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王力先生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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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王力先生的屈辱

·谢泳



    王力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大家，他早年还是一个非常能写散文的人。王先生是留法的学生，一九四九年前，主要时间在大学里。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后来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山大学教书。因为王力先生的主要工作是语言学研究，而语言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在中国，从事这种学科研究的学者，相对那些研究政治学、文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学者来说，好象危险性要少一些。但这只是一般的印象，其实，在文革前的那些日子里，中国知识分子心里都是一肚子的屈辱，没有几个有好心情的。
     
    他们的屈辱，现在看来，已经很难再靠改革开放后那二十年相对宽松的时间来解除，特别是中国老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差不多都是年近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对于过去的屈辱，他们已经不愿意多说，就是说出来，他们也觉得那些屈辱不是一时可以解脱的，我们看到许多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许多年来多数都是以沉默的方式来度过他们晚年的。他们的沉默不是缺少勇气，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抗议，用一句大陆上常说的话说就是：“我不和你玩了”。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是很喜欢说话的，一九四九年前，那些大学教授，就是从事狭窄专业研究的教授，也都有很重的人文关怀，那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气质，但这些教授后来都不说话了。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外面的人都担心这下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说话的自由”了。那时胡适接受了一次曾虚白的访问，当曾虚白问到胡适这个问题时，胡适说，他们不是没有“说话的自由”，而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胡适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指出了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先是不能“不说话”，到了后来就是有话也不说了，王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王力先生是一个研究语言学的教授，从事这种学问的人最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书斋型的学者，但王力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二三十年代，王力先生和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往很多，在思想上他也是一个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四十年代他在学术研究之外还写了一本随笔集《龙虫并雕斋琐语》，交给了当时在上海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作为“观察丛书”的一种出版（此书一九七三年香港波文书局曾重印过，大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都重印了）。王力先生那时除了研究他的语言学，还非常关心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知道胡适回到了北平，就给他写了一信，王力先生在信中说：
    　　
    我们热烈地欢迎您回国，实共含有两种意义。第一，现在中国人人喊民主，实际上没有几个懂得真民主；甚至明明走着和民主相反的路向，也仍旧掮着民主的招牌。您在美国住了这许多年，应该比我们更看不顺眼。您这次回来，绝对不会坐视不绝如缕的民主一天一天趋向于死亡。第二，现在中国学术界沉寂的可怕。也许三五个人的确有了好成绩，但极大多数人都只晓得写口号，填公式，播弄名词。抗战八年只是学术衰落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学者政客化。您从前所提倡的朴学精神，现在几乎不可复见。您这次回来，绝对不会眼看着中国学术走向下坡路而不加以挽救。五四至今三十年，德先生和赛先生仍被排斥在中国大门之外。您站在先知先觉的地位，准备怎样办呢？
    　　
    回忆《独立评论》时代，觉得小小的一个刊物也能发生颇大的影响。当时我得为撰稿人之一，至今以为光荣。您如果有意恢复或另办类似的刊物，请勿忘了我。（《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第三六零页，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
    　　
    从王力先生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治语言的学者，他并没有忘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使命。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王力先生在他的专业之外，一定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表他自己的见解的，但历史没有再给王力先生这样的机会，他还能说话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社会里，知识分子连专业知识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更何况他们在专业之外的那些见解呢？他们只能在沉默中忍受屈辱。
     
    最近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十二月十五日）上有一篇文章《大学者与小辞典》，其中说到了王力先生在一九七四年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事。那时，王力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却每天要挤公共汽车在北京东城和西城之间来回跑，有一次还被从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那是一个文盲领导学者的时代，有一天，辞典组的一个青年工人看到这个老头子对古书非常熟悉，便心生一计，让王力先生专门查古书找例句，供他们使用。虽然后来这个办法没有用上，但可以想见，这对王力先生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我们看历史要从细节来看，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我们不能只听它唱得那些高调。一个能让学者和文盲在一起共事而文盲还要主宰学者的时代，肯定是一个无耻的时代，此外没有什么别得解释。
     
    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在王力先生的记忆中，这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在时常发生着，但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当中，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是如何以它最下流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打掉的，这样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