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家应具有什么样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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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家应具有什么样的风度
                                     文/姜卫华
   
    谈到如今一些批评家的“表演”，使人感到震惊。那些“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的竟也包括我们身边的某些批评家在内……呜呼！     长期以来，写文艺批评被要求必须引用必须注释甚至必须理论，这种文气本来只是要求一个批评家具有相应的文学理论修养，但后来就被学界和批评界泛化了。文艺批评变成了僵硬的理论、大量的注释和修辞，对文本的感性认识不存在了。人们逐渐地对理论有些远离，很多批评也几乎无人问津。现在，这种风气应该变一变，否则，文艺批评将走向绝路。
    著名作家莫泊桑论述说：“批评家的基本特征究竟是哪些？”“他应该没有先入之见、预定的看法、门户观念，并且不依附任何艺术流派，他应该了解、区别和解释一切最相反的倾向、最矛盾的气质，还应该容许最多样的艺术探讨。”
    现在作家、艺术家中，不少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批评家自己造成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先前是当“棍子”，现在则是“抬轿子”。无论什么作品，发表之后就是一个社会存在，别人就有权利对它发表意见。一些作家装作看不起文艺批评的样子，其实不然，坦率地说，他们看重的是 “捧”的批评，却饶不得真正的批评。当年鲁迅说文艺批评有八个字：好的说好，坏的说坏。精华和要点都在这八个字中。我觉得现在的批评，恰恰就在这八个字上没有做好。真诚是一个批评家必须的品质，唯此，他才公正，敢于直言。世人都喜欢赞扬，这是人性的弱点。世人又都喜欢和睦，不愿意招致敌人，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所以，作家和批评家们往往都是共谋者。这就导致了私利上的“真诚”，而丧失了艺术和真理的真诚。所以，真诚的批评家往往都是敢于和自己、敢于和朋友站在对立面的公正使者。文学界这样的批评家不乏其人。远的不说，单说近百年来就有胡风批评朱光潜、傅雷批评张爱玲、李长之批评老舍等例子。缺乏真诚，这在红包批评家、圈子批评家流行的今天，颇为盛行。我们需要一些如胡风、傅雷那样真诚的批评家，站出来揭露真相，指出文学里的某些虚假现象。
一个批评家长期对人性、世界和社会有深刻洞见，在评论一些人物、故事或社会、历史时往往能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使读者能豁然开朗、拍案称是，甚至使读者陷入久久的思索。不仅如此，深刻的评论家也可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如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不仅感性和充满了才情，而且深刻有力。他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别林斯基说过：“必须有容忍别人意见的雅量。不能够勒令大家都作同样的想法。你尽可以驳斥和你不同的意见，可是不要仅仅因为和你意见不同，就凶暴地去打击人家；不要企图在文学关系以外去糟蹋人家。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打算；你要为自己底意见争得更多的影响，结果也许反而会失去任何立脚的据点。”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批评家如果没有那样的雅量，又怎么能胜任鲁迅说的“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的职务，又怎么能做到鲁迅说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呢？
    批评和创作始终是一对矛盾，历史上两者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唯能让作家服气的是当出现了批评大家的时候。如别林斯基，当时的俄国作家都以得到他的指点为荣，但他并不因此而失去评论的勇气，他在扶植指点果戈理等新兴进步作家的同时，对已经成名的、有影响的贵族作家大加抨击。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撞击。我想，当批评家和作家发生撞击后，不必过于关注形式，撞击越激烈，效果可能会更好。三十年代文坛的繁荣局面，与批评的活跃密不可分，鲁迅杂文无所顾忌抨击他人，犹如一把利剑直刺心房。梁实秋对鲁迅的抨击犹如利斧砍柴斧落柴开。这种针锋相对的批评，客观上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很多批评家却不具备这样的气度，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望尘莫及。
    当然，今天的文学批评还可能有一些适合时代的特点，在这个快餐时代，应该给读者一种快捷的评论。语言要有时代感，网络语言、流行语言也可能是读者喜欢的文风之一，批评家应汲取时代的养分，把文艺批评写得有声有色。文艺批评应该重新回到读者中间去，回到文本中去，回到感性中去。唯有如此，文艺批评也会对文学本身有益，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有益。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对批评家够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也应是人民。
    批评家要善于自我批评，这是批评家应有的起码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