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有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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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要有什么态度
任国征
    智慧版1月9日文章《学问与心态》，读后很有感触。再联想到前不久贵报头版评论《我们今天怎样做学问——四谈切实改进文风》，马上联想到最近三位名家关于学问心态的言论。
    一是更新知识。做学问不能不读书，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据一项调查，很多大学教师不读书，最大原因是没有时间读。这种情况下的研究成果其质量没有人敢相信。在北大哲学系成立100周年之际，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说：“把提倡国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致造成迎合邀宠，空喊国学、国学之口号，却不切实研究国学，甚至根本不读古书，缺乏起码的古典知识的虚浮之风，则是学界的悲哀。”（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4日“国学”版）
    二是沉静态度。做学问应该有什么态度，见仁见智。但最重要的是非功利化、不急于求成、坐得住冷板凳。但是这三条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在《文史》创办50年出刊百辑纪念座谈会上，清华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说：“现在大家很喜欢讲国学，并掀起一阵阵的‘国学热’。但我认为，目前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时还有很多缺点，最明显的是浮躁、空疏、功利，这三条与传统文化的根本点，即沉潜的、切实的、非功利的、超越的刚好相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31日“对话”版）
    三是质量意识。质量和数量是学术活动中常见的对立统一的重要指标。但在其关系中，质量是第一位的。比如在国外只要教授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允许“零成果”，允许自由探索而不发表。史学家蔡美彪说：“总的来说，应该着重于学术水平的高低，而不在于过多地强调成果的数量。否则会助长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甚至会滋长不良学风，从而导致科研水平的降低。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8日“对话”版）
    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狠下功夫。须知，做那些“没有用”的学问，多是由兴趣出发、为求知而求知，正因为这种看似无用的追求，人类文明方得以生生不息。鼓励“为求知而求知”，是对学术探索的尊重，也有助于夯实一个国家强盛的人才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