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与《南方教育时报》黄浩/何小西交流专帖[2013。1。1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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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4。周一

收读前三期。致电黄浩。黄浩允速寄4-7期。
何小西短信至。遵其嘱在《教师之友网》友链区作《南方教育时报》电子版友链。
管季超俟看完前7期，拟在本专栏发一短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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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报刊分类工作是报刊改革前提

2010年5月13日

5月8日，由传媒杂志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办的第五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致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出席大会。 　　李东东在讲话中首先对2009年中国传媒业在改革创新中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她表示，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背景下，传媒业实现了逆势上扬，成为我国2009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今年伊始，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10年“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目标。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传媒业从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李东东表示，传媒人应当从四个方面积极努力：一是继续推进报刊业转企改制，二是加快壮大新闻出版产业实力，三是进一步完善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四是进一步提高新闻队伍素质。 　　李东东强调，报刊改革应注意四个问题：一是要落实分类推进的原则，这是报刊改革的前提；二是摸清底数，这是报刊改革的基础；三是要把报刊改革与行业结构调整相结合，要总结推广辽宁、河北报刊评估退出机制试点经验，结合改革工作全面推开，在切实解决报刊“散、滥”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四是要认真总结和借鉴出版社改革经验。同时，还要按照中央部署，围绕进一步转变传媒业发展方式，打造报刊业市场战略投资者。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创新引领传媒，包括主题论坛、传媒创新论坛、媒体与企业论坛3个部分。来自学界、业界和企业界的百余位代表通过生动、精彩的案例，深入、全面地剖析了2010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提出诸多新观念、新思路和新举措。 　　年会揭晓了2009~2010年度中国传媒创新年度人物、中国报业创新年度人物等多个奖项。据组委会介绍，本次年会首次通过入围媒体答辩会来确定本次推选奖项的最终入选名单，即由入围媒体代表参加答辩，介绍本媒体2009年以来的创新举措与成效并回答专家的提问。随后，与会专家举行封闭会议，根据参选材料和答辩情况讨论本次推选奖项的最终入选名单。 　　由组委会首次发布的《媒体与企业社会责任宣言》也是本次年会的一大亮点。参加此次年会的媒体与企业代表在大会组委会起草的《媒体与企业社会责任宣言》上签名，郑重承诺将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影响社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丁以绣出席本届年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代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2009~2010中国传媒创新报告》。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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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创新：输出好内容 贩卖新服务

——第三期“期刊数字新媒体研修班”特辑

2011年10月31日

“如果守着纸本的经验不变，从纸本世界来到数位世界，就像地球人来到阿凡达世界，只能在实验室内生存”，正如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社长陈颖青所描述的，这就是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的现实处境，“如果数字出版更有竞争力，与其让别人取代我，不如自己取代自己”。 期刊及传统出版亟需变身。10月19日-21日，以“创新”为主题的第三期“期刊数字新媒体产品及营销研修班”开讲。 中国期刊协会为学员邀请到空前强大的讲师团：INNOVATION媒体创新集团创始人Juan Senor、CliK Dynamics董事总经理Chris Baker、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社长陈颖青、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新媒体CEO才华烨、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FT中文网董事总经理张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八位顶级讲师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带来八场精彩纷呈的讲座。 三天密集的课程，涉及期刊创新、数字媒体与广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运用诸多热点话题，讲师们分享了很多解决方案，讲师们的观点相互呼应，焦点在于：内容还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应捕捉用户需求，匹配新载体推出好内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建立信任和品牌，就有收费和赢利可能。 研修班同期举行了“《2011世界期刊创新报告》中文版专题报告会”。会上，该报告主编胡安•森纳（Juan Senor）代表报告版权方INNOVATION及FIPP国际期刊联盟，宣布《2011世界期刊创新报告》中文版正式发布。 回顾三天的课程，我们发现，讲师及学员们交流、讨论的“创新”，早已突破期刊的边界，涉及传媒及整个出版领域；讲师所提出的诸多解决方案和创新思路，不仅适用于期刊，同样也适用于其它媒体及出版，甚至对所有有志于创新的行业及企业，都会有所启迪。

来源：中国数字期刊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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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纳仕的品牌经营之道

康泰纳仕集团是世界知名的媒体公司，在全球25个市场出版128种杂志，拥有100多个网站，旗下的杂志品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为杂志业的明星品牌，如《Vogue》《Glamour》《GQ》《AD》等，都在全球杂志市场享有盛誉。 　　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康泰纳仕美国出版公司，另一部分是康泰纳仕国际出版公司。康泰纳仕美国出版公司出版18种消费类杂志、5种B2B出版物，拥有27个网站，并发布了50多个手机与平板电脑设备的APPS（应用程序）。康泰纳仕国际出版公司管理全球24个市场，拥有4200名员工、123种杂志，每期刊物的平均发行量高达1420万本，这些刊物拥有4900万读者，每年的广告页面数达12.6万，编辑页面数为19.4万，拥有85个网站，以及70多个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APPS。 　　由于康泰纳仕集团采取的是非集中制管理模式，因此其国际出版公司并不干预各国子公司的管理决策。正因如此，面对如此庞大的国际市场与众多知名品牌，康泰纳仕国际出版公司面临着横向交流与沟通的问题。他们设法利用各种途径与方式加强各国子公司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以保证杂志品牌在不同市场的价值达到最优。 　　2012年6月中旬，康泰纳仕集团召开了2012年各国分公司高层讨论会。该年度讨论会共有四个——市场总监讨论会、出版商讨论会、数字部总监讨论会，以及《GQ》杂志的讨论会。每个会议都有20～30人参加。这几个讨论会从2011年10月份就开始筹备，并有专人一直在负责整个会议的联络沟通与会议内容的确定工作。讨论会的参加者都是康泰纳仕集团在各个国家负责相关业务的高层。 　　会议流程。每天的讨论会通常分为6～8个部分，每个部分的讨论持续30分钟至1个小时，并都有不同的主持人——他们都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参会者。每个阶段有2～3个主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所有的参会者都被要求就某一主题进行两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严格控制，旁边还有专门负责计时的人提醒。在讨论会结束的时候，参会者还要投票选出今年会议的最佳发言人，当选者会得到来自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个小奖励——比如，今年的奖品就是与伦敦奥运会相关的一个纪念奖牌。 　　会议内容。至于会议讨论的内容怎么确定，其程序更是繁琐。康泰纳仕集团的工作人员先要给各国讨论会参加人员发邮件征求意见，征集各国市场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想要讨论的话题，然后将其中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挑选出来，再次发给参会者，要求参会者就这些问题进行准备，同时简要提出观点、意见等反馈信息并重新发回康泰纳仕集团。之后，集团的工作人员对参会者的这些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并再次把这些反馈信息发给参会者，让参会者在到会之前就可以简要了解各国情况，以便在会议上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提问。 　　此外，集团的工作人员还要根据各国所提供的重要的数据信息，如发行量、广告页数等数据，与该杂志的上一年度进行比较，得出其发展趋势。然后把同一杂志在不同市场近两年来的发展情况制作成表格，作为背景资料在会前提供给参会者，以方便参会者了解各国情况，在会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沟通。至于那些参会者在会议主题征集阶段提出来但没有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会后，集团的工作人员会继续提供该方面的相关信息。比如，如果一个子公司提出了发行问题，但这次市场总监讨论会最后没有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一方面会收集相关信息提供给该子公司；另一方面，也会通知该子公司参加有关发行的专题讨论会。类似的会议还有财务会议、贸易会议等。 　　参会者。康泰纳仕认为这种方式是加强品牌之间沟通，打造品牌整体影响力，解决集团分散式管理的有效方式。另外，集团力求雇佣最优秀的人才为其工作，这些优秀的人才在不同的市场为同一类型甚至同一本杂志进行工作，大多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此，他们非常需要与同行进行交流。因此，康泰纳仕集团一年一度的各国分公司高层讨论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会的参会者多数情况下都是各国市场上的亲历者，很少邀请公司以外的专家参加——康泰纳仕集团认为这种交流的机会与时间有限，因此要更充分地讨论怎么做、做的效果与问题这些操作层面的问题，以便推动集团整体品牌的价值提升。 　　打造纵向品牌影响力 　　康泰纳仕集团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来加强与读者、客户的联系，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还让各个品牌深入人心，成为时尚业的品牌先锋。最让康泰纳仕人津津乐道的活动就是“Vogue摩登不夜城”（Fashion's Night Out）。 　　“Vogue摩登不夜城”全球盛会由拥有众多国际版本的《Vogue》（服饰与美容）杂志发起，在《Vogue》美国版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 的倡导下，联合国际知名设计师、顶尖奢侈品牌、大型百货公司和时尚精品店共同打造。2009年9月11日晚，即该活动举办的第一年，“Vogue摩登不夜城”不仅令全纽约上、中、下城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大开全城聚会，而且当时从北京至米兰，从伦敦至巴黎，从纽约至孟买，全球13个国家的《Vogue》杂志也同时举办了这一活动。2010年，参加“Vogue摩登不夜城”的《Vogue》杂志有16家；而在2011年，全球18家《Vogue》杂志悉数参加。“Vogue摩登不夜城”活动让万千消费者走上夜晚的街头，享受以“购物”为主题的庆典，同时，它也使得无数店铺推迟了打烊时间，提振了商家的销售热情。活动充分彰显出时尚所带来的创意、愉悦与欢乐，更重要的是，活动提升了《Vogue》杂志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其实，早在《Vogue》发起“摩登不夜城”活动之前，集团旗下的《GQ》（智族）就于1996年发起了“GQ年度人物”这一活动，活动意在发现每个年份里，推动时代演进的代表性人物，并用杂志记录之。现在，这一活动已经成为《GQ》杂志的标志性活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多个国家的《GQ》杂志也纷纷推出了这一活动。其他类似的活动还包括《Glamour》（魅力）杂志的“年度优秀女性人物”活动，《Allure》（诱惑）杂志的“美妆大赏”与《Condé Nast Traveler》（康泰纳仕旅行者）的“奢侈旅游展”等活动。这些活动备受时尚界关注，它们都是康泰纳仕集团凭借自身的品牌优势举办，最终又加强了品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成功典范。 　　除了这些时尚类活动以外，康泰纳仕集团还在俄罗斯建立了GQ 酒吧、Vogue咖啡馆；在台湾推出了Vogue电视节目；在英国建立了康泰纳仕英国时尚与设计学院；在英美设立了Vogue时尚资金，资助时尚界有天赋的新人……这些社会活动无疑都具有长远意义，将集团的品牌深深地扎根在了时尚界人群的心中。 　　建立品牌整体展示平台 　　在伦敦St. George大街20号，有一家杂志销售店面，这里空间不大，但却是伦敦最知名的设计师Ab Roger亲自操刀设计的一个“现代时尚空间”——光亮的黄色系地板、洁净的白色墙壁与镜面、简洁的桌椅摆放、明亮的落地大窗，充分展现出了一个纯净的时尚阅读氛围。更难得的是，这里面展示了全球25个国家的120多种杂志。这就是康泰纳仕集团于2012年2月21日开设的自营杂志销售店——Condé Nast Worldwide News。在这里，不仅《GQ》《Vogue》 《AD》《Wired》等知名时尚杂志都放置其中供读者购买与翻阅，而且读者还可以亲自操作iPad里由集团旗下各家杂志推出的iPad应用程序，省去在书报摊或书店找寻他国版本杂志的不确定性，一次享受到富含世界各国时尚精品的饕餮大餐。 　　对于建立这样一个时尚空间的初衷，康泰纳仕集团的总裁乔纳森·纽豪斯（Jonathan Newhouse）认为，集团旗下众多知名品牌期刊都是由世界顶级摄影师拍摄的精品力作，观赏这些刊物本身就是视觉的享受，但很少有书报亭能够整体展示；现在，集团设立这样一个亮丽、现代的展示销售平台，不仅能够向读者提供便捷的杂志内容服务，更是加强杂志品牌影响力的有效方式。 　　因为Condé Nast Worldwide News的地点就在康泰纳仕大楼的旁边，因此，在这里你会看到从我们身边取起架上杂志的某某某，可能是前来开会的巴宝莉的设计师Chritopher Bailey，也可能是带其他媒体前来参观的《Vogue》英国版的特约编辑Alexa Chung……笔者在店门口就遇到了前来英国Vogue大楼商谈拍摄时尚大片事宜的知名摄影师。

来源：《传媒》2012年第十一期 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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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教育时报-大家说-时评版》责编何小西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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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君：

      赠报中重复了三份，我托我区广场学区教研员丁雅君同志转送给文化路小学李红亮主任、周美英主任和陶红柳老师，希望他们以‘内地基层学校领导和骨干教师’的角度写一个百字左右的报评。一周多过去了，未见。
      我会每期都有读报小札发到这里！
                                                       管季超 201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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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教育时报》总第4期—总第八期读报小札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教研室
管季超

    春节期间，与“大家说”时评版编辑何小西先生面晤，收到总4期—总第八期。近日细读一遍，将印象较深的一些版面和文章列下来，供编辑部朋友们参考。我想作一个认真的读者，以回馈《南方教育时报》编辑部同仁赠报雅意：

●总第4期：
A03大件事版：《践行“深圳质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深圳全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市建设纪略》，本报记者刘江文。
▲读感：作为关注深圳发展，但从未到过深圳的外地读者，我从这篇文章里获取了深圳教育的一些概貌性的印象。至少对我这一类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有价值的。

CO2学校通版：《校运会：精英赛场OR集体乐园？》，本版记者夏蓉婕文。
▲读感：让不同年级学生、家长朋友、校长都参与到“校运会”如何开的讨论中，并引述日本、美国学校的做法作为参照，这个版面就有了观念的张力，看起来讨论的只是“校运会”的开法，其实可以引起读者对我们的办学思想和教育观念作深层的思考。

●总第5期：
A03大件事版：《深圳成立法律服务中心》。
▲读感：这篇短文是以 “链接”形式出现的，作为外地读者，引起我极大兴趣。
    现今学校，面临的法律问题很多，特别是遭遇到学生意外伤害时，更需要借助法律途径来排解矛盾、解决问题。2012年12月25日深圳市学校安全法律中心成立，深圳率先在全国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深圳市安全管理条例》，并颁布《深圳市学校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标志着深圳市“依法治教”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一信息对于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A04—A05大件事版：《2012，这些事件推动教改》。

▲读感：这是年度回顾盘点的专版，在所列的10件“大事”中，作为一名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外地读者，我特别关注其中《科学课改革回到原点》这件事。作为首批国家级课改实验城市，深圳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四门学科统一合为“科学课”。课改多年的直接后果是“重文轻理”、“基础知识薄弱”。2012年7月份，深圳市教育局出台《调整意见》，深圳初中课改再次回到11年前的原点。有专家分析，深圳课改教程画上句号的真正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制度，甚至有媒体直接“标题党”为：深圳课改遭高考打败。
    我想这个问题的影响因子比较复杂，当初的改革设想“立意”是好的，但遭遇到困难至少有：能同时熟知理、化、生、地的师资哪里找？师范类高校并没有如同培养“全科医生”的专业？综合的课本如何编？并不是所有的学科知识都能“捏”到一块儿，日常的教学如何推进？特别是“高考”，需要认真对待，“综合课程”如何评测的问题？等等。
    回归原点，是理想主义的挫败？还是实事求实精神的体现？在综合课程实践中，曾产生过哪些好的教育思想与方法？等等。
    我很想看到对这些问题的深度分析！
    也许，作为“新闻”，已不再是“热点”，但作为教育研究，这个话题似乎并未谈透。

B03教科研版：《视频教学：传统教育结构的颠覆者——美国“可汗学院”的探索和冲击》，福田区教研中心嵇成中文。
▲读感：最早，我是从许锡良先生的一篇博文中获知“可汗学院”的简短信息，其后，又零零碎碎从网络上看到过一些介绍，系统全面深度地介绍“可汗学院”的文章，目前只看到嵇先生的这一篇。
    现在的报纸动辄十余版、二十几版，假如将所有的报纸都留下，没地儿搁，也不便于查找资料。所以我有将旧报分类拆解留存重要文章的习惯。嵇先生的这篇文章，就符合我“要留存”的标准。

B05读书课版：《关中大书房—西安万邦书城》。
▲读感：每一期的“书店地图”栏文章我都兴趣盎然地读过。也许，我也可以来写一篇，写一写咱们孝感我常去的一家小书店。书店老板是我一位朋友，我将他视为“爱书人”“民间思想家”。



C05招考季版：港大、港科大、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清华、北大等校面试题举例。
▲读感：一是觉得有趣；二是觉得似乎有助于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挺有意思的。



●总第6期：
A08睇岭南版：《香港中学生义教到小学“玩”英语》
▲读感：这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香港中学生到内地进行为期一周的“义教”活动，为小学生教授以游戏体验为主的英语基础课程。我推想，对于参加“义教”的中学生和接触到教学活动的内地小学生，这段经历，都会成为他们一生之中难忘的回忆。
    这样的新闻，如果拿出整整一个版，图文并茂地来报道，更会吸引人。

B02教科研版：《寻找阅读与考试契合点—龙华新区高峰学校“阅读工程”单篇阅读课例研讨》
▲读感：这个专版既有“课例展示”，“科组交流”，又有端木春晓的“点评”，还有关于高峰学校“阅读工程”简介的“相关”链接，比较完整地回答了：如何将课外阅读内容引入课堂教学？引入后又该如何操作的问题。

B05读书课版：梁卫星文，《仙桃：逝水流年时光书吧》。
▲读感：2012年暑期在成都，我和卫星兄有一周时间待在一起，每天参加研讨，一起进餐，听他与人争辩。读到他的文章，很是感到亲切。
   卫星的文字非常棒，口头表述则不能平和理性清晰地阐述他之所想，是一个长于以文字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人，这是我的印象。




C06出国潮版：《参加海外音乐节，重在refresh》
▲读感：我留意到编者为这篇文章加的按语：“近看来 ，珠三角地区的音乐教育，已从原先以专业教育为导向的精英化，转变成以音乐教学改革为导向普及化的阶段。音乐教学不再一味的注重讲解乐理、分析作品结构，传授演唱演奏技巧，而是更加注重实现能力与素质的提高”。
    贵报如果欲让办报宗旨八个字中“教改先声”这四个字体现得更充分，我想可以将有价值的新闻事实更细腻地展现出来。新闻太长当然不容易让读者喜欢，但也“不一定”哦。感兴趣的新闻长一点，也有人看的。



●总第7期：
B校事录版：《张利娜：—首简谱可教半年乐理》，本报记者刘丽文。
▲读感：龙岗中专的达人老师张利娜，她的乐理课只有一首简单的谱子就可以教会学生视唱练耳，而且每一节课都不一样。
    一位老师在学生中有无威信，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专业功夫过硬’，我想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B03教科研版：《一课一席谈：老师培训新新模式》，深圳市宝安区坪洲小学唐翠文。
▲读感：“个体预备—网络互动—蹲点指导—同课异构—一席畅谈”这样的“一课一席谈”教师培训模式，我在通过读此文时非常有兴趣“移植”尝试，但想一想《教师之友网》公益服务网站五年来的独自坚持，这个念头先自就掐灭了。
    没有一种好的“单位文化”，没有一种鼓励创新敬贤尊能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很多可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能做，做不成。
    “失败”总是整体性的有连带性的，不可能有单独一个人的“失败”。这样一想，我也就只好释然了。
    为什么内地许多老师离乡背井投奔深圳？总是因为这个地方较重视个人的创造力，有才能的人能站得起来，出得了头。而直至现在，内地仍然是“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文化，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到人际关系的‘合纵连横’之中了，庸才奴才蠢才更容易被赏识。

C家教经版：《最牛班主任：让孩子的研究力“爆炸”》。
▲读感：邓玉琳老师的探索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我所在的区，也不断有学校举行“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之类活动的“新闻”见诸于本地一个社会性的论坛，大多语焉不详。偶而见到几篇经验介绍的文字也观点陈旧、做法老套，无一例外着眼于如何“管好”学生。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知是该对这些班主任的勤苦表示敬意呢，还是要对中国教育未来表示一点失望。



●总第八期：
B02 教科研版《首批专家工作室主持人和骨干成员赴长三角取经—让研究成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
▲文中提及的南京市教科所所长刘永和先生推行的“个人课题”研究，上清市建平中学的校本研修活动，无锡市教师专项课题我都会进一步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
    我也注意到，长三角地区的教育人确实有很强的教育品牌意识和品牌推广意识,浙江提出的“浙派教育示发展共同体”和江苏提出的“苏派教学”的概念，我早已注意到了。
    教学流派的产生，和商业产品营销，我想是有本质不同的。但，有“流派”意识，总不是坏事，让时间去检验，让历史去回望吧。

B03教科研版：《从“为特色而特色”到“为育人而特色”——龙岗区推进特色学校创建的系统思考与实践》，深圳市龙岗区教师进修学校刘静波文。
▲读感：从“千校一面”到某些学校有意识地追求“特色”，也许是一个进步。但在追求“特色”的过程中，也不乏生硬粗糙急功近利的做法。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这样的例子太多。
    龙岗区在推进学校的特色创建中所作的系统思考和实践，对全国各地中小学校校长都应有启发意义。这篇文章是我读过的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最好的几篇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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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世纪广东学人：移一时之风气 示来者以规则【第二批】转载▼


    南方日报7月8日A06版讯（专题统筹：陈志　梅志清　戴学东）《世纪广东学人》于去年4月启动之初，确立了报道名单的遴选标准：“首先，入围者应当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创造性贡献；其次，在中国学科的发展里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如果说首批22位“世纪广东学人”主要遵从(但不限于)的是第一条准则，遴选第二批报道名单则主要依循(也不限于)第二条准则，并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学科领域。
    商承祚(1902-1991)    书香世家甲骨泰斗
    古文字学家。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仕宦之家，其父商衍鎏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探花。
    商承祚年仅21岁时，便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该书成为在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工具书。王国维曾盛赞：“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继《殷墟文字类编》之后，他积极对甲骨文新资料作整理与考释。其中《殷契佚存》著于1933年，著录六家所藏甲骨实物，三家拓本，共1000片，为研究甲骨者必备之书。
    对于金文研究，1935年，商先生的代表作《十二家吉金图录》面世，该书集海内外12家所藏铜器169件编写而成，也是治金文者的必备之书。商承祚喜爱收藏文物，晚年将多件文物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
    陈焕镛(1890-1971)    一草一木总关情
    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祖籍广东新会，1890年6月6日生于香港。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焕镛一生致力于研究、开发和保护我国的植物资源，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他与邹秉文等人编写了《中国经济树木》，是我国最早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教材。1928年他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创立并发展了植物研究所。并于1928年在学校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先后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特别是“活化石”银杉属和观光木属的发现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有重大的科学意义。1959年后以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编纂《中国植物志》。
    张云(1897-1958)    痴心问天　发现变星
    天文学家，字子春，广东开平人。1920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多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代校长、校长，是中山大学天文数学系和中山大学天文台的创立者。
    主要从事变星研究，1947年12月，他在美国发现一颗位于鹿豹座南端的新变星，即德雷伯星表第25878号星，消息由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沙利普向全世界及各天文台发布。由于这一新变星的发现，张云名传世界学术界，天文学界为纪念其贡献，特将“新变星”命名为“张云星”，哈佛大学为此还把远东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及一批新式仪器寄赠中大。撰写出版了多部著作，如《变星法研究》、《天文学概论》、《普通天文学》《高等天文学》等。
    邓植仪(1888-1957)    我国土壤学科先驱
    土壤学家，我国土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字槐庭，广东东莞人。参与筹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30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1935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同年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邓植仪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土壤调查所从1930年秋成立至1938年夏，便作出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初步完成了沿广东全省交通干线的土壤调查，写成调查报告书者，计有34个县，对广东各地的土壤分布情况，土壤理化性质，利用和改良土壤，提供了重要依据。
    梁伯强(1899-1968)    现代病理学奠基人
    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广东梅县人。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学部委员，与其他七位一级教授并称“八大金刚”。
    梁伯强非常强调开展尸体解剖研究。截至1965年，他所在的病理研究室共进行尸解两千多例，实验记录之翔实曾令德国学者惊叹。1962年，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梁伯强宣读了《鼻咽癌的组织学类型、生物学特性和组织发生学的研究》的论文，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等。此文与《鼻咽癌发生学的研究》至今仍被视为鼻咽癌病理组织学研究的经典性文献。梁伯强还是一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主持中山医学院科研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朱杰勤(1913-1990)    开辟东南亚华侨史
    中外关系史专家。广东顺德人。一生有专著12种，译作5种，主编图书2种，主编丛书两套，论文130多篇。其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和《中外关系史译丛》两书，集中了他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的精华，美国《远东季刊》特向汉学界推荐。
    东南亚是华侨集中之地，同时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朱杰勤以专著《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成功开辟了东南亚和华侨史的研究领域。1980年代初，在其呼吁推动下，全国最早的研究华人华侨问题的研究机构———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创办，朱杰勤担任该所所长。
    董每戡(1907-1980)    全国首开中国戏剧史课
    中国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每戡是笔名。
    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6年夏，大学毕业后，立即投入进步的电影、戏剧事业。1927年春，他潜赴上海，开始戏剧创作活动，作有独幕剧《频枷》等，初步显露出杰出的戏剧才华。是年，他入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
    中国近代学者研究戏曲，发端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王氏论戏曲，只是从文体学角度以曲论曲，董每戡长期从事话剧创作及研究，熟悉西方戏剧理论，他将传统方法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在中国戏曲研究上作出创造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后，转到中山大学任教，并开了一门中国戏剧史课。当时，这在全国还是首开课。
    罗明燏(1905-1987)    巧手复活南方大厦
    工程力学专家、教育家。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第一、二、三任院长，广州番禺人，中国首批一级教授。
    参加过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几十年间共计参与勘察、设计、审查过的建筑工程有两百多项。他与邝正文联合主持设计的广东顺德人民礼堂(当年称番顺县大良人民会堂)，开创国内大跨度(55×25米)钢筋混凝土双曲薄壳拱顶设计之先河，被评为新中国成立10年“我国基本建设方面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人们因而把他称为“海陆空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梅花村、海珠桥等知名建筑均出自其手。1954年，被焚毁的南方大厦原本要拆，经他的修复竟又起死回生。
    马思聪(1912-1987)    《思乡曲》饮誉中外
    马思聪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12年5月7日，马思聪出生于广东海丰县。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1966年后长期旅居美国。1987年5月，病逝于美国费城。
    作为一位作曲家，马思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涉及小提琴音乐、交响音乐、协奏曲、大合唱、室内乐、钢琴音乐、歌剧、舞剧等多个领域，以小提琴作品在中国近代音史上影响最突出，小提琴曲《内蒙组曲》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作于1937年，尤其是其中的《思乡曲》和《塞外舞曲》已成为饮誉中外的优秀中国小提琴代表作。
    钟敬文(1903-2002)    首次打出民俗学大旗
    民俗学家，原名钟谭宗。出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公平鱼街，客家人。
    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
    他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
    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梁钊韬(1916-1987)    复苏振兴人类学
    人类学家、教育家，广东顺德人。经其不懈努力，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勃兴，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梁钊韬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几十年来走遍了我国南方的民族山寨，在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百越民族、我国南方文化区域和特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在考古学领域，1958年，梁钊韬鉴定出曲江县马坝乡农民挖出的人头骨为古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后来明确为距今13万年前的“马坝人”，乃从猿进化到新人中间的重要一环。并且，梁钊韬对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又是一大贡献。
    陈永龄(1910-2004)    为珠峰精确量身高
    大地测量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京人。
    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大地控制网的布设理论和我国地区地球形状(大地水准面)的研究，首次发现起自西伯利亚经过我国东部地区一直延伸到缅甸和马来半岛的大地水准面上翘带，对国家大地网的布设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1965年，陈永龄提出了测定珠穆朗玛峰高程的技术方案，解决了求定观测珠峰时的大气折光和推求珠峰海拔高程的技术难题，使测定方案的科学性和测定结果的精度都超过了国外历次测定的水平。1975年测得珠峰海拔高程值为8848.13米，是世界上最为精确的数值，得到国际的公认。
    马采(1904-1999)    中国当代美学开拓者
    马采，别号采真子，字君白，广东海丰人，1904年4月20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美学家、哲学家、翻译家，是我国当代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21年10月，马采被广东当局公费派往日本留学。1933年毕业后，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耄耋之年，马采仍孜孜笔耕，发表了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出版了《世界哲学史年表》、《哲学与美学文集》、《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等著作。在95岁高龄时，他仍执着于《美的历程——— 中外美学美术历史编年综表》的编著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兆兰(1914-1999)    创建最早光谱学实验室
    云南昆明人，1936年获岭南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光谱物理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光学、光谱学的开拓者之一。
    从1952年起，她便投身我国最早一批光学光谱学专业教学单位的筹建工作，并一直主持光学教研室，并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展氨基化合物等复杂分子红外光谱与结构的研究、有机分子的电子吸收光谱研究。
    1962年，她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红外光谱学实验室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高兆兰又组织并指导研制各种气体激光器及可调谐染料激光器。其中“脉冲氮分子激光器”和“可调谐染料激光器”参加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展览并获大会奖励。
    杜国庠(1889-1961)    被郭沫若称为“墨名绝学”
    广东澄海人，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集革命者、学问家、教育家于一身的岭南名人。
    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研究问题重视资料的占有、考证。
    1959年，他将自己20年来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书，取名《便桥集》。他在《编后记》中说：“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
    杜国庠学识渊博，精通日文，还懂英文、德语，探涉的学术领域宽阔，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古文献、佛学、逻辑学、因明学(印度逻辑)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尤以墨学研究享誉中外，被郭沫若称为“墨名绝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通史》(和侯外庐等合编)、《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杜国庠文集》。
    谢志光(1899-1967)    首创放射学“谢氏位”
    临床放射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放射学的创建、奠基人，中国首批一级教授，广东东莞人。
    是第一个对中国人肠结核、长骨结核的X线表现提出全面、系统描述的专家，否定了国外长期认为长骨结核罕见的观点。谢志光首创一个显示髋关节后脱位的特殊投照位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国外称为“谢氏位”，至今仍为外国专业学者所沿用。谢志光又是我国首批报告原发性肺癌的X线表现的学者之一。在放射治疗方面，谢志光也深有造诣。多年来，谢志光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对鼻咽癌的早期诊断、临床发展规律、晚期病例的分型分期和治疗方法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持有独到的见解，深为国内外专业学者所重视。
    詹安泰(1902-1967)    南詹北夏一代词宗
    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和书法艺术家。字祝南，号无庵，广东潮州人。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发表了几十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尤其精于诗词的研究、创作。他的词学专著有独特创新见解，在词坛有较大影响，日本学者有“南詹北夏(承焘)，一代词宗”的评誉和“岭南一大家”之誉。
    此外，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别具风格，其作品流传于港澳及东南亚一带，莫不被视为珍贵墨宝。詹安泰到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日军侵占广州，在硝烟弥漫、兵荒马乱的环境中，他除了悉心教学外，还陆续撰写《花外集笺释》、《碧山词笺释》，诗作《滇南桂瓢集》传诵一时，成为士林争读的佳作。由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被选为大学教材。
    王起(1906-1996)    《西厢五剧注》奠定学术地位
    字季思，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从小就热爱戏曲。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8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直至去世《西厢五剧注》是王先生从事学术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
    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起戏曲研究著作颇丰。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还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他先后主编过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与游国恩等合作)以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很多作品被译成日文与印尼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灵魂”。
    梁家勉(1908-1992)    毕生耕耘农史园地
    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广东南海人。
    一生与农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创立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从事古农书和相关文献的访购、整理和珍藏工作。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1987年他退休时，“特藏室”的藏书已从开始时只有7部发展到6万余册。1978年创建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任主任。1980年成为我国第一位农史专业硕士生导师。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史研究的新水平，是中国农史研究的一块丰碑，1996年9月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乐素(1902-1990)    家学渊源本于求是
    宋史专家，是我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广东新会人。其父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
    1918年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研究宋史，发表《三朝北盟会编考》和《徐梦莘考》，“以古喻今”，隐含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谴责。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杭州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推动成立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简称古籍研究所)，培养了大批宋史人才。著作有《求是集》(一、二集)、《宋史艺文志考证》、《宋元文史研究》、《援庵史学论著选》等。
    蒲蛰龙(1912-1997)    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国际杰出的昆虫学家、我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1912年6月19日生于云南，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同年考进燕京大学研究院生物学部，师从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
    新中国的成立坚定了蒲蛰龙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放弃美国优越、舒适的条件，同年10月携同夫人利翠英回国工作。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昆虫学的各个方面，在害虫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
    蒲蛰龙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专著6部，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并于198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高荣誉奖优秀成就奖。1991年，美国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杂志称蒲蛰龙院士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梁宗岱(1903-1983)    翻译歌德巨著《浮士德》
    祖籍广东新会，诗人、文学翻译家、教育家，翻译过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莎士比亚、济慈、里尔克、尼采、罗曼·罗兰、波德莱尔、魏尔仑、瓦雷里等世界名家的作品都曾经过梁宗岱的译笔与中国读者会面，代表作有《梁宗岱选集》、诗集《晚涛》、词集《芦笛风》、论文集《诗与真》等。
    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1924年踏上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留法期间，结识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并将其诗作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在文化成就之外，梁宗岱还是一位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外语教育尤其是法语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以诗人的激情和学者的谨严，为先后执教过的北大、南开、复旦、中大、广外等高校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的诗人、学者或外交家。
    罗元恺(1914-1995)    首批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南海人，中医学家。多年来，从事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临床擅长内、儿、妇科，尤精于妇科。勤于著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1956年5月，罗元恺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校筹备委员，参与制定规划和选择校址等工作。罗元恺的医学研究成绩斐然，论制的“促排卵汤”、“滋肾育胎丸”曾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首批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
    夏昌世(1903-1996)    将传统园林精神引入现代建筑
    广东新会人，建筑教育家，是老一辈有名的岭南建筑大师。
    1922年于广州培正中学毕业，1928年于德国卡鲁斯鲁耶工科大学建筑系毕业，1932年2月在德国卡普尔大学艺术史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夏归国。1945年12月至1952年9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2年调入华南工学院任教授。
    他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仅有的两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和教学。在教学与创作方面强调注重实用，提倡功能简朴、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中国传统的园林精神引入岭南现代建筑转换为自由而流动的空间，为岭南建筑赋予了新的性格。
    其上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完成了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鼎湖山教工休养所和华南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中的多项建筑设计，他指导、主持或参与设计的中山医学院医疗、教学建筑群于1993年荣获中国建筑学会40周年颁发的优秀建筑创作奖。
    王越（1903-2011)    两次复办暨南大学
    教育学家，广东兴宁人。在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界，王越都是一位德高望重、广受尊敬的教育家。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生路程中，王越曾师从陶行知，一生对贫苦工农大众抱着炽热的爱心；他曾两次承担起复办暨南大学的重任，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
    1957年，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委要复办暨南大学，招生面向海内外的侨生、境外生和内地生。当时王越同志已54岁，他放弃在中大熟悉的工作环境和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受命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强烈的责任心承担复办暨大的艰巨任务，筹备一年便开始招生。1970年暨大停办，王越转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王越以75岁高龄再次参与暨大的又一次复办，想方设法、四处奔波、邀请八方的优秀人才，为建设百事待兴的暨大呕心沥血。
    柯麟(1900-1991)    中山医学院一代宗师
    原名柯辉萼，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
    1951年，柯麟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后为中山医科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他以对新中国卫生事业赤胆忠心和丰富的医学经验，艰苦经营，使中山医学院独秀南国，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赞扬。“文革”10年，中山医学院受到干扰，柯麟遭政治迫害，至1980年始重新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时已80高龄。
    罗雄才(1903-1993)    为组建华工绘蓝图
    化学家、教育家，广东兴宁人，华南理工大学二级教授，民盟盟员。
    192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化学科，同年考进日本理化研究所久保田研究室攻读研究生。1931年回国后任国立中山大学化工系教授，历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化工学院院长等职。
    罗雄才一直从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的教学和科研。通晓日、德、英三国语言，有译著《最新化学工业大全》(第二、三册无机化学、电化学部分，合译)、《增订化学工业大全》(部分，合译)等。从教以来，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
    出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期间，主持拟订了《广州地区筹设工学院基本草案》，为华南工学院组建提供了可行的蓝图。出任华南工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和副院长期间，为华南工学院的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规划、校舍建设、师资充实等付出了心血。
    陈伯齐(1903-1973)    人民大会堂四个设计者之一
    广东台山人，北京人民大会堂四个设计者之一，著名建筑设计师、建筑教育家。
    1928年赴日本神户同文学校任教，1931年考取官费留学，在东京高等专门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专攻建筑专业，1934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建筑系学习，1939年毕业留校任教。
    1940年回国，任国立重庆大学土木系教授，主持创办该校建筑学系，为首任系主任。后先后任同济、中山两所国立大学土木系教授及建工系主任。1952年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任教授。在校任教期间，曾数次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成员，专题考察罗马尼亚、苏联及古巴等国。其它主要设计作品还有：重庆浮图关体育场、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岭南文物宫，即现广州文化公园)总体规划与展馆设计，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华中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与华南工学院等校园总体规划，广州园林一条街实验性住宅以及广西桂林风景城市规划设计等。
    刘节(1901-1977)    《中国史学史稿》被誉“必传之作”
    历史学家，原名翰香，字子植，温州朔门人，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
    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刘节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掌握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严加辨析，考释精当。
    1927年，26岁之时，刘节写成《洪范疏证》，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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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激荡时代笑看风云 世纪广东学人传奇【第一批】转载▼


(组图)2010年04月20日    来源：南方日报   蒲荔子 李文龙孙琦           

    在20世纪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交融、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广东得风气之先，无论是文史社科，还是自然科学，都涌现出一批学术大家，通古今之变，汇中西之学，为广东学术赢得了不少“第一”，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气象：中国最早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这里开始；近代的医学教育在这里起步；许多自然科学学科都在这里较早发展起来……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有一个久久不解的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inacluster)。这个疑问似乎正因1890年前后的中国而问。清季民初，风云激荡、世局巨变的中国，学术大师成群而来。
    大师之中，有一群人绕不开广东这片土地。他们或在此诞生成长，积聚能量；或在此传道授业，散播智慧。他们“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们的文字用永不褪色的黑夜写成，光芒使人类的白天更亮。但他们是谁？
    这许多本该辉煌的名字，今天仍是很多人认知的盲区。我们知道粮食，但不知道现代水稻之父丁颖；我们知道梁启超，但不知道梁启超为什么说“知我罪我，任天下后世评说”；我们知道张竞生“色情博士”、“一代文妖”的离奇称号，但不知道他的美学主张与逻辑学思想；我们知道陈寅恪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但不知道他目瞑足膑后心里涌动着什么，使他写下诗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
    学人们探求学问的神奇，很多时候，只留下了传奇的痕迹。所谓传奇，就是传得多了，以讹传讹，格义附会，便为人所称奇。“侧帽风流独孤郎”，美男子独孤信帽子被风吹歪，却被满街慕信而仿；加诸学者们身上的光环，同样不可捉摸。
    因此，我们想回到现场，在纸上和他们一起谈笑风生，笑看风云。回到陈寅恪的少年，看他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放下蚊帐偷读古书，通宵达旦。回到梁启超的青年。回到岑仲勉的中年，看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留过洋，没有名师指点，甚至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如何自学到40多岁终在史学界崭露头脚。回到所有人的老年，黄卷青灯，看看他们在懊悔什么，欣喜什么，坚持什么。
    现场有时也并不可靠。可能我们会因此看到真实影像，也可能会再次被混乱之光刺晃眼睛。孤独的思考者绝意浮名，不干寸禄，一辈子在冷板凳上精研学术，最后只在历史角落里静坐。而有人才疏学浅却长袖善舞，阉然媚世却自鸣得意，在舞台中央挥霍声名。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时间将所有该带走的带走，该留下的留下。
    时间有时也并不公平。天才如张荫麟者去得太早，要用“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的丁颖活得不够长，而有的人却能凭长寿而荣。我们只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会邀请静坐者发声，叫聒噪者一边呆着。当大学变成江湖，当江湖上流传教授论文抄袭，学者们忙着用良知购买钱币，导师爱女生超过爱自由，我们固执地相信，相信未来时间会带走这一切不光彩的现场。那些混乱浅薄的发言，阉割过的文字，还有人们被刻意培养的奴性，也会带走。
    是过去让我们相信未来。当看到孔子说“士志于道”，看到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看到陈寅恪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你应该明白他们并不寂寞，他们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追忆过去，并不是为了给未来制造更多传奇，而是为了给今天描画理想。为了提醒人们智慧是什么色彩，不带功利之心的为学之道本应如此。提醒人们，这片土地上曾有成群天才，他们都有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他们的生活细节还活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但还是太少；他们的赤子之心躺在图书馆里，但应该穿透人心；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无论阴暗光明，本应像朋友一样与我们相伴，像老师一样带我们探索，而不是像现在，遥遥相望，若有若无。
    不要以为这和你没有关系。即使你每天躬耕劳作，或是玩世不恭，你也依然有享有理想的权利；即使你不爱他们的智慧，你也会爱他们的有趣；即使你从不看书写字，你也难以否认，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你生活中美好的部分。
    也许你还是怀疑，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版面，挖掘一群逝者的生活和念头；主宰我们生活的不是历史的坟墓，而是现实的迷宫，是飞一般的房价，摧枯拉朽的拆迁，蝇营狗苟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这样怀疑。纵然他们的思想和学问曾让这个国家前进，给这片土地荣耀，但这个时代，温和的声音已不可能惊雷破柱，理性的思考已无法怒涛惊海。但还是请你接受这微小的力量，就当是做了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醒后，我们依然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师成群而来……
    “世纪广东学人”首批报道名单
    遴选“世纪广东学人”，我们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与制度向西式分科转型的背景下，遵从以下两个标准：首先，他必须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创造性贡献；第二，他在中国学科的发展里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首批选出的，是22名籍贯广东或曾生活在广东的学者。此后，我们还将陆续报道其他杰出学者。
    梁启超(1873—1929，新会人)     著述宏富国士无双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学术上，他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这样的成绩可谓“国士无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平均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作千余字。
    黄节(1873-1935，顺德人)     学界视为一代宗师
    一生以诗名世，作品兼有唐诗的风采风华与宋词的骨格峭健，人称“唐面宋骨”。在学术方面，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颇有见地，学界视为一代宗师，著述达10余部之多。
    黄节一度热衷时局。早年在顺德简岸读书草堂就读时，就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曾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办学会，阐发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还曾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节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此后，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曾担任过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于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陈垣(1880—1971，新会人)     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邹鲁(1885—1954年，大埔人)     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的创办者，也是第一任校长。
    1924年夏天，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鲁被任命为校长。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以为纪念。因与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汪精卫关系不和，邹鲁第一次任广东大学校长一年多后于1925年9月离任。
    1932年2月，邹鲁奉命重掌中山大学，对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视，聘请有专门心得的学者为教授。
    邹鲁在任前后，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有声有色。语言历史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研究所等相继成立。1936年春天，奉教育部命令，中山大学将各研究所合并，编辑出版《文史汇刊》、《文科研究所季刊》、《史学专刊》、《民俗季刊》、《教育研究》等杂志，当时在全国学界影响巨大。邹鲁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学术研究成果应当尽量发表，以贡献社会。
    岑仲勉(1886-1961，顺德人)     自学成才终成史学名家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隋唐史、中外史地考证等领域颇多建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两大名教授。
    岑仲勉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留过洋，没有名师指点，甚至不是科班出身，完全凭着几十年苦心孤诣、矢志不渝的追求，自学成才，最终成为史学名家。早年的岑仲勉迫于生计做过税务方面的工作，但他对史地之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转移。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潜心读书，写下厚厚数本读书札记。到40多岁，他崭露头角，由中年步入老年后，研究成果反而不断问世，进入学术创作的鼎盛期，可谓大器晚成。
    张竞生(1888—1970，饶平人)     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学术上，他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这样的成绩可谓“国士无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平均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作千余字。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他没有拿过任何学位，却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学贯中西，却顽强秉持着中国文化最为纯粹的一瓣馨香。他孤身一人，却成为一代学人集体追赶的学术目标。
    他并非广东人，但1949年定居岭南后，却在广东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历经近半个世纪，依然被国际汉学界视为其“诗史互证”治学的典范之作，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
    容庚(1894—1983，东莞人)     一代考古和古文大师
    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因古代“容”“颂”相通而取斋名为“颂斋”。他最重要的著述是《金文编》，根据历代出土的3000多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共收18000多字。这是继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中已经被辨识或还不能被辨识的，都能够从容先生的书中尽览。
    容先生对青铜器喜爱有加，毕一生之力总共收藏了200多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部分的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
    文革中，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话一出口，哄堂大笑。可见一代学者的耿直与智慧。
    容庚之弟容肇祖(1897～1994)，也是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市人)     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
    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概括在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
    王力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但是3年之后，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20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此外，王力还曾写过《广州话浅说》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两本著作。
    杨成志(1902-1991，海丰人)     首开民族学调查研究之风
    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民族学”19世纪中叶形成于欧美各国，是一门记录和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的学科，尤其注重实地考察。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1920年将民族学正式介绍到我国，在他的倡导主持下，开展了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工作。中山大学首开民族学调查研究之风，1928年7月12日，派杨成志、容肇祖会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俄籍史学家史禄国教授夫妇，共4人，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容、史氏夫妇到昆后先期回粤，杨独自留下，负起完成民族调查职责。
    杨成志深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这是中国较早的民族学田野考察著作。
    陈序经(1903-1967，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     首先提出“全盘西化”
    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首先提出“全盘西化”。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悖论：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上世纪50年代初(1952-1956)的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目标是：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当时广东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
    张荫麟(1905—1942，东莞人)     英年早逝的史学天才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仅半年，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梁启超大为激赏。他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
    1934年，他留学回国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后又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而他的功力与学识并不逊色，而且取精用宏，引人入胜，归入中国史学名著毫不为过。
    后因患上肾炎症，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虽然他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
    罗香林(1906-1978，兴宁人)     客家研究开拓者
    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他首创族谱学，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犊学之后，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罗香林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费尽心力，将馆藏善本与重要图籍，舶运至柳州石龙，使之免罹战火。罗香林毕生献身学术，尽瘁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享誉中外文史学界，为梅州八贤之一。
    梁方仲(1908-1970，广州人)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者
    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他的学生曾说：“他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
    梁方仲学术成就为世所公认。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他也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而其《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丁颖(1888—1964，高州人)     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发现野生稻，随后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首先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并运用生态学观点，按籼—粳、晚—早、水—陆、粘—糯的层次对栽培品种进行分类；为生产上培育许多个优良品种，对提高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
    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1957年，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由于长途劳顿，体力不支，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
    姜立夫(1890—1978，浙江平阳人)     促使中国数学进入世界主流
    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逐步整理出一套以二阶对称方阵作为圆的坐标，以二阶埃尔米特方阵作为球的坐标的新方法。解放前夕，被迫随所迁往台湾，同年返回大陆，任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广州岭南大学创办数率系，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山大学执教终身。
    为使中国数学尽快进入世界数学主流，姜立夫总是想方设法支持青年学者出国进修或访问，其中尤以促成华罗庚出访苏联、美国一事最为人称许。他长期从事中国数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开创和领导工作，还长期从事数学名词的整理与编译、数学文件的搜集与保存等基础建设，对我国现代数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陈耀真(1899-1986，新宁(今台山)人);毛文书(1910-1988，四川乐山人)中国近代眼科事业奠基人
    陈耀真、毛文书夫妇是眼科学家，医学教育家。陈耀真是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通晓英、德、法、西班牙等多国语言。1921年，时年22岁的陈耀真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系统学习的生活，掌握了西医理论，先后获得理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55年8月始，他开始招收和培养我国第一批眼科学研究生。1986年4月，在美国召开的美国视觉与眼科学研究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们以敬羡的心情，一致通过授予为自己祖国的眼科事业奋斗半个多世纪的陈耀真以“功勋奖”(Recognitionaward)
    毛文书曾是陈耀真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于1950年10月回到陈耀真的家乡广东，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院系调整之后他们又到了中山医学院。1965年7月，中国第一间眼科专科医院在执信路上落成，毛文书、陈耀真奋斗了一辈子想盖一间眼科医院的理想得以实现。
    陈耀真的很多学生都师承毛文书，从严格意义上讲，毛文书才是他们的真正导师。毛文书的治学风格比老师兼丈夫的陈耀真更为严厉。当学生看门诊查房时，她常常悄悄来到现场观察他们如何诊治病人，发现有什么不妥就当面指出。甚至一些年高资深的医生有了问题，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她说：“如果等病人走了之后我再说，他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陈心陶(1904-1977，福建古田人)     为我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基础
    医学寄生虫学家，医学教育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开始调查并整理华南地区蠕虫区系，对并殖吸虫及异形吸虫等进行了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研究，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怡乐村并殖吸虫等并殖吸虫新种，为我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了基础。193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和美国一些大学的聘请和挽留，毅然回国。途经香港时，又有一个香港科研机构愿以比美国更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当时港澳地区对大陆的一些流言蜚语像妖风一样袭击着他，但他毫不动摇地说，“金钱于我如浮云”，“娘不嫌儿丑，儿不嫌娘贫”，“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必须在自己的祖国”。
    冯秉铨 (1910-1980，河北安新人)     让广播覆盖到我国边远地区
    电子学家、教育家。先后在发展电子振荡理论和无线电广播发射技术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法、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问题的方案，均得到肯定与应用。
    1946年3月，冯秉铨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和工作条件，谢绝钱菲教授的挽留，辞去在哈佛大学的职务，偕同夫人高兆兰从波士顿赶往休斯顿，乘货轮启程回国。同年夏天抵达祖国后，第三次应聘到岭南大学任物理系和电机系教授。冯秉铨有一套令人叹服的教课本领，他能使课室内的100多位学生自始至终跟着他的讲授进行思考。凡是当年曾经受业于他的学生和出于他门下的当今教师，无不对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叹为观止。
    陈国达(1912-2004，新会人)     建立系统的地洼区概念
    1945-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地洼学说、地洼成矿理论，发现和阐明大陆地壳的第三构造单元活化区，把大地构造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自1859年，J·赫尔发表地槽学说的思想后，1873年J·D·德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传统观点认为，地壳发展的形式仅有地槽区和地台区两种基本构造单元。
    1956年，陈国达教授根据我国的大量实际资料，分析了地壳继相对稳定的地台阶段之后又重新强烈活动的事实，突破地槽学说的羁绊，从各方面论证并明确提出了这是地槽、地台以外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称之为活化区。
    为了表达这种构造区里面所特有的一种地洼盆地，并强调其与地槽、地台区并列的一级大地构造单元，1959年又称其为地洼区，从而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地洼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