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出版 共5部26册耗时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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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总目》出版 共5部26册耗时20年 2013年01月22日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冯文礼






文化传承， 亟须摸清古籍“家底”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和流传，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构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
以文化人盛世修典，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好传统。我国古籍极为丰富、数量庞大，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基础性、奠基性的工程，它的成功出版不仅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工作取得重大成果，而且标志着我国在目录学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家底”清方向明
中国大型图书的编修，历来就有官修与私修两个传统。《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组织形态体现了这两大传统各自优势的结合，可以归结为：国家规划，高层决策；学术为本，专家负责；打通学界、图书馆界、出版界三界畛域，汇集海内外各科学术英才于一队：磨磐切磋，精益求精。这应当是作为百年大计的国家级文化出版工程的一种能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而卓有成效的组织形式。
《中国古籍总目》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旨在全面反映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在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以经、史、子、集、丛书5部，分类著录各书的书名、卷数、编撰者时代、题名及撰著方式、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本类型及批校题跋等信息，同时标列各书的主要收藏机构名称。《中国古籍总目》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摸清我国的古籍家底有20万种，这一皇皇巨著必将载入古籍整理出版的史册，为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摸清“家底”是为让“家底”更厚实
作为第一部全国古籍收藏总目的《中国古籍总目》，具有重大意义，就其性质而言，堪称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丛书综录》、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媲美，三者交相辉映，可以预见，中国图书馆目录事业都将因此而获益无穷。不仅如此，《中国古籍总目》的意义还在于，它开创了新世纪图书馆目录事业的一种新模式。同时，站在保存民族永恒记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度，《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对于新时期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颁布实施。《规划》共列入491个项目，分为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出土文献、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综合参考、普及读物和古籍数据库等九个门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此次编制的《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第7个规划。这部《规划》明确未来10年古籍整理的五项重点内容，即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系统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系统整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
可以说，古籍整理工作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基本体系，是保留中华民族永恒记忆的有效载体，是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传承者的广阔平台。可以说，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未来10年古籍整理出版蓝图的绘就，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形成。
而《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则以其独有的开创性和总结性，必将成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又一里程碑，将会为我国未来10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可以预见，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此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记者 冯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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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之：《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出版的特点 　2013年01月28日　 作者：杨牧之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古籍总数普查工作的重大成果 　　——兼谈《中国古籍总目》的特点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自1992年以来，历时17年，于2009年6月终告完成。2011年、2012年相继印制出版。这期间规划筹备、调查清理、编纂审订、校勘定稿、印制出版，几十家图书馆几百名专家学者，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完成了“总目”巨著，而且加深了对中华古籍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认识，其中的甘苦得失，值得认真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然后才能分出轻重缓急，重点先行。1992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提出编纂《中国古籍总目》。会议决定这一项目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设立编纂办公室，并由国家图书馆等11家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组成编委会。1993年7月，启动编纂工作。1999年，编纂工作因机构调整等原因而暂停。 　　2003年年底，《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重新启动。为加强领导，依据工作需要及人员变动情况，组成新的编纂委员会，并委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相关人员，具体承担了《中国古籍总目》各分部（类）的编纂任务。调整后的编纂委员会，对《中国古籍总目》原定的收录范围、立目原则、分类表、著录规则等进行修订，并重新确立编纂工作流程及时间表，随即展开紧张工作。2004年以来，《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严格按照“分卷主编馆编定初稿；编委会组织专家审订，分卷主编馆参照专家意见修改以形成二稿；工委会组织编委会以外的专家统一评审；最后由编委会并吸收专业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审读定稿”的四大流程推进。经过这四道大的工序，可以说编纂审定是十分认真、十分规范的。工委会先后组织了十几次大型工作会议，各相关图书馆大力配合，专家学者热心支持，编纂人员夜以继日辛勤劳动、反复考订，又经六载，终于完成全部书稿。于2009年9月率先出版了“史部”和“丛书部”。2012年7月，其他三部分：“经部”“子部”“集部”全部出齐。全书索引编制工作已近尾声。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目前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成果，它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搜集，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汇集著录为20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这“海”究竟有多大？努力搞清中国古籍总数，这是我们古籍整理工作者应承担的责任。从工作情况看，这次征信的总目数字是可信的。首先，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其次，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这些成果汇积起来采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千家；再加上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基础是坚实和科学的。今天作出了20万种的统计数字，是这次工作的最大贡献。 　　第二，著录了我国台港澳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采录中国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第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著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版本极为复杂。《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几乎所有版本类型。可以说，《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第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例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馆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著及著述繁多，编委会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立“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立“新学类”，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第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从业人才需掌握多方面知识。《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的同志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其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古籍整理事业，意义重大。 　　《中国古籍总目》业已出版，行将接受读者与同行的检验。回忆近20年的艰难历程，我们对所有先后参与编纂的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对所有参与审订的专家学者，对承担出版工作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总署的领导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的工作只是第一步，期盼海内外古籍整理研究者与图书馆界同志，多多指教；期盼更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古籍的普查、整理和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以期把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为世界文化的进步服务。（作者系《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杨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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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文化史：超越“书籍史”的本土化尝试
2013年01月23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08期 作者：本报记者 霍文琦

　　中国的文献资源极其丰富，文献传统源远流长，而对古文献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近日，记者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处获悉，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自2011年开题以来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和第15辑，作为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的专号，收录论文约70篇，共90万字；课题组成员在《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记者发现，“文献文化史”目前还很少作为专有名词被学者使用。对此，程章灿告诉记者：“以往研究中国文化史，很多是从经学、儒学、佛学等方面出发，或者从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等角度切入，从古代文献学角度进行的文化史研究虽然也有，但是较为零碎，专论较多，缺乏鸟瞰式和通贯式的总体论述。传统文献学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大多数是着眼于学术史，并未达到充分反思古代文献的社会文化内涵的高度。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学者率先开始进行有意识的‘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研究，与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颇有交叉，遗憾的是，国内学者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

　　据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益介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也是由西方汉学家率先倡导的，尽管其在问题意识、材料、研究方法等方面颇有突破，但也存在着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较多着眼于印刷和商业化时代的“书籍”，而忽略了中上古古典时代的“文献”；二是过分着眼于文献在生产、流通、阅读、接受等社会意义上的“交流循环”，而忽视了文献在知识思想发展、传统继承发扬等文化意义上的“主客互动”；三是着重对“书籍”社会一般传统内涵的开掘，而缺乏对“文献”精英传统意义的观照。

　　据悉，该课题共有九个子课题，外加文献辑要，其核心是从文化的视角阐释文献，以文献为依据叙述文化。项目预期目标是完成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预计2015年结项。

　　课题组特别重视在动态过程中把握文献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域外传播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主持该部分研究的南京大学副教授金程宇说：“目前学术界对于汉籍东传的研究，主要是以国别来进行的。如研究日本的学者参照丝绸之路，有‘书籍之路’的提法，所处理的文献主要是日本所藏汉籍或准汉籍；韩国学者则以‘中韩文化交流’的方式提出，也涉及典籍的流传、人物往来等内容。可见，在汉字文化圈中，‘书籍之路’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应当从整体上去把握这种文献流传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打破单一国别的学术模式，重在揭示汉籍东传带来的文化影响。”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超越‘书籍史’的本土化尝试。”赵益解释道，这项研究力图实现对整个中国文明时代文献的“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在社会性之外，探讨文献与知识、思想、学术、文学、政治等之间的互动。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文献来阐释我们的文化传统，真正把文献理解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力量，从而探寻这种力量是如何具体发生作用并具有怎样的意义。

　　程章灿表示，在具体操作上，课题将简牍时代、写本时代与印本时代并重，在继续深入进行明清书籍史研究的同时，填补明清以前文献文化史的空白或者薄弱环节；在突出历史线索的同时，突出中国古代文献演进的阶段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动态把握其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书杰认为，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古典文献，是很有难度的。做传统文献学研究的人面对的问题很具体，往往不善于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而该课题的设计，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将文献、历史、文学、传播、文化等交叉起来，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历史空间考察文献活动及其作用，为古典文献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是文献学研究的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