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哄时代”到“理时代”的中国

教师之友网

[url=]从“哄时代”到“理时代”的中国[/url] 201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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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风云变幻、充满痛与痒的转型时代，很难用一个字，来勾勒世间百态。如果真要搜索出一个字，窥一斑见全豹，给当代中国一个阳光下的生动阴影，恐非“哄”字莫属了。

哄骗，哄客，哄商，哄抢，哄传……“哄”字当道，真实如烟，真相如雾，真理如霾，不断挑战每个人的智商和情商，肆意侵袭每个人的脑袋和口袋。在乱糟糟闹哄哄的环境，几人能有恬然自安的心境？

一、“哄骗”：形影相随的心灵鬼魅

哄骗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两情相悦，女人哄骗男人的钱，男人哄骗女人的色。电视购物，成了一种最文艺、最隐晦的哄骗，以歇斯底里、半夜鸡叫的激情，达到了哄骗的亢奋境界。中国烟盒，以文绉绉、假惺惺的健康警示，哄骗烟民在腾云吐雾中漠视死亡。各方彩票，以一夜巨富、天降亿万的美梦奇迹，哄骗彩民枕着黄粱，解囊争购。各路掮客，以手眼通天、特权替身的神出鬼没，哄骗一个个趋炎附势者上钩。各类传销，以点石成金、化稻草买金条的神话，哄骗财迷倾其所有。各色屑小，以旁门左道、防不胜防的雕虫小技，哄骗贪图小利者心窍。各种数据，以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艺高胆大，一级一级往上哄骗，乡镇骗市县，市县骗省部，一直哄骗到中南海。

而把哄骗科学和艺术达到光辉顶峰的，当属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改朝换代实质是统治权力和利益的重新配置。统治阶级的高明之处在于，巧用各种手段，或明或暗，或软或硬，笼络人心，赢得民众支持，实现专制统治。当一个统治王朝气数已尽，新生力量取而代之，善良百姓总是选择相信这个新政权，心甘情愿再为奴。政治哄骗与政治忍耐，重新复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哄骗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拿手好戏，更是建立和巩固专制政权的灵丹妙药。其一，政治主张的哄骗。政治主张多是笼络人心的手段，而不是政治归宿。政治主张形同变脸，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党的胜利，革命精神的失败。其二，统治过程的哄骗。粉饰历史，独尊崇拜，持久洗脑，最终全民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三，政治手段的哄骗。极尽伪装，善用骗术，恩威并施，不时抛出糖葫芦哄人。一旦威胁其统治地位，都会立即翻脸，露出凶残。在“爱民如子、人民最大”催眠曲中，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小夜曲中，民众沉浸在“国家主人”的梦里，换得的只是特权阶层施舍的残羹。

二、“哄客”：解构一切的自我泛滥

这是最好的时代，好在物质财富。这是最坏的时代，坏在精神世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总量跻身世界第二；但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之一。多数国人不信宗教，却热衷签合同一样的拜鬼，跪下去给神灵烧香，为的是站起来升官发财。国人缺少内心敬畏，鲜有罪恶感，鲜有亏欠和内疚感，价值观普遍建立在私欲之中。国人在千年封建的身心被压迫践踏中，普遍缺失理性精神，缺失博爱包容的传统。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内战。

网络科技赋予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自由虚拟世界。被压抑、逼仄的思想和情绪，如火山迸发。信仰道德和理性精神的双重缺失，导致人性之恶在网络找到了生存土壤。“看客文化”在自媒体时代，愈发膨胀。国人向来是喜欢看热闹的，在鲁迅先生笔下，观看杀头都能成为民国一景，“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而今方兴未艾的哄客，正是传统“看客文化”绽放的病态奇葩。

哄客成了网络发言的典型形式，自民众直到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如此，心浮气躁，骂骂咧咧，出口喷粪。除了少数人把网络当做理性思想的交流平台之外，更多人当做一个丑剧舞台。许多时候，网络也俨然成一个公厕，各种怨气、污言秽语一泄为快，而从不以理性精神去探寻真相和真理。各种夸张化、无厘头化、情绪化的丑闻消费行为，使得一切庄严意义丧失殆尽。

哄客拨弄的十八般武艺，无一不是封建文化的折射。其一、语言暴力。各种酷语和秽语铺天盖地。一股脑儿的“仇恨话语”，从不说理辩论，动辄脸红脖子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宛如文革再世。其二、打假桥段。以打假占据道义高地，充当正义裁判所，揪辫子，剪尾巴，钉标签，置之死地而后快。本来，一个人走在街上，吸引不了多少行人目光，但是两个人从上街打到下街，从物理打到文学，从博客打到公堂，唇枪舌战，互相撕扯，车轮大战，江湖盛传，闻风而至的看客就会乌压压一片。教主打假，意在哄客。哄客背后，名利兼收。其三、加冕套路。国人喜欢给别人加冕，也喜欢自我加冕。各种“教主”、各色“帽子”，起哄所需，先冠一冕，集体尖叫。“汉奸”是一顶畅销不衰的老字号黑帽子，左中右，阴晴雨，全天候伺候，此帽一戴，口水如洪水，一哄而上。其四、变身障眼。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哄客”共同的方向。躲在暗处做缺德事，无人知晓，就心安理得，窃窃自喜。在不曾察觉的角落里，满足自己低俗的窥探欲、鄙夷欲、发泄欲和报复欲。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哄客必不可少。缺了哄客，难免会单调寂寞，索然寡味。但是，哄客如果以谩骂为主，以仇恨为乐，那就会像飓风一样吞噬着文化残片。著名学者朱大可说：“仇恨在叫骂声中茁壮成长，粉碎了人性之爱，而且正在戕害整个民族的心灵。经过漫长的斗争、造反、打倒和推翻之后，中国面临着‘爱语’沦丧的严重危机。这就是我所说的精神癌症。”

三、“哄商”：见风使舵的虚胖经济

当前，从经济学家到平民百姓，许多中国人都在议论人民币升值、经济滞胀，关注房价、股市、两桶油，这一切经济的表象与日本当年泡沫经济，何其相似。民众不免担忧，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覆辙？

楼市是中国经济一张浮肿的脸。经济高速发展后期资金积累庞大不能为实体经济所吸收，必然会流向房地产市场，加上政府和央行的政策失误乃至错误，导致资产价格开始快速上升，最终造成房产泡沫现象。这就是“非理性繁荣”，是格林斯潘形容投机性泡沫的著名定义。中国楼市一路高企，是政府、开发商、银行共同哄抬的结果，是住房消费异化为投资和投机行为，导致民众跟风哄抬的结果。

在我看来，“非理性繁荣”的经济行为，就是一种“哄商”，急功近利，一哄而起，盲目决策，不计后果。从领导者到投资者，到经营者，直到消费者，“哄商”在中国蔚然成风。“哄商”只顾自己的仕途和私利，不顾民生，不顾生态，不顾可持续发展。

中国官员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典型失误，是一哄而上、只顾眼前、忽冷忽热、抢吃子孙饭的非理性决策。在经济“保八”的鼓吹鞭策下，在DGP政绩挂帅下，各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不顾生态环境、社会发展规律、当地实际和群众意愿，独断专行，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最终往往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而拍屁股走人。

在城市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一些城市不切实际，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及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官员热衷于巨资项目的手笔，越搞越大，竟豪奢、争第一之风遍地而起。“中国第一”、“亚洲之最”、“世界最高”等等成了你追我赶的目标。不少地方罔顾实际、不顾规律，从省到市到省到乡甚至村一级，都纷纷建设开发区。结果则是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不少乡镇债务累累，按照一镇的经济实力，还清债务往往得要一百多年。

由于政府官员的政策决策失误、项目决策失误、规划决策失误、个人决策失误，而把天文数字投资当儿戏。重大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往往沦为“可笑性报告”。地方官员依托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铺摊子上大项目，以期拉动经济增速增量，完成“保八”的既定目标。实质上，这些官方“哄商”，或者官商勾结的“哄商”，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地方政府负债早已超10万亿，其中有多少是冤枉钱、糊涂钱，又有多少落入私囊？

中国资产市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庞式骗局”。价格完全靠升值预期来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流动资金被吸入市场，价格被进一步哄抬，不断验证着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于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这场迷魂阵的狂欢中。然而，等到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喂饱这头“野兽”之时，泡沫也就破裂了。中国的房地产“财富”，不过是一种货币泡沫的幻觉而已。

在泡沫之下，资源被用于制造更多泡沫，并将被永久性浪费掉。大批企业家、个体经营者，尝过楼市暴富、借贷暴利的血腥味，再也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兢兢业业的实体经济中，而是愿意继续从事市场投机，或等待时机再出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很难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尽管中国已经历30多年高增长，但很少有公司拥有全球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微笑曲线，顶端的研发创新，终端的满意服务，也始终难以舒展开来。一连串的经济泡沫，恐是其中主因。

非理性的“哄商”，导致楼市发狂，股市神经，实业萎靡，投资忐忑，转型迟滞，创新乏力，升级乏善，中国经济危如累卵。病根不仅仅在哄商的经济政策，更在于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灵与肉共生的更高层次。

　

四、“哄抢”：集体盲从的乌合之众

“哄抢”，在中国历史悠久，近百年更是发扬光大。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在舆论一边倒地赞美学生爱国行动中，唯一不同的声音来自梁漱溟。

他公开称：“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认为，不公诉，不足以尊法治；不免罪，不足以彰公义。他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

可惜，梁漱溟的真知灼见，寡人共鸣，一直受冷落。而今，人们在重新思考梁漱溟这段话时，不免感叹：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更有学者反思，革命就是将暴力正义化的流氓行为。革命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段高举革命旗帜的“哄抢史”。文革期间的抄家，更是把“哄抢”文化登峰造极。所谓“哄抢”，就是越过法律尊严和道义底线的集体盲从，把别人的东西抢为己有。

当今中国的“哄抢”现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恐慌性哄抢。如抢购辣椒酱、抢购大蒜、抢购食盐、抢购房子，最近广州汽车限购令突袭，市民半夜排队抢购汽车。一哄就抢，抢到就是赚到。恐慌性“哄抢”，凸显了政府保障体系的漏洞和社会信任文化的破产，只会成为笑柄和奸商趁机发财的良机。

另一种是侵害性哄抢。远的不提，今年就发生了哄抢货车货物、哄抢彩票、哄抢城市公园鲜花……这一“抢”让无数人寒了心。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发生哄抢是很正常的。不拿白不拿，不抢白不抢。在哄抢时刻，强盗逻辑成为了我们的信条，道德已经无影无踪。

“哄抢”，不是中国发明的，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美国人民也喜欢贪小便宜，纽约长岛地区一家沃尔玛超市，周末打折，商店一开门，哄抢购物者蜂拥而入，撞倒一名职员，并从他身上踏过，导致一命呜呼。英国人民对漂来之物，也不客气，英吉利海峡一艘货轮搁浅，集装箱散落入海，大量货物被海浪冲上布兰斯科姆海滩。众人肩扛背挑，连价值上万英镑的摩托车也被“捡”走了。法国人民也不例外，巴黎街头一辆运载食品货车倾泻，遭市民哄抢，瞬间一扫而空。

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哄抢事件，实属个案。在德国和日本，更是极少发生。尤其是日本人面对巨大灾难的淡定、秩序感、自律性和公德心，更是令人赞叹。东京大地震后临时避难公园聚集男女老少，没有一人大声喧哗；离开公园后，没有丢弃哪怕一张报纸、一只塑料袋或一个烟头。志愿者日夜奔波、竭诚服务，就连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恶人”，那些黑社会帮派组织，也没有趁火打劫，反而主动提供场所和物资给民众避难，更别说官员利用特权挪用赈灾款了。

中国特色的哄抢，体现了封建酱缸文化形成自私、贪婪、恐慌、从众的国民劣根性。中国长期的封建农耕社会，自上而下的从属特别强，习惯于盲目跟从。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从传统儒家文化开始就强调人在集体之中，民族性格缺少理性的生长机制，缺少民族的独立自觉意识，而在现代革命集体主义的宣传和高压下，更是缺乏独立思考，独立人格被制约，缺乏是非判断和法律人格。哄抢者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一种暂时性的集体心理。在这种集体心理中，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个性和才智被削弱。在群体环境下个体成为“无名氏”，个人责任的约束消失了，做出一些不敢单独做的事，发泄自己的本能欲望。

为什么每个个体都是安善良民，但当他们聚合在一起，却可能变成一群哄抢暴徒？原因在于：长期奴役养成盲从的潜意识习惯，集体主义给个人恶行披上一件伪道德的外衣。个人融入群体而产生的安全感，倾向于放纵自己，社会风气传染，而且固执认为“法不责众”。犯罪不被发现，就是无罪。许多国人没有发自内心认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缺失道义自觉和法律自觉。

五、“哄传”：言不由衷的真理寄生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既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哄传”史。庙堂之上，江湖之远，传说纷纷，“哄传”文化风生水起。

远古神话不是“哄传”，因为那是人类弱智时期的想象。真正意义的“哄传”，最早发轫于帝王诞生瑞徵。帝王为天之骄子，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百姓，因此他们自然与众不同，是半神半人的产物。中国的帝王神话从上古到汉高祖，汉高祖以后，帝王诞生则由神话转入迷信。为什么神话到汉高祖便结束呢？汉朝建立后，儒家学说代替了百家争鸣，儒家的孔夫子是不大讲神怪的，却喜欢谈易。易很注重各种征兆。于是帝王完全回到人间，但却像魔术师一样，给披上一层迷信的外衣，显得神秘异常。

各种正史、野史、民间传说，纷纷加入“哄传”大军。帝王出世，赤龙盘栋，赤光照室，神光之异，紫气出户，各种托梦。帝王瑞徵，其实都是迷信“哄传”，为了愚民，让天下人俯首为奴，坚信“天子统治是天经地义的”。

“哄传”，无非是通过一些谎言的传播来达到造谣者的个人目的，中国古人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谣言这一武器。中国历史上，但凡造反者大起事之前，都要先哄传。而通常炮制者都是起事者本人。当政者哄传自己是真龙天子，起事者当然不会以"凡间"的力量去造他的反，所以，造反也哄传是天意。在迷信风行的中国古代，炮制"天意"的谣言往往能立竿见影，招揽大批民众，为起事创造民意。

封建专制是哄传文化的总根源。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作为谦词自称的“臣”“妾”二字，真实地反映出自称者的谦卑、臣服的心态。这是臣妾人格的心理基础。以臣妾角色定位的人群，一类是以臣之心态为妾的后宫嫔妃，一类是以妾之心态为臣的大小官吏，官本位意识非常强烈，对官场等级制度达到一种痴迷程度。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和头脑的角色。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

历代文人是封建帝王思想不遗余力的哄传者。中国封建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做“帝王师”。他们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给历代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为达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逐步造成了残害、漠视个体生命的民族恶习。

在历代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先造谣再造庙”，“造了庙再造神”。而今，“哄传”文化依然生机勃勃。真相，在中国成了奢侈品。真理，在中国一再躲猫猫。

曾母相信儿子杀人，魏王相信街上有老虎，全是哄传的特性。百姓哄传，传播小道消息，并非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唯恐天下乱。只有政治人物的哄传，才有各种各样的猫腻。

六、从“哄时代”到“理时代”的中国崛起

中国“哄时代”的文化之根，是国人理性精神多半不及格。

千年封建专制，阉割了中国人的理性精神，而崇尚中庸的儒家文化，又弱化了理性精神。中国理性精神堕落的最高峰，在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里。一纸《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闯进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小农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入侵，各种西方思潮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涌入，以及清朝“天朝上国”自负迷梦的轰然破灭，使中国在经济、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为了救亡图存，统治者和各界有识之士都开始以“饥不择食”的慌乱状态，疯狂地寻求一个快速有效的解决办法；下层民众则为了生存而进行种种不堪的挣扎，整个社会普遍地实践“实用理性”，功利性空前地突显出来。“五四运动”砸烂了一切，迎来德先生、赛先生，革掉了传统文化的命，摧毁了以往的价值评判体系，却又没能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体系，最终留下的，依旧是一个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中国。而后，“实用理性”的功利又开始以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争夺统治权的形式得以强化。

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终于得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仍旧由于“实用理性”而犯下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灾难。文革时虽然整个中国大陆如走火入魔，似乎一切“文化”都在扫荡之列，但却不能否认，文革积极参与者也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模式，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力量度得到了空前的迅速提高。但在这为国人所欣喜不已的大好形势之下，理性主义精神的彻底堕落却发生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将“实用理性”推上了功利的巅峰，极端功利主义开始在社会上盛行。人们开始变得理性得过于现实，甚至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人情人性。在“杀熟”、“坑亲”的种种不堪事件面前，我们已逐渐被麻木吞噬。

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社会剧烈波动的根源。正是人性的攀比和盲从，把趋利和避害推至极端，加剧社会分裂。人一旦失去理性精神，任由潜在的动物精神膨胀发作，带来的只能是罪恶和灾难。

人类理性精神就像一座灯塔，引导文明的航船驶向安全的港湾，恐怖、犯罪、欺诈、残忍这类丑恶现象才会受到有力制约，人性之恶被激活的几率也才能越来越小，人与人、人与自然才能友善共生，社会才能和谐。

理性是法治的灵魂。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下，公民的理性精神是守法的坚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之所以选择法治，而不依赖道德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道德具有“从众效应”的非理性，而法治则能设防人的道德感情的“多变”，持久建立合乎理性的生活秩序。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结构的现代国家，对法的遵循必然建立在公民的理性精神之上。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罪行法定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无不以理性为根据。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前后经历了数百年，从启蒙到成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理性精神的建立。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导下，西方法治才得以形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历史乃是一个人情世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法治难以形成。中国人对臣民、顺民、抑或刁民这些字眼较为熟悉，而对于公民这一概念认识模糊，只知道公民是取得某一国籍的人。至于与公民切切相关的权利、自由、民主、法治、财产、宪政、正义、平等、宽容、人格尊严等等意识淡薄得很，有的甚至全然不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公民这一概念才逐渐被突显出来。

公民理性，是民主法治之门的钥匙。因此中国要想实现民主法治，对公民理性精神的培养，则成为必要之举，乃至首要之举。培育公民的使命，就是为了增进公民理性与感情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在立宪民主内维护合格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失基于理性精神的公民社会，中国即便照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恐成第二个腐败猖獗的民主印度。

让“哄骗”回归常识，让“哄客”恢复理智，让“哄商”遵循规律，让“哄抢”凸显责任，让“哄传”结伴良知，告别各领域非理性的一切。从“哄时代”到“理时代”，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国家，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无他，只因公民的理性、道德和公民的能力与特质，是一个自由社会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