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试论当代中国学校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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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澜：试论当代中国学校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历来是学校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且富有全局性的工作，它往往被理解成校园文化建设，强调学校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建设，突出学校特色和个性的形成。自课程有显性和隐性之别的西方观点引入国内以来，学校文化建设又被称为隐性课程建设，因此还被纳入课程论的范畴。然而，且不论隐性课程与校园文化是否可等同，若把学校文化建设仅仅与校园文化、课程建设联系在一起，必然缩小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任务与功能，在学校处于转型性变革时期的今日中国更是如此。 　　当代中国学校领导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即意识到学校的文化精神，学校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使命。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学校文化建设与社会大文化复杂生态直接关联所决定的，也是由学校在文化继承和创新中的独特地位与功能决定的，我们把这一意义上的学校新文化建设称为学校大文化建设，把通常理解的校园文化建设称为学校小文化建设。尽管这两类文化建设相互沟通且都体现在学校之中，但是两者思考问题的立场与视角存在区别，对学生身心发展的意义和对教育者的要求也有不同。基于有关小文化的建设讨论甚多，在此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学校大文化建设方面。 一、文化与学校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学校大文化建设的实质是学校文化精神和使命的确立。①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学校文化的自觉，首先要反思已经形成的学校与文化关系的观念，进行当代中国文化与学校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自工业社会以来，文化与学校①的关系性质，主要强调的是“传递”，即将传递人类已有的文化之精华——以学科方式组织的知识、技能等，看作是学校教育的功能。还有人把这种功能称为“教育遗传”，以示与生物界用“生命遗传”保持类特征延续的区别。尽管在传递中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智力、情感乃至创造力，但这是文化与学校教育的一种间接关系。这种“学校文化功能说”在本质上强调教育的文化使命是“保持”，而不是“发展”。若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观点背后的三个前提性假定：第一，文化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已创造出来的、已定型的存在，它是以往历史的积淀。第二，突出了文化与文化之间在纵向发展上的继承性，未涉及到文化冲突与转型问题，即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问题。第三，在认可教育的传递功能时，没有或不认为教育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有可能或者有责任直接参与新文化的构建。即认为教育不必也不具备超越现有文化的功能。显然这是在抽象的、常态社会意义上讨论教育与文化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社会变化的加速，尤其是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特殊背景，都对上述定论提出了挑战。 　　当代文化研究充满着争论，并指向“文化是什么”这一最为核心的领域。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C·A·VanPeursen)结合时代致力于拓展文化概念并使之动态化的观点②，对我们形成当今的文化观十分富有启发。他指出：目前人们正在经历加速发展步伐的历史时期，文化的研究应“着眼于未来的文化策略”[1]，这是他的研究在价值取向上与其他人的差异，即由过去转向未来。在此取向指导下，皮尔森把文化概念拓展为“人对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2]，于是“文化”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同义语。这个改造拓展了文化的内涵，改变了对文化下定义的视角，即不从历史积淀的角度，而从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对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进行普适性概括。皮尔森进一步分析了文化的动态性，他强调，文化更应该理解成动词，“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人不是单纯地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以这种方式，它能够通过确立超过实际状况的规范(超越性)，而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有性)”[3]。提出标准和运用标准的活动形成了一个超越的方面，它要求个人和集体不断地采取主动行为，建立新的起点，从而以这种方式突破自然的固有性。正是这种活动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动态因素。”[4]在皮尔森看来，文化具有自身和对于社会双重意义的动态性和超越性。应该说皮尔森对“文化”原有的规范和局限于保存过去功能的突破是有力的。他突出了人的活动不同于自然活动的能动性、目的性与指向未来的超越本质，使人们的文化观念冲出了“产品型”、“过去时”、“凝固态”的限定，扩展到“策略型”、“未来型”和“流动态”，给文化的内涵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以此为基点再看，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首先，文化不再只是书本上、以各种符号或非符号形式保存下来的、来自过去的知识，不再只是学校以学科课程方式选择编制的教学内容的构成，这些内容也不再只是具有如斯宾塞早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的为我们美满生活作准备的传统贮存式的功能。当代对文化在教育中的功能关注更多的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的行为，探索、创造、超越现实的态度与作用方式。文化成为开发学生生命潜能并具有生命意义的一种力量，它超越了原来只作为教育内容构成的定位，作用上升或统一到目的层次。正是这种超越，使我们看到了教育在本真意义上向传统教育文化意蕴回归的走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学校教育目标与内容是一致的，教育内容是以怎样做人、成人的伦理道德为主线，有关知识、行为授受则是一种成人的践行。当然，这是一种成为当时之人的规训践行，但它与人的生命实践的统一性是清晰而自然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机械和分工为基础的生产、社会生活，以分科为特征的知识扩张，都促使学校文化中为“成事”而必须学习的相关知识，成了与“成人”分开的重要的教育内容。“成人”这一根本的教育目的，在为“成事”服务的文化知识技能的学习、训练过程中被淡化乃至遗忘。学生成了学习知识的奴隶，教育中文化的生命本真意义被丢弃。当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冲破了对新一代人只须掌握现有知识、技能的教育局限，要求教育促使人之创造性、个性和主动精神的勃发，要求人具备应对变化、不确定环境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同时也为这种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保证。新的文化观正是源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形成了教育与文化关系在复杂世界中，在人的生存与创造更高意义上的统一，要求教育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成事”与“成人”的统一。因此，学校将不仅要求每一门课程，而是整个学校生活的每一项活动，都应渗透、弥漫着“成人”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追求。 　　其次，学校教育中的“文化”也要被作为动词来理解。因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需要实现面向未来的转化，具有直接参与新文化创建的任务。这意味着学校不能把“变化”拒之门外，把“世俗”与“流行”视作洪水猛兽，以昔日的围墙保持校内一方经典的净土。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以往人类的经验与文化，包括教育自身的传统都弃而不顾，只从时髦与流行中寻找当代人对待世界的模式。真正面向未来的学校文化，恰恰是扎根于传统与现实的文化土壤中。能孕育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学校文化本身也应体现指向未来和超越的本质。 　　提出当今中国学校必须有超前的文化意识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来自社会现实。中国社会正处在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转型时期：生产力的构成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可称为基础性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可称为体制、机制性转型；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可称为系统性转型。这一系列转型尽管远未完成，却已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影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态度和作用世界的方式(作为动态的文化的转化)。我们可以把最后一类转化视为最深层次的转型，即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的生存性转型：在生存的时间意识上，从重视过去向重视未来转化；在生存方式上，从稳定向发展转化；在生存的价值追求上，从趋同向多元、自主创造转化。 　　上述不同层面的一系列转型，我们都用两极化的方式表述，但这远远不是转型社会复杂的变化状态的全部描述。实际上，当代的中国社会是在经历一场艰巨、痛苦却又是伟大的变革。转型往往表现为对习惯运行轨道的偏离，或对社会已有各种稳定结构体系和秩序的突破。然而，并非所有的偏离和突破都是进步和合理的。在破旧的同时，新的未必就那么容易形成，夹杂在中间的也许是混乱、无序和基本规范的缺少。人的生命活力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释放出来，但并非都是积极、健康、发展的，同时并存的还有贪婪、邪恶和荒唐。时代的巨轮就这样，在新旧矛盾与冲突、理性与非理性的风浪中不可逆转地向前。人们对时代的感受可能是既兴奋又沮丧、既渴望又焦虑、既获得又失落。这是一个需要人人在风浪中学会游泳的时代。 　　当代学校与文化关系的转变，学校文化的生命内涵和创造意向的提出，正是站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变化的立场上的产物，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态在学校文化的表现。 二、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化前提下的学校文化建设之任务 　　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化是当代学校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环境因素，它不仅作为与改革开放前学校所处的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而且直接渗透到学校之中。学校中的人不是与社会隔绝的人，学校不在社会之外的真空地带。当代学校必须在认清这一复杂生态的前提下，明确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发展意义的文化建设任务。它是当代学校实现文化创新的内容构成，这些任务主要是： 　　(一)市场竞争和消费社会中的人生导引 　　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正在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原主流价值系统已受到挑战，失去原来全面主导、支配人的行为的地位，而新的主流价值体系尚未形成，更难说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故各种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尤为激烈：它最集中表现在人生观与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的身心状态上。有人称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压力社会和消费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状态，是市场经济在中国近20年来急剧发展、竞争空前激烈和社会财富增加，但文化在价值观导向上滞后的产物。 　　压力社会是市场经济竞争加剧和高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加速的产物。人在社会中生存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不安全感增加，由此而产生自我加压。为了提高就业保险系数、求得好的就业岗位与生活条件，人不断地提高学历、读各种证书、一人兼多份职业或为高薪和福利不断地跳槽等，在城市青年中已是普遍现象。对农村青年来说，只要他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只要他有机会走向城市，外出打工则会作为一种首选的生活道路，摆脱贫困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无论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还是摆脱贫困，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为金钱和直接可见的利益而生存，“利”在人生价值观中的地位的提升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不能无金钱，人不能不谋利。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有了这份清醒，但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还缺一份从容，这是压力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为利而弃义、弃精神、弃身体的重要原因。当追求利益的势态变成唯一或根本目标，当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一切地追求利益，当无限制地追求利益时，有些人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态乃至疯狂，对大部分处于压力背景下的人来说则易产生精神过度焦虑、其他生活意义的丧失、精神的贫乏与麻木的现象。 　　人对利的追求和压力社会的精神焦虑已经直接影响到学校、教师与学生，其集中表现是升学竞争的下移、尖锐化和市场化。城市的独生子女化又加剧了这一势态。家长的“子女升学焦虑症”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形成浓浓的氛围；他们拼命挣钱相当部分是为了子女的上学和前途；他们对子女的学习动力的教育，最直白的是不好好读书，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只好做穷人。显然，这与学校历来强调的为远大理想、抱负而学习的价值观是冲突的。有的家长为了增加子女升学的砝码，给子女加许多课外压力，除补课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书考。这些纯粹以外部利益为动力的活动，几乎占据了子女校外的所有空间与时间。有的家长还让子女在做干部、拉选票、请客送礼等方面下功夫，把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引入学生的生活。为了取得好成绩，教师与学生甚至出现以前不可想象的协同作弊。以上种种，都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的形成，不利于生命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丰富的精神体验。 　　在社会与家庭、市场与行政的多重压力下，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往往也被赶上这条趋利的快车道。最直接的是所谓“乱收费”，教师上课“留一手”，课后收费补课等。教师用加班加点，加作业加练习来提升升学率，将考试、升学作为教学、教育的唯一目标，不愿做改革和研究，生怕因此而影响了学生考试成绩。在教师身上出现考试焦虑症的同时，还滋生了职业倦怠，这是第二类状况。学校领导忙于聚集社会经济资源，交换式地利用部分学额，花大力气包装学校，以某一学科出状元，出竞赛第一名，或在区域、市内获得各种各样奖为“卖点”；以政策、奖金等作为提高升学率的主要刺激“手段”，实现学校更大利益的获得，从而使学生和教师变成为学校而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是学校趋利化的集中表现。 由此可见，如何对待人生观中利的获取之价值，不仅是教育学生，而且首先是学校中的领导与教师要用教育实践作出回答。“利”的问题的进一步引伸，则是更为根本的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群体及社会的关系的问题。 　　压力社会主要从如何在竞争中获取财富的角度，关涉到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消费社会则是从拥有财富以后如何生活的角度，涉及到同样的问题领域。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消费成为主导生产的力量。市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在引导消费的策略上，一方面是世俗化，突出对人的感官刺激和诱惑，不求什么意义、内涵。强调包装的华丽、品种更新换代的快捷、使用的方便、利于大众参与等是其主要的品质。这种“快餐化”的物质消费方式，在文化消费上同样存在。如卡拉OK、迪斯科舞、电脑游戏、电影娱乐片、搞笑电视节目、“超女”等速制明星和追星族的栏目策划，文学中的性泛滥等都是突出的表现。市场引导消费策略的另一方面是名牌化，它属于奢侈消费，目前国际上名牌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白领和高收人家庭为主要对象的消费市场。在一定意义上，品牌的高低成了标识人的财富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身份。消费的等级用最外化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中阶层的差异。类似物质品牌的消费还体现在文体等活动中，如高尔夫球场的会员制、昂贵的剧场票价等。 　　上述消费的两端都影响着成长着的青少年和学校。麦当劳和肯德基影响了他们的口味和身材；迪斯科、游戏机占据了他们的课余文化；电视剧传递着时尚的伦理；超女引发了他们的明星梦和打造了世俗化的偶像。品牌尽管不是孩子凭自己的能力可获得，但常常成为相互攀比的一个内容，成为家长炫耀的资本和刺激子女的强心剂。家庭贫寒的学生往往在这些方面首先引发了自卑，尤其在城市中，生活、消费水平的差异会造成不良的学校生际关系，一些学生萌生出或迁怒于家长或仇恨社会的偏态心理。教师自叹尽管辛苦不少，各种地位不如白领眩眼，也会产生出各种心理不平衡。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消费水平、衣着打扮，同样影响着学生的消费品味，影响着师生关系或日代沟。除此以外，在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学校高消费、追求豪华的消费心态，这在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知名学校，特别是高中寄宿制学校和民办寄宿制(一般为12或15年制)学校中更为突出。 　　“为财富而生存”成了在高压力和高消费社会中生活的人，在人生观和生存状态方面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写照。人生观和生存状态的多元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区别。其中，尽管有强调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声音，但在强大的市场背景下这种声音显得微弱。“为财富而生存”同样在观念、物质、活动等方面，影响着今日的学校生活和师生的生存状态。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还是今日中国的现状，都表明财富不是幸福人生的直接构成，更不是全部。财富甚至还可能成为犯罪的根源。因此，当今学校文化建设十分现实和重要的任务，不是回避或以精神否定财富的方式来形成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是要从财富与精神、幸福人生关系的意义上，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这是基础教育学校文化建设的首项任务，不仅对于个体是如此——教育给予学生的最宝贵财富就在于使人成为能提高生命质量和把握人生的人；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社会需要有智慧和丰富的新人来不断推进更富创造和更富人性的社会发展。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科学的、人文的还是技术的、社会的，无论是低年级、中年级还是高年级，无论是教学还是教育，学校须尽全力去实现下列的一切：拓展学生对人性和世界丰富性的体悟和认识，让学生对未知、未来充满向往，对学习、探索本身充满兴趣并能从中获得内在的满足；让学生树立自信，懂得人生必会遭遇各种不测，环境必有好恶顺逆，人只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和实现发展，怨天尤人无用；每个人都只能自活，不能由他人代活，可靠的、可把握的、可运用的、别人无法夺走和代替的根本力量，是一个有足够实力和意志、有明确目标和善于策划、能与环境对话并能战胜自我和与他人合作奋斗的自我；使学生相信只有合理的愿望、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才是坦荡的财富；相信财富是人的奴隶，不是人的主人，用财富完善、丰富人生，能使财富体现对个体有意义的生命、人文的价值；相信自己是可变的、可发展的，只有提高本身的需求水平、丰富性和实现需求的能力，才能创造和享受幸福的人生，才能在成就最好自我的同时，为事业、社会作出自己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二)外来文化对本土浸漫背景下的文化培根导引 开放，是转型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点。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参照系；关注全球性的发展趋势、问题与对策，以强烈的赶超意识和以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先进科技、消费生活水平的赞赏、羡慕……这一切都使外来文化以顺畅的势头浸漫到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渗透到各地区、城市、街道和大大小小的家庭，其内容涉及到技术、生产、思想、管理、观念、制度、科学、艺术、商业、消费、生活、娱乐、教育、医疗，几乎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如此强劲的势头可谓空前。 　　无疑，异域文化参照系的确立及其适度的渗入，具有推动本国文化发展的转型、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价值。但是，这种“迟发展效应”，并非都是积极的，它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的一面，如若对此缺乏警惕，无策以对，就有可能出现民族经济发展受阻和文化殖民化的倾向，原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会被崇洋媚外、鄙视本民族的心态所消蚀，走向“开放”国策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杞人忧天”式的推测，它在现实中已经有所表现。在新中国建立后绝迹多年的娼妓、吸毒、赌博、贩毒、黑社会等的重新出现是其最表层，也是引起一切善良公民反对和忧虑的负面表现；稍为软化的、易被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产品的多层面、多类型的输入，从文化用品、电影、电视、游戏软件，到文学、艺术展品，以及各种反映西方文化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在国内的盛行。它已达到使政府部门意识到我国在全球化中处于文化传播弱势的现实，意识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薄弱与有13亿人口和五千年文化古国不相称的地位，进而提到了文化安全的问题。然而这一切在青少年那里是没有感觉的，他们被新奇、刺激、快节奏吸引。年轻一代赶洋时髦的热情空前高涨，对民族历史、文化、经典、节日和民俗日益疏远，对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特色意识日趋淡化。最易被忽视的、然而却深入到文化最微观层次造成负面影响的，是对语言——“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的消极浸入，它表现在一块块以洋名显示高档、招徕顾客的商店招牌和商品品牌上；在日常交谈、荧屏里常可听到夹杂的洋文声里，在全社会学英语的热潮中。无怪乎英国财政大臣布朗2003年访问中国时无不得意地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的同时，可以用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5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30亿英镑，大约占GDP的1％。[5] 在近百年中国史上，这是外来文化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向本土浸漫。中国表层的文化土壤已发生变化，西方文化不再是陌生的面孔，它正在以悄然无声的方式向深层浸透。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也非超然世外。我们且不论师生的校外文化生活，就校内学习生活中的外语教学来看，其在学校中的学科地位空前提高，不仅开课时间下移到小学一年级甚至幼儿园，而且自初中起与本国语的课时持平。即便如此还意犹未尽，有的学校打出“双语教学”、“国际学校”、“有专聘外教”、“外语特色”等招牌吸引生源、抬高身价；有的学校以与国外合办、或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国外某(或某类)大学作为高收费的砝码。学外语还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追捧，在许多家长的心目中，外语的学习是捧金饭碗的敲门砖，比本国语还要重要。而学生在课外大补外语、参加外语考级的人数猛增，又促进了学生对外语课和校内学外语的劲头。留学的低龄化和风潮化是又一标志，国外的教育机构也以中国为教育市场大举进入。在教育改革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学校不仅出国交流的频度大增，而且以西方的理论、改革动向为标的，移植、追赶之风不减，现在已进入到某些学科整套使用外语原版教材的试点。某些市和地方政府还推出了让国外机构培训国内校长的名校长培训工程。由此可见，学校追洋、西化的风潮之盛还与行政力量和政策的支持相关。率先行动的常常是一些国内有影响的名校，其他一些学校虽心向往之，但力不足，做的不够非不愿，而只是不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一面。它虽非无，但与加强外语和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比，显得十分乏力。如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教育，学校通常将其划在德育范围，与政治、节日活动相关，这使其与学生的性情、兴趣距离增大，以表演节目和集中大型活动进行相关教育的方式，又使相关教育象风一样地吹过，有时还有许多形式主义，只求完成任务、不求实效的心态，本土文化的浸润作用和功利价值，在与西方文化相比时都显失色。 　　全球化和中国目前处于文化传播弱势的地位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转换，但中华民族的全球性生存和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文化复兴。学生成长中对民族文化、语言的认同是一种根的认同，是将学生个体精神世界与民族精神血脉联通的重要纽带。 　　面对如此的现实，包括学校的现实，学校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学校教育实现青少年一代文化培根的导引，是学校文化建设中关乎民族文化兴旺的大事。是任何独立国家都会关注，且不能依靠国外文化引进来解决的大事，是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的大事。改变盲目迷信、迷恋国外文化与教育的心态是学校首先要做的工作，而后才可能认真对待和承担起文化培根的任务与责任。它不是一项单一的工作，而是要化在学校的一切工作中；它不只是加一些课程、读一些经典文献诗词，而是要用民族文化的精神浸润学生的心田；它不只是让学生多一些知识、技能或工具，而是要树立21世纪中国新一代的民族自尊、自信，使他们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平等对话者、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和财富有了体验、沟通、把握，由此而生热爱的人，才是有根的人，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才能在面向异国文化时真正吸收到有助于本国文化生长发展的营养，增加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能力。 　　民族文化的根只有在一代人的心中扎根壮大，才有绵延发展的生命力，这是学校教育恒古不变的使命，在全球化还处于弱势地位的今日中国，这一使命的实现虽然更为艰巨，但也更为关键和迫切，清醒并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当代文化使命，是学校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 　　(三)现代与传统纠缠状态中的未来导引 　　无论是从个体角度看当代学校教育有关个人健康、幸福人生导引问题，还是从社会角度看民族文化的培根导引问题，都可以归到更为综合和以时间为维度的一个新问题——现代与传统纠缠中的文化发展的未来导引问题。个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连续与绵延之中，内含着不同时空的交互与碰撞。因此，学校新文化任务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将个人、社会的文化关系，层层综合到具体的、历史的、关联的、交互的时空之中，旨在明晰指向发展与未来的今日学校的文化创建使命，形成当代新型学校的文化自觉。 　　现代与传统的纠缠是今日中国文化生境中十分突出和独特的一个景观。就“现代文化”而言，包含的不只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时尚消费文化、西方流行文化，而且还包含着当代十分突出的科学技术文化，以及体现当代精神的学术文化，涉及到物质、观念、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思想方法、科技人文等与人相关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传统涉及的方面与现代相同，但它源自历史的积淀，不仅有凝固的历史态，还有存活于当下的现实态。在社会常态稳定发展时期，文化更多呈现的是传统的承继与发现，现代的因素只是点状、局部地起着更新文化的作用，且通常以补充、提升传统的方式进行，不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但是当社会进入非常态的激烈转型时期，“现代”似潮水般的涌进、春草般的蔓延，年长的一代无法适应。年轻一代兴奋地投身，现代与传统就会出现对峙与冲突，并在两代人的显著不同的取向上得到鲜明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学校教育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缠中进行以面向未来为导引的新文化建设具有特殊的时代和教育意义。 　　在此，我们用“纠缠”而不是用“冲突”、“对立”来表达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因为两者本身不是那样黑白分明，而是具有多重关系。以传统而言，尽管我们惊呼现代人对传统的经典越来越疏离，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以前那么重视，在年轻人那里还不如过洋节那样有兴趣，同时民俗、戏曲等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却正在消失。然而，传统经典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还相当普遍存活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的头脑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和认识世界的最内在方式。汉字的独特形态依然是民族的象征，汉语的丰富性、独特的表达力和内蕴的想象空间、数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人拥有他民族不可替代的人类最丰富的精神、物质家园和独特的中国智慧。它以悄然无声的方式存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无形；但一旦遭遇强大的灾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就会汇聚成挽狂风巨澜之伟力，转危为安、重现光明，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转换和可变的机智性，又使传统具有吸收现代和实现当代更新的能力，是传统本身提供了传统发展的可能和基石，它并不是以一种阻挡现实发展的力量存在于当F。可以说，没有传统的现代是不存在的。 　　传统与现代在文化上确实存有差异、直至冲突，这是纠缠的另一种表现。差异、冲突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一个半世纪前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以外来文化借助武力打开国门的方式开始的，而且长时间与外来文化处于相争的状态；中国的弱势地位又使其缺乏与外来文化对话的可能，从而滋生出对西方文化或依赖仰视、或追赶模仿、或敌视排斥的偏态。而且还因为外来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及其渗透到一切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它既改变了一部人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同时又衍生出许多传统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新问题。再加上现代西方文化内含的独立个体之基本立场和伦理价值观，对个人独立意志的尊重和西式平等、民主的维护，与中国传统中的人伦立场和等级秩序平衡的维护不可能简单相加或相溶。 　　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只能在这样的纠缠中实现。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当代的中国人大都还没有完全读懂。对传统缺乏的是自觉、深究和活化，对现代缺乏的是理解、选择和我化。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正是这种“纠缠”的存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复杂的多种可能与路径，使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有可能蔚为大观，创造出包含着现存又超越现世的新的文明。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将在今日的学校中养成，为此需要学校承担起文化上的未来导引任务，它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 　　学校教育大文化建设中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有多重表达。从根本上看，学校是人类社会、民族文化繁衍纵向沟通的最重要的机制，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参与当代新文化的创造，为未来新文化的创建培养人才，是学校作为社会存在之必要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由民间或办学机构提倡和掀起一股“国学”热；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的讨论；政府则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寻找这一目标提出的理论、现实和传统的支撑，还通过参与祭孔等传统仪式和保护文化遗产、尊重民俗节日等外显行为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期望。这是值得学校关注的现象，也为学校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方面提供了社会条件。但学校新文化的创建不能仅局限于此，还要着力于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学校要区别文化的精神、知识、技术、工具和行为方式等多种层面和载体，区别不同文化的异同，明晰在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整合的原则，研究当代学生精神成长所需的“文化营养”。唯有如此，学校才能建设落实大文化并发挥其在文化创新中的未来导引作用。 　　学校新文化的建设还要求处理好一系列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处理好教育改革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前者重在完成教育观念，办学行为和教育行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它需要对传统的深究、激活与更新，也需要对现代西方教育思潮的辨析、取舍与吸收，更需要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教育实际的、面向未来发展的整合与创造。后者重在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它既不是对传统的师道尊严的维护，也不是象有些人十分强调的当代新一代对老一代的反哺作用的增强，“反哺观”是一些对当代信息技术尤其技术的作用特别强调的人所持的一种观点。我们认为在对新技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包括学习、生活等方式的变化方面，新一代的接受和喜爱程度会强于成年人，极端的还会沉溺其中，但不能因此而把“反哺”看作是一种普遍现象乃至规律。因为技术不能代替一切，成年人与青少年相比，最大的财富在于成长经历与成熟水平。正是在这方面具有的经验和自觉，成年人有可能作为老师；也正是在这方面缺乏经历和体验，青少年需要老师。“新基础教育”主张建立的新型师生关系，是以师生相互在人格上的尊重与关爱，在认识上的理解与沟通，在行为上的自主与协同，以及教师的积极导引和学生的主动发展相结合等为特征的，富有教育性的民主、平等、合作、发展的师生关系。 　　以上从社会转型的角度阐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向学校提出的文化的超越性任务，同时，也简略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学校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以外在于学校的社会存在方式作用于学校，使社会文化影响与原有的学校文化之间产生众多的不一致、矛盾和尖锐冲突。另一方面它又渗透到学校内部，造成学校内部文化的复杂生态。这是每一个在学校工作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如学校中育人目标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教师意识中义利关系观念的变化及其在职业行为中的表现；师生之间、青年教育与中老年教师之间价值观的差异、矛盾与冲突；新旧教育观念的碰撞；学科知识价值的判断和实际上的重新定位；校内文化氛围原有传统的打破等等。它们均让人感到喜忧交加，在看到新目标的同时，又感到失落和茫然。校内外生态的复杂已经把教育者推到如此两难的境界：要固守原有的学校文化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且在实际上也守不住，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变化已经出现，并且还在进行之中。要想按新的培养目标改变现有的学校文化状态，社会又还没有形成可直接供学校所用的、体现中国社会发展和新世纪人类发展精神的新文化体系，社会自身还在转型的初期运作中。因此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到社会新文化的构建中去，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构建超越现实的新学校文化。这就是我认为社会在不同于常规发展的转型时期，学校所面临的文化使命。 三、创建学校新文化的策略 　　学校教育如何构建新的学校文化?凭空制作显然不行，把各种“流行”拿来拌成“文化色拉”同样不行，让各种文化轮流坐庄，或“只取其一，不及其余”也不行。在我看来，可以采用的合理策略是整合。需要指出的是，“整合”在有些文化人类学家那里是对不同类型文化相互作用后产生的融合状态的描述。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CarolR·Ember，MelvinEmber)在其所著的《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认为：“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往往是整合的，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一般是有适应性的。”[6]因为“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仅仅是习俗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7]，还因为“人们倾向于自觉改变那些从认知和概念的角度看来与其他信息不一致的信念或行为”[8]，即“文化整合不仅可以由适应性所导致，而且也可以由认知所导致”[9]。然而，本文所说的“整合”并非只是上述形容词类的状态描述，还是动词类的。“整合”是对当前中国学校教育在现实状态中走出复杂困境、创造新的文化规范的行为策略的概括，它植根于当前情境，但要制订的却是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新规范，还要借助于新建的学校文化规范，这样才能推动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改造和重建。总之，它们不是由简单的取舍而是通过整合而生。在这一节中讨论的文化整合策略尽管是较抽象的方法论层面的研究，但对学校文化整合在行动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策略是人对解决某方面问题所须遵循的思维方法、原则与步骤的总体设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策略意识，也不是所有的问题解决都需要制订策略。但对学校文化整合这样一个复杂而重大的问题，策略研究无论如何是必需的。 　　在思维方法上，整合要求突破原有的单一凝固的主流性文化的格局，转向对多维变化的关注，通过辨证的、批判性的取舍，经过结构化的处理，从原先统一失去后出现的纷乱中走出，形成有核心的丰富的统一。也就是说要摆脱我们常用的处理简单问题的方法和按二值逻辑作非此即彼选择的习惯，学会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方法，做到“多”与“一”的统一。新形成的“一”不是“单一”，而是有主有从，有层次、多方面的和谐统一；其“主”的部分，也不是由过去的“单一”或现在时行中的另一个“单一”来承担，而是由不同文化模式中的精华部分有条件和适度的整合组成。 　　就学校文化整合过程的基本步骤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学校文化的主导价值观，它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主导价值观在学校领域内的特殊表现，与培养目标直接相关。然后是构建学校文化的总结构，在总结构框架清晰的基础上，再来勾划每一方面、层面的框架和内容。进一步研究进入到怎样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实现新文化追求的实践层面。这是一个由整体到部分、由价值到内容、由静到动的生成过程。学校新文化的生成最终必将促进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造。 　　为了对现有的社会文化进行改造和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整合，需要遵循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取舍原则。它要求在学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对现存的各种文化作生成状态的判断和价值评析。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已出现了复杂的文化多元现象，这一方面为形成新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产生了发展性问题。首先是面对多元文化如何取舍。文化相对主义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各类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共存的可能，只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必然导致无主次、无价值判断、无结构式的多元文化并存。为了整合首先需要判断。按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现实的状态，判断某种文化现象出现的条件，判断其中合理的成份与程度，判断它在现实中是发展、是不足、还是过度，及其分布状态与特点，这些都是与存在状态及其合理性相关的判断。除此以外，还需按有利于人类和个体生存发展这一基于生命本质的标准，判断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只有通过这两种评价，我们才可能把握每一种文化的特质与特殊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取舍，为混乱走向有序、无度走向有度创造条件。 　　第二，综合原则。在对不同文化逐一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要实现综合。综合的原则是有关形成结构与关系的原则。它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各种文化的关系状态与关系性质，列出纵横交叉的关系网络，判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与性质，诸如互补与互斥、包容与被包容。通过关系分析，可在认识上将上述经过评析的各种文化联结起来，置于相互作用的场之中，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包括分层、分类、分阶段)，形成不同于综合前的任何单一文化模式的新文化模式。 　　第三，转化原则。以上两条原则是就处理社会现存的各种文化并形成超越于现状新文化的认识而言的，但这种新文化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文化模式，还不是学校文化的直接构成。因此，需要解决转化的问题。首先是社会文化向学校文化的转化。关键是要围绕学校教育目标，根据对象的年龄特点和学生需要、潜力的差异，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改造。既要有相对稳定、对所有学生都适应的部分，还要提供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与方法，形成及时吸收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内容与方式的机制。这几方面促成学校需要的文化由外向内的转换。与此同时，还应建立逆向的转换机制，即形成使学校文化参与和推进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的机制。只有在双向机制都形成的情况下，学校与社会文化的沟通才呈螺旋式上升，才有共时性；学校文化才具有开放的特征，才能完成自身面向未来和双重超越的现代转型。 四、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 　　学校缺乏个性，这是当代我国学校普遍存在且已被意识到的问题。目前普遍采用的改变方式是强调创建自己学校的特色，但大多数学校对特色的理解是做出“强项”，以强项点状呈现的方式标明特色，这已经在前面提及。 　　我们认为，学校个性的本质是文化个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尽管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但大一统的观念、文化单一主流的规定、行政式的指导，使校长的办学缺乏创造空间。一旦校长的个性被磨灭，或校长原本就无突出个性，也不思什么进取，那么，学校无个性就成了自然而然之事了。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把学校变革、更新、发展的希望首先寄托在校长身上，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敢于搏击时代潮的新型校长，办出了有自己个性的学校。于是，舆论得出了有一个好校长，就会有一所好学校的结论。这是正常而不奇隆的。可以说，这个结论内含着合理的一面，即校长的精神状态和领导水平、能力与个性，确实会外化在学校的不同方面，会影响学校的发展。但光关注校长能力的提高，还不足以形成学校的文化个性。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不仅要求校长有办学理念与文化追求，还要有全体师生和学校所有教育活动的精神融通方能形成。它既是精神的又是实践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学校群体共有的。 　　具体地说，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取决于学校领导对自己学校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的把握和辨析，对当代社会变化和学校大文化使命的把握，以及对目前学校师、生状态以及他们不同生活背景中形成的文化特征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体现和适应本校办学理念的文化追求。有这样一系列的具体的分析与整合，才能人木三分地勾勒出学校理想的、可实现的文化个性的建设目标。 　　学校领导形成的办学理念与相关的文化追求，要想变成学校教育渗透性的有机构成，还必须获得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认同，并能创生性地体现在各自日常的教育实践中。学校领导形成和完善学校文化个性建设目标的过程，让教师与学生参与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它不仅有助于目标确定本身的合理性与针对性、可行性与发展性，而且还会增加师生对目标的亲和感。因为，这是他们一起讨论出来的共同追求。 　　学校文化个性的建设必须落实到学校的一切方面，在明确了目标以后，要有细致的行动方案，如：形成体现文化个性的校训和学校形象标志。在环境上要从建筑设计、整体布局与风格、室内外布置、墙面文化、走廊文化和绿化设计等方面都有文化个性的体现。这些是其他人走进学校就能感受到的、最为表层的文化个性的载体。进一步体现学校文化个性的载体是：相对钢性的学校制度和稍有弹性的组织构架。若有统一的文化精神作支撑，人们能通过制度文本的阅读、解释和组织结构原则的评析中读出。学校文化个性最为深入的表现是在师生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行为举止、人际关系以及各种学校活动的过程和处理各种教育事件的方式方法上，它也是学校文化个性形成中最富有活力和能将文化精神转换成真实的教育力量的构成。如果文化个性的建设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那么，它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将成为流于形式的、精神与行动割裂的不良学校文化；它会造成精神枯萎和实践无华的两败俱伤局面。要想最为真实地感受该校这一最深层面的文化个性，只有通过在相关学校生活乃至工作。 　　由此可见，文化个性的形成绝不是靠文化公司的包装就能完成，绝不是为了评比、展示服务所做的事，也绝不是由课程内容或德育内容单一方面、领域能独立承担的任务。对于学校领导而言，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不要忘记，学校是滋养和创生文化的宝地，不要让学校变成不知学校文化为何物、有何意义、如何创造的文化个性不能生长的盐碱地。 (作者系华东师大基础教育与改革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载《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8期） 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论述，参阅本人撰写的论文：《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该文首刊《教育参考》1996年第5期，后辑入本人主编的《“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在此涉及的相关内容以该文为基础，经选择、部分修增而成。 ②当代文化研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对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改革是重要的。如文化多元的趋势，在西方主要是探讨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共存的合理性，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是每一个采取开放政策的国家和民族都会面临的问题，何况我国目前还有转型时期的独特“多元”现象。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是从时间维度认识不同时态文化的相互关系。从内容上看．还有现代化过程中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各自的更新和相互协调问题。此外，还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有英文化分层、分流和动态变化的研究。许多不同的观点，甚至问题提出的本身，都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的学校文化使命，提供了世界和时代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背景。 参考文献 [1][2][3][4][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17,4,5． [5]赵启正．文化复兴是民族振兴的基础[N]．中国证券报，2006-03-03． [6][7][8][9][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M]．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7,47,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