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屌丝之名：2012年的大众文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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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屌丝之名：2012年的大众文化想象


作者：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来源：南风窗





　　年初，屌丝一词从网络中溢出，瞬间秒杀小资、达人、底层、草根等命名方式，成为人人津津乐道并乐于自嘲的“自称”。在随之热映的影视剧中，不再有阳光下心灵鸡汤式的奋斗、励志和成功故事，只有黑夜里血雨腥风的逆袭之旅，于是，《后宫·甄嬛传》取代了《杜拉拉升职记》成为屌丝们的晋级宝典。这种白领丽人杜拉拉变身为后宫佳丽甄嬛的“穿越术”不仅拉开了2012年社会文化变迁的序幕，而且预言了本年度大众文化的基本剧目。


　　
　　从启蒙主义神话到历史的“人质”
　　国庆节期间，昔日中国电影业的龙头老大、如今已经沉寂许久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古装武侠大片《铜雀台》。这种2002年《英雄》以来的国产商业大片曾经是中国电影市场中创造票房奇迹的唯一类型，可是2011年《关云长》、《战国》、《鸿门宴传奇》等古装大片开始遭遇市场“滑铁卢”，如法炮制的《铜雀台》同样如此，过亿的票房勉强与制作成本持平。
　　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古装武侠大片的“集大成之作”，不过，《铜雀台》的新意在于借女刺客的旁白叙述一个一心维护汉室江山、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曹操，这个叙事人的出现是为了给影院观众一种观看的位置，更加清晰地把历史与权力的故事呈现为个人/主体自我“阉割”以便臣服于充满人性魅力的暴君的叙述。电影片头，先是一只在洞中迅速爬行、渴望寻找光明的蚂蚁，接着是少年灵雎与穆顺被关押在墓穴中训练为刺客/杀手，这个场景把如灵雎、穆顺一样的个人书写为权力战车上的人质和蝼蚁。相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古装大片中对于权力结构的冷酷无情以及不可撼动的呈现，《铜雀台》则通过穆顺与灵雎的相爱，留下一份对自由、爱情的想象空间。
　　第六代导演管虎在“五一”前后公映的新片《杀生》也呈现了相似的主题。这部电影使用手提摄影、快速剪辑以及扭曲变形的画面给人一种诡异、悬疑和神秘的色彩。这是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之间的西南小镇，有着封建家族或宗族式管理仪式，唯独这个外来铁匠之子牛结实就像全村的一个顽冥不化的“结石”，藐视权威、调皮捣蛋，活脱脱一个异类分子。最终，镇长请来了学习西医的牛医生来设计或策划这场“公开”的谋杀，这也正是原小说《设计死亡》的题中之义。
　　牛医生说出了现代人的基本境遇，牛结实有没有病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他人的“众口铄金”之下他相信自己有病，也就是说他的存在来自于他人的目光。
　　在这个意义上，《杀生》不再相信个体拥有突破牢笼、束缚的启蒙主义神话，反而呈现了个人不过是理性机器的祭品的事实，牛结实所能做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命运的安排。可见，不管是古装武侠大片《铜雀台》，还是小成本艺术片《杀生》以及更为大众的电视剧《后宫·甄嬛传》都再现了一种个人身陷权力、历史迷局的状态。
　　
　　从江湖到后宫，从自由到腹黑
　　2011年底、2012年初上映了徐克拍摄的首部3D武侠片《龙门飞甲》，这部影片把经典的“龙门客栈”故事与好莱坞式的寻宝探险故事嫁接在一起，有趣的是影片结尾处改变了经典武侠片的叙述惯例。风里刀和鞑靼公主没有像通常的侠客那样在夕阳西下时退出江湖，反而从江湖中大胆地“走向”了后宫，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可以作为《龙门飞甲》的续集。这种从江湖世界向后宫或宫廷世界的空间置换，也是新世纪以来古装武侠大片的基本主题。
　　如果说10年前李安的《卧虎藏龙》还在通过玉娇龙讲述逃离朝廷/庙堂/封建大家庭奔向江湖/武侠世界的故事，那么随后张艺谋的《英雄》已经在讲述江湖侠客/刺客如何通过自我阉割的方式“主动”向秦王由衷臣服的故事。由此，古装武侠大片中的江湖就消失不见了，出现的是如《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式的宫廷内斗的故事。如果联系到2012年热播的《后宫·甄嬛传》，可以说前朝的宫斗戏被进一步置换为后宫妃子之间的腹黑故事。
　　“甄嬛”的启示正在于让自由竞争、自我实现的职场彻底腹黑化，2012年热播青春剧《北京爱情故事》、《浮沉》就是例证。
　　《北京爱情故事》的主创来自于2007年轰动一时的军事励志剧《士兵突击》。如果说在彼时许三多式的“又傻又天真”的农村娃可以在相对公平的升级比赛中一步步成长为兵中之王特种兵，那么此时农家子弟石小猛大学毕业之后面对现代都市，却“清醒地”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奋斗都不可能与同窗好友“高富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
　　《浮沉》中的沪漂乔莉下决心做一名如杜拉拉式的菜鸟销售，可是，她很快发现这种曾经被作为公平竞争、个人奋斗的白领职场规划，充满了明争暗斗和肮脏交易。这与其说是光鲜夺目的自由奋斗的“人上人”的生活，不如说更是甄嬛式的“超级黑”的后宫世界。最终，乔莉“审时度势”地爱上了国企离婚大叔，一个新的权力格局中的成功者，在“屌丝无法奋斗成功”的语境下选择这种“无悔的爱”也就不奇怪了。
　　
　　好声音：“逆袭”的白日梦
　　如果说甄环的杀手锏在于她被废宫外之后依然可以绝地反击重获皇帝的宠幸，那么这种“逆袭”的幸运并没有降临到陈凯歌新片《搜索》的女主角身上。媒体人陈若兮是一个与男朋友租住在蜗居、时刻盼望着能够攒钱买房的女屌丝，影片相当直白地讲述了陈若兮“逆袭”失败的故事，最终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失去男朋友。显然，陈若兮再没有了杜拉拉、许三多的那份幸运。
　　不过，就在屌丝逆袭大戏纷纷上演之际，浙江卫视红透大江南北的电视栏目《中国好声音》演绎了现实版的逆袭之旅。这档花巨资购买海外版权倾力打造的电视节目，让湖南卫视的娱乐综艺之王《快乐大本营》和江苏卫视的婚恋经典《非诚勿扰》黯然失色。《中国好声音》再现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盛况”，从参赛学员、嘉宾导师到幕后制作、市场营销，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微博”话题。这档节目的最大噱头寻找无名歌者的“好声音”确实有杀伤力，不仅仅让观众大饱“耳”福，而且华丽的舞台、大牌嘉宾的给力表现、细致入微的多机位拍摄以及选手感人至深的“个人”音乐情感故事，都让炎炎夏日中的观众享受了一把“视觉冰淇淋”。
　　尽管这档节目是少有的真正制播分离的成功案例，但其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却与之前热播的电视栏目《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并没有本质差别。2010年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达人秀》推动真人秀节目由“超女快男”转向身怀绝技的“草根”达人，而其原版《英国达人》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则是因为2009年4月成功“制造”出苏珊大妈的“奇迹”，一个体态发胖、衣着寒酸的小镇大妈却拥有“天籁”一样的声音。于是，在“全球”观众的见证之下，一只“丑小鸭”瞬间变成了“白天鹅”。《中国达人秀》也秉承这样的宗旨，把电视荧幕变成“见证奇迹的时刻”，断臂钢琴师、菜花甜妈等草根达人纷纷登场，“相信梦想，相信奇迹”也随之成为当下电视节目竭力营造的“文化氛围”。2011年播出的《中国梦想秀》同样是让“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或拥有超级才艺的普通人“圆梦”的节目。
　　在《中国好声音》“盲选”阶段，除了一个又一个“好声音”登场之外，最具有戏剧效果的就是嘉宾对选手的“争夺战”，这种成功者将留在聚光灯下、失败者只能黯然离去的“竞技场”非常恰当地言说着这个时代的生存规则。而在“淘汰赛”中，舞台被“适时”地布置成了“拳击场”，选手“随机”挑选对手，最揪心的瞬间就是导师含泪宣布谁将留下的时刻，因为游戏规则是必须有一个赢家。可以说，这些进口节目所形塑的白日梦就是“梦想总会从天而降”、“奇迹总会发生”，只是看似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却是成为“既定游戏规则”下的幸运儿。
　　
　　从人民到人：重写民族记忆
　　在屌丝“逆袭”或无法“逆袭”的焦虑之外，今年还有两部讲述中国现代历史的史诗巨片，一部是第六代导演王全安的大制作《白鹿原》，一部是冯小刚酝酿20年之久的民国灾难片 《一九四二》，两部电影都改编自1990年代初期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两部电影在延续原小说解构“宏大历史”的基础上尝试重塑新的民族/国家的记忆。
　　首先，两部影片的叙述主体变成了乡土中国。电影《白鹿原》是乡绅白嘉轩及一望无垠的麦田，而《一九四二》同样选择了财主老东家及被土墙围起来的河南农村作为中国的主体。与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把愚弱或充满原始生命力作为乡土空间不同（典型例子如电影《黄土地》、《红高粱》），这两部电影通过作为受难者/幸存者/父亲的白嘉轩、老东家来重建一种连续的历史叙述。白嘉轩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外来者/入侵者，拥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应对策略，深谙“从穷人变成财主”的老东家也明白“走下去，活下去”的人性道理，他们不再是封建、愚昧、专制的代表，而是中华民族文化延续的主体。
　　其次，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一九四二》重塑了“民族记忆”。如果考虑到近两年的主流大片《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可以看出一种新的“民国”想象出现了，在这些故事里有着相对固定的“角色”：受难的中国人、抵抗的国军将士、训练有素的日本士兵和作为见证人/拯救者的西方传教士/记者。《一九四二》片头借蒋介石的元旦讲话把中国抗战升级为二战组成部分的“世界战争”，而蒋介石访问缅甸也带出中国与盟军合作派出远征军赴缅作战的事实，这与其说还原了历史“真相”，不如说重塑了新的“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