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转自网络

管季超0712

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转自网络  


  [摘   要] 本文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　在姊妹篇之一中，首先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然后，笔者梳理回顾了一些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以及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在姊妹篇之二中，笔者紧接姊妹篇之一，考察了跨群体/　跨文化传播的其它理论，着重论述的有调适理论（accommodation）、认知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理论（communication　networks）和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最后，考察了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课题，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理论；中国本土理论；
我读完博士学位时，美国还没有形成跨文化传播的理论。[2]　当时，我就深信理论的缺乏会阻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步伐。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包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参见我对Gudykunst的介绍[1983]，Gudykunst和Nishida的辩论[1979，1989]）。需要说明的是，我对美国以外的发展成熟的本土化理论－－如U.　Kim,　1990提出的植根于具体文化的理论等－－都不甚熟悉（倘若读者对任何现有的理论有所了解，方便将材料寄于我一份，将不胜感激）；鉴于此，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些理论中，有些可能适用于其它文化（如一些基于检验的理论），有些则不适用。而且即便有适用于其它文化的理论，依然有必要“进行本土化探索”、“建立本土化理论”（该问题将在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
虽然其它地区尚未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但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却突飞猛进。早在1983年我编撰的首卷《跨国、跨文化传播年鉴》中，我就收录了尝试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间的人际传播进行研究的最初理论（Gudykunst,1983）。[3]　等到侧重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第二卷《年鉴》出版之际（Kim和Gudykunst,　1988），理论的发展不但更为成熟，而且有些还得到了实证的支撑。在上一卷重理论的《年鉴》付梓时，理论发展又有了质的飞跃　(Wiseman,　1995)。[4]　而在我编撰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最近一卷中(Gudykunst,　2005c)　收录的理论就更向前迈了一大步。[5]　今天，诸多理论已然突破了迂回反复，并且还获得大量研究成果的支持。
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中有三个主要的切入点。[6]　一、在传播理论中文化被纳入传播过程（如Applegate　和Sypher　[1983,　1988]　就把文化纳入了建构理论；　[7]　Cronen,　Chen,　和Pearce　[1988]　以及　Pearce　[2005]　把文化引入了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而言语代码理论研究传播是如何影响文化的则可参见Philipsen等　[2005]）。换句话说，理论中文化已与传播结合起来了。二、设计理论来描述或解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　（M.　S.　Kim　[1993,　1995,　2005]　的谈话制约理论；Ting-Toomey　[1988,　2005b]　的面子－协商理论）[8]　。三、设计理论来描述或解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如Gudykunst　[1995,　1998,　2005a,　b]　的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Y.　Y.　Kim　[2001,　2005b]　的传播涵化整合理论）。到目前为止，又以从第三个切入点建立的理论为最多。
许多理论研究者在尝试描述或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时，只是宽泛的研究跨群体传播，而没有专门关注跨文化传播。使用跨种族方法的研究者往往假设：文化是影响传播的诸多群体身份之一（如种族划分、社会阶层、辈分），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跨种族传播、跨代传播还有其它的各种传播中的过程都是相似的。我将跨群体、跨文化理论分为彼此并不相互排斥的5类：1.有效结果效应的理论(如,　Gudykunst,　2005a;　Oetzel,　2005)；2.调适理论　(如　Gallois　等.,　2005;　Orbe,　1998a,　b)；　3.认知管理理论(如　Imahori　&　Cupach,　2005;　Ting-Toomey,　1993,　2005a)；4.传播网络理论　(如　Yum,　1988)；　5.面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如　Gudykunst,　2005b;　Kim,　2001)。在总结理论前，有必要简单论述一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中出现的关键问题。
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来发展理论，这种理论都基于一套“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译者注：metatheory译为中文是超理论，超理论在英文中意为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理论，用以阐明某一或某类理论而本身又更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所谓“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是学者建构理论时做出的哲学假设。这些假设并非专门适用于某些特殊理论，而是适用于相同假设前提下的理论群。对于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不同理论进行比较来说，我们用以对理论进行评估的标准至关重要。认识理论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对于正确地认识理论也非常必要。在此，还有另外两个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是为了应用理论而建构理论吗？伦理问题应当纳入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来吗？在这一部分中，我将简要地讨论一下上述这些问题。
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1989年，Gudykunst　和　Nishida运用Burrell　和Morgan（1979）的客观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理论划分方法（见表1）对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论进行比较（见Fiske　和Shweder[1986]　社会科学中的超理论的讨论；也见Abrams　和Hogg　[2004]　关于使用“超理论”建立更具体理论的讨论）。客观主义信奉者认为个人之外存在“现实世界”，他们寻求行为规范，认为传播是由情况和环境“决定的”；相反，主观主义信奉者则认为个人以外不存在“现实世界”，他们试图了解传播者个人的视角，认为传播行为是“随心所欲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研究目标往往不同。比如，客观主义信奉者认为理论应当能够解释和预测研究的现象；而主观主义信奉者则认为理论应当描述研究的现象。当然，两种倾向的学者都赞同理论应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它应该能带来后续研究。（表一）
Gudykunst　和　Nishida　(1989)认为极端的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视角都是站不住脚的，要理解跨文化传播，这两种方法都必不可少，理想的方法是最终将两者合而为一。几乎所有学者都将理论单纯地建立在客观主义假设或是主观主义假设上，这可能与他们在大学研究生院中接受的教育有关。可惜，大多数学者比较固执，认为自己的超理论假设是“对”的而他人的是“错”的。另一个将客观主义方法与主观主义方法割裂的原因是：表面上看来客观主义假设和主观主义假设相互矛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方说，Gudykunst　(2005a,　b)　提出：个人无意识时，客观主义假设适用；而当个人有意识时，则主观主义假设适用（如有意识地注意目前自己的传播行为；Langer,　1997;　见下文）。因此，他认为有些传播活动适用客观主义假设（当我们无意识时），有些则适用主观主义假设（当我们有意识时）。然而多数理论研究者并未将此纳入考虑之列，单纯地把理论基于客观主义假设或主观主义假设这二者之一。　[9]
评估理论
Fiske　(2004)　认为“好的理论应该因果明晰、前后连贯、叙述性强、评议简洁、可检验、论证充分并能解决问题”　(p.　132　)。大多数客观主义倾向的学者可能不接受“能解决问题”这一点，但对理论建设的其他要求一致赞同；相比较，大多数主观主义倾向的学者则对有些要求不太赞同（如假定因果关系）。另外，评估理论时，我们需要一套清晰的标准，而且重要的是要记住客观主义信奉者和主观主义信奉者评估理论所持的标准不同。主观主义标准无法正确评估客观主义的理论，反之亦然。
评估理论时，我们必须认同学者提出的超理论假设并检验理论的逻辑性、解释性或描述力以及启迪价值。正确理解学者所提出的超理论假设很重要。倘若我们做不到，就无法对理论进行正确的评估。理论性的命题应该与得出理论的超理论假设保持逻辑一致。检验理论的方法也应与超理论假设一致。我们可以质疑理论中的超理论性的假设前提，但一旦开始评估理论，就必须认同假设，不强加其它的超理论假设。
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
我们很少发展几个理论来描述或解释同一个事物。既如此，就不能对理论进行直接比较。这表明，评估理论时，我们必须注意它们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见Walker　&　Cohen,　1985）。譬如，学者真的把理论限于某种环境下吗（如陌生人间的初次交流）？设计理论是旨在解释跨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还是仅一个方面（如有效传播、身份认知协商）？倘若学者不能清晰地设定理论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就不能明确理论的目标。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质疑学者所设定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但一旦开始评估或检验理论，就必须接受。
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是理论必要的组成部分。可惜，很多理论研究者并不重视对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的设定。假如说某理论仅适用于初次交往，则该理论与恋爱关系理论的相异之处就不应使其受到质疑。也就是说理论无法解释超出研究者设定理论外延的东西时，不应该受到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将普遍理论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况，或者将一定的理论性宣称仅限于特殊条件下。如果学者称一表述只适用于感觉身份稳定的人，那么感觉不稳定者的反馈资料就不能用来检验理论的提法。
应用理论改进传播
对于传播学而言，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大多数客观性的著作）认为：理论应当解释和预测传播活动，而不是帮助个体改进传播；相反，许多人文学者则认为传播是一门“实践学科”。譬如，Craig　(1989)　说到“传播的学术起源[　如经典的希腊－罗马传统的“修辞艺术”]可以追溯至尝试对公共和私人传播活动加以整理、批评与改进的理论著述”（p.　97;　有些客观主义者可能说这只适用于修辞学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他认为对理论进行批评时，一般会比较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地位，而“超越历史条件之局限的理性原则…［是］进行实践批评不可或缺的根本”（p.108）。在批评性理论中，实践来源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存的实践一般迎合统治阶级的兴趣”　(p.　110)。然而，其他人则只关注实践,没有强调权利问题。
大多数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家反对理论必须用于实践，但还有几位社会科学家却提出理论应当指导实践。例如，Kurt　Lewin说，“好理论就是实践的”　(见　Marrow,　1969)。以Lewin的著作和Dewey的实证主义为基础提出的“行为科学”（如,　Argyris　等.,　1985），关注个体何种方式提高行为的有效性。然而，使用该模式的研究者却并不强调理论在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建构重视实践或忽视实践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两者都是合理的、可行的，并且与理论本身是否为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无关。我倾向于赞同Lewin。任何好理论，即使最初并未为实践而设计，也可以用来改进传播。如果是以实践应用为目的，则理论上的命题不应过于抽象。命题越抽象，应用越困难。
理论发展中伦理的地位
使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的学者（如客观主义者）认为理论及研究方法应该“价值观中立”或“无价值观”（见Sjoberg　和　Nett　[1968]　对该问题的讨论）。从这点来看，目的在于把社会科学家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价值影响降到最小程度　(见　Kaplan　[1964]　对社会科学价值观的精彩讨论)。的确，价值观对社会科学家选择什么来进行研究影响甚微（见Weber,　1949）。但价值观的影响降到了最小程度的同时，发展理论的方法中的伦理问题也被忽略了。
提到伦理问题，许多传播学者持不同观点。Johannesen（2001）认为，“伦理问题、对错程度、美德邪恶以及道德责任……是人类传播过程中与生俱来的（p.　202）”，“至少从柏拉图开始，伦理问题就一直是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核心”（p.　202;　有些客观主义者可能认为这适用于修辞学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
建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过程中，学者们必须表明自己在伦理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伦理问题究竟是否应该纳入理论当中？我认为两种立场都有自己的道理，不管持哪种立场，学者们都可证明其正确性。不过，我认为假若理论学者建构理论的目标是为了应用，那么就有必要考虑伦理问题，毕竟有一套明确的伦理准则才能提高传播实践。
以上简单回顾了理论建构中的问题，接下来，我打算全面总结一下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些理论分成彼此之间并不完全相互排斥的7类（如解释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时也不排斥谈论网络传播理论）：（1）文化传播理论（将文化纳入传播过程中的理论）；（2）解释文化变异性的理论；（3）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4）侧重适应或调整的跨群体、跨文化调适理论；（5）侧重身份认知管理或协商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6）侧重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7）侧重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的跨文化理论。本文中将讨论前三类，第二篇文章中则要讨论后四类。客观主义倾向和主观主义倾向的理论都要包括。然而，大多数建立的理论都是客观主义倾向的，极少有理论学者尝试把客观主义倾向和主观主义倾向的假设结合起来。
文化传播理论
几位研究者已经把文化概念纳入传播过程研究当中。下面我将简单回顾一下该切入口发展起来的三个主要理论（1）建构理论（Applegate　&　Sypher,　1983,　1988）；（2）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Cronen　等,　1988; Pearce,　2005）；（3）言语代码理论（e.g.,　Philipsen,　1992; Philipsen　et　al.,　2005）建构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y）Applegate　and　Sypher（1983,　1988）把文化概念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中（如　Kelly's,　1955,　个人建构理论;　参见Delia,　1977）。他们提出了几个假设前提，“理论应具有解释力”，“对日常交流要进行集中、详细的解释”，“研究核心是文化和传播的关系”，“要做出价值判断”，“理论和实践要紧密结合”（p.　44,　italics　does　apply　in　translated　quote其他的引语省略）。
Applegate　和　Sypher（1988）指出传播是指个人“分享、交换信息的相互识别的交流过程”（p.　45）。该过程受到一定目标的驱动，个人进行其认为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交流活动。Applegate　和Sypher认为复杂信息行为（信息中包含许多目标和环境因素）导致“个人中心”的传播（这要看个人对交流对象的适应程度）。“认知结构”不一样，传播观念和相关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这影响个体对环境的定义，并指导他们的策略性的行为。（p.　48）
Applegate　和Sypher（1988）认为“文化决定传播逻辑”（p.　59）”，不同文化侧重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都不一样。又转而说到“文化传播理论详细解释了如何在更大的信息内涵和诠释的语境下归置和组织事件”　(p.　59)。Hong等人　(2003)　则认为结构活化（construct　activation）是社会认知中影响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他们也回顾了动态结构主义方法的表征）。最后，Applegate　和Sypher得出结论：跨文化传播培训“应当着重培养灵活、整合的策略手段，以达成目标”（p.　59）。
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下文压缩简称CMM）Cronen　等人(1988)考察了文化在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CMM;　Pearce　&　Cronen,　1980;　Pearce,　2005)中的作用。他们归纳出了CMM的三个目标：（1）“CMM寻求以下问题的解释：我们是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与传播现象有何关联”（p.67）。（2）“在承认文化异质的情况下，CMM寻求不同文化的可比性”（p.67）。（3）“CMM寻求对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启发性评论”（p.68）。
Cronen　等人　(1988)把关于CMM的命题进行归纳。他们进一步解释到“所有的传播都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p.　72）；“人类传播天生就是不完美的”　(p.　74)；“道德规范是传播的组成部分”　(p.　76)；（文化的）差异多样性对传播活动中信息的解释与传递来说非常重要”(p.　78)。Cronen等人(1988)　还提出三个文化推论：“文化是理论与行为的共同体”　(p.　78)；“文化是多种声音的”　(p.　79)；“研究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p.　80)。此外，　他们认为要理解文化内和文化间的传播，就必须描述文化语境，也必须了解个人对传播活动的诠释。
CMM被视为以美国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规则”理论（如　Cushman　&　Sanders,　1982），它用来分析社会“情节”（episode)　中使用的规则（如餐桌上的交流;　Cronen等人,　1988），要描述社会“情节”关键就要看社会场合情景了。总而言之，CMM所说的描述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帮助参与者了解在具体场合情景中要想“建设性地交流”该做些什么　(Pearce,　2005)。
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
Philipsen　(1981)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提出了言语代码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
文化传播中传播的功能就是保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力量的健康平衡，提供一种身份的共享感，而这种感觉保持个人尊严、自由和创造力。在有着共享身份的文化传播中，维持两个次级传播过程——（1）创造（2）确认——的平衡可以使该功能得以实现。(p.　5)。
因此，文化传播牵扯到社区谈话中使用的文化代码的协商问题。社区谈话是人们协商如何“共同生活”的交流过程。
Philipsen　(1992)提出言语代码理论，即“传播行为文化层面上的不同代码”　(p.　56)。该理论认为社区谈话中意味着传播行为的不同代码。他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概念、意义、前提和规则”　(p.　56)。
Philipsen　(2001)认为“每一次社区谈话都在交流行为中留有不同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的痕迹”(p.　53)。群体成员参与社区谈话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但是每一个社会谈话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他还认为“传播是在个人和社区生活中使文化的功能得以实现的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资源”　(p.　59)。社区功能包括“个人如何作为社区成员来生活”　(p.　59)。说传播具有“启发性”是因为社区的新生儿与新来者都要通过传播活动来学习本社区具体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说传播具有“实践性”是因为传播活动允许个人参与到社区谈话中去。
Philipsen等人　(2005)总结出了言语代码理论，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侧重于影响我们传播的文化和代码。这些学者认为我们运用文化和言语代码以使自己和他人的传播有意义；我们的文化和言语代码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言语代码的“修辞力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如何连贯的、合法的、艺术性的运用代码。
文化变异性理论
有学者已尝试从文化层面/　个人层面的维度来解释传播过程中跨文化差异。形成的理论包括：面子－协商理论(FNT;　Ting-Toomey,　1988,　2005b;　Ting-Toomey　&　Kurogi,　1998)、谈话制约理论　(CCT;　Kim,　1993,　1995)　和违背期望理论(EVT;　Burgoon,　1992,　1995;　Burgoon　&　Ebesu　Hubbard,　2005)。不过，EVT不算是真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而只是关注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罢了。由于三个理论均借用了Hofstede　(1980,　1991,　2001)　文化多样性的维度。因此，在这里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维度。
Hofstede的文化变异性维度（Hofstede's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Hofstede　(1980,　1991,　2001)　给文化变异性划分了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强—弱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以及男性化－女性化。任何文化都包含维度的两级，不过在单一文化中只有一级呈显形，此外，文化的个体成员对文化的支配趋势了解程度不同。因此，在解释跨文化传播的异同点时，有必要将文化和个人两个层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个人主义文化注重个体目标　(Hofstede,　1980)；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集体目标。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或集体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　(Hofstede　&　Bond,　1984,　p.　419)。Triandis（1995）认为内群体是否相对重要是区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主要因素。内群体指对其成员重要、个体成员会为之作出牺牲的群体。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拥有许多具体的内群体，它们可能影响他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的行为。既然内群体数量繁多，有些具体的内群体对个人行为施加的影响就相对较小了。而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只有少数几个宽泛的内群体，它们则影响他们在各种环境下的行为。
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通过与主流文化趋势相关的文化规范影响文化中的传播活动（比方说，美国文化倾向于使用个人主义规范，而亚洲文化则是倾向于集体主义规范）。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也通过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特征间接地影响传播。这种习得的特征至少有三个：自我性格、自我价值观和自我阐释（见Gudykunst　&　Lee,　2002）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理解自我内群体行为的异同点提供了解释框架。Hall　(1976)对高低语境传播的划分则可以用来解释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差异。[10]　高语境的传播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有形的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被编码的、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Hall,　1976,　p.　79)。低语境的传播刚好相反，是“大量的信息蕴含在清晰的编码中”(p.　70)。　高－低语境传播存在于所有文化，然而，往往只有一种形式是显性的。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倾向于低语境传播，直接交流；与之相反，高语境文化的成员则倾向于高语境信息，间接交流，因为维持内群体的和谐一致是十分重要的（Gudykunst　&　Ting-Toomey,　1988）。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较强的文化往往有明确的社会规范和原则来指导几乎所有情况下发生的行为(Hofstede,　1980)；而回避不确定性程度较弱的文化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就不那么明确和严格。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中，人们接受侵犯性行为，但却宁愿尽量克制以避免冲突和竞争(Hofstede,　1980)。另外，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有极强的愿望达成共识，离经叛道的行为不可容忍。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调整回避文化不确定性对传播的影响的两个个人层面的因素　(见　Gudykunst　&　Lee,　2002)。
权力差距是“机构和组织中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　(Hofstede　&　Bond,　1984,　p.　419)。权力差距大的群体成员接受权力是社会组成部分（比方说，上级认为下级是和自己不同的一类人，反之亦然）。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视权力为社会的基本因素，强调强制力和指示性权力；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则认为权力的运用应当合法，重视专家或合法性的权力。平等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是调整文化权力差距对传播影响的两个个人层面的因素　(见　Gudykunst　&　Lee,　2002)。
男性化－女性化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如何分配。
男性化社会中：社会角色有明确的划分（如男人应该有很强的决断性，坚强和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而女性则应该是谦虚的、温柔的和关注生活质量）；
女性化社会中：社会性别角色有所重叠（如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是谦虚的、温柔的和关注生活质量）。(Hofstede,　1991,　pp.　82-83)
男性化倾向的文化成员赞扬成就、雄心、物质、权力和决断性　(Hofstede,　1980)；而女性化倾向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心理上的性别角色（是）调整男性化－女性化对传播影响的个人层面的因素(见　Gudykunst　&　Lee,　2002)。
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又压缩简称为FNT）
最初只是关于冲突（Ting-Toomey,　1985）的“面子－协商”理论（FNT）已经得到扩展，结合文化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特征来解释面子问题、冲突形式和维护面子的行为（如Ting-Toomey,　1988,　2005b;　Ting-Toomey　&　Kurogi,　1998）。Ting-Toomey　(1985)说冲突是个人原有身份认知或面子受到威胁或质疑时的面子－协商过程(Ting-Toomey,　1988)。面子是“个体期望他人予以其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　(Ting-Toomey　&　Kurogi,　1998,　p.　187)。]
Ting-Toomey　和　Kurogi　(1998)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使用他人导向（other-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而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文化成员则更多使用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更多的是维护和要求自己的个人权利，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多的是负责地承担起一定的义务。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倾向于通过信息交流将尊敬－－顺从的差距降到最低程度，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喜欢垂直型上对下/下对上的面子交流。
Ting-Toomey　和　Kurogi　(1998)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注重关系的、过程的解决冲突的策略，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则注重于独立的、结果的解决冲突的策略。权力差距大的文化中地位高的成员比地位低的成员在口头上更倾向于使用间接的面子策略，而权力差距小文化中的地位高的成员比地位低的成员在口头上则往往使用更直接的面子策略。
Ting-Toomey　and　Kurogi　(1998)还把文化变异性维度的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和面子行为以及冲突模式结合起来。如强调自我面子，则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冲突模式和独立性的冲突解决模式；如重视他人面子，则往往选择回避性或帮助性冲突模式和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独立型的自我阐释类型（如个体认为自身与他人相分离；Markus　&　Kitayama,1991）往往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的冲突模式和独立性的冲突解决模式，而依赖型的自我阐释类型（个体认为自身与内群体的其他成员相联系；Markus　&　Kitayama,1991）则倾向于选择回避性或帮助性的冲突模式和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双倍阐释类型（两种类型的自我阐释都强）使用独立的、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而矛盾类型（两种类型的自我阐释都弱）则两者都不选择。
Ting-Toomey　(2005)　对FNT的理论假设前提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除了些细小的变化以外，2005年版的理论和1998年的基本相同。在2005年理论版本的结语中，Ting-Toomey说：接下来，有必要对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面子如何改变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谈话制约理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谈话是有目的的，要求传播者之间相互调整（M.　S.　Kim,　1993,1995,　2005）。M.　S.　Kim　(1993)　把谈话制约分为两类：社会关系型和任务导向型。社会关系型限制强调关心他人，注意避免伤及听者感情，并且尽量不把意见强加给听者；任务导向型的限制则强调透明度（如信息被清晰传播的程度）(M.　S.　Kim,　1995)。另外，M.　S.　Kim　(1993)　还解释不同的文化选择的传播策略不同。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认为维护面子的行为（如避免伤及听者感情，尽量少地强加意见于人和避免听者给出负面评价）更重要；而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则更加重视透明度。
M.　S.　Kim　(1995)　认为：目标追求过程中，依赖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比独立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更看重不伤及听者感情和尽量少地强加意见于人　[11]；而独立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比依赖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把透明度看得更重要。具有双重的自我阐释类型的个人则同时看重关系限制和透明度限制。M.　S.　Kim　(1995)　还认为：个体越渴望赞同，他们就越尊重听众的感情，越不把意见强加于人；个体越渴望支配，他们就越强调透明度。个体的心理性别角色越男性化，就强调透明度；越女性化，则越强调不伤害听众的感情及不把意见强加于人。
违背期望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又压缩简称为EVT）
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让人们可以借以预期他人的行为(Burgoon,　1978)。违背期望理论（EVT）关注的是人们对个体行为的预期及这些预期被违背时人们的反应（EVT已被纳入人际适应理论[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theory即　IAT]，Burgoon,　Stern,　&　Dillman,　1995;　见　Burgoon　&　Ebesu　Hubbard,　2005）。预期建立在社会准则、规范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基础上(Burgoon,　1995)。偏离预期的行为会激怒他人或使他人警觉。至于何为偏离预期的行为则要看传播者的衡量标准。传播者的衡量标准是指个人的个性特征（如他们是否有吸引力以及/或者有亲和力）。Burgoon　(1995)还认为“传播者的正面或负面个性特征会影响对违背行为的诠释及评估”　(p.　201)。
Burgoon　(1992)认为每种文化预期的“内容”随着Hofstede　文化变异性的维度不同而不同。[12]　具体来说，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期望口头交流采用间接方式、有礼貌、不亲密。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与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是相关的，但不超过这样的限度：传播行为总要受社会准则与规范的制约(Burgoon,　1995)。与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文化相比，回避程度低的文化中约束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少(Hofstede,　1980)。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成员往往更加无法容忍违背预期的行为。权力差距也影响着地位高低的人们对于违背行为的解释　(Burgoon,　1995)。比如，权力差距大的文化中地位高者的违背行为被看作是对所属角色行为的违背，这样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将产生压力和焦虑，即负面的结果。
Burgoon　和　Ebesu　Hubbard　(2005)总结了EVT跨文化和文化间的变化。譬如，Burgoon,　Ebesu　等人.　(1998)　说到：个人在共文化传播中比不同文化间传播表现出更强的协作性；协作力度越大，参与者对两种传播中的交流行为的评价就越高。Ebesu　Hubbard　(2001)认为：参与者的社会技能受到控制时，共文化和文化间有相似程度的协作力度。Burgoon　and　Ebesu　Hubbard　说在解释交流中的协作时，社会技能可能比文化差异更为有力。他们提出，这一点论证了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心论点(e.g.,　Gudykunst,　1995;　参见下面).。
侧重有效效应的理论
发展理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释具体的结果。跨文化理论学者建立理论时所用的结果是有效传播和群体有效决策。与此相关的有四种理论。[13]　（1）文化幅合会聚理论　(e.g.,　Barnett　&　Kincaid,　1983);（2）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　如Gudykunst,　1995,　2005a);（3）群体有效决策理论　(如　Oetzel,　1995);（4）Y.　Y.　Kim的　(1997,　2005a,　即将出版)　跨种族传播的整合理论。
文化辐合会聚理论（Cultural　Convergence）
“文化辐合会聚”理论（Barnett　&　Kincaid,　1983;　Kincaid,　1988）建立在Kincaid　(1979;　也见　Rogers　&　Kincaid,　1981)　提出的“传播辐合模式”基础之上。　Kincaid　(1979)　把传播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分享信息达到理解彼此及所属文化的过程”(p.　31)。他说人们可以理解彼此，但却无法达到尽善尽美。“通过几个回合的信息交换，双方或多方可以向同一点移动，彼此更加了解对方的信息内涵”(p.　32)。
Barnett　and　Kincaid　(1983)　使用传播辐合模式就传播对文化差异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数学理论。他们说“热力学原理告诉我们假设传播活动可无限进行下去，封闭系统内的所有参与者将越来越朝着平均的集体思维模式靠拢”(p.　175)。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可能延缓辐合过程甚至使之朝相反方向前进　(如导致分裂)　。他们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来预示：来自两个文化成员相互交流时，向着集体性认知状态的辐合过程。Kincaid’s　(1979)　的辐合模式适用于个人层面的传播，而Barnett　and　Kincaid的数学模型则适用于群体层面的现象　(如文化)。
Kincaid　(1987b,　1988)　以口头形式演示了“文化幅合会聚”理论。Kincaid　(1988)　用2个公理和3个假设总结了该理论。例如，公理1，“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成员之间的传播是不受限制的，整个社会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朝着更大的文化统一性状态靠拢”　(p.　289)；而当传播受限制时，社会体系则分裂的越来越多样化　(公理　2)。3个假设则将公理应用到了移民群体和土著文化的案例当中。

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压缩简称为AUM）
在“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的发展中，古迪孔斯特（Gudykunst　1985）首先整合了Berger　和　Calabrese的“减少不确定性”理论（URT）和“社会身份”理论（如　Tajfel,　1981）。Gudykunst　和　Hammer（1988）使用“不确定性”（如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和“焦虑”（如感到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来解释跨文化的调适（见下文AUM理论调适部分的讨论。
Gudykunst（1988）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理论，使用“不确定性”和“焦虑”消减来解释有效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即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该理论并未被看作AUM）以及跨文化调适理论。AUM理论认为跨文化传播是群体传播的一种。Gudykunst（1988,　1993,　1995,　2005a）使用Simmel　（1908/　1950）提出的“陌生人”概念（如个体存在于一环境下，但却并非是该群体的成员）作为理论设计的核心概念把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有机的联系了起来。接着，Gudykunst（1990）又将1988年适用于外交这一特殊跨文化传播案例的理论版本中的公理进行了应用。
Gudykunst（1993）加入了能力指标框架扩展了该理论（注：该版本中首次使用了AUM一词）。在该理论版本中，Gudykunst把以往的超理论假设）进行了细化。该理论的假设避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立场两个极端　(如他假设个体传播受到文化和群体身份的影响，但只要留意mindful，他们也可自己选择传播方式)。这表明有些情况下，客观主义假设有效，而有些情况下，则主观主义假设有效。
Gudykunst（1993）增加了理论中公理的数量，以使理论更易理解（见Reynolds,　1971）和应用。[14]　该理论版本也加入了伦理问题以及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最大和最小限度（如有效传播要求传播者的焦虑和不确定应介于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限度时，就无法有效传播（例如因为我们过分关注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由于不在意发生的事件（由于焦虑小）或是过于自信所作预测（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传播。
对最小和最大限度的关注致使理论核心从“焦虑和不确定消减”转向了“焦虑和不确定管理”。
Gudykunst又引入了Langer提出的“有意识”这一概念，作为AUM和有效传播的折中点，也强调了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Langer（1997）认为“有意识”包括“接纳新信息”、“察觉各种变化”、“对不同语境保持敏感”、“留意各种视角”以及“适应当前环境”（p.　23）。当Mindful，我们能够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并和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Gudykunst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了“焦虑/　不确定性理论”。继Lieberson（1985）之后，Gudykunst（1995，　2005a）谈到有效传播有“基本”和“表面”因素。他认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传播的其它“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吸引陌生人、尊重陌生人）的作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和不确定管理对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力（见Gudykunst　[2005a]　对该理论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实证研究的总结　[如见Gudykunst　&　Nishida,　2001]）以及在提高传播有效性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或者有意识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该理论1995年的版本囊括了94个公理（47个关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47个关于文化多变性），而2005年的版本则只涵盖了一半（只有47个）。Gudykunst　(2005a)　删减了一些不太必要的，并将文化多样性的公理的使用范围缩小至有效传播的基本因子上。他还指出跨文化领域中给有效传播下定义的方式有很多种　(e.g.,　见Tominaga,　Gudykunst,　&　Ota,　2003)。Gudykunst说对有效传播下定义并不影响理论中的公理，但影响有意识时想要使用的传播方式（如倘若认为有效传播是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以一种方式传播；而倘若认为有效传播是与他者保持良好关系，则会以另一不同的方式传播）。最后，他还提出在AUM理论中引入辩证法（如不确定辨证包括新鲜感和可预测性）。可惜，没有对这些方法展开叙述。
这里讨论的有效传播和下面要讨论的AUM的跨文化适应理论版本属于同一理论研究项目（Laktos,　1970）。一个理论研究项目应该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论，用来检验理论的理论研究，以及将理论应用到个体和社会变化的研究(Berger等，1974)。有效传播理论当然也被用于提高人际传播(如Gudykunst　等人，1995)和群体传播(如　Gudykunst，2004)的质量与效果。而相关的适应理论则用来为走出国门的人们设计一些调适的训练。
有效决策理论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1995年，Oetzel将Hirokawa　和　Rost的“警惕性互动”理论　(VIT,1992))　以及Ting-Toomey关于“面子－协商”和“冲突管理”的跨文化理论　(1988)　整合后，提出了适用于跨文化群体的“有效决策”理论。
在VIT理论中，Hirokawa和　Rost　（1992）假定：群体成员谈论与群体决策相关联事宜　(如问题)　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对相关事宜的思考方式又影响所作决策的质量。而且，群体作出的最终决策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副决策”组成的(p.　270)。不过，Oetzel（1995）认为VIT可能限于美国的单一文化群体，毕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的结果不同。因此，他从质量和适用范围的角度对“决策有效性”加以了定义。
Oetzel的理论（1995）包含14条命题。最初的一系列命题关注的是同质群体（单一文化）和异质群体（跨文化）。他认为，当同质群体的成员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时会比较注重任务结果；当他们进行互相依赖的自我阐释时会比较注重关系结果。与进行依赖型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相比，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并不追求相互间的统一，他们会有更多的冲突且少以合作的方式解决。与异质群体的成员相比，同质群体的成员对群体的贡献更为均衡，对群体也更忠诚。
Oetzel（1995）还认为当多数成员进行独立型自我阐释时，群体就采用支配式冲突策略；相反，当多数群体成员进行相互依赖型自我阐释时，群体就运用回避式、妥协式或帮助式（obliging）的冲突策略。采用合作模式处理冲突问题的群体比采用竞争或回避模式处理冲突问题的群体能更为有效的做出决策；成员纷纷表明个体身份的群体比成员表明（展示）社会身份的群体能更好的做出决策。进行决策时，成员越是能同步的给予意见，越忠于群体及决策，那么，所做的决策就越有效。一致通过的决策比多数人同意或妥协后达成的决策更为有效。另外，Oetzel还认为符合下列VIT的“必要条件”也适用于跨文化群体：即群体成员理解存在的问题，为之建立“合适”的标准，提出备选的决策，并分析这些决策的正、负面结果，这些群体比不具备“必要条件”的群体做出的决策更为有效。
2005年，Oetzel对“有效决策理论”重新进行了阐释，较之1995年版，这次少用了许多命题（proposition）。他认为“消极环境因素”越多（如群体间有过冲突的历史），群体越是异质性，群体成员就越少注重他人和彼此的脸面，群体传播的有效性就降低。此外，他还提出群体越是呈现个人主义倾向，越多成员采用支配式的解决冲突模式，轮流讲话；群体越是呈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就越多成员选择协调式的解决冲突模式，共同参与。最后，Oetzel还总结到，越多群体成员运用有效传播，那么他们取得的关系有效性和任务有效性就越大。
一个跨种族传播的整合理论（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Y.　Y.　Kim（1994,　1997）奠定了跨种族传播综合理论的基石（2005年a她首次提出的定理）。她采用综合系统理论（开放式系统）作为理论框架，其理论设计是四个圆；表示行为的圆为中心，表示语境的其他三个圆则分布在外围（由里到外依次是）（1）行为（编码　/　解码），（2）传播者，（3）情况，和（4）环境。Y.　Y.　Kim（1997）利用一个相关联—不关联的行为变化统一体来解释编码和解码的各个方面。她解释说“当行为接近这个变化统一体的相关联的一端时，就会增进传播双方的相互理解，从而促进交流过程的完成…当行为接近不关联的一端时就容易导致误解与冲突”（p.270）。进一步解释，关联性解码行为包括细分、综合、个性化和留意等过程；非关联性解码行为则包括分类、各式化、拉开传播距离和最后归因出错等过程。关联性编码行为包括达成共识、编制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和进行个性化传播等过程；而非关联编码行为则包括产生分歧、进行带有偏见的谈话以及种族歧视词语的使用（ethnophaulisms，如直呼种族名称　[译者注：如称黑人为黑鬼，白人为洋鬼子之类]　）。
Y.　Y.　Kim　(1997)　从“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方面来考察传播者（p.　271）。她参照了许多因素，像认知结构（如认知复杂性、分类广度）、身份彰显程度（如种族身份、种族语言身份、内群体忠诚度）、种族偏见（如内群体偏袒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其他相关的概念（跨文化身份、道德内涵）。Y.　Y.　Kim　(2005a)　还提出包容性、稳固的身份往往产生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而排他性的、不稳固的身份则产生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Y.　Y.　Kim（1997）把情形（situation）定义为物质环境。她把种族异质性、种族显著性、交流目标（如目标）区分开来（割裂开来）作为情况的关键因素。Y.　Y.　Kim　(2005a)　说到种族亲近性、种族整合的网络、共享目标会导致关联性跨种族传播；而种族距离感、种族分散的网络、个别目标则导致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环境包括影响跨种族传播的国内、国际力量，诸如制度平等/　制度不平等（征服史、种族等级划分）、种族实力（如种族语言的活力）、种族间的接触（环境的交流潜能）(Y.　Y.　Kim,　1997)。Y.　Y.　Kim　(2005a)　认为制度平等和强大种族产生关联式的跨种族传播；而制度不平等，弱势种族，竞争激烈的环境压力往往产生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Y.　Y.　Kim　(1997)　提出该理论模式为诸多学科进行整合研究提供了参考框架。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实践活动的参考……比方说，从模式我们可以推断出：改变环境中现存的条件，可以有助于关联性的传播行为”(p.　281)。
结语
本文首先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个课题。然后，对跨文化传播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回顾：文化传播理论，文化变异性理论以及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考察跨群体/跨文化的其他理论：调适理论、认知管理理论、传播网络理论和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最后再来考察未来理论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着重强调在中国发展“本土化理论”。
[作者简介]：威廉·B·古迪孔斯特　(William　B.　Gudykunst)，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　Fullerton）教授，是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中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之一。早年作为美国驻日本横须贺Yokosuka海军的国际关系专家时开始对跨文化传播感兴趣,　著有　《文化与人际传播》(Cultu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Stella　Ting-Toomey)、《和陌生人沟通》(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等多种专著，主编了多期、多种跨国与跨文化传播的年鉴及手册等，最近编著的是由美国千橡树塞奇公司出版的《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译者：赵晶晶，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孙楠楠，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研究生。
注释：
[1] 本稿的部分内容改编自笔者为Gudykunst　(2002)　,　Gudykunst　和　Lee　(2002),　以及　Gudykunst　等.　(2005)　撰写的材料。
[2] Hall　1976年所出版著作可被看作是一种传播的跨文化理论（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而还不是跨文化传播理论（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译者附注：在中文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都被译为或都可译为跨文化传播，但在威廉·B·古迪孔斯特　(William　B.　Gudykunst)　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中，这两个词的概念范围是有区别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范畴要比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要大，两者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3] 本卷基于其两年前言语传播协会大会中Gudykunst组织召开的“行动预备会议”，其中既包cross-cultural　传播也包括　intercultural　传播的理论，本卷出版前，Kim提出了传播和文化间的适应理论　(Kim,　1977)。
[4] Wiseman编撰的另一卷论不同文化间传播状态的《年鉴》中也包括了这些理论(Wiseman　&　Koester,　1993)。
[5] Gudykunst的书中说到只有少数几位理论研究者更新了自己的理论，而大多数人则只停留在对现有理论的总结上。
[6] 为一文化设计的理论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文化（如Gudykunst　&　Nishida,　2001），或理论中文化可被看作是命题的边缘条件。
[7] 曾经邀请Applegate　和　Sypher为Gudykunst　(2005c)　所编的书撰写章节，但此邀请后未行，因为他们认为还没有研究出成熟的理论来更新其早些时候的观点。
[8] 文化与传播理论结合的这些方法并非互不相容。比方，文化传播有可能与文化变异性理论结合。但是，由于学者们的目标不一致，这种理论整合往往不会发生。
[9] 在此，最终没有形成完整理论的理论上的讨论和跨文化传播的修辞法都未包括进去。
[10] 有人认为Hall的高－低语境传播也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多样性维度，但我认为那样将会导致它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过度重复。
[11] Kim　没有做完该比较研究，而笔者完成了。
Burgoon吸收了Gudykunst　和　Ting-Toomey（1988）对期望违背行为中文化差异的讨论。本质上说，Burgoon提出并非是跨文化传播理论，而是美国一理论的变体。
[12] Armstrong和　Kaplowitz　(2001)在Bayesian社会语言学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跨文化相互调整的模式，尽管属于这一理论分类，但不完整。
[13] 该理论在涵化部分可能已经讨论过了。但因为传播辐合模式的核心就是参与者的相互理解，是一种有效结果，因此，也将其纳入该部分。
[14] 大量使用公理通常被看作是违背“节俭”原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节俭原则主要是建议两理论解释同一现象时，选取较为简单的。

管季超0712

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  


  [摘　要] 本文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之二。在姊妹篇之一中，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对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最后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课题，尤其指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

在有关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姊妹篇之一中，我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即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我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进入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最后，我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课题，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关于调整与适应的理论。
侧重调整或适应的理论
理论研究者们的另一个目标着重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们如何相互调整或相互适应。与此相关的有三种理论：（1）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Gallois等，1995，2005），（2）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Ellingsworth，1988），（3）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Orbe，1998b；Orbe和Spellers，2005）。
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传播适应理论（CAT）源于Giles关于口音灵动性问题的研究，言语适应理论（SAT；Giles和Smith，1979）是其雏形。言语适应理论（SAT）认为在与他/她人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说话者运用语言策略以博取赞同或显示个性。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这些“语言手段”分别用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
Giles等人（1987）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SAT）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名为传播适应理论（CAT）。Coupland等（1988）将传播适应理论（CAT）应用于研究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传播，并对原理论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基于侧重/聚焦对方将说话者的策略概念化，同时加入了对方对说话者行为的理解/解释）。Gallois等人（1988）将Coupland等人（1988）的理论模式运用到跨文化传播上，加入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即ELIT；Giles和Johnson，1987）的一些推测，同时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力。Gallois等人（1995）改进了1988年的理论版本，在适应过程中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及跨文化差异。Gallois等人（2005）又对1995年的理论版本进行了更新。
传播适应理论（CAT）从传播活动的“社会历史境况”研究起（Gallois等，1995），这部分理论包括相互接触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接触的社会规范（在传播适应理论中，跨文化传播被归入跨群体传播的一类）。1995年的版本还吸纳了文化差异性理论。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二部分是有关传播者的“适应倾向”，即传播者视交往的外群体为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或是二者相结合的传播倾向（Gallois等，1995）。“适应倾向”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个人因素（如社会角色与个人身份），（2）跨群体因素（反映传播者对外群体倾向的因素，如可察觉的内群体的活力），（3）“初衷”（比如察觉潜在冲突，持久的决心去适应其他的群体）。
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播者视交往为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Gallois等，1995）。同样，如果主流群体的成员觉得自己的社会身份不够稳固并感受到外来群体的威胁时，他们会消极地看待非主流群体成员对主流群体的辐合现象。而那些依赖所在的群体，并与群体保持团结一致的人们，则往往以群体间的形式来看待交往，同时强调自身群体的语言标识。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现场情形”（”immediate situation”，Gallois等，1995），它包括五个方面：（1）“社会心理状态”（如当时传播者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2）“传播的目的与注重对方”（如传播动机、交谈需要、关系需要），（3）“社会语言策略”（如近似语策略，语篇控制策略），（4）“行为与技巧”（如语言、口音、话题），（5）“标记与归因”。“现场情形”的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评价与将来意图”（Gallois等，1995）。这种提法以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行为的感受为焦点。比如说从传播者的角度看，传播对象的辐合行为会被视为怀有“善意”而得到积极正面的评价。当传播者视传播对象为群体的典型成员并有正面评价，他们将来就会更乐于与传播对象及其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交流传播。
Gallois等（2005）的理论模型基本建立在1995年版本的基础上，不过减少了命题的数量（从1995年的17个减少到2005年的11个）。这使得该理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跨群体传播，并更易于开发出经得起检验的假说。他们指出，不同群体的成员在进行交流时会发生一些意外，这可以随时将群体传播自然地转化为人际传播。这样，传播者将“初衷”转化为“将来意图”的过程就难以把握了。
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Ellingsworth（1983）首先假设，所有传播活动都含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差异。他从而认为，解释跨文化传播应该从解释人际传播开始，且必须考虑文化因素。[1]Ellingsworth（1983）的理论意在解释传播者在“有目的的传播”中是如何进行调整以互相适应的。他归纳出八条“规律”（即“传播者互相影响形成的动态关系”，第201页），譬如 “对传播风格的调整适应不同，会引发文化理念差异”以及“环境对传播双方的有利程度不同，调整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同”（第202页）。
Ellingsworth（1983）认为，功能性地调整传播以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有利于任务的完成。非功能性调整传播会引起文化差异并延缓任务的完成。当传播者们必须互相合作时，调整传播过程中公平就实现了。运用一些说服策略有利于调整传播。当环境对传播的一方有利，或传播的一方势力较强，则另一方就会感到调整的压力。传播者的调整性行为越多，其文化理念的变化越大。Ellingsworth（1988）更新了该理论，增添了一些规律与命题的讨论，但总体理论未作大的调整。
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98a，1998b）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Orbe and Spellers [2005]总结了该理论并讨论了该理论的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共文化理论建立在缄默群体理论（比如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些群体有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Ardener，1975；Kramarae，1981）和视角理论（比如说特定的社会地位会使人们以某种主观的方式观察世界；Smith，1987）的基础上。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
Orbe（1998b）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传播是指未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传播活动”（第3页）。共文化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和企图使他们缄默的人协商”（第4页）。共文化理论有两个前提：（1）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2）当面对“压抑的主流社会结构”时，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可以凭借一定的传播方式来获取成功。
Orbe（1998b）认为，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一般出于三种目的：（1）同化（比如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份子），（2）适应（比如尝试让主流群体成员接受共文化群体成员），（3）分离（比如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的可能）。其他一些影响共文化群体成员进行传播的因素包括“经验领域”（如过去的经历）、“能力”（如个人从事不同活动的能力）、“情境”（如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传播）、“预想的代价与补偿”（如一定行为做法的利弊）以及“传播方式”（即攻击性的、自信的或不自信的传播）。
Orbe（1998a，1998b）将共文化群体成员在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的过程中运用的一些做法（比如边缘群体的成员如何“协商其缄默的群体地位”，1998b，第8页）分离出来。这些做法是由共文化群体成员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方式共同决定的。不同的目的与方式组合形成九种不同的传播倾向，不同的传播倾向又对应了不同的做法：（1）若传播者不自信且分离主流群体，则会 “躲避传播”、“维持人际传播的障碍”；（2）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增加可见度”并且“消除定型观念”；（3）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重视共同点”、“发展积极面子”、“进行自我反省”并“避免发生冲突”；（4）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分离，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群体内部的传播网络”、“显示强势”并“抱守定型观念”；（5）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跨群体的传播网络”、“发挥联络者的作用”并“教育他人”；（6）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对传播活动“充分准备”、“过度补偿”、“操纵定型观念”并在传播过程中“讨价还价”；（7）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心且意在分离，则会在传播中“攻击他人”、“妨害他人”；（8）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心但意在适应，则会“正视传播活动”并“从中受益”；（9）若传播者怀冲突之心但意在同化，则与主流群体之间会“游离其外”、“镜像”、“策略性的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自我嘲弄”。
侧重身份协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论
理论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跨文化传播中的身份协商问题。关于身份问题的理论有四种：（1）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Collier和Thomas，1988；Collier，2005），（2）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Cupach和Imahori，1993；Imahori和Cupach，2005），（3）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Ting－Toomey，1993，2005），（4）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Hecht 1993；Hecht等，2005）。
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Collier和Thomas（1988）就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提出了解释性理论（可同时参见Collier的论述，1998，2005）。他们的理论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个命题。六个假设为：（1）人们“在语篇中协商多元身份”（第107页）；（2）跨文化传播是“靠做出推论的假设和承认不同的文化身份”来实现的（第107页）；（3）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在传播活动中保持意义连贯、遵守规则（即进行适当的传播）并得到正面的结果（即进行有效的传播）；（4）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商定“传播双方共同的意义、规则体系并且得到正面的结果（第112页）；（5）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即让与传播者有着共同符号意义系统和行为准则/规范的群体认可并接受他的身份，第113页）；（6）文化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文化身份的概貌），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度）以及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六条假设的基础上，Collier和Thomas（1988）推导出五条规律。其一为“语篇中的规范与意义差异越明显，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第112页）。其二：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越容易发展与保持跨文化关系。规律三与规律一相类：“语篇中的文化身份差异越大，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第115页）。规律四：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一方给对方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对方自认定的文化身份越契合，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最后，“与文化身份相关的语言指称会系统地与社会情境的各种要素，如参与者、情节模式和话题发生变化”（第116页）。而Collier和Thomas理论中的命题指出：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在与其他身份的位置就越重要。
Collier （2005）详述了自理论产生以来，影响她思索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因素。在最新的理论版本中，她运用了批评理论视角，但没有阐明理论命题。她关注的是“实践智慧”。
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
Cupach和Imahori（1993）的身份管理理论（IMT）是以人际传播能力为基础的（Cupach和Imahori [2005]对理论及检验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2]身份管理理论建立在Goffman（1967）对自我展现问题和面子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身份这一概念给“经验”提供了解释的框架（第113页）。身份为行为提供预期，并激励着个体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许多种身份，但Cupach和Imahori认为文化身份和关系身份（如特定关系中的身份）在管理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继Collier和Thomas，Cupach和Imahori认为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有着类似身份的人的数量），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度）和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传播者们有着相互不同的文化身份时，跨文化传播进而产生；传播者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身份时，他们进行文化内传播。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身份的种种侧面会在“面子”（即与环境相对应的不同身份）的展示过程中展露无遗。他们称“保全面子是人类交往过程中一种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条件”（第116页）。在身份管理理论（IMT）中，“人际传播能力应该包括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成功商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身份的能力”（第118页，斜体字部分省略）。在传播中保住面子的能力是人际传播能力的一方面；Cupach和Imahori认为这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同样适用。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因为人们往往不了解他人的文化，那么他们在跨文化交往中处理面子问题时会运用定型观念。但定型观念由于基于外在强加的身份，它会对面子造成威胁。运用定型观念会导致辨证的紧张关系，这包括三种面子上的对立统一：（1）友情面子与自主面子，（2）能力面子与自主面子，（3）自身面子与友情面子或能力面子。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成功处理面子问题的能力，也就包括了处理这三种紧张关系的能力。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发展跨文化关系的能力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反复实践，不断摸索 （typo in Gudykunst’s article）”，在此过程中发现传播者享有共同点的身份。第二阶段是使传播者不同的身份变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辐合关系身份，即使他们的文化身份仍是不同的”（第125页）。第三阶段是对身份进行重新协商。“有能力的跨文化传播者会以第二阶段新出现的却狭窄的关系身份为基础对不同的文化身份实现重新商定。”（第127页）Cupach和Imahori认为这三个阶段会不断循环；处在跨文化关系中的人们会经历这三个阶段，他们身份的各个方面会从相互关系中展现出来。
Cupach和Imahori（2005）指出，身份管理理论（IMT）并不是药方包治百病，但从中得出的三条原则可用于提高跨文化传播的能力。首先，跨文化合作者需要建立关系身份（比如利用符号上的辐合）。第二，跨文化合作者应该把文化差异视为“财富”而不是“障碍”。第三，跨文化合作者需要认识到，“身份管理”与“关系管理”是在同一过程中的，“如同手心手背”。
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ing－Toomey（1993）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体现于“在新的传播情节中传播者双方之间的有效身份的协商”（第73页）。她提出若干假设来组建身份协商理论（INT；Ting－Toomey [2005]对相关的理论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自我意识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可以使人感觉到安全或者脆弱，对身份边界的确定刺激了行为的发生，身份边界的确定则为包含和分化的对立，这种辨证关系又会影响自我意识的健全程度，而健全的自我意识会使个体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即“在各种不同的传播环境下恰当、有效而有创意地运用认知、情感和行为资源的资质与能力”，第74页）。
Ting－Toomey（1993）认为，人们在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中越觉得安全就越乐意进行跨文化传播；而越觉得脆弱就越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感到焦虑不安。而人的脆弱程度会受他们对安全的渴求程度的影响。人们相互之间越需要包含，越是注重内群体与关系界线；越是求异，越会拉大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能否处理好安全－脆弱和包含－分离的辨证关系会影响到人们在身份协商过程中的应变能力。人们在自我认定中越觉得安全就会具有越健全的身份意识与越强的综合自信心。而人们的自信心越强，他们的集体信心就越强，在与陌生人传播的过程中也就有越强的应变能力。
人们与陌生人传播的动机影响了他们对传播资源的寻求程度（Ting－Toomey，1993）。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应变能力越强，商定身份的效率越高。人们掌握的传播资源越多样化，他们在互动的身份确定、协调与协同方面的效率越高。最终，人们在传播中资源多样化，在“共建传播目标”和“发展共同的身份内涵与身份理解”的过程中就越灵活（Ting－Toomey，1993，第110页）。
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Hecht（1993）及Hecht等人（2005）建立了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CTI）。[3]Hecht（1993）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异端与冲突……而这些异端的各个方面在所有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第76页）。Hecht认为身份是一种“传播过程”，应该在信息交换的语境中加以研究。他首先给出一些假设：“1、身份有个人身份、社会身份他群体身份的特征；2、身份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变动；3、身份有情感、认知、行为和精神等侧面；4、身份可以从内容与关系的不同层次加以理解；5、身份同时具有主观的和外在的意义；6、身份是一种编码，从对话中表达出来并在社区下定义成员关系；7、身份具有语义特征，可以从核心符号、意义与名称中得以传递；8、身份指定了恰当传播与有效传播的模式”（第79页）。Hecht认为这些假设是符合辨证理论的。
Hecht（1993）认为有四种身份框架：个人的、表现化的、关系的和群体的。而框架作为解释现实的方法，从而“为认识社会现象提供视角，”（第81页）。从个人框架看，身份包括个人特性。Hecht就此提出三点假设（1）“身份是按等级划分的意义”，（2）“身份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3）“身份是期待与动机的源泉”（第79页）。Hecht认为，身份是在与他人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与身份有关，但身份总包含在所有的信息之中”（第79页）。关于身份表现有三个假设：“身份是浮现的”，“身份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符号中表现”以及“身份体现了等级划分的社会角色”（第79页）。
Hecht（1993）认为身份是在传播者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是双方关系的一部分，因为身份是双方“共同商定的”。关于关系身份，Hecht提出三点假设：“身份显现在传播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身份 在‘关系’中表现”以及“‘关系’使身份成为社会成分”（第80页）。Hecht同样在“群体”的框架下考察身份，“身份是一个群体中的人们具有的，它也维系了这个群体的存在”（第80页）。他的一个论证是“身份显现在群体和网络之中”（第80页）。
Hecht等人（2005）总结了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4]和理论假设、理论体系中的各种提法（与1993年基本一致），支持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理论今后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他们认为Jackson（2002）的文化契约论填补了身份传播理论（CTI）中关于身份协商问题的部分空白（如Jackson将跨民族传播中的契约协商分为“准备”、“半完成”和“共同创立”三个阶段）。Hecht等还认为身份传播理论（CTI）同样适用于诸如研究疾病身份、运用科技手段协商身份的情景中。
侧重传播网络的理论
传播网络理论乃基于这样的假设：影响人们行为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特性。“网络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人们在群体/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信仰或内在规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关系，而不是静止的、与外界壁垒分明的群体本身”（Yum，1988b，第240页）。这些理论着力于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5]相关的理论有三种：（1）外群体传播能力理论（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ory，Y．Y．Kim，1986），（2）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 theory，Yum，1988b），以及（3）网络与文化移入适应理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theory，Smith，1999）。
传播网络与跨群体传播能力理论（Networks and 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Y．Y．Kim（1986）利用个人传播网络的概念来解释外群体传播能力（注：此理论被包含在Y．Y．Kim [2005b]关于联合或分离的跨民族传播理论中）。个人网络强调人与人的连结。Y．Y．Kim认为，自身有意或无意依赖于其所在网络的成员来认识和解释他人的各种各样的特征与行为，这是个人传播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第90页）。
Y．Y．Kim先假定，在个人传播网络中，外群体成员的存在以及与外群体关系的性质对个人的外群体传播能力有影响。然后推出命题一：“个人传播网络的成员越不同，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总体能力越强”（第93页）。此命题说明，在个人传播网络中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Y．Y．Kim（1986）理论的命题二为：“个人传播网络对外群体成员的向心力越大，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第93页）。此命题说明，在个人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命题三认为：“自身与外群体成员的关系越密切，进行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Y．Y．Kim，1986，第94页）。此命题说明，与外群体成员保持频繁的接触和亲近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群体传播能力。
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6]
Yum（1988b）的理论分析了文化内与跨文化传播网络的异同。她先提出这样的假设，跨文化情境下的行为比文化内部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变动性。然后她提出了六个命题。Yum（1988b）的第一个命题为：跨文化传播网络呈现出放射状（人们联接着他人，而他人之间并不互相联接），而同一文化内部的传播网络则是相互连锁的（人们联系着他人，而他人之间又互相联系）。命题二做出这样的推测：与跨文化的情况相比，文化内的传播网络更为稠密（基于实际直接联系的数量与可能联系的数量之比）。Yum（1988b）的命题三认为，与跨文化传播网络相比，文化内传播网络是一种多通路的网络（来自不同路径的各种信息经过不同的网络结点又传向不同的路径方向去）。而命题四认为“跨文化传播网络中的联接是弱联系而非强联系”（第250页）。强联系需要频繁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朋友之间），泛泛之交或者只是偶尔联系的角色关系（比如与美发师之间）的联系是弱联系。
Yum（1988b）的命题五认为：“与文化内传播网络的情况相比，‘联络者’与‘桥梁’的角色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更为显著，并在保持网络的连通性方面有更重要的地位”（第251页）。“联络者”是指将传播活动中的各个团体（比如互有联系的若干个人）联系起来的人，但其本身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桥梁”是指联系起各个团体而本身又属于其中某个团体的人。“联络者”与“桥梁”都是“中间人”的角色，都在不同群体的成员间构成间接的联系。Yum（1988b）的最后一个命题认为“传递性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起的作用比在文化内传播网络中小得多”（第252页）。当“我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时，“传递”就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网络既然较为疏松且其中多为弱联系，则在与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建立联系方面有帮助。
传播网络与文化适应理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Smith（1999）建立了将社会网络与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联系起来的理论，[7]其中包括与网络性质有关的七个假设以及下列的七个论题。首先，移民更容易与承认他们身份的人（比如说与他们来自同种文化的移民或者是居住国主人）建立联系。其次，移民经历新的社会网络的方式会受到他们原来文化的影响。第三，移民的社会网络中居住国主人越多，移民越容易吸收及适应居住国文化。第四，随着移民逐渐融入新的社会，他们的社会网络也逐渐的发生变化。第五，移民的生活环境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等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建立跨文化传播网络的能力以及吸收适应居住国文化的能力。第六，密集的网络（网络成员之间成员彼此之间全都相互联系）会降低移民获得吸收及适应居住国文化所需资源的能力。最后，Smith认为，“基于情境关系规范的跨文化网络和基于个人关系规范的跨文化网络相比，前者的跨文化网络不如后者密集，但会有更多放射状的联系”（第650页）。[8]
侧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与调整 （Adjustment）的理论[9]
学者们对移民的吸收、适应主流文化问题及寄居者在异文化环境中的调整问题已经关注了五十多年。但仅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正式的理论才被建立起来。相关的理论有五种：（1）传播文化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ulturation theory，Y．Y．Kim，1988，2001，2005b），（2）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Bourhis等，1997），（3）关于适应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of adjustment，Gudykunst，1998，2005b），（4）在同化、偏离、疏远状态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in assimilation，deviance，and alienation states theory，McGuire和McDermott，1988），（5）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H．Nishida，1999，2005）。[10]前两种理论主要关注长周期的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而其他三种关注短周期的寄居者适应问题。
跨文化调适（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二十多年来，Y．Y．Kim一直致力于发展她的传播与文化适应理论。她最早的理论出现于韩国移民对芝加哥地区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的模型中（Y．Y．Kim，1977）。此后，她基于开放系统的视角不断地对理论加以改进（Y．Y．Kim，1979，1988，1995，2001，2005b；Kim和Ruben，1988），主要是增添了移民“压力－适应－增长动力”的过程以及将注意力放在移民“跨文化”的转变。此外，现阶段的理论尝试着将“实现跨文化适应”描述为“陌生人与接受陌生人的环境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1995，第192页）。
Y．Y．Kim现阶段的理论包含了以开放系统论为基础的若干假设，以及其他若干规律与命题。规律即“法律般的”揭示了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严格陈述。命题则从规律中推演得来。在一共十条规律当中，前五条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广义原则，包括：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与反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都是跨文化适应过程；“压力－调整－进展”的动态过程是适应过程的内在动力；跨文化转变是“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的功能；随着陌生人逐渐完成跨文化转变，“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的难度不断降低；跨文化转变给陌生人带来功能上的强健和心理上的健康。后五条规律论述了跨文化转变和一些概念的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包括跨文化转变和居住地人的传播的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11]种族文化进行的传播活动、环境情况以及陌生人的个人素质。[12]
在诸命题中，前三条设定了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和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种族传播活动（－）以及跨文化转变程度（＋）之间的关系（Y?Y?Kim，2001）。[13]居住地的个人及大众传播活动受种族传播活动（－）及跨文化转变程度（＋）的影响。种族的个人及大众传播活动会对他的跨文化转变有负面的影响。其它命题将居住地文化对陌生人的接受程度及陌生人在居住地文化中感受到的同化压力跟居住地的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及种族的传播活动（－）相联系。将种族团体的力量与居住地的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及种族的传播活动（＋）联系起来。种族距离受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以及种族的传播活动（－）的影响。陌生人对于转变的准备程度跟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以及与种族的传播活动（－）[14]有关。陌生人的适应性格跟他与居住地文化的传播能力（＋）、与居住地文化的传播活动（＋）以及与原来文化的传播活动（－）有关。
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Bourhis等人（1997）建立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指出：居住国成员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受到国家整合政策的影响下的双方文化适应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第369页）。他们的理论是由Berry（1980，1990）的移民文化适应模式发展而来的。
Berry（1980）的理论模式基于移民对两个问题的回答：（1）他们是否想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2）他们是否想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两个问题都答“是”，说明他们对居住国文化 有“整合”的倾向。如果只想与居住国文化保持良好关系但不想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则说明这些移民倾向被所在的文化“同化”。如果移民们只想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而不想与居住国文化建立良好的关系，则说明他们“分离”的倾向。而如果他们对两个问题都持否定的态度，则他们就有处在文化边缘的倾向。Bourhis等（1997）又将“边缘化”倾向划分为“反常倾向”（比如“文化疏远”）和“个人主义倾向”（比如说他们将自己与居住国文化成员定义为独立的个体而非群体的成员）。
Bourhis等人（1997）就居住国人文化涵化的倾向，建立了一种类似的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上：“（1）你是否接受移民保持他们的文化遗存?（2）你是否接受移民适应你所在的文化?”（第380页，斜体字部分省略）。如果两个问题都回答“是”，则说明居住国文化群体的成员趋向将移民“整合”进自己的文化。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否”、第二个问题回答“是”，则说明他们有将移民“同化”的倾向。如果第一个回答“是”、第二个回答“否”，则说明他们有“隔离”的倾向。而如果两个答案皆为“否”，则说明他们“排斥”移民或有“个人主义”的倾向。
Bourhis等人（1997）有机地整合了两种模式，形成新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15]他们利用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来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存在问题的还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当居住国群体成员与移民群体抱有共同的文化适应倾向——或共为整合、或共为同化、或共为个人主义——的时候，相互关系最为和谐”（第383页，斜体字部分省略）。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
对陌生人的概念进行定义是一个区分形象－背景视觉的现象。AUM的有效传播理论（Gudykunst，1995，2005a）是从与陌生人（接近人们内群体的人）进行传播的人的角度来写的，而AUM的适应理论（Gudykunst，1998，2005b）则是从陌生人（如寄居者）进入新的文化并且与当地人进行传播的的角度来论述。
AUM理论最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AUM这样的名称）是有关适应的理论（Gudykunst和Hammer，1988）。[16]Gudykunst（1998）扩展了此种理论，加入了1995年有效传播理论的一些规律，以及另外两条着力关注适应现象的规律（即，陌生人的焦虑会因居住国文化的多元化倾向而减少、因他们长久地居住它国而加剧）。Gudykunst（2005b）发展更新了这一理论。
当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之中，他们会对当地人的态度、感觉、信仰、价值观以及行为感到不确定（Gudykunst，1998，2005b）。他们需要预测居住地成员会采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当陌生人与居住国文化成员进行传播时，他们也会感到焦虑。焦虑是一种紧张的情绪，一种不安的感觉，是陌生人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传播时因为结果不可逆料而产生的忧虑（Stephan和Stephan，1985）。这种焦虑源于陌生人对传播的消极预期，包含了通常所谓的“文化震荡”。
为了适应其它的文化，陌生人不想要完全消除自己的焦虑与不确定性（Gudykunst，2005b）。但如果他们的不确定与焦虑之感太严重，也会妨碍他们与居住国文化成员进行有效的传播。[17]如果不确定性过甚，陌生人很难准确地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信息或对其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18]而如果焦虑过甚，陌生人的传播活动会非常机械，并用自己的文化参照系来解释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焦虑过甚还会导致陌生人处理信息的方式过于简单而限制了他们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的能力。而如果不确定性太微弱，陌生人会变得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而毫不担心自己的预测是否会错。而如果焦虑的程度太低，陌生人会觉得没有动力与居住国文化的成员进行传播。
如果焦虑或不确定性过强或过弱，陌生人必须有意调制他们的焦虑情绪以利于进行有效传播及适应居住国文化（Gudykunst，2005b）。调制焦虑要求陌生人懂得 “留意”（比如建立新的类别，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不同的视角观点；Langer，1989）。控制了焦虑后，陌生人需要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作出准确的推测与解释（比如控制不确定感）。如果传播活动陷于机械，陌生人会用自己的参照系来预测和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与此相反，如果陌生人懂得时刻留意，他们会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意识到不同的视角观点（比如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角度理解传播活动；Langer，1989）从而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
Lieberson（1985）认为，就讨论的现象，有必要区分“基本的”与“表面的”原因。在AUM理论中，调整 （并留意控制）不确定与焦虑的感受是陌生人进行跨文化适应的基本条件；而陌生人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传播过程中究竟体验到多少不确定与焦虑，是许多表面因素（比如自我意识、传播动机、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反应、社会类分、传播情境过程以及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关系等）共同作用决定的。理论认为，陌生人适应能力（比如对行为的适应能力）的表面因素与陌生人在不确定和焦虑的感受中所进行的调适是分不开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Gao和Gudykunst，1990；Hammer等，1998）。
同化、偏离和疏远理论（Assimilation，Deviance，and Alienation）
McGuire和McDermott（1988）认为，同化与适应并非适应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是传播过程的暂时结果。[19]因为无论是谁，无论他与某种文化整合得如何好，他总会在某些时候偏离社会规范与社会准则。McGuire和McDermott 认为“当个人（或是群体）的看法在与他人的传播中得到正面的强化，便达到‘同化’的状态……当个体成员遵守期望的规范时，群体便达到‘同化’的状态”（第93页，斜体字部分省略）。
McGuire和McDermott（1988）认为居住地人对移民偏离文化规范时的反应是“疏忽的传播”。“疏忽的传播”即负面的信息或是信息的缺失。当移民不曾偏离文化规范或者处在同化状态的传播中时（比如说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互动，使用居住国文化的语言越来越流畅等），居住国文化成员会作出“同化的传播”的反应（比如称赞移民的行为，乐于与移民交往等）。
当处于偏离文化规范的状态时，移民会感受到他们与新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McGuire和McDermott，1988）。居住国文化成员此时会以“疏忽的传播”（比如低程度的传播、负面的反馈等）作为反应。居住国文化成员的“疏忽的传播”可能使移民与居住国文化“疏远”。被疏远的感觉包括“规范的缺失感与社会的孤独感”（第101页）。移民从而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自己被排斥在居住国文化之外。这当中并不一定“包含敌意、攻击与冲突”（第101页）。
当移民感到被疏远时，居住国文化成员对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移民是否继续处在被疏远的状态中。如果居住国文化成员的态度加强了这种疏远感（比如拒绝与移民交往，肮脏语言，嘲笑移民等），移民很可能会选择退出，或者对居住国文化充满敌意，又或者拒绝使用居住国文化的语言。
McGuire和McDermott（1988）认为对于“疏忽的传播”，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的反应是相似的。他们总结道：“如果偏离和疏忽传播的程度及类型发生变化，会致使个人接近或进入疏远或是同化的状态……因此，群体或个人的疏远或同化状态是偏离行为与疏忽的传播二者相互关系的结果”（第103页）。
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
H．Nishida（1999，2005）运用“要略”理论发展了有关寄居者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理论。她将“要略”定义为“对以往经验知识的概括集合，可以被整合进相关的知识体系并用于指导我们在熟悉情况下的行为”（第755页）。H．Nishida认为，寄居者不能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是因为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 “要略”。
当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要略时，他们会将注意力放在“费力费神的受数据驱使处理过程上”（H．Nishida，1999，第767页）。数据驱使处理的过程会受到寄居者自身文化要略的影响，换句话说，寄居者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居住国文化成员认为重要的东西）。H．Nishida认为，寄居者“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会积极地尝试重构自身的文化要略或者总结新的文化要略”（第768页）。
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前文所言，近20年来，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美国及其他文化地区，仍有一些跨文化传播科题在未来跨文化理论中有待研究。
首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理论使用的是客观主义方法，而很少有理论运用主观分析法。有一些主要采用客观主义方法的理论中含有主观主义的成分（如AUM理论中的“留意”），但总的趋势是不将两种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显然我们需要更多运用主观主义方法及综合运用主客观方法的理论。在我看来，只有综合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我们才能认识传播。这要求我们不能死守超理论假设。
第二，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有一些不是用英语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我没有注意到。但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缺失一如美国以外的心理学理论的缺失（Sinha，1997）。本文涉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出生于美国．然而研究者出生于其它文化而在美国生活多年，创立了几个这里提到的理论（如Todd Imahori，Min Sun Kim，Young Yun Kim，Hiroko Nishida，Stella Ting－Toomey，June Ock Yum）。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是因为理论在不同文化学术中的位置（在许多文化中，学术不重视发展理论），传播理论的研究在许多文化中才刚刚兴起，或者许多文化只把研究重点放在大众传播上（而不是象跨文化传播这样的人际传播形式）。由美国以外地区的学者发展本土化理论是当务之急。
　在其他地区发展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之前，应先发展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20] U．Kim （1990）将本土化定义为“土生土长的、并非从其他地区移植而来的、生就为本地区人民服务的”（第145页）。因此，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U．Kim（2001）认为本土化研究方法应重视具体文化中人们的经历。而本土化与本地化又是不同的。理论的本地化是指转变美国的理论、使之适用于不同文化的过程（Sinha，1997）。两种方法对于发展跨文化传播理论都是有用的。有些其他地区的学者想把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理论加以修改，使之适用于自己的文化（即理论的本地化）；而还有一些学者想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发展自己的本土化理论。
与传播有关的一些亚洲本土化概念的研究很多，它们可能会对发展本土化理论有所启示。[21]比如说，“amae”（相当于“依靠、依赖”之意；Doi，1973，2001；Miike，2003；Tezuka，1993）；“awase”（相当于“与他人相互适应”之意；Tezuka，1992）；“chi/ki”（相当于“能量流”之意；Chung等，2003）；面子（比如，Hu，1944；Lim和Choi，1996；Morisaki和Gudykunst，1994）；和谐（比如，Chen，2001）；间接（比如，Okabe，1987；Lim和Choi，1996）；“ishin－denshin”（相当于“不靠语言、心领神会”之意，Tsujimura，1987）；“sasshi”（相当于“猜测他人的意思”之意，T．Nishida，1977）；以及“sunao”（相当于“正直服贴”之意，Tezuka，1992）。
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话题概念像日本人的传播能力（如Miyahara，1995，1999；Takai，1994，1996；Takai 和 Ota，1994），一些本土化的传播理论模式（如enryo－sasshi，enryo相当于“沉默、保留”之意；Ishii，1984；Miike，2003；又如中国人传播中的自我－他人模式，Gao，1996）以及对“亚洲哲学如何影响传播活动”（Yum，1988a）、“亚洲人的自我建构（如互相依靠）与西方人的自我建构（如独立；M．S．Kim，2002）形成不同的传播风格”等问题的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还不能被视为本土化传播理论。Ito（2002）关于大众传播的理论可能是个例外。Ito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日语著作颇丰，且他声称所研究的大众传播问题是日本特有的 。但是Ito的理论可以视作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在日本的本地化模式，仍非完全的本土化理论。
Dissanayke（1996）呼吁，应该建立传播学的亚洲本土化研究方法；他曾在一本著作中（Dissanayke，1988）多次尝试探讨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视角。Kincaid也作过类似的尝试，但未建立完整的理论。Chan（2000）认为本土化研究需要本土化理论的指导。Miike（2002）提出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假设，但他的假设本身是用英文写成的。在以日语写成的研究成果中，运用nihonjinron（直译为探讨日本人）方法的很多（参见Dale对此概述，1986），对日本与美国的传播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也很多（参见Gudykunst的研究，1993）。这些都可以作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基础。关于中国人的行为（Bond，1996）与传播（Gao和Ting－Toomey，1998）的研究也很多，这些也都是有用的。应该认识到，对于其他文化地区的研究者来说，用英语写成的理论不会是本土化的。本土化理论应该是研究者用母语写成的。[22]
在建立本土化理论之前需要对超理论假设的问题有所认识。美国理论体系中的主客观假设可能与其他地区本土化理论中的假设相同或不同（比如中国的超理论假设就会以、至少部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那么理论一旦建立，就应该将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检验，采用与本土文化相应的方法。当具体文化中的本土化理论创建完成并经受过了检验，我希望它们能被“翻译”成英语，这样美国的理论研究者可以将其整合到普通传播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中去，从而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23]
第三，目前的许多理论 未包括“权力”这一课题。很明显，权力因素在很多——但不是全部——跨文化和跨群体交往中起作用。比如Reid与Ng（1999）就研究了语言、权力和跨群体联系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将权力纳入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中。Berger（1994）考察了人际传播中的权力因素，他的分析可以作为在跨文化传播中观察权力的一个起点。同样，语言和编码转换的问题也应该整合到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来。我认为在美国，语言和编码转换的问题常常被理论界忽视了，因为绝大多数的跨群体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是用英语进行的。
第四，目前提出的许多理论其实是相互匹配的，只是有着不同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这就为理论整合提供了可能。比如，Gallois指出传播适应理论（CAT）可以涵概其他的一些理论但未指出具体实施（比如一种可能是与传播适应理论并无二致的共文化理论）。类似的，Cupach和Imahori（1993）的理论与Collier和Thomas（1988）的理论从理论上说是匹配的。Gudykunst（1995）建议可以将对焦虑和不确定的控制理论（AUM）与辨证理论的一些方面（Baxter 和Montgomery，1996）结合起来。我认为将不同的理论，尤其是将客观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理论、将美国的理论和其他地区的理论加以整合，可以增强我们理解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同时，我认为，跨群体或跨文化传播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或描述）人际传播。
最后，本文总结的一些理论鲜有研究支持。就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现状而言，进行不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是不可取的，除非与发展新理论相关。为了提高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我们需要更多可用于检验理论的研究，而非更多的无理论基础的研究。本文总结的许多理论需要在不同的境况中和不同的文化中加以检验。如果本文的理论能对其它地区的学者们有所启示，我希望他们能提出适当的文化尺度对这些理论加以检验。确定这些理论在美国以外地区的适用程度很有必要，这可以带动理论的本地化进程、推动“普遍性”理论的发展的可能，这可以与发展本土化理论同步。[本文的部分内容选自Gudykunst （2002）、Gudykunst和Lee （2002）以及Gudykunst等（2005）。]
[作者简介]　威廉?B?古迪孔斯特 （William B．Gudykunst），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 Fullerton）教授。是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中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之一。著有《文化与人际传播》（Cultu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with Stella Ting－Toomey）、《和陌生人沟通》（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多种专著，主编了多期、多种跨国与跨文化传播的年鉴及手册等。译者：赵晶晶，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秦筠，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