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召开课题成果发布暨语文课改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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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召开课题成果发布暨语文课改研讨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学者写小（学）教材的传统，这些学者关心语文教育，让孩子从小就领略到最好的文字。”6月29日，在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举行的课题成果发布暨语文课改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深有感触地说。而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的话更是一语道出了北大这所综合性大学关注语文教育的原因，“母语教育关系重大，中小学语文教育关系到未来国民素质建设。”
近年来，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由《课堂内外》杂志社民间资金资助，就语文课改调查研究面向全国进行课题招标，从中评选出9项课题开展实证研究，目前课题已结项，有些课题成果已经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6月29日,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在京举办课题成果发布暨语文课程改革研讨会，将前期研究成果向教育界同仁汇报，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副主任沈阳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一线代表共4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一切教育研究都始于调查。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一期9项课题直接面向课程实施一线，覆盖面较广，有涉及西部地区课程改革实施现状调查的，如《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语阅读能力现状分析——以凉山州为例的调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靳彤）、《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语文教师现状调查研究》、《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状况及改革研究》（青海师范大学赵成孝），有涉及学生阅读状况与语文的，如《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调查研究》（北京市教科院张杰）、《中学语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有涉及课程政策实施、教材编写及考试评价的，如《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改革实施状况调研》（北京大学网络学院蔡可）、《广东省中学课改选修课情况调查》（广东教研室王土荣）、《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顾之川）、《北京市语文高考阅卷研究》（北京大学孔庆东）等，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既对制约语文课程改革推进的外部因素进行了基于实证基础的分析，也对语文的内部规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课程实施以来，激活了语文教研的许多问题，语文课程改革正在讨论中不断推进，不少学校的探索已经为语文新课程趟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应试教育的局面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样教”等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共识。语文课程改革的经验亟待总结，问题亟待正视，研究亟待深入。温儒敏教授认为，语文课程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学科和课程的改革，重要的不是去争论或只是提印象式的、情绪性的批评与设想，而是让一部分学者和一线的教师专家坐下来，认真做一些调查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还将继续推进有关课改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非指向性”的调查，充当语文教育改革负责任的智囊团。
本次会议，除课题发布之外，还汇聚了大学学科教育研究者、优秀一线教师与教研员代表共同参与研讨，中语会会长苏立康教授、课标组专家巢宗祺教授、雷实教师、特级教师陆志平及教育部相关司局领导等悉数出席。众多有识之士共同把脉新课程，总结新课程的经验与问题，以期为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参考，为一线课程实施者准确把握新课程理念提供引导。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七年来，充分利用北大多学科的优势，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在中小学以及大学语文教育方面发挥作用，通过组织课程标准修订、召开专项研讨会、参与国家教师培训、发布课题等，已经成为语文教育学术交流和教师培训的重要平台。今后，对于有助于语文课改的研究课题，包括能为课改提供决策参照的调查报告，语文所还将继续通过招标方式给予资助。语文所也希望能与有实力的单位合作，筹措和设立更多的科研基金，支持语文教学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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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经典阅读基本书目（20种）

温儒敏提供

我在北大、山大等校授课，学生常常问我应当读些什么基本的书，意思是专业之外的书。最近有位同学要出国，我给她开了一份书单。事后我又认真整理这份书单，想着对一般大学生也都有参考价值。我并非什么“通人”,也不是什么“青年导师”，此举无非是对当下的大学教育有些看法，希望用书单来提出一点改进意见。书单其实也是自己的，对我来说其中的书也有重新阅读、不断学习的必要。

书单的提出有现实指向性。近年来，很多大学都开始注重通识教育。但为何要通识教育？怎样开展？和专业教育什么关系？教学效果如何？都值得认真检讨。通识教育应当包含这么几层涵义：这是面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又是相对专业教育而言，属于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与专业教育可以互相补充；还有，这是全人教育或博雅教育，通过接触人类文化的精粹，在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获取通识，培养有教养、有能力、有责任的公民，最好是那种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这样来定位的通识教育，就不只是课程的调整补充，更不是来些拼盘点缀，而是实行一种更利于培养健全人格和博雅精神的教育理念。

通识教育应当引导学生接触人类文化经典。不要搞知识“拼盘”，要读一些相对公认的基本的书，而且要通读。在短短三四年宝贵的大学时光，与其浮光掠影读许多 “节选”或概论，东张西望上各种“好听”的讲座，还真不如通读一、二十种经典。各种“概论”或者“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也有用，就是提供基本的知识背景和书目，但这不能取代原典的通读。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阅读经典，要的就是那种了解、思考、涵养的过程，这是精神成长的必须途径。
由于时代隔膜，经典都不太好读。阅读经典需要沉下心来，“磨性子”,有一份超越，有一份尊崇，尽可能调动自己的感觉与灵性去接近，去理解，就能深入堂奥，高雅的兴趣就会慢慢培养出来。现在颠覆经典成了时髦，人们失去传统的尊严感，颠覆之下的“文化快餐”和垃圾太多，包围了青少年，他们不再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许多学生除了应对考试，读书其实很少，对经典作品阅读相当有限，即使有所接触，也不见得是经典原作，可能也就是上网读一些好玩的轻松的东西，包括 “恶搞”的文字，这很容易受到那种价值消解、相对主义甚至游戏人生的思想影响，而且把阅读品味也败坏了，这真有“终生受损”的危险。我们读经典，可以养成好的阅读习惯，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是为人生打底子的事情。
我主张各个大学减少一点“拼盘”的通识课，不能满足于开设那些有轰动效应能吸引听众的讲座，而应当多开设中外经典通读课程。比如一学期就让学生通读四、五种经典。老师适当引导，不多讲，主要学生自己读。每学期都安排一些，在一定范围内规定学生选修。这不难做到。如果学校没有安排这方面的课，同学们可以自己来安排。这20种书就是基本的书目，量不算大，大学四年能坚持读下来，就很不错了，一定大有获益。我有时有点纳闷，为何连文史哲研究生一窝蜂都在读《明朝那些事儿》，而很少见到有人去读《明史》？有没有读过基本的经典，素养格调往往就是不一样。
阅读经典，注意要有这么几个层面。一是知识了解的层面。比如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不好懂，可以先找相关的西方哲学史或有个希腊哲学的常识性的书来参考。读得粗一些不要紧，就知道大概吧。然后读完《理想国》，应当对西方文化某些本源性问题有大致的了解。第二是启蒙思索的层面，在阅读中最好多一些“为什么”，甚至有些质疑，大胆思索某些问题。也可以结合某些相关的研究论著，进行初步的探究。比如读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很自然会引起对当下互联网时代某些新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性思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感知涵泳的层面，要在理性与感性交融的阅读中，适当超越出来思考经典的智慧与意义，思考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思考应该如何承担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责任，等等。这不是一般的知识掌握就能解决，必须沉浸在经典营造的精神世界中，通过自身感受、涵泳、体验去达到，这也就是人文教育的特点吧。当然，三个层面可能互相叠合，不一定硬是分拆开来。
阅读方法也有多种。我比较主张读三遍。第一遍粗读，可以结合相关的“概要”读物，对经典文本有大致印象即可，这一遍读得要快，可以是浏览。第二遍比较细致地通读，基本掌握经典的精神脉络，能把一本厚书读成薄书，用自己的语言（其实是通过自己的思考）简要概说全书的精髓。第三遍，带着问题读，有重点地读，如果是文学作品，更是要浸润式阅读，有品味、涵泳。当然，每个人读书习惯不同，完全可以各有各的读法。读完这20本，还可能顺藤摸瓜，有兴趣选择某一方面做更深度的阅读，那么，有“点”有“面”，对中外文化和文明的了解与感悟，就有些“底气”了。通读经典可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口味，这可是宝贵的生活方式，是为一生打底子的事情。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要在浩瀚的人类知识宝库中挑选出大学生阅读经典的20种基本的书，并不容易，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这不要紧，完全可以补充调整。选择这20种书首先考虑是公认的经典，也适当考虑当今大学生知识结构的需要。其实大学生还应当读点伟人的传记和文学作品。比如《贝多芬传》《切.格瓦拉传》，还有《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等等。在这个平面化、粗鄙化的空气中，这些传奇人物的事迹和动人的作品会让人感受到何谓英雄气概，何谓高尚情操与充实生活。[size=+0]如下这个书目对文科理科大学生都适用。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圣经》。有多种中译本，容易找到。《圣经》是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又称《新旧约全书》。被奉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依据，内容包括历史、传奇、律法、诗歌、论述、书函等。分为《旧约》与《新约》两大部分。《旧约》本为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后被基督教承认为圣经，但基督教认为，旧约是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订，新约则是通过耶稣基督与信者订立的。《圣经》对西方文化有覆盖性弥漫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基督教文化，就不可能理解西方。重点读“新约”。不只是了解故事或传奇，要体会和想象其中的宗教情怀与超越精神。有些“道理”要有了一定年龄阅历之后才逐步体认。《圣经》文字简朴，带经书特有的韵味，沉下心才能读得进去。辅助读物可以选择艾略特的《基督教与文化》，有杨民生、陈常锦的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2，柏拉图《理想国》。有郭斌和、张竹明的中译本，商务书馆1955年版。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347）是古希腊哲学家，创立过“学园”，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学校。柏拉图对整个西方哲学及文化有本源性影响，甚至认为后世整个西方哲学发展都是对“柏拉图问题”的不断阐释。《理想国》涉及面极广，可以重点阅读其中关于“正义的本源”、国家和政治哲学的部分。书中采用对话体，在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展开。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3，马可·奥勒留《沉思录》。有何怀宏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马可奥勒留（121-180）是古罗马帝国皇帝，幼年丧父，由母亲和祖父抚养成人，在希腊文学、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和绘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公元161年其叔父（也是养父）去世后，成为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近二十年。《沉思录》是一本反思和自励的书。他主张遵从自然、按照本性去生活，人的生命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在实现神圣目的过程中也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生才臻于至善。为此，强调理性，灵魂保持清醒，处理好自身与外物、神或普遍理性、所处环境等三方面关系。《沉思录》顾名思义，是要“沉思”，利用理性的力量来规范自己的心理与言行，讲求尊重、顺从和虔诚，追求摆脱了激情和欲望的达观的生活，做一个正直和高尚的人。阅读书可以领略西方古典哲学的某些韵味，在宇宙观、人生观等一些哲理上体会古今中外相通的精神。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4，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有多种中译本。莎士比亚（1564—1616），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一个农家，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家道中落，曾做过杂役等工作，后在剧团任演员与编剧。1590年前后进入戏剧与诗歌创作，多写悲剧、历史剧、喜剧和抒情诗，著名的戏剧包括《亨利四世》《汉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和《暴风雨》，等等。莎士比亚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戏剧艺术的高峰，他对欧洲历史变迁的展现，对近代人内心生活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揭示，以及对戏剧结构和语言艺术的创新，长久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近代西方几乎所有新的文艺理论问世，都离不开对莎士比亚作的阐释，乃至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莎学”。莎士比亚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象征。莎士比亚惯于使用修辞色彩很浓、意味繁复而又适合舞台朗诵的句式，当作诗来读，就能得其神韵。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    5，卢梭《社会契约论》。有何兆武的中译本，商务书馆1980年版。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1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爱弥儿》《忏悔录[size=+0]》等。《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生而自由平[size=+0][size=+0][size=+0]等，国家只能是自由人民的自由协议之产物，如果自由被强权剥夺，人民则有革命的权利。此书在法国大规模中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卢梭的《[size=+0]忏悔录[size=+0]》可以作为辅助读物，这是一本自叙传记，以袒露灵魂、表现非凡的勇气和挑战自我的精神而蜚声世界，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西方个性解放和浪漫主义思潮。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个中文译本是《原富》，严复译。近有郭大力、王亚南的中译本，商务1997年版。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道德哲学家，被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了价格像“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经济，导致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主张国家不要干预经济，要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价格机制自发地起作用。这本书会引发对市场经济本质及其得失的思考。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有关文运的中译本，广西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康德（Kant,1724-1804），德国著名哲学家，对世界近代与现代哲学影响巨大。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关于生命、情感、理性、道德、时间、空间、星球、宇宙等等，如果我们有超越性的思考与探求，那将需要怎样一种睿智？又将获得怎样一种对人生的新的观测点？康德的书都是非常抽象的思维，拗涩难懂，也不一定要全懂，多少接触一点“真正的哲学”，慢慢啃 “酸果”，是磨性子，会感觉自己锻炼了理性思维，开阔了眼界，在宇宙观与人生观方面也会有所获取。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8，歌德《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有程代熙、张惠民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歌德（Goethe,1749-1832），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等。收在该书中的格言感想多写于其晚年，充满人生智慧，特别对年轻人，可以培育思考，修身养性。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9，约翰·斯图尔特· 密尔《论自由》。有许宝骙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也译作穆勒（晚清就有严复译《穆勒名学》），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书中讨论了社会人的权力与义务，以及如何负责任地行使自己与他人的平等的自由。在大家都喜欢讲重建社会秩序或者“个人设计”的当今，读读《论自由》会引发某些本质性的思考。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在美国如果要求大学生阅读人类10本经典，就会有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他们的思想理论和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并且已经“内化”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流淌在很多国人的血液中。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年轻学生“反感”这些主义，但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也未必读过这些“主义”。没有了解就批判反感，不是科学态度。何不读一读原典？四卷本分量大了一点，可以选择其中部分阅读。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1，汤因比《人类与大地的母亲》。有徐波等的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也是西方影响最大的宏观历史学家，有多卷本《历史研究》。阅读此书可以了解人类文明漫长的历程，帮助树立文明比较的世界眼光，有助于突破僵化的历史观。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2，约翰·罗尔斯[size=+0]《正义论》。有何怀宏等译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约翰·罗尔斯[size=+0]（1921-2002），美国[size=+0]哈佛大学教授。其《正义论》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引起广泛重视，被视为二战[size=+0]之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读了此书，对于政治的观察会获得某种超越感，即所谓政治哲学。顾名思义，《正义论》是研讨正义的。该书讨论正义的内涵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用所确定的正义原则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矛盾、冲突、民瘼的方策；书中还探讨伦理和道德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等。我们平时常常使用“正义”的概念，阅读此书后可能会有某些更辨证深刻的体认。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佛雷德里克[size=+0]•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现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领域的风云人物，颇具挑战性和争议性的人物。论著颇丰，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时间的种子》《布莱西特与方法》《文化转向》等。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美国具有公开反叛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逐渐为消费社会所同化，高雅艺术与商业形式之间的分野正在消失，文学艺术广泛进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当代的文化和文学呼唤着新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本书以辨证的方式分析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和电影等大众传媒[size=+0]及大众文化[size=+0]制品，对生产方式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历史意识和时空变化的联系，作出了深入的论述。阅读此书，可帮助我们以批判眼光了解当今传媒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现象。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4，《论语》《孟子》。其实是两种书，这里合为一种。多数同学可能都读过，但不见得是通读，带着思考去读。只有完整地为着思考去读，才有意思，有味道。欣赏品味里边的人生智慧，那种质朴踏实的态度，还有对人事的洞察和理解，大度与乐观，那些思想精华，会一点一滴持续地滋润整个人生。其中不无糟粕，或者并不适合现代的成分，要有批判的眼光，丢掉膜拜的意味。不主张一开始就读那些“主观投入”太多、或者太“现代”的相关论著，更不要满足于读那些过分阐释的“心灵鸡汤”类普及读物（也有其功能，不过大学生不再需要），因为那容易把自己的脑子框住了。此外，还可以读点《庄子》。如果说《论语》让人理解人生，那么《庄子》可能更让人有时超越和想象人生。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5，《世说新语》。南朝时期的一部笔记，由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相当有趣。读此书可以向往“魏晋风度”，所谓“大抵南朝皆旷达，可伶东晋最风流”，那的确是颇有异彩的中国精神最放达的时代。传统的修身大概不会主张去读这本书，但要承认无论从人的发现还是个性张扬，书中都有很多让人景仰的人事。“魏晋风度”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6，《唐诗三百首》。唐诗选本有几百种，流传最广的要算清代蘅塘退士（1711～1778）所编《唐诗三百首》。从学术角度看未必是最好的本子，但《唐诗三百首》选诗范围广，一般接触中国古典诗歌[size=+0]这就是很好的入门书了。所谓“盛唐气象”，即使当今也是令人向往的大胸怀，而那些不可重复的唐诗之美，已经化作民族的审美积淀。常把唐诗宋词并称，读过唐诗，再选读一些宋词，是很自然的事情。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7，《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size=+0]选本[size=+0]，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镌版印刷。书名[size=+0]“古文观止”意指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学习文言文至此观止矣。其中收有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各方面名作，历来流行甚广，被当作学生的启蒙读物。要学习文言文，感受古代汉语之美，感受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的风格精神，读《古文观止》都是一种方便的选择。建议慢慢读，选择其中十来篇背诵下来。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8，《红楼梦》。可能多数同学都熟悉，未见得通读过。看电影电视代替不了读原著。该书的出现是个奇迹，代表中国文学巅峰成就。阅读《红楼梦》不但可以领略文学表现之美，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以及人情物理。《红楼梦》打破传统的手法，带有超越思维的特征，可以从哲理层面领略。年轻时读《红楼梦》的感受与思索，过多少年后可能会有很大变化。不同年龄段读它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size=+0][size=+0][size=+0][size=+0][size=+0]19，《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巨人。近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民性认识之深刻，鲁迅为第一人。读鲁迅让人非常清醒，知人论世，对现实保持一种的批判的目光。10卷本部头太大，不一定全读，但其中《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等应当通读，还应当多读一点杂文。坊间有鲁迅杂文的单行本，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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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首届"文学特长生阅读与写作夏令营"的讲课整理稿
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12年9月14日，文如下：
　　时间：2012年8月 地点：北大培文教育文化公司
　　主讲人：温儒敏，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
　　作为在语文教育方面富有经验的专家，温儒敏教授与中学生们座谈，话题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阅读与写作，二是中学生应如何阅读鲁迅的作品。
　　写作是锻炼大脑最好的方法
　　学生：我们现在的阅读、写作，主要是为了中考、高考，也是为了将来的工作需要。
　　温儒敏：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语文考试阅读和作文部分所占分值很大，所以将考试作为阅读与写作的动力无可非议。这应该是中学生阅读与写作的第一重驱动力和原因。基本的沟通能力是将来的工作中必备的基本能力，这是第二重原因。
　　我认为阅读和写作还有第三个作用，即训练思维。人的整体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是思维能力。思维能力也与知识结构、阅读有相当大关系，写作就是思维训练的过程，写作使大脑更清晰，更有深度，更有创意。写作是锻炼大脑最好的方法。
　　其实，保持对阅读和写作持久的热爱还可以培养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阅读与写作可以提高素养，使人得到充实、宁静。据统计，国人在闲暇时一般以打电话、玩游戏、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很少有人读书，看小说，一年下来完整地看完一本书的人少之又少，而日本人则爱看杂志的居多，西方人爱看书的居多。
　　学会完整地阅读一本书
　　学生：语文中的听、说、读、写，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写作与阅读怎样有机结合起来？
　　温儒敏：我认为阅读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听、说上的差异都不大。一个人基本阅读能力没有是最糟糕的，阅读是写作的前提。
　　我们应该着重培养阅读性情。初中二年级应该是阅读的高峰期，初二至高三开始走下坡路，这期间真正完整读过一本书的学生所占比重极低，老师、家长也不要求学生有更多的课外阅读。曾几何时，书店里放在显眼位置的名著，现在几乎都换上了琳琅满目的教辅用书。我认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式还是要提倡阅读，因为阅读能养性。现代人更喜欢电脑阅读，这与正常有计划的纸面阅读不同，因为电脑阅读是碎片化思维，而纸面阅读能让你放慢生活脚步，停止忙乱。
　　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注重阅读，但效果不好，语文课过于程序化，做习题多，老师讲得多，讨论多，但读得少，分析得太琐碎，太技术化、太过精细。在这一点上，语文课本不能培养学生的阅读性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破坏了阅读性情。
　　我建议中小学生阅读时不要太功利化，以培养、提升性情为前提，保留自己的空间，扩大阅读面，学会完整地读完一本书。另外，要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具体来讲，就是阅读中要多停下来思索，跳出课堂，跳出阅读，停下来思考，用自己的语言，每天用3-5句话，200-300个字记录下自己发现的问题、想不通的问题、感兴趣的问题，不要在乎写得像不像文章，只要是自己的观点、想法就行。这样，阅读与写作才能有机结合起来，把厚书读成薄书，找到分析问题的视角。这对日后的中考、高考作文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文采好不等于文章好
　　学生：多读好还是多写好？
　　温儒敏：多读比多写更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写作本身不增加信息量，写作是信息输出的行为，写作过程中剪裁、筛选、组合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对整体思维能力没有太大提升。但多读会比多写更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多读能有效增加信息量、词汇量，拓宽知识面，增加语感，活跃思维。所以说，大量阅读，适当写作是可取的，这里的适当写作指一周一次的作文课就可以了。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学写作课讲应试技巧，搞套式作文，中学生可参加学习，但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自己的读、写上面。
　　另外，对现在中学生作文的文艺腔，我还要说几句。今年北京高考作文，八九万考生中无一满分作文，大部分是套式作文、“馅饼作文”，文艺腔成风。究其原因，我认为，语文课注重文学性，注重修辞、文采，易给中学生留下印象：文采好即等于文章好。语文包括文采，但语文不单单是文采。如今语文教学偏重文笔，认为文字写得漂亮些，格言警句引用得多一些，开头结尾新颖一些，得分就能高了。这样的作文其实缺乏思想内涵和理性分析。我建议在座的中学生远离此类文章，而是尽量往理性思维方面靠拢。中小学生学习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审美教育、情感教育，是为了语言表达，绝对不是为了学习创作，更不是为了培养文人。
　　怎样阅读鲁迅
　　学生：我们为什么要读鲁迅？
　　温儒敏：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理解最深的，鲁迅堪称第一人。他以独特的眼光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有大量的优秀元素，但同样有大量糟粕，鲁迅最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我建议中学生适当地读鲁迅，鲁迅的作品不是简单地叙述，他是带着生命的体验来写的，他会燃烧你，调动你，感动你。你从中也会发挥想象力来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有一种说法，鲁迅的文章只适合中年人读，但我认为，年龄不同，心得不同。
　　鲁迅是一位战士，他的作品批判性很强。中学生读他的作品，除了学知识，更要学会如何观察、了解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学习鲁迅的“知人论世”。现在网上文章的思维往往很偏激，甚至互相掐架，其实是缺乏知人论世这一点，对事物的了解不是这边就是那边，观点绝对化。这个世界很复杂，我们要学会看穿这个世界。
　　第二是要学会独立思考。鲁迅从来不盲从，不凑热闹，也从不相信现成的结论，大家都这样认为的时候，鲁迅会冷却下来，跳出来问“为什么”。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下自己发现的问题，自己的困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学习鲁迅不是要变成鲁迅那么犀利、尖刻，而是要学到他的那种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不随波逐流。
　　读鲁迅的作品会觉得很闷，沉重、悲哀的情绪缠绕着你，这说明你已经读进去了，理解了。
　　学生：我们应该读鲁迅的什么作品呢？
　　温儒敏：建议小学生读一读《朝花夕拾》，文中充满了抒情和幽默，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是作者回忆童年的文章，语言清新，充满了温暖，是鲁迅最柔软的部分。
　　初中生可以读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是鲁迅比较喜欢的3篇小说之一，结构清晰，文笔干练，没有故事，没有传奇，看似平淡，但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情冷漠的社会刻画得淋漓尽致。
　　高中阶段适当读鲁迅杂文。杂文是鲁迅最独特的文体，比小说影响更大。有人认为，杂文浪费了鲁迅的创作生命，他如果多写小说，最好写一些长篇小说就更伟大了。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惜。杂文在鲁迅所有创作中比重最大，共650多篇，135万字，其中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4500多个，文献书籍5000多种，历史事件450多个，中外历史、宗教、哲学、文物，甚至还有校勘、翻译、出版、心理学、教育学和地质学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同时鲁迅的杂文又是对现实发言的“文化批评、文明批评”。杂文不是议论文，也与小说、散文不一样，有点四不像，是有感而发的个性化文体，鲁迅是带着自己的血肉去看人生，看中国，没有一篇是空论，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国人心史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百年来，中国国情和精神文化现象都可以在鲁迅杂文中找到答案。所以，高中阶段看鲁迅杂文，既能提高写作水平，也能学习到很多知识。
　　学生：鲁迅的文章很犀利，也很尖刻，我们怎样学习鲁迅写文章？
　　温儒敏：鲁迅的语言是书面语，有点文白夹杂，甚至有点“硌”。中学生不能光读很水的流行读物，很流畅的东西往往缺乏“阅读摩擦力”，其实在阅读中需要停下来“思想爬坡”。鲁迅的文章幽默、讽刺，有大尺度的喜剧美感，他语言的张力、精炼的技巧都可以学习。中学生写文章时不要生怕别人看不懂，不要老重复，特别是议论文，不是简单用形容词就能吸引眼球的，要用自己的语言，干净利索的表达方式，更会引起老师的注意。本版文/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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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关注中小学课改
文/温儒敏
[size=+0]    我的专业不是语文教育，是现代文学，主要精力也不在语文研究上，这方面偶有心得，时而提些看法，只能说是“敲边鼓”。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到底效果如何，那是用不着去计较的。
    这年头大学都往所谓“研究型”转，科研数据成了衡量学校与教员“水平”的主要指标，许多学校的特色渐渐消褪，师范大学也不甘心“师范”了。语文教育本是中文系题中应有之义，师范大学更应倾力研究，事实上呢，却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也难怪，现今的学科体制中，语文教育的地位尴尬，甚至没有位子。尽管所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全都升格为文学院了）都有一个“语文教材教法”教研室，可是人数偏少（一般不到全院教员人数十分之一），难于支持局面，老师也不安心。因为这不是独立的学科。象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是二级学科，可以有硕士点、博士点什么的，唯独语文教育没有，教师晋升职称还得到教育学院去评审，在中文系这里就只能是“挂靠”。名不正言不顺，怎能让老师安心？再说学生也不太愿意学师范。全国的师范大学都在大办“非师范专业”，靠这个吸引生源或者创收，考分高的或者有钱买照顾的，都往这里奔。师范教育实际上萎缩了，这直接殃及基础教育。近几年中央领导指示一些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学生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可是要签下毕业后必须教几年中学的“卖身契”，无形中还是带有歧视。这样即使降低分数都很难招到学生，学校也不太乐意往这方面投入。师范教育“沦落”到如此地步，与之相关的语文教育当然也就没着没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从根上说，还是因为中小学老师的工作繁重，收入却微薄。在现在这个讲实利的社会里，没有体面的经济地位怎么能指望有社会尊重？又怎么能吸引优秀人才到基础教育这边来？优秀学生毕业了都对基础教育敬而远之，中小学教育水平自然也就难于提高。都在抱怨应试教育如何糟糕，其实教师的水平才是根本。老师有地位，才有水平，有水平就能让学生考得好，又不至于陷入应试的泥淖。这本来是常识，可是要提升教师地位好像很难很难，人们似乎就把常识给忽略了。
   师范大学也无奈。他们既然不在语文教育方面多花力气，那综合大学就来凑凑热闹吧。其实象北大这样的学校，过去许多大师级学者，都很重视中小学教育。他们自然不用靠这些来提高“学术分量”，主要就是出于知识者的责任。有北大传统的感召， 2004年我提议并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得到校方以及一些校友的支持，这“边鼓”就敲起来了。果然有了一点反响，这几年全国有多所大学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大家重新看重语文教育了，这是可喜的一步。我想，如果相关部门能着手调整学科结构，把语文教育设定为二级学科，就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对重振师范教育、提升语文教育研究的水平，肯定会大有推进。我知道做事很难，很多时候“说了也白说”，但“白说还要说”，一点一点推进吧，相信终究会有些效果的。
   说语文教育研究不被重视，好像也不尽然，你看每个省都有很多语文报刊，中小学老师晋升职称，都得在上面发表文章。语文学科文章数量之多，在各个学科中是首屈一指的。但研究水平有多高？不好说。绝大多数语文方面的文章，都是什么教学法、教学模式，以及对课文的各种分析阐述之类。不能说没有用，这类文字对于上课实践还是有帮助的。可是整体而言，语文方面的文章大都是经验性的，很少依据调查做科学的数据分析，研究水平也就打了大折扣。比如，我说文言文重要，你说不见得那么重要，彼此都会有一套一套的“道理”，而且都有观点加例子。可是科学性在哪里？谁也说服不了谁。课程改革推开后，又是语文的争论最多，动不动弄到传媒到处炒作，改革的阻力非常大。语文界争议太多，跟科学思维太少恐怕有关。语文学习带有情感性、体验性，有些方面难于量化测试，但要搞清楚语文教学某些规律，要了解语文教育的某些“稳定部分”，还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科学层面的研究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关于语文学习质量检测工具研制的会议，才知道欧美一些国家对于母语教学水平测试是多么重视，检测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地区语文教学各个环节的效果如何，他们不全依靠考试分数统计，主要靠诸多相关方面大量的数据分析，有一套可以操作的工具与模本。比如说，各个学段作业量多少为合适？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辅导班对学习帮助是大是小？如果例子加观点，就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终究是糊涂账。依靠调查跟踪分析，靠数据说话，就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科学的研究，我们的确太少。中国之大，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语文教学质量的检测研究机构，甚至没有这方面专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说明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总体水平，还多在经验层面打转，不能不提醒注意。
   这方面我们也想敲敲“边鼓”，以改变语文教育经验性的低水平研究状况。一切先从调查着手。六年前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向全国招标，做10个调查项目，包括诸如西部农村中小学语文教师生活状况、农村中学语文课改效果、选修课实施情况、城市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高考命题与阅卷方式的改革，等等，要求不预设观点，尽可能较大面积调查，取得第一手数据材料，然后做出分析。我们把这叫做“非指向性调查”。目前有的项目已经结项。社会调查是个很专业的工作，光靠中文系出身的人难于做好，必须有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介入。目前我们的调查工作可能还不那么如愿，但北大语文所发起调查，是要引起对语文教育研究科学性的重视，提升研究水准。我们自知只是“敲边鼓”，真正做好，还得靠师范大学动员多学科的专业人员投入其中。
   除了调查，北大语文所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编教材。2002年高中新课标初稿出台，要编新的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找到我来搭班子，我意识到这件事重要，很爽快就答应了。我们邀请著名学者袁行霈教授担任主编，我和顾之川先生担任执行主编，语文所和人教社合作，负责具体的工作。我从北大邀请了十多位学者加盟，包括陆俭明、何九盈、陈平原、曹文轩、苏培成、沈阳、刘勇强、吴晓东、杜晓勤、姜涛，等等，虽然工作量大，报酬甚少，大家都还是非常认真负责参加。这就是北大的传统。这套教材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市使用。教材力图体现新课标的精神，和以往同类教材比较，有些特色，但效果如何，特别是选修课效果怎样，还得有一段实践试验再看。我参与教材编写，花费不少精力，也学到很多东西，慢慢进入课改的状况。2006年起，我又受教育部聘请，担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的召集人，常到基层中小学听课，参加教师培训，感受一线教学的甘苦，了解课改的艰难，对中小学老师工作生活状况也有切身体验。收在本书（《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大出版社出版）中的许多文字，都和这些工作有关。
   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那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我这本书（《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大出版社出版）很多看法不一定成熟，有些就是一时感受，但那也是有切身体验的，是真实的、建设性的。 “敲边鼓”的本意，就是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基础教育，关注语文教育，为社会做点实在的事情，尽知识分子的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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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语文核心 规范教学改革 ——《现代语文》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
温儒敏


桑哲（以下简称桑）：温先生，请您谈一下您个人对语文这一概念的理解？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出台，人文性，工具性的讨论进行得更多，您认为应如何理解语文课的人文性，工具性？
温儒敏（以下简称温）：语文，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但最核心的，就是它是培养阅读写作能力的学科。这点大家都不否认。在这个层次上可以引申很多内容比如素质教育，审美教育等等。现在实际的教学中比较多地考虑到了语言和文学文化的结合。文化是一个很大很广的概念，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现在中小学和大学的语文教学都是以讲文学篇章为主的。在讲文学的欣赏，文学的解读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这是很核心的问题。语文课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让学生获得一种谋生的能力，获得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通过语文的学习，要识字，要写作,要对信息进行处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讲其他更高级的要求比如说素质教育，审美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其实素质教育确实是渗透到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但它不能代替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一个社会的人首先要解决他的阅读写作能力。对于新课程标准，我们要事实求是地回到原点上来讨论，语文课的功能是什么。最核心的还是阅读写作能力，当然语文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负担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和继承，所以就要进行素质教育。这个问题定位不能过高，因为这个任务不是语文课可以完成的。只是语文课比较有利于承载，但不是说只有它可以承载。还有很多课可以承载比如政治课，物理、数学等，对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空间意识，宇宙观都会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语文学界的有些专家把素质教育看成是语文很大程度上就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把现在人文精神的衰落，一些社会上的问题都归结为我们语文教学上的失败，这是不公正的。语文尽管比较多地可以承载素质教育的功能但这不是它的全部，它最主要核心的部分还是阅读写作能力。
桑：您觉得新课程标准比起以前的语文教学大纲有什么突出的特色或比以前的教学大纲有哪些明显的进步？同时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补充修订？
温：新课程标准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选修课，减少了必修的部分。其意图是让学生有更多自己主动学习和选择的空间，而不让语文教学仅仅作为面对应试教育的灌输型教学。所以现在选修课占的比重非常大。必修部分大概是一个半学期就可以完成了。然后用其它时间开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择。这种改革应该说是这些年来大家对语文教学改革讨论的结果，也是他们学习西方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教学模式的产物。目标是好的，但是有点超前，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学校的一些问题。另外在高考制度还没有大的改革之前，新课程标准实施如果不跟高考挂钩，也会碰到很多问题。
补充修订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方面是应该强调的。一是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是基础。语言的训练，阅读写作的训练，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教学过程，我们不应该回避。所以虽然让学生主动的学习，让学生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同时也要强调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要有某种意义上的刚性的要求。二是必修课占的比重不能太少，因为还要高考，学生老师都不放心就会把选修课放到一边，再来复习高考，这样学生的负担会更重。并且选修课要实验，要有步骤地根据不同学校的类型来开。目前现行的十六套教材中选修课的空间一般规定好了，但实际上大多数学校开选修课都会有困难。改革的牵动面很大，我们的立足点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光是瞄准大城市，瞄准教学条件很好的学校，还要考虑到占大多数的中等偏下的学校，要稳妥一点。
桑：您认为新课标教材由原来的人教社统一编写发展到现在的几套共存竞争,有什么利弊呢? 一套好的教材应该有哪些特点呢？其编写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比较合理呢？
温：最大的弊就是商业利益。很多出版社不一定有这么强的实力但拼命地创造条件来上，很多都是临时搭班子来编。现在我大略地看了几套教材，我觉得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语文的教学规律重视不够，譬如说怎么由浅入深，由相对的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反复积累训练来达到目标。每个层次的要求也不是很明显。所以编的过程中很多都是考虑选些什么文章，学生可能喜欢，比较有新意。按说最基本的标准应该是这些文章是不是适合这个学习阶段语文教学的需要。而且有些教材太过强调素质教育，用素质教育的一些基本要求基本命题来组合这一课程，语文教学的规律被打乱了，对学生的积累训练是不利的。一套好的教材第一必须要符合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有个训练过程的展现，应该非常强调基本功的训练。第二每个阶段要达到什么要求要很明确。老师也有他自己发挥的空间。否则，光是编得很新，有时代性，但丢掉了根本，也不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一定既要放开又要有个基本要求。
编教材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目前老师的状况，学生的状况。以教师的能力，学生的状况，社会的需求，来考虑我们教材施用的可能性。不能编得太超前，选修课里面可以适当往前超一点。同时要吸纳一线老师的经验，让他们来参与教材的编写。不光是提提意见，还要从实际出发。第二就是要尊重语文教学规律，重视语文阅读写作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每一阶段都有明细基本的要求。要尊重多少年以来语文教学的成果，不要轻易地否定，尤其不要否定了自己。语文教学这么多年，尽管大家还都批评，但是成绩应该肯定，不能一股脑地把什么东西都归咎于语文教学失败。不能过分地听传媒或某些激进的批评家的意见，我们教学改革不能听这些，有些东西是可爱而不可行的，提的好但不适合我们国情，不适合我们现实的条件，也不行。第三就是编写队伍。要吸纳一线的人来参与，他不一定直接编写，但可不可教，这样教会出现什么问题，要让他参与意见。再就是大学里面的那些学科专家，他们眼光都比较高，对学科的性质比较了解。第三部分是编辑，长期从事这方面编写的人。
桑：前几年一些人提出不要文言文教学或是淡化文言文教学，在教材编写中把文言文篇目减少一些甚至不要文言文，有人也质疑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家作品，适合不适合入编中小学教材，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温：不要文言文教学是脱离语文学习规律的。要学生学一些文言文主要是让他们对文化的根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对汉语有一个语感的了解。所以有必要学习一些文言文，而且数量不能太少，这对他一生都是有好处的，这也是实践证明了的。文言文教学要占多少比重，需专家进行研究。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论，主要因为我们缺少一种量化的社会调查，跟经济学似的，通过技术性的研究，调查不同类型的人对文言文的需求程度，以此来确定一个大致的要求。现在语文学界发表的文章很多，但都是经验性的，真正上升到研究层面的不多。只有做这种模式研究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才是有说服力的。当代文学界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家作品要适当地选入。这些作品要适合教学而且是美文，学生比较喜欢，教学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是健全的，这也是要经过历史的淘汰和时间的考验的。另外有一些虽然是文学史上很经典的作品，但是不一定适合编教材。比如说鲁迅的有些作品很重要，很深刻，但不适合入中学生的教材。此外还应该多加入一些有阳刚之气的，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比较优美，但这类作品虽然幽雅，但阳刚之气不足。同时还可以吸纳一些外国作品，来调配不同的风格。
桑：高考试题全国虽然现在有16套题，但结构基本一致。第一卷是有abcd选项的基本知识考查，第二卷是阅读和作文考查，您认为这种结构合理不合理？高考作文从02年的《赤兔之死》之后，故事新编、诗歌、文言文式的作文利用率越来越大，您怎么评价？
温：这种考题结构大致还是适合现在考试的需求的，因为现在的应试必须要保证有一定的量，有很多人批评高考题目做不了，这种意见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一种训练过程，训练过程对开拓能力是很有利的。现在高考的问题，主要的争论是作文题。有些老师、批评家认为现在作文所占的比重太少了，要从60分50分增加到90分，我觉得要谨慎。这个提法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作文最能考察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但考试毕竟是个考试，它有个公平性的问题，考出水平但也要考得公正。作文的改卷现在也模式化，这个模式化你不能否定它，因为考生量很大，阅卷要分模式量分。改卷时间又很短，如果占到九十分，就不公平了。另外有些很个性化的作文判得很低，这是个别水平问题。我们不能放大这种现象，这是要改进的，就是要尽量地把个性化的、创造性的作文因素散布到其他命题里面，让想象力个性水平充分发挥。但作文不能考诗歌，因为诗歌的语言是陌生化的非规范性的语言。文言文作文也不可以，而应用现代汉语做文章。当然文言文写得好，说明汉语表达能力比较强。高考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但不能放大，考试是面对多数公民的，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考虑目前中国的教育条件，教师水准，学生社会心态等等，有些事是可爱而不可行的，高考是面对千千万万的人，是大众化的。
桑：在平时的媒体语言中，像报刊语言、标题应用中夹杂着一些网络语言，符号语言，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呢？您怎么认识和评价已经到来的读图时代和流行的网络文学？
温：网络语言符号语言的出现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它很不规范，但它流行，流行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进入主流语言，也有一些永远不能进入主流语言，但它的社会功能也很大，所以我们应该正视不要一味地排斥。我觉得语言学研究并不是光起规范的作用同时也负担着不断地提升、活化的功能。因为社会语言不能永远都是那么平板的，它要靠民间，靠老百姓，使一部分词汇或表述方式进入主流语言，这个过程非常有趣。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往往都是来自于民间。现在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民间语言，我们看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那个圈子，也许流行到一定时间就会淘汰但有些部分会进入到书面语言，进入到成年人的主流语言。所以我觉得不要一味地排斥它的存在，应该正视它。
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很多就看漫画，看插图，但我想不能叫做读图时代，事实上大家看得最多的还是文字。而且文字的能力，文字的感觉，文字所激发的想象力和个性的活跃是读图所不能代替的。图有它的功能，可以与文字互补。现在有些书为了好卖拼命地搞很多图，跟文字都是脱节的。网络文学现在还没有成熟，但它有读者，非常个性化。它还是浮动的，随读者的浮动比较强，这是与普通文学不同的。但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文字感觉，它跟纸面的文学在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另外在发表形式上也有所不同。网络文学要真正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还要通过纸面进行固定化。它的阅读圈子很小，又很大，很大是指点击量很大，但很少有人读完。它的读者群很集中，年龄段就是那些青年。年龄大的、眼睛不太好的一般不喜欢从网上阅读，圈点也不方便。
桑：您谈一下关于北京大学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现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还有哪些打算？您认为关注语文教育有什么价值意义呢？
温：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高中语文，工作已经完成了，五册必修课本和八本选修课本都出版了。现在五个省区试行。还有些选修课本正在编写。这项工作持续了好长时间。第二我们也进行了《大学语文》教学模式和教材的改革。北大是开《大学语文》的，七八个学院都在开，每年我们都派五六个老师去讲《大学语文》。，而且我主编了一套《高等语文》，它的教学模式跟以前的模式不太一样。定位主要是重新引起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另外就是我们准备今后的三年时间之内做十个关于语文教育的课题研究。我们拟订了十七个题目，进行全国招标，就是校外的也可以参加，经过认证有一定资格的，我们想办法来资助他们做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最大的特点是非指向性的，主要是一个调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结合社会学，教育学，做一些调查。把语文研究的经验性上升到科学性的高度。语文是培养公民合格健全的阅读写作和信息处理的基本能力的，对国家民族来说是很基础性的学科，涉及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问题，关注语文教育意义重大。

《现代语文》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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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调查研究探讨“语文课改”



2011年07月11日光明日报王庆环

“在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人人都会对语文教育提出不同的见解。”在近日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举行的课题成果发布暨语文课改研讨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课程处调研员沈白榆说。
的确，新课程实施以来，激活了语文教研的许多问题，虽然不少中小学校探索出了可行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应试教育的局面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样教”等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共识，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以说，语文课改的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学科的课程改革。
那么，在如此纷繁的情境之下，语文课改怎么办？北大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的想法是：“重要的不是去争论或只是提印象式的、情绪性的批评或设想，而是让一部分学者和一线的教师专家坐下来，摆脱经验性，认真做一些调查研究，用数据来说话。”
在这一想法下，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2006年以来在《课堂内外》杂志社资助下，以“非指向性调查”为方式，就“语文课改调查研究”面向全国进行课题招标，从中评选出9项课题开展实证研究，目前，这些课题已经结项，并在成果发布会上以调查研究的结果和现场专家的分析和点评探讨了当前语文教学和中小学生语文学习的一些状况。

“应试”对课改影响颇重

“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状况及改革研究”课题的调查表明，当前应试教育对语文课改的影响仍然严重。项目负责人，青海师范大学的赵成孝老师说：“应试使得老师、学生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猜测、分析试卷上，忽视了基本素质的提高。大量的题海战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重复的无效劳动，使得学生极度厌恶高中阶段的学习。”
该项目对青海省一所重点中学和青海师大的三所附中高一、高二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在“你认为以下选项哪些切中语文教学之痛”的问题中，选择“使学生想象力僵化”的占到56.45%。“这反映出一个突出问题，由于标准化试题和标准答案的存在，教师会不自觉地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看似正确无误的答案，而忽略了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最为宝贵的主体的独特阅读体验和感受。引人关注的还有39.52%的学生认为课程改革‘应围绕考试和大纲展开’，说明考试成绩依然是学生关注的焦点。”赵成孝说。
由北京大学网络学院蔡可主持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实施状况调研”课题在江西、河南两省的县、乡进行了实地调研、访谈与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课改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老师、学生接受，但还存在着一些实施误区，例如，课改提出“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误区表现为受应试影响，教学简单变为知识点分析、脱离文本的机械记忆，甚至以“考点”贯穿课堂教学，根本谈不上能力培养与素质提升。

师资仍是课改大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语文教师现状调查研究”课题调查样本涉及内蒙古11个盟市的135所城乡学校，据课题负责人包头师范学院王朝霞老师介绍，调研显示，内蒙古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学历基本达标，对语文课改基本了解，但大多数教师认为新课程的培训不能满足自己的教学需要，他们渴望得到专家的指导，认为通过观摩与交流有助于自己迅速提高教学水平与研究水平。
“两头黑洞洞，中间紧绷绷。”王朝霞说，“这是中学语文教师形容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早出晚归、班额超大、课时超标、兼任班主任……让他们的职业生涯疲惫不堪，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学习和补充。”
在蔡可的调研中，这一问题也突出存在，尤其是在乡镇，中心校、教学点已经成为制约县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短板。“在县以下的乡镇区域，教师负担过重，收入普遍偏低，工作生活条件急需改善。首先，大班额、寄宿制带来工作量的增加。其次，在课改新的质量观下，教师面临着新理念、新教材、新方法，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工作量上不断做加法，调研中义务教育阶段每天加班2小时以上的教师达到了62%。”
赵成孝的调研显示，西部地区的师资问题更为严重，教师的地区结构、专业结构不尽合理，优秀教师外流现象严重，在县乡一级甚至教师严重缺编。

学生阅读缺乏有效指导

“北京市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调查”课题组对北京市19个区县的部分中学生和部分中学语文教师进行了相关调查，项目负责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张杰介绍说，调研显示出中学生的阅读缺乏有效指导。“学生选择读物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兴趣、课内学习需要、同学间和媒体的推荐。老师推荐排在同学间相互推荐之后，家长推荐的更少。”不仅如此，“受社会上阅读材料肤浅化和娱乐化趋向影响，大多数学生喜欢轻松的、消遣性强的课外读物或网络阅读，对经典名著的兴趣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高中生教辅的阅读占较大比例。”
调查认为，社会、学校、教师、家长的支持和指导不足制约了中学生课外阅读的学习。另外中学教师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导致他们对学生阅读指导不力。“我们建议要为教师最大限度减负，为教师提供有保障的读书自修时间，多为教师提供自我发展的空间和人文关怀。”张杰说。
另一方面，调研显示中小学生阅读城乡差异显著，“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语阅读能力现状分析”课题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抽取了11个样本班级进行了相关调研。课题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的靳彤介绍说：“凉山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语阅读能力基本达标，但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学生阅读能力整体上远高于农村学生。”即使在北京，这样的状况也存在，张杰说：“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出，农村校学生浓厚的课外阅读兴趣与阅读的数量与资源不足形成矛盾。”

知识更新迫在眉睫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以“中学语文与中国现代文学”为课题的调查研究，给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语文课改。
他在中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学生最喜爱的作家依次是：鲁迅、冰心、朱自清、老舍、徐志摩、余光中。中学生对以下7部现代文学经典的喜爱程度依次为：《阿Q正传》、《围城》、《雷雨》、《骆驼祥子》、《家》、《女神》、《子夜》。在问卷提出“在55篇进入教材的现代文学作品中选出最喜欢的5篇作品”一题中，依次排在前5位的是：《再别康桥》、《乡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茶馆》、《边城(节选)》。
“调查中，鲁迅既是中学生最热爱的作家，也是最受部分学生冷淡与批评的作家。这其实是学术界和社会上面对鲁迅经典化的复杂反应而在中学的具体表现。那么，在教材中怎么选鲁迅的作品，需要认真研究。”吴福辉说。
课题还呈现出一些很新鲜的调查结果，如对近年来学术界评价渐高的胡适，中学生却未见得喜欢，而冰心、朱自清两位当年文学地位并不算最高的作家，其作品却受到中学生稳定持续的喜爱。在诗歌受到冷遇的今天，中学生最喜爱的作品却是两篇现代诗歌，诗歌所具备的培养良好文思、语感的特殊功能看来应该得到教材编写者的重视。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立康认为，这一课题从现代文学研究来看中学语文教学，启发我们认识到语文教学中知识更新已非常迫切。“当前教师知识结构陈旧，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与时俱进，方能教好语文，做好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