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东旭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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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东旭的诗歌, 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与探索意识和浪漫意识的80后诗人形象，  他穿越个体的疼痛与忧伤，来反映社会深层次的病灶与弊端，失望疼痛中又不失浪漫。


              疼痛写作与言语架构

                                 丘 河



诗人马东旭说，东平原厚厚的土层，八百里的潮湿和滚动的炊烟，成了我一生的痛。在他的许多诗歌里，这种疼痛以各种形式呈现着，或直白或隐晦，但都无法脱离诗人骨子里的那份挚爱。正因为诗人爱得太深，悲痛才显得如此剧烈，以至于读过马东旭诗歌的人都将其视为一种“疼痛写作”或“忧伤写作”。曾经，我也这样总结过诗人的写作状态：情感是雨季躲在时光罅隙里的孤独，它在一个叫作“疼痛”的荒原上流淌、泅渡。就如诗人在《我说出我们必然的疼痛》中所言：“坐在田埂之上，锁骨之上/是大片的孤独”，“在遥远的天宫，偶尔谈到/人间，与青色的麦子，我就一阵阵心痛”。尽管诗人的文字总是给人以冷峻、忧伤甚至残忍之感，但像许多读者一样，我还是十分喜欢这种带着伤口的诗句，并异常坚定地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好诗。

在诗歌评判标准失范的当下，好诗的理解和诠释变得模糊不清，但我依然十分认同贺拉斯在《诗艺》中的表述：“一首诗不应以美为满足，还须有感染力，要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马东旭的诗之所以能很好地与读者产生共鸣，诗歌的感染力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感染力即是诗人体内盛大的忧伤、疼痛与悲悯。情感在马东旭的一系列诗歌里应该说是充沛、繁茂而盛大的。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我的眼睛是两汪明澈清幽的溪水，只有文字慰藉忽明忽暗的伤口，让悲恸一阕一阕地流淌。这一如他诗歌《渡》中所写：“我蹲在沙砾上，疼痛，如火如荼地生长”，“我在一个叫‘疼’的词上泅渡”，“我的诗注入太多的泪，一掐，便是烟雨蒙蒙”；《我试着说出》中所说：“我试着说出东平原/活着的命/那么轻，那么小/那么不堪一击/一只抱头呜咽的虫子……它喊出疼，喊出脉管里的红马/肉里的林木……被骨头折断的/眼泪，落向大地，是数不清的尘埃”；《写给爷爷》中写的：“陈年的伤，汩汩地流转于/我的十根手指，沾满了草屑”；《大军南下》中所言：“昏黄的灯光下，孤独忽明忽暗/疼痛，无法消瘦”；《抗旱，我已备好了泪水》一诗中所说：“请允许我从烟火中抽出肉身/屈膝而歌，击壤而歌/动用积蓄已久的眼泪/和前朝的瓦罐/一点一滴浇灌春天，尘土飞扬的稻田”。而诗人那充满倾诉、求索与追问的《与哥哥书》系列，翻来更是让人肝肠欲断，不忍卒读。

面对现实，诗人往往是无力的，但这并不等于其精神上的阳痿与颓废，恰恰相反，诗人可以调动的精神力量是无穷而巨大的。即使用诗歌来传达，那半截稿纸也难以压住诗人“颗粒饱满的泪水”。诗人说，这些疼痛“只存在于那些被欺凌、被蔑视、被污辱、被践踏、被屠戮的人中间，只存在于仆倒在尘埃中的垃圾般的人群里面，只存在于卑贱的、肮脏的抹布阶级里面，只存在于我们软弱的、滴血的伤口上”。所以，诗人之痛并非自我的呻吟与装腔作势，而是源于现实的某些不和谐因素，源于现实的苦难与悲哀，是有着切实生存体验和深刻人生感触的。

诗歌创作之于马东旭，无论是疼痛还是忧伤的，最终都是乡土的、博爱的。首先，作为体验的生命之诗、大众之诗，从诗人落笔的一刹那开始，就注定了这些诗歌具有着普世和大众情怀，尽管这种言说是以“自我”为对象来传达的。诗人马东旭说，这些诗歌，属于破败而自足的乡村，属于苦难和贫穷，属于囿我心灵的篱笆。这就像他的诗歌《大旱》、《抗旱，我已备好了泪水》、《黑蚂蚁》、《马书勤：中国式农民》、《祭念汶川》、《大军南下》、《现状》、《我多么愿意活着》等等，都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着悲悯的意识。可以说，他的诗歌是对底层命运和生存现场的关照，是对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这使他的诗歌充满了情感张力和理性思考，具有着坚硬的质地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诗歌不仅具有着个人化的表达，更有着大众化的诠释，所有的意象在诗人笔下，只是一个缩影和象征性符号。因而，他的诗触及的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震颤的是人类最敏感的神经。他体内豢养的痛不仅是乡土之痛、漂泊之痛，更是底层之痛、普世之痛。但这并不等于诗人的痛是大悲大哀的，恰恰相反，这种痛疼而不伤、盛而不滥。评论家耿林莽说，马东旭的诗是从“伤口”中流出来的。但这种忧伤并不是单纯情感的外化和宣泄，而是经过了心理的恰当抑制，具有了深刻的理性思辨色彩。

其次，诗人一贯的忧郁、感伤之风使得他的诗歌明净而沉稳，沧桑而厚重，而对诗歌意象和语言的巧妙驾驭又使得其诗精到而圆润。诗人善于调动意象，更善于组合意象，他常常使大众化的意象经过情感的编码，变得新奇而灵动。如他的《给小村》一诗，里面一连串写到“黄土”、“庄稼”、“酒杯”、“纸币”、“白马”、“黑鸟”等意象，但这些看似零散的事物并不是孤立不相关的，而是与诗人的情感一脉相承。再如《水，或者水》一诗，诗人从身子的“龟裂”写起，到“字典”和“涛声”，再到“母亲”、“申家沟”和“麦粒”，巧妙地将最普通的意象融进自己的语言，把诗歌写得跌宕有致，既富于节奏感，又不脱枝断节。而他的《与一粒麦子对坐》更是在“庄稼”与“瓦罐”、“麦芒”与“石头”之间完成了心灵的洗礼。更有《马书勤：中国式农民》一诗写父亲可谓是动用了从小到尘埃大到天空的一切意象，但诗人浪漫地将不甚相关的“桃花”、“炊烟”和“闪亮的盐”一并种下，将“唉声”、“叹气”、“抽烟”凝聚在“一小截忧伤”里，让“疼和痛”、“钙和铁”、“大片的癌”一起住入裂开的骨缝，不仅丰富了所要传达的情感，更让语词饱满而富有张力。在《祭念汶川》一诗中，诗人更是用“取出我囤积一年的泪水，再次流淌/去天堂的路，黑挤着黑。我以一支湿润的笔/率领众文字护送，以骨子里的十万个血粒子/化为莲花，当您们的坐骑”如此浪漫的语言传达了深切的悼念之情。《在北湖思念前世》则以大胆奇想、狂放不羁重构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还有像《大军南下》中“流放”、“发配”、“出售”、“喂养”等具有特殊意义的动词的运用；《现状》中用笔尖对字典里磷的形象提取；《我多么愿意活着》中对秋粮和庄稼的收藏，对“祖坟上的草，草尖上的露珠，露珠里的光”的深情回望等等，这些都足以看出诗人对意象的拣选加工，对语言的精准把握，对形式的组织架构。


             节选自: 低音区的游走与疼痛
             ——去往朝圣的马东旭及其诗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d0e6db0100uon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