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潞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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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放楼
我的母校潞河中学
－－作者：殷晴
我的母校潞河中学坐落在北京市郊的通州区。这所毗邻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的高中，名气远远不如北京大学，却有着比“百年名校”北大更悠久的历史。因为，它是北大“前身”的“前身”。
潞河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江戴德夫妇于1867年创建，始称潞河男塾。它和后来更名为贝满女中的贝满女塾，共同承担着当时北京地区的主要教育任务。

图：协和湖
1901年，潞河男塾更名为协和书院；1912年再次更名为协和大学。今日校园内的一方小湖，便以“协和”命名。协和大学虽名为“大学”，实则包含大学和中斋两个部分。1916年，协和大学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组成了名震一时的燕京大学。而它的中斋，则留在了通州，成为私立潞河中学。一直到1926年，潞河中学的校长都始终由美国传教士担任。直到中华民国教育部下达规定，外国人在华办的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潞河才有了第一位华人校长：三年前刚刚留美归来的潞河毕业生陈昌佑。

图：银杏路
经历过校舍搬迁、义和团烧毁教学楼、抗日战争，潞河中学的教会学校身份，在动荡中一直保持了84年。1951年，燕京大学因院系调整而被撤销的前一年，通县专署教育科派人接管了美国教会办的潞河中学，改称河北省通州中学。潞河中学由教会学校，变成了公立高中。
142年的时光，足以让潞河中学散发古校的风韵，而这种风韵最直接的载体，便是校园内的建筑。

图：解放楼及红楼
今日潞园内年代最久的三座建筑，分别是1902年建成的卫氏楼、1903年建成的谢氏楼，以及1922年建成的文氏楼。或许是为了与旧时代划清关系，解放后，这三座楼的名字被改成了人民楼、红楼和解放楼。直到140年校庆前夕，“谢氏楼“、“卫氏楼”、“文氏楼”被再次写在楼牌之上，潞河学生们才知道，原来“人民”、“红”与“解放”，并不是这些经历过教会学校时期的老楼的本名。

图：红楼
关于这三座潞园内最早建筑的风格，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潞河中学前校长张世义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称，校园内的建筑是“典型的哥特风格”。但因为没有哥特式建筑典型的尖肋拱顶和飞扶壁，我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说法：它们属于当时流行于欧美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当然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所谓“风格”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猜测，它们本无“风格”可言。
但无论“哥特”也好，“折衷主义”也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每个看到这三栋楼的人，都会感受到它们身上厚重的历史感，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西式建筑”感觉。和校园外的其他建筑物相比，它们着实显得有些另类。
然而，走在校园中，你丝毫不会觉得这三座百岁老楼显得突兀。因为，它们奠定了整个校园建筑风格的基调。所有的后建建筑，从1935年孔祥熙与其他校友（1898年，孔祥熙从潞河中学毕业）捐资建成的潞友楼，到1997年国民党前空军情报署署长、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先生出资建成的潞友体育馆（衣复恩为潞河中学1932届校友），再到更年轻的仁之楼、黄昆楼（分别以1932届毕业生侯仁之与1936届毕业生黄昆命名），所有的建筑，都竭力靠近三座老楼的感觉。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曾说，这些新楼怎么建也赶不上老楼的精巧，但不可否认的是，管理者放弃了那些更新潮、更能体现“现代化校园”感觉的设计方案，而选择了这些简单、朴素的灰色楼房。那些后来的建造者们，试图通过花纹、拱门、屋檐等细节向前辈致敬，尽管这样的模仿因为缺少了旧时工匠的精细而显得有些笨拙。它们连同大片的草坪，随处可见的鸽子，以及校园东北部的协和湖、湖上的木桥和湖畔的小亭，难能可贵地保住了美式教会学校的味道。

图：木桥
很惭愧的是，在这所学校学习六年，我只是全盘接收这样的校园环境，觉得这是件理所应当的事。至多，是感叹一下它的美丽。但试想，如果学校放弃维护那些老房子、不刻意维持弥散在校园中的那股旧旧的味道，我们是否还可以想象，正是这个园子，见证了从美国传教士来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一段段历史；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四大家族成员之一孔祥熙、抗日烈士周文斌与蔡德辰、西北歌王王洛宾、乡土文学家刘绍棠、史学家侯仁之、科学家黄昆，都曾经在这座园子里学习与生活；我们是否还可以想象，142年前的教会学校，应该是怎样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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