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两次重大“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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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的两次重大“诗会”

    1980年是新诗发展的关键转折期, 这一年春天召开的“南宁诗会”，是建国后首次专门针对新诗举行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南宁诗会上对朦胧诗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 争论促进了朦胧诗的全面崛起。

  

这年4月7日至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报刊编辑、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共百余人集聚广西南宁(后移师桂林),召开“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 就“天安门诗歌运动”后几年时间里新诗创作的成就、经验以及新诗的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交流探讨,是中国新诗第一次重大诗会，称为“南宁诗会”。

第二次重大诗会，是时隔20年后的2000年12月24日至27日，由大连金生实业有限公司、《收获》文学杂志社、《作家》杂志社、《上海文学》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作家出版社、《山花》月刊社、《文学报》社、《大连日报》周刊部等9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在大连举行。7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诗人和批评家在理解、友善的气氛中进行了近年来少有的自由的对话、交流。

现将第二次“大连诗会”有关资料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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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是国内自1980年“南宁诗会”以来规模最大的诗界盛会，对于新诗写作和诗歌批评的成就及其问题和遗憾，会议多有涉及。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理论建构：新诗怎么读？     与会者对多年来诗歌批评与理论建设的“粗放式经营”普遍作出反省，认为已有的历史、道德、政治、文化、审美的宏观外部批评太多，而形式主义的、“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太少。有批评家说，最初是艺术的保守力量说“新诗读不懂”，现在轮到我们这些评论家自己“读不懂”了。对此，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指出：在我们对诗人呕心沥血写出的诗歌作出否定和嘲骂之前，我们应当先问一下自己：是“诗离我们远去”，还是“我们离诗远去”？（这个问题，最初是由洪子诚先生提出来的）批评者在理论上的思考，不能总是满足于居高临下的俯瞰与挑剔，恨铁不成钢的申斥、厉责和拒绝陌生的愤激。他认为，诗歌批评应当由单纯偏重于“仲裁”的角色，进入对复杂陌生的文本的解读与探讨。为读者接近和走进诗歌，创造一个可感知、可交流的“公共审美空间”，已经是诗歌理论批评的势在必行之事。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是永骏先生认为，诗的读者要组织自己的解读体系，因为它里面也潜藏着艺术的自律性所造成的破坏和再生的力量，批评家之间相互提出多义性的解读并进行讨论才能构筑普遍性的诗学。评论家李陀指出，现在的诗歌评论多还站在感想的层面作印象式批评，对于形式主义、新批评的学理资源吸收和借鉴不够，评论家应当建立一种基于具体文本本身的独立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这种批评不仅仅是阐释性的，而且是资源性和启示性的。     为什么现在文本批评太少？有人说这是因为文本批评的技术难度太大———它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根底和灵活的研究方法，更需要进入“晦涩难懂”的诗歌文本内部的艺术领悟力和执著的定力，以及阐释“言外之意”时所需要的丰富的背景素养和具体知识。同时，还因为它很难产生宏观批评那种“一语惊天下”的气势和戏剧效果。思想史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强调，西方多年来的新批评理论传统，基本上就是从解读现代主义诗歌开始的，可以说，往往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都是从一两首诗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应当珍视经过“五四”而主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和建立的中国现代诗歌传统。     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文学史评价也是会议讨论的争议性话题。北京大学谢冕教授把百年诗史概括为从诗界革命开始，经“五四”新诗运动、革命新诗、新诗潮到后新诗潮等几个主要标志性时期，肯定新诗的发展是成功的。但是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先生指出，中国当代新诗在文化境界水平、对汉语之美的把握和经典性上，仍存在很大问题。诗人、《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先生认为，只能说新诗已经逐渐获得独立的地位，而非完全取代了旧体诗，两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     新诗如何进入文学史？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小说的世纪，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围绕或依据“改造国民性”等“核心概念”编码，这种方式对于诗歌的文学史书写非常困难，以致诗歌只能处于“次席”地位。诗人、批评家、北京大学副教授臧棣强调，现在的文学史体制对诗歌写作造成了压迫感，进入文学史似乎是众多诗人潜在的目标，这种“文学史焦虑”对诗歌写作会构成潜在的破坏。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指出，文学史写作受到体制性的规约，它是有限的，这也证明了学院体制及其需求应当与创作实际进行最大限度的沟通。     诗学观念：新诗怎么写？     诗人和评论家也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念与立场。关于新诗的精神内核和结构肌理，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先生认为，新诗最大的毛病在于不说真话，同时也缺少真正的“形式主义”努力。郑敏先生则指出，历史感能打通诗人的心灵和时代的联系，如果诗中有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的痕迹，这种诗就属于大家之作。现代的史诗不是以英雄主义为标致，而是无可避免地充满了悲怆和深思。同时，中国新诗在音乐性方面还很不成熟，在我们放弃古典诗歌纯熟精湛的音乐后再也没有找到它的替身，要想有所突破，我们的语言学家应当更深入地研究汉语平仄的音乐规律性。     关于现代诗的本质，评论家沈奇认为，那就是通过诗来不断颠覆我们生来遭遇的语言制度，以求在新的语言之光中找回独立鲜活的生命个性，使这一“诗的过程”，真正成为跳脱文化符号之“硬化”的自由的呼吸，而不能将诗局限于精神后花园的散步。“说人话”是为了更好地“说诗话”，有如回返“下半身”，是为了找到更真实的“上半身”一样。对此种诗歌观念，是永骏先生指出，自由自在的身体性抒发、没有禁区的节庆性值得重视，它实现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但问题在于嘲弄神性是否能够冲击家长制的国家利己主义？对表现人的苦难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对此他表示怀疑。     关于新诗是否与技艺努力和文化传统构成真正的对立，以及“纯诗”是否和“反诗”、身体性诗歌水火不容，诗评家唐晓渡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强调，“纯诗”在现代汉诗传统中是一种必要的维度，但是近年来多被指责为“不及物写作”、“青春期写作”，被认为是割掉了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失去了诗歌的活力来源。这种把“纯诗”作为一种类型、风格和对素材的处理方式的误解，应该予以纠正。因为“纯诗”是对美和真的无穷探索，是诗人的向度，使诗成为诗的基本要素。在现代诗中，它意味着诗人将其黑暗无名的经验持续地赋予形式，意味着诗的内容、形式、结构机制和经验技巧具有不可二分性，意味着每首诗必须发明自己的形式，诗人必须通过发明形式来发明自己。它不是经验的转换，而是经验的直接孕育，它和“反诗”以及一些异质因素的介入并不矛盾。新诗写作已有90年的历史，人们一直为没有经典而不满——既然现代汉语能够承担对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那么就表明现代汉语本身具有产生经典之作的能力，关键在于新诗传统的残缺，使诗人不能强有力地写作；如果我们回避纯诗，我们的新诗传统就会一直这样残缺下去。     正如诗人宋琳所说：诗是一种超越对立人格的思维方式，是化解仇恨和障碍的力量。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在我们的脸上，愿诗歌给我们的心灵带来这样的福祉。                                       （ 本文作者 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