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杂花生树才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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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杂花生树才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十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与阅读生态访谈
2012年11月27日
来源：人民日报
　　对话嘉宾：李敬泽(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学评论家)
　　本报编辑：胡妍妍
　　阅读提示
　　●文学以它的先导性影响着其他艺术门类，潜在地引导着社会意识和人们的精神走向。
　　●文学如种地，是文化的基础门类。种地能挣多少钱？但不种地行吗？
　　●文学创作、阅读、批评日益多元和丰富，孕育着新的文化因素和创造性力量。
　　文学的概念正在被打开。越来越多的“圈子”以外的人在写自己理解中的文学，评论自己感兴趣的文学。在严肃的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外，满足更多阅读需求的通俗文学大有市场，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各种路数的“小文学”径自成长。即便你不去直接阅读这些文学文本，以这些文学为“底本”的影视作品和其他大众文化产品也无时无处不在。文学依然潜在而深远地引导着我们的文化氛围和精神走向。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圣殿依然还在，但是更丰富、更多样的杂花生树的状态，才是我们该有的文学生活。
　　回应时代
　　要贴近，也要发挥引导功能
　　编辑：考察同时代的文学状况，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是看它如何回应这一时代的生活，这是文学的“当代性”所在。10年来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
　　李敬泽：中国文学的这10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新世纪文学”。近10年的中国文学，无论是从内部状况，还是从外部关系来说，都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和新世纪以来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密切相关的。转型期的中国对作家们来说构成了认识上的难度。怎么把握急剧变化的时代，把握复杂多样的精神状况，贴到经验、贴到人心上，以及怎么穿过表象、穿过经验，像恩格斯说的，把握社会历史的隐秘结构——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事实上，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与时代进行艰苦对话的成果。而从这些年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文学在积极应战。作家们体认到时代之大和认识之难，也更加自觉地去克服困难，描绘和塑造这个时代的“人”的形象。
　　编辑：大众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电视剧、电影甚至网络段子与大众、与时代的联系看上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相较于它们来说，文学贴近时代、表现时代、回应时代的特殊性在哪里？有什么独到之处？
　　李敬泽：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媒体的时代，众声喧哗，其中文学的声音肯定是相对弱的，在社会关注度上，一部小说、一首诗和报纸上、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是不能比的。但就是这个相对微弱的声音10年来仍不失其力量。说到底，文学关系到我们内在的价值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营养来源。它力图“推敲”和表现我们的人性和心灵是怎样的，我们何以如此，我们怎样和世界相处，等等。这些都不是话题和新闻所能取代的，它指向话题和新闻背后的那些人。一个人天天看微博、上网，可能会得到很多知识和信息，但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他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心灵，从中看到的可能是他自己。
　　文学对人生的想象尺度不是片断的、即时的，它在整体上看待人生。它不是想象人怎么飞来飞去，而是想象和探索人的可能性。比如，在特定的人生境遇下，人如何活得尊严、高尚，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实现正直、忠诚、谦卑、善良等美好价值。这10年是社会急剧变化的10年，人的价值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面临极大考验，成功正在成为最大的甚至唯一的价值，为了成功什么都可以交出去，而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就是钱，这就是“单面的人”。而文学就要对抗这种贫瘠的“单面”，让我们恢复对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整体的认识。在这方面，作家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经由文学作品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比如大众文化特别是影视剧这10年来就经历了一个英雄主义的复兴，仔细研究会发现，邓一光、麦家这些作家的写作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这些作家提示我们，不要总是从低处想象人，更应该从高处，从人之为人的光荣和尊严上去想象人。所以说，文学是在潜在地引导着社会意识，开辟新的精神空间。
　　面向市场
　　有消费性，更有高远的志向
　　编辑：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市场上可以“特殊化”，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它也要接受残酷的市场检验。毕竟，我们判断文学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常常是通过它被接受和被阅读的程度。
　　李敬泽：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写不出《红岩》、《青春之歌》那样的书了，那些书出版之后，全社会都看，都说好。要我说，现在很难有一本书达到那样的效果。考察文学的状况一定要考虑到同时代的社会状况，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是高度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比过去丰富得多，相比于上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极大丰富，文学现在只是丰富的文化产品序列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但是尽管如此，我相信文学依然有超出它本身体量的影响力，这不仅体现在对读者的直接影响，也体现在它对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形态的影响上。在文化各个门类中，文学可能算是个“种地”的，种地能挣多少钱？但不种地行吗？它是文化的基础门类，或者说是先导门类。
　　与此同时，10年来文学的消费性有了迅猛的发育。比如说，10年前我们基本没有类型文学，我们对类型文学的需求大都是靠港台作家来满足的。但现在，类型文学特别是网络上的类型文学得到了极大发展。正常的文学生态本来就应该有消费功能，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补上了五四新文学的缺课。不过，考量文学，不能仅仅考量它的消费性，文学还应有更高的志向，那就是对文化的责任，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责任，在这方面，文学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使命。
　　编辑：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文学在世界市场的被接受度如何？
　　李敬泽：这是10年来的大亮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从来没有像近年来这么大、这么有成效，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就是莫言今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过去我们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只是在很小的一个圈子，比如学院中文系、汉学家圈子里流传，很少能进入主流的阅读市场，但现在欧美的大众书店里经常能发现中国小说家的作品，一些中国作家频繁活跃地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去，在国际出版商那里也得到高度关注。
　　尽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是走在前面，但我们的路还很长，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我们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识。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翻译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这固然有道理，但未免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文化的交流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不仅是翻译问题，还涉及出版、推广等很多重要因素，而且整个过程还都得和对方接得上才行，不能一厢情愿，单方面使劲。所以，我们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设一个有效的文学交流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中外的出版人、经纪人、翻译家都能充分地发挥作用。简单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
　　丰富构成
　　更多样化，才有生命力
　　编辑：这10年也是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10年，网络丰富了文学的格局，也打开了我们观照文学的角度，“文学”的概念似乎变得更开放。
　　李敬泽：创作、阅读、批评，在以往的文学生产和消费中像一条工业化流水线似的分得很清，但在网络时代，这种楚河汉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网状的、交互的状态。比如网络上，天南地北的读者会凑在一起关注某个作家，他们在阅读中形成小社群，不需要批评家来说什么，自己就能承担批评的职能。比如现在活跃着一大批非职业作者，他们不再是专业/业余两分法里的“业余作者”，两分法意味着业余一直在努力提高水平，要变成专业修成正果，但现在这些作者不这么想，“业余”不一定意味着水平不高，有的人写得很好，但却一直没想变成“专业”，他们可能是医生，是记者，是做IT卖变压器的，他们的生活背景、文化资源、写作路数一人一个样，相较于传统的文学史秩序来说常常是“野路子”，但这种“野路子”正在有力地丰富和扩展着我们的文学。
　　这实际上也对我们的文学期刊和出版、文学批评、文学组织等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比如有些作家写得很好，很有影响，但评论界几乎没人研究他，不是因为评论家没看到他，而是因为看到了也拿他没办法，没法把他装进现成的文学思维和文学论述的框架里去，中药铺里那么多柜子，但就没有装他的抽屉。我过去编刊物时，常对编辑说，不要总是安于那么些作者、那么几种路数，要四面八方去找，现在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高人和新路。这种开放性，说到底，是来自30多年的改革开放，来自人们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它是闲暇的精神生活，同时，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文学阅读的细分成为可能，写一本书，不再是想着要让所有人喜欢，但你总能找到喜欢读的人。各种各样的阅读需求、审美趣味都得以发育，各种各样的创作和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都得以展开，就现在创作、阅读、批评的丰富性而言，我们的文学已不再是“百花园”，而更像是杂花生树的大自然了，有鲜花，有灌木，也有杂草，有大树，这样的自然生态更有生长力，正在孕育着新的文化因素和创造性力量。
　　编辑：对于文学，人们还是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拿传统经典来要求当代创作，这无疑增加了当代文学创作的难度。
　　李敬泽：文学有一个经典传统，我们衡量当下的文学作品多多少少都是从被建构的经典传统出发的。这种传统的强大，恰恰反映了文学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力量。对当代作家来说，传统教会他怎么写，但同时也告诉他不能这么写，逼迫他另辟新路，不能守在家里，要去开疆拓土，要以新变来通过这一时代的考验，征服这个时代的读者。传统是安全的，陈陈相因是安全的，创新总是有风险，因为传统是已被承认和习惯的东西，而创新是挑战和冒犯，总是难免让人不习惯，总是需要一个接受过程。但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敢于冒险，应该立足于这个时代，在一些根本点上对我们民族的语言、思想、感受力发挥深刻的影响，比如包括莫言在内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作家，就曾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人感受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