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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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张季鸾＊ 　　本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即一九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以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行满一万号，其去三十年初度，余二十五日，同人谨于今日征文中外，以志纪念，而为之辞，辞曰： 　　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创办人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发刊以来，直言谈论，倾动一时。入民国后，英君渐老，社务中衰。民国六七年曾经整理，营业再振，复因顿挫，至十四年冬而休刊。现在服务本社同人之接办，为民国十五年九月一日。 　　英君创办，承庚子八国联军奇祸之后，同人续刊，则当国民革命运动勃发之时，此三十年来，中国受内忧外患猛烈之压迫。旧秩序已崩溃，新改革未成功，国民苦痛烦闷挣扎奋斗之状，实表现于社会一切方面。本报诞生成长于此时代背景之下，而前后同人复同为亲身经历甲午庚子以来之痛史者，今当纪念本报一万号之日，而回首此三十年之中国，诚感慨万端，不能自已者也！以清末壬寅前后与今日较，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已经重大之变迁。盖由帝制以至共和，由宪政以至党治，由筹备立宪以至国民革命，就中国论， 为开创五千年来未有之新局，就世界言，亦足包括其数世纪进化之阶段。然民国以来，其实质未变，或愈变而愈烈者，则民生愈困苦，吏治愈贪污，教育实业，俱少进境。民国十数年所增加者，徒为若干军阀买办与无数游民盗匪。盖有清末之伪立宪，而后起辛亥义师，复因北洋之伪共和，而后有国民革命。此虽近代史上之两个时期，而实一大问题之继续演进，而迄今未臻完全解决者。是以三十年本社前后同人之苦痛烦闷，同时即为四万万同胞共同的苦痛烦闷，今犹有待于挣扎奋斗者也。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至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盛。然清末南北著名报纸，民国后多受压迫而夭折，新型报纸处高压之下，亦鲜能发展。报狱叠兴，殉者无数。其规模宏阔之报，或庇外力以营业，或藉缄默以图全，近十余年，除革命机关报之非商业性质者外，求如清末报纸之慨然论天下事者，反不多见。现在同人等之投身报界也，早者始于辛亥之役，其晚者亦多逾十年以上，浪迹南北，株守徒劳。故于十五年天津反动政府最高潮之时，更毅然接办本报，再为铅刀之试，期挽狂澜之倒。岁月忽忽，又数年矣，而所谓言论报国者如何？际兹纪念，悲愧交并矣！此同人今日愿诉诸全国读者诸君者一也。 　　虽然，亦有可略告慰于国民者，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同人接办之日，深感于中国独立的言论之亟待养成，故进一步决定以征资独立经营，不为一般之募股，负责同人并相约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酬之职务。当续刊之第一日，尝以四事昭告国人：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以上四端，为在当时环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励之最小限，今者检查过去，幸未背创办人之精神，得勉尽同人公开之誓约。 　　虽然，其志是矣，其效则微。现代任何事业，无不受社会连带原则之支配，当本报续刊之日，正南北大战之时，天津在旧式军阀政治之下，全国处空前革命巨潮之中，试回首此数年间，从张褚督直，至北伐成功，从晋阎卫戍，至中央讨伐，从国共混淆，至清党剿匪，从张雨亭开府北京，至东三省拥护统一；其变化之剧烈，动如南北之极端。本社同人微论智力上应接不暇，即事实上亦障碍丛起，虽依时立言，勉效清议，然亦有时不能言所欲言，或竟不免言所不欲言，其牢持断舵以与惊涛骇浪战者，惟赖其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自甘为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之一点精神，或足以邀天下之共谅而已。且因战事屡兴，营业损失，金价昂贵，打击尤重，而华北商业之萧条，广告发行，皆受严重影响，营业既不能充分发展，兼纸面之整理，新闻之充实，皆不能如计划以行。同人虽薄具经验，志切改良，而限于环境及能力，实未能贯彻其理想于万一！今当发行第一万号之日，纵自省志趣未衰，而无奈成绩太少。念各界之同情，感万分之悚愧！此同人今日愿诉诸全国读者诸君者又一也。 　　惟念中国自国民革命运动勃发以来，精神上实有显著之进步，而世界经济潮流，复迫令中国必须工业化，科学化。以政治言，必须民主化，及社会主义化，在近世中国，代表此时代潮流而率先奋斗者，首推孙中山先生，故经三十年之混争，而中国统一于其三民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此时代的必然之事实，非无因而至者也。中国将来政制之演进，与政治人物之浮沉，诚不可预知，而有可绝对断言者，曰：一定前进，其前进之目标，必达到全民乐利进步，与国家自由平等。而为达此目标之计，国民必须更聪明，更勇敢，更廉洁，更富于智识，更有牺牲小己服务大群之决心，而更须先之以教育及宣传。故在此新时代中，报纸任务更趋于重大，而其经营方法，乃更趋于复杂及繁密。本报过去，少所成就，同人学识，尤浅陋无状，诚不足以负唤起舆论之重责。惟追念中国近代之苦痛，感于时势之所需，深愿贡献此一略有基础之小事业于全国国民之前，自今日始，更愿听全国国民之指导督责，而期其援助与合作。盖同人始终抱一理想焉，以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依此舆论而行之政治及社会事业，始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国家果有此等舆论，始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即同人自念，其所有者，惟若干经验与常识耳。建国大业，何知何能，是惟有公开于全国国民，请求其充分指导，督责，援助，合作，敢望全国之政治家教育家各种科学之专门家，及各种产业之事业家，凡所欲言，可在本报言之，其互辩者，在本报辩之。凡在法律所许之范围以内，同人决忠实介绍，听国民为最后之批判，期以五年十年，中国将能形成真正之舆论。抑中国地广民众，交通未开，中国人不惟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国。而中国现状，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为乡农，在今日工业幼稚之时，农为国本，而乡间状况，都会不详，是以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倘以为本报言论有谬误，或同人之志趣有疑点，以及对于报纸一般内容之不满意，凡所批评，竭诚接受，随时改进，惟力是视。此同人今日愿诉诸读者诸君者又一也。 　　本报于十五年续刊第一日，曾曰：“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而其最后之结论曰：吾人惟本其良知所昭示，忍耐步趋，以求卒达于光明自由之路。”今当纪念一万号之日，同人敢誓约于国民者仍如此，同人今日敬谢赐文题辞之国民政府各省市政府各局诸先生，学术文艺界诸先生，及应征批评之一般读者诸先生，而各友邦政府当局及学界报界诸先生赐文本报，以致亲善之意于中国国民者，非特同人之光荣，宜为公众所同谢。本报过去既赖政府国民各方面之拥护，得以渐臻发达，今后更愿挟全国读者之同情与援助，谨随国民之后，努力解除国家人民之苦痛烦闷，挣扎奋斗，一扫近世以来之内忧外患，以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国之成功。 原载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摘自《张季鸾集》 张季鸾 著 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　张季鸾（1888～1941）：民国著名报人，政论家。1908年进入报坛，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1926年接办天津《大公报》，担任主笔，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1941年去世后同时获得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赞誉，在中国新闻史上也享有高度声望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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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储安平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1．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事，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2．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进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3．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4．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本文原载《观察》1946年创刊号

　　储安平（1909-1966）：学者，政论家，报人。民国时代创办《观察》半月刊，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被打成“右派”。1966年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