟蹋圣贤,莫此为甚。倘若每日看稿读信尽与此种种字迹打交道,相纠缠,而又观之欲呕,则人生的趣味,也真可谓消弭到荡然无存了。看一两页纸便倦,遽欲弃之,还会有什么好心情呢?故退而求其次,电脑稿的清爽醒目反而可解心、眼的负累倒悬于万一。
字迹的种种不堪、差别、反常、怪异,实与个人性格有关,故有何种性格,便有何种字体,可谓大致不差。写字作画,是雅事,也是俗事,好的字体、书法,令人俗中求雅,视之怡然,渐渐烘托一种求知求美的兴趣,也可称功莫大焉,字愈精神人愈灵,字愈潦倒人愈
昏,随处可得实证。字如其人,从形体到笔划抑扬收放的气质,均可互照。书法艺术同汉字本身一样,有一种先天的贵族气质,在书法大家如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苏轼、米芾、赵孟颊、董其昌的书法中,不难揣度汉字成为书法即被激活之后,其中所蕴涵的空间具象、运动想象和符号抽象的直觉能力。此一方面同个人的气质、涵养、体质、腕力以及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有直接的血缘联系的。另一方面,汉字的性灵也得到证明,仓颉造字有鬼夜哭,感于灵也。孔颖达说:“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尚书序正义》)
书法乃线条艺术,而任何一条延续的线无非一种运动路线。其间自然有行为方式、心理因素、性格缓急的附着,因此如同世上并无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也没有任何个体的字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由字及人,反推其性格心理,亦可成立。董其昌极为推扬苏轼“天真烂漫是吾师”一语,自谓作字不求太工,因此获闲适自然之趣。他说他的字比赵孟兆页
来得生、拙,而其潇洒出尘的风神,变幻无方的形态,也真和他的文章一样,开出一时的新派。当今中国画圣手范曾,其书法波磔冲折的内劲造就高迈雄奇的内涵,不难窥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兼济天下的抱负。古称书画为墨戏,其实此墨戏两字大有奥妙,因为线条凝聚了心理情怀的涵义在内。唐以后及今人之杜甫画像,均清癯瘦古,杜甫本人在书法上也确以为须“书贵瘦硬方通神”,这和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不会毫无瓜葛罢;而同代的颜鲁公(真卿)因倡言书法之教化功能,字又偏肥,但肥得雄毅浑厚,亦称高格。
当然,书法的时代风貌也会影响各时代书法家的字体。若秦汉尚势,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而晋代则尚韵,所以,杜牧的“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拿来衡量晋代书法,也可成立。但即在时代总体风貌之下,书家各人不同的性格神理,也还是不期然而然地突显出来,《世说新语》说王右军“风骨清举”,“高爽有风气”,他的书法也是如此,人与字,字与人二而一,一而二,如鱼水相融。大书法家的作品总是其人格精神及生命情调的升华。故古人虽遥,神貌难追,从他们的书法字迹上,即可追摩大半,当时虽无照相机,似已无有太多遗憾。唐代尝有规模宏大的学书狂潮,绘画理论名家张彦远征引《非草书》加以非难“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见 出血,犹不休息”。但书法家即使在多方练习之后,其线条的流走变化仍可见其性格,而且似乎更加明显。风格确乎难以作伪。
莎剧《哈姆莱特》尝谓:“我有一次曾像我们的政治家那样,视工整的笔迹为卑劣的事情。”莎土比亚本人早年字迹清新工整,后来受时代风气影响,以潦草相炫。盖当时上等绅士皆以写潦草随便之字为要务。但与萧伯纳同时代的伦敦大学亨利莫利教授却以为,莎翁后期极不稳定的笔迹乃是他因神经衰弱而发抖的手所致(事出《萧伯纳传》),看来笔迹确实很难作伪,乃因笔划的连贯条理及断续分别与性格、心理、力量、意志、喜怒、爱恨、猜度等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抗战中期,军统局戴雨农手下干员在上海和汪伪丁默村系统特工斗法,每次截获密信,均从笔迹上猜度出主角、对手、处境等等,颇能中的。
狷介者字僻,茕独者字寒,豪达者字旷,闲适者字逸,雄放者字野,高迈者字奇,鄙佞者字奸,端方者字朴,深心者字怪,大略可作如是观。1915年,苏曼殊致柳亚子信中尝谓“纫兰书法甚有进步,但字瘦如其人耳”(《苏曼殊文集》下·六一五页)。字与人的外形竟是这样的一体化而密不可分,真是字如其人的绝好注脚。颜鲁公(真卿)虽称一代书宗,但精于书法鉴赏的李后主却甚为鄙薄,他说:“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一)颜真卿体貌外形若何,今已无法知晓,不知是否和后主眼中他的书法一样?这很难下断语,因为事情每有旁逸斜出的。鸠形鹄面者往往书法奇佳,而不少相貌堂堂者写的字却和支离歪斜的稻草人无甚分别。此种复杂性又宜自写字者的情感背景去观照了。
[季超插话:伍立扬先生,蜀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毕,曾任人民日报社编辑。其散文文体风格昔曾极尽雕饰,语言古奥,今已归向平淡中和,更进一境。季超曾拜读其《梦痕烟雨》等数种,有见到立杨先生的朋友,请代老管问声好。]
第二篇:尺 牍 之 外
唐吟方(北京市,著名书法家,文物学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郑逸梅先生去世后,他收藏过的一批尺牍流出上海到了浙江,我在老家海宁陆陆续续见过一些,少说也有几十通吧。记得有白蕉、王蘧常、苏渊雷、俞平伯、潘景郑、周谷城等人,还都是毛笔,写在有光纸上。白蕉的那一通,只是一个便条,托人取东西;俞平伯那封,谢送书,可能落笔时有误,信纸上写错的地方剪掉了一块,又在挖补过的地方,工工整整又写上一字。信都很短,典型的应酬尺牍。收藏者想出让,每通开价在50至60元之间,不算贵,我嫌尺牍的内容太单调,又写在有光纸上,不好保存,没有要。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像这样一批典型的应酬书札,好像不能完全抹杀它们的价值,要了解旧时代过来的那辈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这批应酬“尺牍”就是很好的材料。等我明白过来,这批尺牍早已不知流落谁家之手,“此中乐,不可得”了。
有一年,还是在海宁,我见到一批从诗人朱大可家散出来的尺牍、诗稿,不敢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想起来应该是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东西。这些文化老人晚年无事可做,日以敲诗为乐,写完了,在熟悉的朋友圈里传观,友朋们以诗代柬,互相唱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交流。这种体裁成为当时老年知识分子沟通感情、交流思想、驱赶岑寂的一条纽带,旧诗成了仅次于尺牍可以在小范围里流通的语体。我看到过他们以“电风扇”为题的吟咏,就是这样狭窄的题目,也没有束缚老诗人们的想象力,调动他们的全副知识背景,把一个枯燥乏味的题目做得兴趣盎然。收藏者则利用工具书查找确定尺牍、诗稿作者的来历,好向购藏者要价,这是名人墨迹。我那时只看重与艺术史有关的文字材料,除此之外的东西一瞥而过,看过也就看过了。
机会接二连三擦肩而过,但我还是零零星星收得一些小东西,如诗稿、文稿,内容已越过尺牍的范围,但和尺牍一样,为我喜欢。如沈禹钟题陈小翠“翠楼吟草”墨稿,写在朵云轩信笺上。沈禹钟是南社的捷才诗人,浙江嘉善人。沈先生的友交不乏著名书家,他本人的字写得实在不高明,看不出一点诗人气质,显得木讷板刻。我收沈先生诗稿的原因,是母亲与他同乡,而这一件又是题给著名女诗人陈小翠的。还有朱大可亲笔撰写的“仲弟其石事略”,这份小传用蝇头小楷写在春明出版社的稿笺上,字写得很精,米粟大小的模样,一笔不懈,闲时展观,体味到这位报人兼诗人的老辈文化人深湛的书法功底,手迹是可以视作艺术品的。老一辈文化人不少有这样的功夫。我收藏的施蛰存先生双钩“寿”字也是如此,墨迹是这位2003年11月19日去世的文坛老将七十年代末写的。这些名人墨迹里的异品,当时收藏者可不那么看好,也多亏他们不看重,我才得以用自己的作品和他们交换。
后来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我都没赶上。像嘉兴的张振维、许明农先生去世,从他们家都流出过一些好东西。我曾在友人家里看到过一副蒲华的对联,原是张先生的旧藏,张先生在对联的二边写满了跋语,考证对联的写作年代,兼及蒲华的佚事。藏家说,出很低的钱就买到了。这是很好的乡邦文献,可惜我没缘。我手头只保留着张先生写给我的二通尺牍,儒者风范,不言自见,今世已很难再遇到这样的谆谆长者了。和许先生(许先生是中医)也有交往。我曾到“烟雨 ”去拜访过许先生,在他那间弥漫着药香的书斋里,把玩陈列在案头的黑陶印,欣赏张挂在壁间的名人书画,美不胜收。七、八十年代许先生经常坐车到嘉兴周边县城走动,遇到可心的东西’,就与主人商量,出一点钱收藏,手头攒积了不少名人墨迹、印谱。他是真喜欢这些东西,视它们为生命。他自己除了做黑陶、刻印,也工书法,写得一手嘉道时期流行的碑体书,厚实中带着点拙涩,很得嘉兴前辈张廷济的音容笑貌。他写信从来就用毛笔,从从容容不迫促,写完还要加盖印章,我手上存的许先生书札通通都如此。许先生谢世后,他的珍藏先后散出。物聚物散,正像前人说的“有定数”的。我在北京,听
着从江南传来的某人又收得许先生藏的某某东西之类的消息,只有翘首南望,独自伤神了。
这类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发生。2000年初江蔚云丈去世,他平生精力所聚的那部分名人墨迹又会流向何处呢?物是人非,等待珍物的命运是不是就此“星散”,没法猜测也不敢去想。
还记得一位旅美学者去年在北京对我说过一句话:电脑时代,我们的尺牍文化真的走到了没落的边缘?我不是悲情主义者,想想,也真是一个问题。面对前人的书札墨迹,我们能为还在延续的尺牍文化做些什么呢。
[季超插话:《全球通》杂志零五年总第九期载田路文《浙江为什么名人多?》,建议诸君找来一看。
十余年来,季超曾游遍京广线上各城市,亦曾赴济南、西安、咸阳、南宁、九江、盐城、港澳等地,唯至今未获机会赴鲁迅故乡,未获机会作浙江之游。
不知我手捧一只大白鹅跑去,能换得柯岩朱勇方仁棣一件小楷精品否?不知高甬春先生肯作杭城导游否?
约20年前,唐先生时在浙江老家,季超曾与之通一札,后一直跟踪其文化行迹。]
第三篇:书旅飞鸿趣意浓
俞晓群(北京市,编辑家)
在出版社工作,少不了书信往来,一年积累一大包,数年下来便盈满一橱;闲时一望,不必翻读,自有万种思绪涌上心头。书信往来自有它的独到处,一对一的文字交流给人以内心独白的感觉,因此人们可超越人生的许多心理障碍,将心底的意愿尽可能地表述出来。给我写信的人大多是为了写书而写信的,所以无论其中说些什么,或恭维、或自谦、或不悦、或夸张……我都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让自我意识独处一隅,平和地注视一个文化人与社会抑或人类文明的对话。我深知,编辑不是文化的摇篮,最多不过是一个文化助动者。
名人的信写得最轻松,且不说他们文字精当,仅从心境而言,显赫的声名使之较少“相求”的念头,故而谈吐平铺直叙,文品人品亦跃然纸上。一位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写道:“书稿奉上,弹指三月,想必入览,伏望将结果见告。……专此驰布,伫候覆示!”廖廖数语,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也恰到好处。非名人写信,想法便多了起来,他们既要推销自己,又希望被对方接受,于是多有溢美之辞冠于彼此的头上。这时候最需要冷静地“审美”,尤其是看到他飞来的花环,诸如斧正、点睛、高论之类,切忽昏头,其意决不在高山流水,多为礼貌而已。当然精明的文化人却把精力用在书信的文采与整洁之上,追求一种含蓄、隐喻、幽默的文风,让你自然而然地消除戒备心理,被他的文思感化、与他的心思共鸣。一位作者为了敦促自己的著作早日出版,在信中写道:“冬日,我思恋春色的美好——春天并不遥远,我祈盼着您能在冬日的寒风中送来一缕春的信息!”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文化人的渴望之情在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于是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
作者与编者是一对矛盾,但相处久了也会成为朋友。再写信时,花哨的虚礼会大大地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轻松的学术探讨。像一位朋友与我讨论一套丛书命名,信中写道:“此名太滥,彼名太窄。忽然想到《庄子》中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闲闲’一词意思很好,有宽裕、从容自得之意;《诗经》中又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是形容隐退田园的快乐。这两个意思都很可取,就叫‘闲闲丛书’如何?”信的上方又注道:“正要发出,又想起王安石的一句诗:‘微言唯有故人知’,这里自然用的是‘仲尼没而微言绝’。若取字面义,作微小讲,也未尝不可,则似乎命作‘微言文丛’也不错。”我真羡慕他那么善于“想起”,这大概就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了。
当然,有的“朋友”却也交得蹊跷,某半老先生两封信后即与我称兄,我大感惶惑,一再表示年龄与学识的差距;他更以“某大师与夫人写信就称兄”为例,说明也视我为知己的心境。我无言,只有听任他“称”好了。后来他的大作出版了,来信也稀疏了,有一次我蓦然发现他已经不再称我为兄了,而以“同志”代之,我想他大概是考证了那位大师与夫人后来的称呼才这样做的。
[季超插话:作为编者,应对惠赐好稿的作者心怀感激之情才是。作为投稿者,出手务求精品,犯不着曲意逢迎编者。人之人的交往,平等和相互尊重是根本。以势压人或委屈巴结只能适得其反也。]
第四篇:我的书信收藏
洪丕谟
在《洪家书画收藏选》一书中,收录了不少当时前辈书画家写给我的书信。关于书信收藏,郑逸梅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家,不过他所收藏的,全以明清民国文人墨客的书信为主。记得过去我也收藏过好几十件如翁同和、陆廉夫等名家的书信,因为知道郑老先生喜欢收藏书札,于是便在上世纪80年代,分批送给郑老不少。一次郑老来信提到:“丕谟同志:昨徐君来访谈,蒙殆书札五通,投我所好,为之喜出望外,真所谓渥受鸿施,欢同雀跃也。愚搜罗尺牍垂五、六十年,自前贤迄时彦约近万通,奈于浩劫中损失殆尽,而结习未忘,东山再起,又有一、二千通……”。从郑老的信中,反映了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收藏悲欢,以及国运对于收藏得失的重大影响。
不过纵使如此,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我也和郑逸老一样,还是收藏保存了几十封丰子恺、唐云、周炼霞、钱君 、启功、程十发等前辈书画名家写给我的书信。可见爱美之心,以及艺术的力量,即使在那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也还是扫之不尽、批之不绝的。
名人书信的价值,既在于一手漂亮的书法,又在于记载个人生活,朋友情谊,乃至时代兴衰,社会风情。在我手头的一件丰子恺书信当中,丰老提到:“丕谟医师:来信收悉,仆患风湿,现不甚重,……目前且在室内常常走动,料天气暖和当可恢复也。”信件透露“文革”时期,丰先生曾经患有轻度的风湿,由于作为牛鬼蛇神,他自然是心有余悸,于是便不敢下楼自由散步,只好局促在小楼之上来回走走,不亦哀哉!
还有一封唐云1971年乘我去京开会,求朋友周怀民代觅小葫芦的信件,可见即使在那动辄得咎的黑暗年代,画家也并未泯灭活泼可爱的童心,真是活生生老顽童一个。由于笔者当时正在新乐地段医院做中医,所以还有不少书信,记载了书画家们难得的病史档案。有封女画家周炼霞托人捎来的书信,上面写道:“洪医师……现因弯腰别伤筋络,痛得利害,要请教你治疗,给我挂一个初诊号,同时并请面示我的朋友几点钟来看病最合适?”所谓“几点钟来看病最合适”,就是什么时候来看病比较空,这样便可一则省去排队之劳,一则乘看病的机会还好彼此聊聊,也是一种心情。
再如启功先生“文革”中患早期白内障,在北京买不到磁硃丸,结果由我在上海代买寄去收到后的回信。信中谈了他头晕眼花的病历,还谈到上海书法篆刻风气,以及出版卡片式“批林批孔”语句摘录的一些情况,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段历史。
注:丕谟先生与刘小晴先生等同为由医转文,著述甚丰。此文系由洪丕谟先生入室弟子于建华师兄推荐。洪先生藏札今多由慈溪童衍舫师兄收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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