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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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傅国涌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有很多。从经济上来说，已进入商业化社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全面进入商业社会，尤其温州这个市场经济走在比较前面的城市，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从日常生活消费方式来说，已进入泛娱乐化时代，而不是什么娱乐化时代。“娱乐”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统的娱乐方式也受到全面冲击，也开始变化。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被娱乐导向所牵引，报纸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兴报纸，它的整个导向实际是娱乐化的导向，很多版面是娱乐版面，非娱乐方面的社会新闻也往娱乐方向靠，按娱乐新闻思路来制作，泛娱乐化的时代，给原来的休闲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心态日益浮躁，很难安静、冷静、平静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进入到一个全面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往的世界是从上到下垂直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以往信息的传递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最高层次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核心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是最大的，随着权力往下，信息流通呈递减状态，向下不断地递减，老百姓接受的信息主要靠小道消息。三十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社会，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在技术上打破了任何信息的垄断，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这根线上，每个人是平等的，美国总统和一个中国农民在互联网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因为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鼠标，在网络平台上，人与人之间获得了一种平等。

　　在商业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里，传统的阅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读书的国家，有敬惜纸张的传统，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读书看成非常神圣的事情，这种神圣感在最近的十几年，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解构，已经没有神圣感，传统的阅读趋势也在走下滑线。根据最近这几年调查数据，《中国青年报》、新浪网都做过一些调查，国民的阅读率持续在走低，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图书销售也在走下坡路，虽然每年出来的图书产量越来越多，每年至少在几十万种以上，但是真正的有效阅读变得越来越稀罕，很多人多少年已经没有摸过书，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传统阅读开始出现危机。

　　阅读危机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追问世界的进步，其背后一定有推动力，它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推动世界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比如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造成全世界经济飞跃，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进步。计算机的出现使世界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进一步把世界带入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也可以说是信息化社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阅读到底还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每一个新技术产生的背后是什么？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互联网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互联网为什么产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产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是一个信息高度垄断、高度封闭的国家，苏联可以生产原子弹，氢弹，但它绝对不可能出现互联网，它缺的是自由。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它的思想、它的创造力就会受到大大的约束，要产生一种非常开放的思路，要把世界变成平的，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互联网不可能出现在苏联，只能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背后最核心的还是“思想”，过去人们往往把“思想”狭窄化，以为思想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以为“思想”是非常神圣的，跟某一些政治领袖、某一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想法、一个念头，只不过思想五花八门，产生不同的层次，有深的，有浅的，有杂乱零散的，有系统整齐的，思想的创造力实际上是技术背后体现的力量，时代越往后推，越接近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思想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显示、发挥出它的力量。

　　不要说跟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西方发达国家，就说我们很近的邻邦，南韩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过去的，南韩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它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占有很大量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国家，它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并不一定是它的电视剧比我们的好看，是因为支撑它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开放，那种思想带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

　　我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好多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叫工业白皮书，对中国二十年以来的工业化成长做了非常全面系统的调查，得出了基本性结论。其中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东部跟西方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中部地区大概跟我们相差十年，西部大概相差二十年，东部地区工业化成长空间大概有五到十年，五到十年我们将面临着工业化没有大的成长空间，基本上就停顿在这个水平上，能够消耗的资源，能够用到的土地基本上都饱和了。五到十年以后，人们将不再思考传统工业的问题，那些低层次、粗放型的工业化产品已经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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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因为职业的区别，可能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读的书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东西。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真正的文化在那里面，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里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跟自己的职业、专业毫无关系的书，这个时候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的不一定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有建树，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都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你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基于这样的考虑，读第一流的书就非常重要，那些第一流的书长期以来都被放在一边忽略了，总觉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我年轻时，在温州图书馆读过很多书，它给我一生提供的支撑是非常强大的，我经常跟人家讲，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在温州时读过一些第一流的书，我是站不起来的。我当时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等一批书，比较集中的读了两年这方面的书，一辈子可能享用不完，就觉得我背后有一种东西推着我，我看到人类曾经的文化创造，在我的眼前，就不会有别的障碍阻止我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一旦有机会去看过一流的书，就会给自己一片内心的空间，眼前就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看到星空上面有那么多灿烂的星辰，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无用之书，读跟自己职业并无直接关系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机会，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读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有史以来的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直接对话，在这些对话当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自己的品格得到了提升，这个过程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哪怕是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能改变一个人，我觉得有三样东西，遇到就可能改变，某一个人、某一本书，甚至某一篇文章，你遇到了或许就改变了，从这里打开了你的世界。


　　经济学上经常讲“看不见的手”，我是做历史的，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历史背后也有一只“看见的手”，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个人来说，特别是在关键的阶段，很可能背后有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时候可以是任何东西，它是无形的，也可能是有形的，但它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过程当中，读无用之书就是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人不是在追求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过程中找到这些机会，而是在无意当中找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这样，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是这样。翻一些无用之书，很可能给你的人生奠定了新的基础，找到新方向。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浮躁的、负面的东西，让人不知所措，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三个中国：上流社会，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富人是世界上最富的，可以过世界上最好的日子，可以闭着眼睛不想任何事儿，可以消费最奢侈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富人阶层，这样的人数据说以15%的速度递增，当然只能是极少数。最广大的底层中国可能温饱还成问题，为谋生而四处奔跑，劳碌一年挣得少，要有所改善，没有机会，儿女要受教育非常困难。《南方周末》几次报道相似的案例，为一千元医药费，夫妻双双投水自杀的案例好几个，数字都不大，就一千多元医药费。

　　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在教育收费非常昂贵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跟科举时代相比，不是在加大而是在缩小，底层的农民孩子要流动到上层社会，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社会越来越血缘化、世袭化，这种血缘化社会结构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他有钱，可以让他孩子送到国外受最好的教育，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人生下来，要么生得好，生在富人之家，要么嫁得好。这几年统计数据显示，能够进入北大清华一流学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不断下降，带来的危机是很深刻的，农村已经凋敝，在工业化推动下面，农村在不断被削弱，农村过去跟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农村里有乡绅、地主，这种人代表一种文明，那些人大部分是靠勤劳和聪明，农民在农村能够致富一般是有道理的，而且农村里的富人一般都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拥有秀才举人之类的科举功名的人，这样形成的绅士长期以来是农村支柱力量，这些力量在五十年代以来彻底洗牌、摧毁，农村从文明上有一个断裂，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往城市流，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弱残、小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许是有史以来变化节奏最快的，很多的山水都不认识我们，田园牧歌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中国的读书人过去还有一条出路，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退隐江湖，现在没有地方可以退，杭州附近有个严子陵钓台，是严光隐居钓鱼的地方，现在是著名的风景点，要门票才能进去。今天，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给你隐居？好山好水要么是被圈地做别墅、富人区，要么就成为景区，得有门票，剩下的地方，生态毁坏，千疮百孔，留给我们子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确实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应该说最近这几十年的建设速度最快，生态破坏严重。

　　没有工业化，也不行，中国还可以关起门来搞农业社会，种点粮食自己吃，过那种传统的农业生活吗？处在整个工业化潮流的包围之中，想单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人家会把你吞掉，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的路不能不走，但是工业化的路走到今天，又有很多的问题，给人带来的隐忧非常具体和巨大，读书这个话题在今天也变得有点沉重和奢侈，不读书的时代，似乎读书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在这里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老中青三代朋友，我觉得还不能这么悲观。

　　我们的民族，在很多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在媒体上看不到的地方，在每一个角落还有读书的种子，还有思想的星星点点。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我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我获得了平等，在这本书的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么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地位一样。读书也一样，能够在读书中找到这种平等，众生平等，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高，以往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某些人高于某些人，扭曲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是荒谬的论点，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共同建立起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什么时候到底，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到来。

　　时间有限，话题无限，思想无限，我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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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以后办企业。他儿子到杭州找我聊天。他说小时候在家里，记得最清楚一样东西就是捉迷藏时，在书柜的后面看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很多，有很多洋文书、英文书，他父亲除了爱好昆曲，也写书法，读书，业余生活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些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对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一辈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不忘这种阅读的习惯，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能够做到，以后的人难道永远都失落，不可能找回来吗？还可能有一个回归，现在只是一种设想，将来的中国，等到工业化成长到一定程度时，脚步放下来时，许多人可能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三、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读这些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无用之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变成了利己不利人，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危机，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利己又利人的社会，才是长期可持续、温暖的社会。我们现在讲和谐，就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和谐的因子，因为不和谐，我们提议要建和谐社会。这个社会缺什么就会提什么，现在提学习型社会，就是阅读出了问题，我们在阅读上有危机，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这种强调是有针对性的。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并不是吃得很好就很满意了，如果这个人一直在饿肚子，第一追求、第一需要就是吃饱饭，他要追求面包，但是你把面包、水给他以后，吃饱了坐下以后，第一需要之后会产生第二、第三个需要来，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人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有社会交往的需求、精神追求的需求、自我实现的追求，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像一棵蔬菜一样，人不能只拥有选择不同品牌的电脑、彩电、洗衣机、空调的权利，人还拥有其他选择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权利，如果光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好东西。光市场经济不够，还有别的东西，如什么什么是好东西，人的需要是都多种层次、多种需求，超越性的阅读，读无用之书满足的不是人类的第一属性，不是满足作为生物属性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满足作为社会属性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类精神属性的需要，我们就是要读无用的东西，整天都去读有用的书，哪儿有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可读，无用的意思要给自己一点空间，给内心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给自己一些放松，给自己一种滋润，在这个当中，会得到新的体验、新的东西。

　　读无用之书，不做无用之事，还是要做有用之事，这是明确的。做有用之事是满足人的社会属性，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孤立地生活在荒岛上，你是生活在世界当中，不可能光是为你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还是做有用之事，利己又利人。

　　遣有涯之生，知识无涯，生有涯。生命是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非常短暂，活得长寿也不过是一百多岁，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更长寿的人，所以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存在，有涯之生如何过，完全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什么叫成功？现在往往把成功理解为物质化的成功，叫豪宅、豪车、二奶三者合一，三位一体就是成功，似乎满足人的生物属性的最大需要就是成功，这个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是这样，也受到很多的批判，但社会按这样的步子在往前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强调超越性的东西，强调读一点无用之书，可能有点奢侈，但是奢侈的东西是好东西，如果说不奢侈的东西，随手可以拣的东西来得太容易，未必是好东西。

　　人跟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是有精神家园的，不是无根的飘萍，不是天上的断了线的风筝，他是有根的，这个根在古往今来的一条线下来的文化命脉当中，历代的传承，从春秋战国、古希腊、古印度这样下来的，这些文化都记录在历朝历代以来书籍当中，经典读物跟普及读物是不矛盾、不冲突的，是因为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文化水准有意降低。

　　朱自清先生早年写过一本书，很薄的小册子《经典常谈》，今天已经成为经典，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通俗读物，但他写得很精到、很准确，表达也很流畅，在当时是一个通俗读物，有小学文化的人都可以去看，今天一般大学生也不会去看朱自清这本书，我们不断地矮化自己，把自己不断往下降，只配去读特别浅显的书，稍微有一点深度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高不可及，说到底最好的书往往是并不深的书，所谓雅俗共赏才是真正的好书。孔夫子的《论语》是实际上一个对话录，苏格拉底留下来的著作也是他跟学生的对话，本来都是口语，本身很浅显，根本没有必要把它给扭曲了、矮化了、重新阐释了，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样的书直接可以去接触原著，一点问题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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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我们都很忙，所有人都很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上了高速公路，所有人都飞在空中，我们的时间特别宝贵，每个人都很忙，为忙而忙，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这么一个状况。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非常躁动不安，我们要急于成功、发财，我们要追求财富的梦想，追究成功的梦想，这些东西本来是合理的，追求财富的梦想、追求快乐的梦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的人都渴望着天上给自己下一个最大的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下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要去花一点力气到门口去拣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化社会有好的一面，但是所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还有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所谓高级知识创造、第一流的文明成果很可能都不是忙出来，而是闲出来的。昨天我跟我的老师在讨论问题，哲学家不是忙出来，是闲出来，他要有很多有闲时间坐在那里做无用功，在那里喝茶，在那里看天空，=讲要“仰望星空”，不能光是脚下地，还得头看天。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其实看天空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你不要太忙，但是为了谋生，人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会带来的，西方社会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十九世纪工业高速发展时，经济不停往前奔，西方社会也曾经面临这样困惑，人们远离阅读，远离星空。但西方比我们好，它有宗教的平衡，它有上帝，我们没有上帝，当然现在寻找宗教、寻找信仰，家庭教会据说在中国发展很快，据说有七千万人已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比较功利性、实用性的民族，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超越性的东西，缺乏完全离开日常伦理的信仰。中国文化原创是诸子百家时，即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诸子百家主要的家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各个家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思考现实人生，孔孟都是思考日常生活中看得到、摸得着、客观存在的东西。孔子不思考鬼神的问题，不思考无法把握的问题。老子看上去跟他是对立的，老子讲无为，老子所提供的是另一套政治哲学，《道德经》讲的也是人生，也是政治，跟孔子一样，孔子讲伦理给最有权势的人做施政的参考，就是要实行仁政。老子提供另一套说法，要每个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这样才能治得好，不要有为而治，背后还是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其他墨家、兵家、韩非子、法家更不用说了，都是围绕着现实生活来说的。

　　中国在原创性的文化轴心时代，没有产生各个分支学科来，而西方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德手里就发展出政治学、逻辑学、动物学、植物学，各种学科都发展出来，人家开始往多学科方向发展，而我们在春秋战国，在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诸子百家时代，还只是思考眼前的问题，没有思考无用的问题，只思考有用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诸子百家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了，对诸子百家时代讨论的问题已经很陌生。现在的人变得更加急迫，恨不得立竿见影，传授快速发财法之类的东西，这是当下最急用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放在今天变得无用，社会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

　　在这样的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阅读空间，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位置、最好的地位大部分粗制烂造，最多几个月内炮制出来，用剪刀、糨糊剪辑出来的题目很醒目，很吸引你，这种阅读让你看一眼就过去，就像报纸是一天的生命，过了几天就成废纸，这种书籍提供也是这样，翻一遍就过去了，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哪方面的泡沫书能吸引眼球。现在的经济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我称之为泡沫性阅读，就像肥皂泡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精神含量，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就给传统阅读带来第二个巨大冲击，比功利性商业大得多。

　　我举一个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人的休闲方式可能听听比较高雅的艺术，如昆曲、京剧，电影还是比较稀罕东西。看看晚清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我非常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跟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如荣毅仁的父辈，特别是他的父亲业余生活都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有时候画点梅花，他最喜欢梅花，很早就在无锡太湖边买下了一块地，种了几千棵梅花，就是现在我们到无锡看到的梅园，那个时代读书人、企业家跟今天人很不一样，荣氏家族建立了梅园以后，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不要门票，小商小贩可以随意吆喝卖东西，有人跟荣德生说，梅园毕竟是私家花园，是个人掏钱修起来的大园子，怎么可以这样？他说随他们，本来就是为了社会。在那个时代，企业家的业余生活，包括荣家在无锡一共办了四所男子小学、四所女子小学、一所工商中学、一所江南大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全是由个人的捐款办的，贫寒子弟可以申请免费。荣氏兄弟在那个时代企业家当中，绝对不是孤立的，比如重庆的卢作孚，他的船队鼎盛时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非常喜欢看京剧，喜欢看四川编的川剧，看戏对他来说比较奢侈，主要是读书，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拿点书看。卢作孚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他都非常喜欢看，也看一些欧洲工业史、欧洲经济史这方面书，跟企业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民生公司经常请外面学者、各方面专家过来演讲，他还办一个刊物，起名叫《新世界》，我想今天的企业绝对起不出这样的名字。那个时候企业家追究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得很远，站得很高，他们赚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这些分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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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仅仅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个长期处于深宫的养尊处优的老人，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头，从这以后她要下决心要有所改变。1901年她就开始着手做一些新的变化，历史上叫“晚清新政”，我们以往把这个忽略过去，事实上“晚清新政”在清朝后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做了大量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很相似，而且我们的步伐迈得更远，不光有经济改革，鼓励民间办企业，如果投资总额达到两千万两银子，可以享受头衔待遇，给你一等顶戴花翎，在商业部给你挂一个头等顾问官，如果投资到几百万以上，就可以有七品的顶戴，用这个作为鼓励措施，让中国人去投资商业、去投资工业，这是经济上的措施。在政治上，对政权也有所改革，中国自秦以来，统治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六部，但是“晚清新政”产生了一些新的部，像教育部、农工商部、邮电部、包括外交部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变化非常大，迈的步子比光绪皇帝还要大，实际上执行了百日维新的遗嘱，是一场没有光绪帝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慈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不行，根本无法面对这样一个近代社会，所以开始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大学堂也是在那个时代办的。科举制废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学校办出来，学生不来读，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学堂，新学堂读出来没有出路，最终社会要承认的还是科举功名，还是要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路往上考，新学堂走出来的学数学、学外语，但是没有科举功名做不了官，解决不了出路问题，因此招不到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讨论，大家觉得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科举考试废除，逼你把孩子送到新学堂去读书，只有这么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9月慈禧终于下诏书，把连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给废除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不可能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马上改变过来。当时，进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多数人都是贵族子弟，那里仍被看作一个培养官员的官僚养成所，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跟西方接轨的大学，不是讨论专业知识、精神修养的地方。直到1917年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的价值观整个扭了过来。

　　就整个社会趋势来说，上千年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就变得过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是把读书跟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一时化解，中国教育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以前短暂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的大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第二种是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第三种是教会大学，比较典型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现所处的位置，名义上说北大和燕京是合并了，实际上燕京已消亡，不存在，燕京很多老校友希望恢复燕京大学，但是政府还未同意。燕京大学1919年才创立，到三十年代时就成为一流大学，课堂上不传播宗教信仰，是完全开放的。经济系有一门课专门讲社会主义，教授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受到各国尊重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无法超越。

　　最近纪念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给《新京报》写了一个评论《遥望西南联大的传统》，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时，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实验室就在那些破庙里、破茅草房里，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跟他一期的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他们在偏僻的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读书，谈不上教学条件，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传授。

　　有一个笑话说，现在的学生是机械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跟服装一样的生产。以前学生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一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或者两个徒弟，带出来的徒弟能够祖传师业。现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多时是九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结果是所有人都通过，因为不会不通过，时间来不及，论文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成批量生产跟手工作坊的时代确实差异特别大，每个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大师和图书馆。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这个看作是神圣的圣地，以往我们知识传承，渠道比较单一，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靠大学，要不靠图书馆，而现在百度一下、搜狗一下就可以。互联网时代这种工具快捷方便，对一般性资料整理来说确实有点用，但是网络知识有一个最大的弊病，网络知识都是复印机，只要网络上有的东西，都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知识，借助这个东西来学习、来提升、来一般了解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离不开传统的纸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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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泡沫性阅读。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超越性阅读。它跟自己的功课无关、考试无关、考资格证书无关、跟职业无关，就是自己有兴趣，我要拿来翻一翻，就是一种精神需要。


　　下面就这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做一些阐述：

　　一、功利性阅读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道路，学得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独木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给每个人提供的可能性非常小，空间很狭窄，生下来就被这个社会规定只能走某一条道路，能选择的路不是很多，要读书只有走科举之路，考上可以去做官。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可以通过科举走举人、进士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流动，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流动空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空间，这个社会是高风险的。无论有怎么样强大的国家机器自下而上的约束，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个社会也是在高度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有很多平民是通过科举之路往上走出去。

　　科举考试是一个制度安排，可以让人通过读书实现改变命运的这种机会。全社会对书本、对读书、对字词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敬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对文化失去敬畏，这个社会很可能退回到原来时代，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演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最初并没有文字，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对文化的敬畏很可能是社会往更好方向变化的基本动力，科举制度不能一棍子子打死说它不好，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哪怕从科举考试产生文官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后来英国人学取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

　　现在科举制度没了，文官选拔制度也改变了，但在这一千三百年当中，人才的选拔、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比较健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条路考上去，作弊当然有，一千三百年当中不可能没有人作弊，但大部分是公正的，它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在考试上还是要凭真本事，考试时关在里面好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头。

　　我举个例子，浙江海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代出版大家，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早年他在杭州第一次考举人时，年纪也比较轻，考试时自己要烧饭，连烧菜的锅、柴、米、油、盐都是拎进去，所以有两个篮子，一个篮子装吃用，一个是篮子装写字用的笔墨纸砚。他从来没有做过面条，他把冷水倒下去以后，面条就下去，煮出来的面条都是糊的。回家以后把这些事儿讲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笑话，这个笑话流传了一百多年，那一场下来，他考上了举人，跟蔡元培同一期。这样的笑话在科举制度是一代一代都有。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读书人影响力实在太深太大，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在上千年的中国，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有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能力抵抗人家，一开始觉得最先进的中国人、最有智慧、最有头脑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人家会造船、造大炮，就是坚船利炮，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接受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开始有一批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去，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但是船造出来，武器造出来，舰队建立起来，甲午一战，一打就输给了日本，日本当时的军舰总吨位不如中国人，整个实力应该中国略居上风，但还是失败了，这个比鸦片战争还要更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睡了六十年，中国人没有被鸦片战争打破，1840年至1842的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还是天朝大国，只不过技术不如人家，学一点就可以了。

　　甲午战争终于把中国士大夫彻底打醒，读书人发现光靠技术不行，人家技术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清人家什么，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大国靠的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一部分读书人中间，就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所以就出现了1898年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我们道路先是学技术，觉得学技术不行，我们要学人家的制度，我们也要变革制度，百日维新不就是103天，在这103天当中，真正执行光绪帝变更命令的只有一个湖南省，湖南省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在湖南搞新政，把湖南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现自己的大权削弱，所以发动宫廷政变，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清朝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