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看待和对待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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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看待和对待非理性郭湛 王俊博 《 博览群书 》（ 2012年04月07日）

    一
    我国学界关于认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此后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把中国的认识论研究推向高潮。近些年来，认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沉寂状态，少有重大成果问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浩的《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一书在理论上的厚重与深邃说明，表面的沉寂未必意味着停滞，学术成果的成熟需要更长的周期。人们常用“十年磨一剑”称赞潜心创作的学者，而张浩说，他“从反思、探索、研究到成书，先后30多年”。这种超越功利、潜心学术的态度，在当今普遍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尤其值得称道。
    更需要强调的是该书所阐发的主题的重要性。在认识论中，有三个相互交织的基础性问题：一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二是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三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些都是在同实践、对象及主客体的关系中来理解认识。至于认识本身，基础性问题首先是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以往人们在认识乃至实践中的误谬，既与未能正确理解和处理认识与实践、认识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关，也与未能正确理解和处理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有关。过去我们比较注意前三种关系的研究。实际上，第四种关系即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在认识论中是具有核心意义的。现实社会生活深受非理性与理性问题的困扰，这里既有理性的问题，更有非理性的问题，还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问题。重要的是，应该理性地看待和对待非理性，处理好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针对以往认识论偏重理性问题的研究，在与理性的关系中着重研究非理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张浩的非理性认识论研究，恰恰体现了时代的这种理论要求。
    30多年来，中国迅速实现了现代化。引导中国现代化成长的是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则不止是理性，更多的还有非理性。在我国国民还未真正形成现代的科学理性之时，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涌动；一如在我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工业化进程之时，西方已经开始了对工业化的反思。西方非理性或反理性思潮，对于专注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中国，似乎来得不是时候。由于全球一体化，我们在分享着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成果时，也分担着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弊端，最突出的就是精神世界的空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思潮涌入我国思想界，引起了学者和大众广泛的关注。在我们迫切需要理性的时候，遇上了对理性严厉的批判，无疑增大了思考和选择的难度。然而，对理性的批判并不必然导致非理性或反理性，也可以由非批判的理性导致批判的理性。中国与世界发展中的“时间差”，迫使我们在现代化之初就得面对现代化之后的问题，客观上有助于使我们现代化的实践理性由于经受批判而变得更为成熟。
    但是，非理性与反理性毕竟不同。非理性相对应的是理性，指除理性外在人类认识和行为中的一系列精神因素，诸如欲望、情绪、意志和信仰等理性所不能够囊括的内容。当我们承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时，并不反对理性的作用，相反，理性和非理性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一般来说，理性在人的认识和行为中起着主导的作用，非理性因素在理性的反思、协调和引导下，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后果。而反理性则不然，它否定理性的作用，完全排斥理性对于非理性的规制功能，盲目推崇非理性的自发性，将人类生活建立在偶然冲动和神秘主义的基础上。
    二
    研究理性与非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关系，不仅事关个人的认识和行为，而且关乎群体和社会的状态。这是认识论研究永远绕不开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理性地看待和对待非理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于非理性的关注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回应了人类意识深处这个层面在当代呈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错综复杂，要求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来解决。张浩这部《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非理性认识论的专著。它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该书作者进行非理性认识论研究，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所要求的。长期以来，关于非理性认识论的研究，一直是分散、零碎、不系统的，往往附属于理性认识论的研究。这也说明人们对于非理性认识论不够重视，甚至根本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提出来。作者指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精神的非理性是客观存在的。非理性作为人的欲望、情感、意志、信仰和理想等而存在，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识的非理性因素总是贯穿在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里，“剪不断，理还乱”，起着这样那样不容忽视的作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认识对于自身的反思不能回避非理性问题。
    作者的非理性认识论研究，自觉秉承了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的价值观。一般来说，学术研究虽然力求客观，但总是难免以自己的价值观左右自己研究的取向。也许正是由于作者研究非理性，深知非理性因素对于主体活动潜在的影响，所以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坚持自觉的价值导向。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并非单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解释，而是力图借此进一步指导生活，这当然也是读者所要求于作者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作者虽然做的是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但字里行间却内含着人生哲学的意蕴。意识到这一点的读者，在阅读中不会感到隔阂与枯燥，因为作者的分析也是在破解着人生中的困惑。学术出版物如何在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之间，在适应专家和适应大众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把二者兼顾起来，这在该书做了有益的尝试。
    书中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既有层层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形象生动的事例印证，可读性很强。在通常情况下，理论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在表述方式上常常难以做到理论性和生动性共存。该书通过大量事例与理论论述有机结合，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抽象的理论论述，作者总是佐以生动的例子，使艰深的理论观点得以感性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对于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深刻感悟，在该书的写作中以实践的方式体现了出来。人的认识本来就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互动中完成的，作者的文本表述和读者的文本解读都要借助于理性与非理性的互动，才能顺利得以实现。这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遵循了认识的理性与非理性互动的规律。理性地看待和对待非理性，当然包括充分发挥非理性对于理性的积极作用。
    学术研究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吸收和概括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而把自己有所推进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学术研究是有个性的；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学术又是公共性的，是天下之“公器”。不同于某些学者视学术为“私器”，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做法，该书作者吸取和梳理了此前有关研究的丰富成果，将研究建立在充分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在每研究一个新的问题时，作者总是将近些年来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提出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书中引用到的著作论文文献，许多都是最新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显示了作者严谨的学术作风。
    三
    该书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了主体认知结构中的各种非理性要素，非理性认识的主要形式，非理性认识形成的基础，以及非理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等。首先，针对学界长期以来对非理性要素概念混用、错用的情况，该书厘清了各种非理性要素的准确含义，将意义相似相近的非理性要素概念区分清楚。其次，作者从现实的角度，细致探讨了各种非理性要素的功能，包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书中采用生动的事例，以描述非理性体验的方式，激起读者的共鸣，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三，作者并未停留在具体的非理性要素层面，而是对多样的非理性要素予以抽象，最终概括为具有普遍性的三种主要的非理性认识形式，探讨了这些认识形式的定义、特点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作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述了非理性认识形成的客观基础、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生理基础。其四，该书从人类生活的宏观视野，高屋建瓴地论述了非理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非理性认识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作者对非理性认识内部和外部关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对于非理性认识较为系统的理解，从中可以感受到很强的现实感和社会责任感。
    这项研究成果的理论内容具有较大的创新，主要在于对非理性认识论的系统建构。作者从最低层级的非理性要素欲望、需要开始，经过情绪、情感、兴趣、爱好、意志、信仰、崇拜，直至理想、信念及其功能的探讨，展示了人类非理性要素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呈现了正常人的心智发展的大致趋向。在这个层级关系中，理性的参与程度逐渐增多，而理想、信念的层次不仅超越了较低层次的非理性，也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理性，达到了人类最为高级的精神状态。作者从辩证的角度指出，任何非理性要素如果处理不当，或受到不良价值观的指引，或不符合实际情况，都将把人类生存引向不利的境地。作者对众多非理性要素进行抽象，将其概括为一些非理性认识形式，并主要对联想和想象认识，直觉、灵感和顿悟认识，以及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加以论述。在论述潜意识和无意识认识时，书中积极吸取了当代心理学的成果，显示出立足科学的开放的研究视野。在考察非理性认识的基础时，作者反对神秘主义的倾向，认为非理性认识来源于客观实际，即源于事物本身的相似性、社会实践和人本身固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坚持从社会存在来理解人的意识现象。
    作者在完成对非理性认识本身的探讨后，将研究扩展到非理性认识外部，讨论其与理性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关系。非理性认识经过沉积和跃迁，可以变为理性认识，并且随着人的成长和环境的变化，非理性与理性分别主导不同层次的认识。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两者相互补充，并经常纠缠在同一认识过程中。书中对非理性认识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的讨论，是作者前面探讨的各种非理性要素和认识的主要形式的功能的系统化，具体分析了非理性认识对于实践活动各层次、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作者认为，人本身不能任凭非理性认识自由发展，必须予以理性的调节和干预，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对非理性认识与理性思维形式、与现代社会实践的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保证非理性认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严谨性。最后，作者力图使认识论研究向人生哲学复归，点出了该书的要旨不仅在于建立非理性认识论的体系，更在于为广大的读者提供生活的指导，最终指向实现美好的生活。
    总之，张浩的《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对于非理性认识论的系统建构，在当代中国认识论研究中具有开拓的意义。该成果对于“非理性”的界定，对非理性认识的几类主要形式的阐释，颇具独到之处，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该成果对于推动中国认识论研究，特别是非理性认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具有很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当然，由于认识论特别是非理性认识论问题的复杂性，一部著作在许多方面只能是开始了而不是完成了问题的解决。作者的一些见解及其表述方式，可能会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和表达。更重要的是，人类非理性认识的鲜活生动和无处不在吸引着人们对它的关注，这很可能就是当代中国认识论研究复兴的一个现实起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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