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研究的冷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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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研究的冷与热

舒晋瑜

当前我国有一股“国学热”，重视我们优秀的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担当起传承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任，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到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首届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与服务学术研讨会上，北大教授汤一介指出：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 破产，我们决不能再提出个什么“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提法。 　　“国际中国学”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这一学术的基础性资料的编纂和整体性研究方面，以及在研究机构的建设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方面，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这一学术在世界各国本土的运行状态。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认为，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30余年间，中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它在一个广泛又深刻的层面上显示了我国经典人文学术正在走向世界学术之林。 　　然而，到底应定位为“中国学”还是“汉学”？研究中国学到底应该把握哪些问题？在国外学者的眼里，中国学是怎样的状况？9月8日，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庆祝建馆一百周年系列庆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互知·合作·分享——首届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与服务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加拿大、中国等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学研究文献资源典藏服务机构的学者70余人出席了会议，就中国学研究历史与展望、中国学研究中的文献信息服务等诸多话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也是国家图书馆开展中国学研究与服务的第一次正式公开“亮相”。 中国学还是汉学？ 　　究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学术概念来规范“国际中国文化研究”？ 　　这一学科从上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尽管成果丰厚，但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严绍璗自1980年出版《日本中国学家》和1991年出版《日本中国学史》以来，一直使用“中国学”的概念，刘东教授主编了数十卷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也称这一学术为“中国学”，采用的英文名称为“Sinology”。复旦大学的学者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学术集刊，也称名“中国学”。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第一种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刊物称为《中国研究》，编辑《中国研究丛书》系列，采用的英文名称为“Chi鄄nese Studies”。严绍璗说，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著名的刊物，例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都把这一学术称为“汉学”，而国内多数相关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学术会议也皆以“汉学”命名。使用的英文名称为“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并不一致，而“百度网站”，则又把“sinology”汉译为“汉学”、“东方学”等，而把“Chinese Studies”汉译为“中国学”。 　　“学术概念表述的差异，意味着我们对这一学科本质的理解与把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事实上又表现出我们的研究在学术史的层次上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和不够清晰的层面，从而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中，事实上也还存在着不同学术概念的混乱、差异和讹误。”严绍璗说，我必须说明的是，学术史上关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所表述的学术内涵，是具有历史进程的时间性特征的，由此而决定了研究的内含的价值观念具有不同的趋向性，以及研究内容的能动的增容性特征。 国学热谨防“民族主义” 　　当前我国有一股“国学热”，重视我们优秀的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担当起传承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任，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到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谈到“中国学”时表示：国外有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要“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从了解中国、借鉴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发展他们自身文化。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我们决不能再提出个什么“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提法。 　　“目前，对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虽然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汤一介说，即使我们在学术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仍然应该谦虚，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目的是要了解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无论对的还是错的对发展自身的学术文化都是有意义的。汤一介指出：“中国学”研究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相互“理解”。上海社科院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经验是为中外学者搭建一个连续性的平等对话的平台，以增进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这个经验应受到重视。“对话”是为了相互“理解”，以至于达到“和平共处”。只有承认不同文化间可以平等对话，不同民族与国家才能通过平等对话而和平共处；不同民族与国家才能在对话中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的对话”从而才能“真正的进行并顺利完成”。 　　我国早期的“经典”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点。为什么如此？汤一介分析，除了由于我国的“国学热”对海外的影响之众，当前海外的汉学家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而其中中国的《五经》和近几十年出土的先秦文献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要认真研究的。从世界各地思想出现“新轴心时代”的呼唤，也许印证了马克思·韦伯的看法。韦伯总结了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他认为，每一次思想文化上新的飞跃都要回顾其历史文化的源头，从而使其重新燃起火焰。而这种回归思想文化“源头”的事情，总是为人们提供精神的力量。 中国学的发展 　　“中国学”涵盖很广，可以说海外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涵在“中国学”之中，如哲学、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艺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等等。 　　中国学研究源远流长，如果从16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明代中期）产生算起，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而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即对中国学历史、现状的研究，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开始，如王国维就是较早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产生兴趣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并翻译了他的作品——《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结论》。然而戊戌之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虽也有人介绍和研究西方中国学，如陈受颐对西方早期中国学的研究、阎宗临对法国中国学的研究、方豪对传教士中国学的研究，但毕竟寥寥无几，系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更是少见。而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又是30年较少对外联络，这期间中国人几乎不谈海外中国学，使海外中国学被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曾经封闭多年的国门终又重新开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得以恢复，随着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不断加深，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在许多国家成为热潮。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