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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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的分析 邓正来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面相就是，按照沃勒斯坦等论者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化的知识理路，中国生活世界中的场域分割在意识或不意识的情势下也相继展开，而其间至关重要的标示即是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边界在与历史安排的互动和与当下各种情势的应对过程中不断得到明确。就这一不断展开而且还将持续展开的“分割”过程而言，在我看来，它对此前的政治经济统合为一体的生活世界安排构成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革命性”的冲击，因为它会在界分或商谈彼此边界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具有“自主性”意义的资源和资本，而这些资源和资本则将转化成不同场域的行动者提出各自诉求的基础，进而有可能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引发政治安排、经济制度以及社会规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仅就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分割”过程的持续展开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和契机，因为这有可能使中国的学术人建构起自身的视角，亦即从学术自身的逻辑出发去自觉地审视和思考中国学术的发展问题，进而直面和思考中国的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是以一种我称之为“主流”的方式展开的，或者是以一种“官学”的方式展开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尤其是在90年代，正是上述“分割”过程在中国社会的持续展开及其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在“主流”或“官学”以外又在很大程度上渐渐形成了一种学人们所谓的“学在民间”路向。中国社会科学上述两个路向的形成，对于我们反思这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标示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于此前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还为其在今后的发展设定了某种基本的规定性：即“主流官学”与“学在民间”共存发展的结构。当然，我在这里所讨论的乃是中国社会科学“学在民间”的这一路向。         中国社会科学“学在民间”这一路向的确立，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中国学人以“民间”的方式建构起了自己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学术规范和评价判准。众所周知，在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界出版了相当数量“无刊号”的专业性或学术性的连续出版物；据论者的分析，这类学术“刊物”目前已达到约500种，每年发表论文约15000-18000篇，而且其学术质量从总体上看也堪称上乘。在这类学术“刊物”中，得到学术界认可的至少有《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论证》、《中国文化》、《学术思想评论》、《中国学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学季刊》、《国学研究》、《原道》、《国际汉学》、《历史地理》等刊物。这些学术“刊物”主要有这样几个一般性的特征：一是其学术委员会都由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二是其评审标准乃是严格的学术标准；三是其文稿一般都是长篇大论，学术影响颇大。中国社会科学在“学在民间”这一路向上的发展，有力地促成、推动、明确了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界分，更是对“主流官学”或其他场域的“进步”意识形态构成了反思和批判。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在民间”这一路向上的努力，我是极其赞同的，而且我本人也是创办和主编这类“学术刊物”的积极实践者，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便与学术界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在本世纪初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并在2005年恢复了《中国书评》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学在民间”努力的实质，正如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扉页上浓墨重彩点明的：“为了中国学术”。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在“学在民间”路向上的努力，实在是中国学人对“学术”的一种自觉自省的行动，它担当着极为严肃的学术使命，即如何建构并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性，以及如何建构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性的反思和洞见，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的缺失，不仅在于意识形态和相关社会环境等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和侵蚀，更在于重构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自身场域的自主性品格的缺失。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确定自身的自主性，必须在关系自身独立性的问题上拿出强硬的科学态度来，而中国社会科学要获致这种独立性或自主性，就必须以各种制度化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建构为前提。        1992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不仅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诞生的，而且同时也是促进此一学术路向发展并力图强化此一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制度化空间之一，因为它的宗旨之一就是主张“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我在名为《以学术直面中国》的创刊辞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创办目的之一便是要为海内外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提供自由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场所，使所欲者言，有所以言。具体而言，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百余年后，亦即中国跨入现代化新进程的氛围中诞生的，同时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更需要倡导的是学理的、理性的、且富时代性的理论探索，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便把“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求索发展，弘理性精神”视作其根本宗旨。为了达致这一目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开设了主题研讨、学术专论、海外论坛、学术研究动态、学术书评等栏目。从1992到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共刊行了24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而在其间发表文章的港台、大陆的优秀学者事实上还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学术群落或曰“学术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上，可谓不遗余力。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中，所有的作者都是不拿稿费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却把他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论文贡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当然，所有的编委也都是不拿编辑费用的；后来，有一位企业家愿意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们，他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这些钱由当时10位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分，那么一个编委就可以分到1万元。而这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大笔财富。但是经过讨论，编委们却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并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且明确规定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徐友渔、苏力等人就是当时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很遗憾的是，这项资助因企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延续了两年。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办以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并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思潮和走向。譬如，《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伊始，便集中刊发了大量讨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论文：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和景跃进合撰的《建构中国市民社会》论文、孙立平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论文；第三期又刊发了拙文《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架构》；第四期的“主题研讨”栏目更是汇集了中外学者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讨论的系列文章；此后在第五期、第七期和第八期等刊物上，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显而易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上述努力，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既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思维路向和解释模式，亦即表现为对20世纪70-80年代盛行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的精英式思路的反思和批判，最终通过此种批判和反思而引入并建构起中国社会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这一努力的核心，乃在于为既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一种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的概念或向度，主张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存于其间的秩序都必须依赖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更是强调指出不同的知识系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遭遇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迈向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但却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毋庸置疑，经由“市民社会”概念的阐发而引入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向度，不仅为型构“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强硬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秩序的分析提供了较强解释力的路径。正是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范式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努力，成了90年代重大的学术事件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对于这一研究范式仍然保持着某种批判性的态势，并在若干期上刊发了论者们所撰写的反思和批判文章。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宗旨之一就是要“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直接生产社会科学知识而力图建构起中国学术传统的努力，从逻辑的角度上看，至少忽略了对建构什么样的学术传统──亦即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这个问题进行追问。而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对这类知识图式赖以为基础的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意识形态的反思，涉及到了对知识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的审视，更涉及到了对这种社会科学的植入和制度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之间关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一言以蔽之，它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需要相对集中地对那些反映了既有的知识成果和盛行的学术趋向的学术论著进行专门的评论或批判，需要相对集中地对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而这进一步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于知识生产又与知识生产紧密相关的公共性的制度性空间以及立足于其上的学术批评作为其支撑。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特性在于它们一方面是以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存在为基础的，而另一方面关于这些问题又不存在先验且可以为人们视为当然的定论。正是应合着这种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考，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为唯一宗旨的《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姊妹刊物以完全独立的方式于1994年问世了。        《中国书评》宗旨的确立，在其具体功能上呈现为下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以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思潮、论题以及知识生产活动为对象，展开严肃的学术分析批判；二是对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成果以及重要但为学界所忽略的的论著给出严肃全面的介绍或批评。当然，这两个方向的工作有着交叉和互动的性质，而非截然两分。《中国书评》自创刊后共出版十多期，后因我个人的身体健康等问题而停刊；《中国书评》主要开设有“主题书评”、“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评论”、“书评”和“序跋”等栏目，并发表书评和评论文章近200篇。我们可以说，以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立学术评价体系进而寻求中国社会科学的提升为目标、以批判或评介为具体手段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社会科学批判机制尚未形成或完善的汉语学术世界，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书评》经由学术书评和学术评论而试图追究中国社会科学传统建构方向的努力可以说是第一次，然而它在此一时期的努力与上述所言的学术书评和学术评论所应达到的目的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还需做更大的努力。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生自发秩序一部分的学术共同体秩序，其建构本身就是渐进的，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所能达致。因此，《中国书评》于此一时期的初步努力也就在中国学术史中具有了方向性的意义。         具体言之，《中国书评》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主要是从知识上对学术规范化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进而使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具有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及自主规则的问题。再者，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知识性的革命，是中国学者在整体上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之内在问题的一种“时刻”。当然，《中国书评》的努力是以中国当时的学术“失范”现象为基本背景的。这些“失范”现象，在我看来，大体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第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标准和机制；第三，缺乏知识增量和学术传统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严肃的学术交流；第四，低水平知识的大量重复与学术消费趋向日益泛滥。         毋庸置疑，这场有关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中国学界从整体上开始关注学术规范化问题以外，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创的学术论文“匿名评审制度”也已然为国内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所采纳、注释体例以及参考文献等规则也引起了大多数学术刊物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对学术抄袭剽窃现象更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成果的取得，绝不意味着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结束，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它的开始。准确地说，这十年的学术规范化讨论只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因为我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强调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说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据此我们必须指出，第一阶段的努力至少还存在着下述不足：一是缺失严肃的学术批判——除了一些揭露抄袭剽窃现象的文字以外，我们在既有的学术刊物上几乎读不到深刻涉及“知识增量”的学术批判文字；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和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等）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当然，原本就属于中国学术界自己之事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当下所流露出来的一丝丝国家化取向，也是令人颇感担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向第二阶段，而我认为，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正是《中国书评》得以在2005年复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实是因为我持有这样一个经由长期思考而得出的前识，即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虽说在一般意义上是个人性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并非如此，因为一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知识生产亦处于一个我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实际上还处于极待改革的阶段。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提出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论证的意义在于：第一，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赖以存在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存在；第二，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第三，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不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批判，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论著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可能使我们在沦落成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更可怕的是，还有可能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过程更有效，并是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无法有效地洞见知识生产的过程，乃至知识的性质。          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创刊，到《中国书评》的诞生，再到《中国书评》2005年的复刊，在中国历史的特定情形中，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自主性在“学在民间”运动中缓慢建构和不断推进的缩影。然而我必须严肃地指出，在我们充分肯定中国社会科学于“学在民间”这一路向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必须高度警省中国社会科学于“学在民间”这一路向上的发展运动在打破原有知识制度安排之时是否有可能自我建构起另一种极其封闭的知识制度安排，甚至这一知识制度安排本身便为某种非自主的取向所支配，比如说在未受质疑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支配下谋求发展。因此，我以为，在我们凭靠“学在民间”运动追究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时候，绝不能忽视对这一运动本身方向的追究。当然，这已经是我对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期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