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解读“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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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子解读“雷锋精神”


郭国松

正在上初二的儿子突然跟我说，学校要搞一次辩论赛，主题是“雷锋精神”，正方：雷锋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近；反方：雷锋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远。抽签时儿子抽到了反方，我告诉儿子：“抽到了反方，你很幸运。”
面对我的表情，儿子不明就里。我决定给儿子上一课，上一堂反洗脑的特殊教育课。我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谈论政治，在家里也没有讨论政治的氛围。这一次，我觉得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敷衍了事。
那么，什么是“雷锋精神”呢？这个问题，身为家长的大人们也未必明白，我们已经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裹挟着走了太远，以至于大脑被反复清洗的时候，仍是浑然不觉。
“雷锋精神”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时任=将“雷锋精神”概括为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这就是说，在雷锋这样一个20多岁的普通战士的身上，具备了“阶级立场”、“革命精神”、“共产主义风格”、“无产阶级斗志”。被贴上这种政治标签的雷锋，无疑是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完美的“政治超人”，或者说，这样的雷锋已经不是世俗的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对“雷锋精神”的概括，每一句话所包含的问题都很大，都是宏大叙事的政治辩论话题，对于一个读初中的贪玩的少年，自然难以理解，但又无法完全回避深刻的政治理论。

第一个问题：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根据宪法序言的表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同时，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国体。
这里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按照宪法序言的定义，“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江平教授的家里采访他，内容涉及到宪法修改问题。他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现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太前沿了，我敢断定，那些主持宪法修改的立法官员和御用学者们，没有几个人能回答、敢回答这个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竟然被贴在了雷锋的身上，他被称为“无产阶级战士”。雷锋说过的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构成了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雷锋所指的敌人，在当时的语境下，既包括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也包括“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制度的一切反动分子”，特别是境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
或许，雷锋这个小战士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教唆的道具。
从政治学上说，战场上与敌国军人兵戎相见，那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冲突，虽然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但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显然不是阶级冲突。而在今天，过去被视为被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构成一个阶级）、政治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已经不存在，充其量只剩下一个“反”，在刑法层面上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至于那些杀人放火贪污受贿的行为，则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与阶级无关。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刑事犯罪分子，即使犯死罪，也受到正当程序的严格保护，更不能“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第二个问题：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问题本来很简单，却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不管是儒教文化传统下的中国，还是影响面最广泛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社会，一言以蔽之，无论中西，言行一致都是对一个人品行的最低要求，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与“革命精神”有何关系？



第三个问题：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又是一个争议巨大且容易拿来唬人的复杂问题。我们搞了30年的反私有制，“狠斗私字一闪念”，剥夺了国民的一切生产资料，我们幼稚地以为这样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了，直到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我们才承认失败，于是，私有制得以劫后重生。
几十年来，我们对国民宣称将来一定要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人已经被消灭了一切私心和欲望，人人都是天使，“N亿神州尽舜尧”。
在一个没有私欲，遍地天使的社会，人们不仅对物质失去了占有的欲望，而且对精神的追求也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可以想见，圣洁的爱情也就不再是自私的，再也听不到王子对公主的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将是远古的笑话。当然，你不用担心孩子的抚养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一个天使的王国，童话的世界！
很不幸，倘若人类达至这样的目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逆天理、灭人性的丑陋的社会！
当整个国家被卷入滔天的政治洪流时，不仅那些只会打仗而不懂治国的武夫们狂热起来，甚至连本该冷静的思想者也变得极度弱智，我们真的以为通过消灭私有制，再辅以无处不在的政治洗脑，就能灭了人的私欲，让人变成天使。
雷锋的存在，就是“天使”在人间的生动写照。他把一切交给党，在他的心里，只有党、国家、组织和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楷模；他成了一个政治模特儿，按导演的要求给全国人民示范，进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雷锋。
或许，我们现在只能摇头叹息：中国人那时候真傻，就像三八线北侧的某个国家。我们不明白，私欲不仅是人性的本能，人的自然属性，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否则，人类至今还处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
同样的道理，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没有任何私欲的人，意味着失去物质保障，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而这样的人，必然没有家人，没有亲情，没有人性。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将某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与私欲相联系，这方面的贬义词比比皆是，什么“私欲膨胀”、“利欲熏心”、“欲壑难填”等，而私欲的积极价值往往被忽视了。私欲并不可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却被我们长期的片面宣传扭曲了。
=就曾经说过：“哪来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的观点则更加朴实：“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个问题：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作为一句成语，“奋不顾身”来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本意是不顾个人安危乃至生命，捍卫国家利益或者救他人于危难之中。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义”，正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国家“赴汤蹈火”，因此，也可以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奋不顾身成为“雷锋精神”的一部分时，就有了阶级属性，从而将奋不顾身上升到“无产阶级斗志”的高度。
必须承认，在“义”的层面上，奋不顾身是需要的，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不能两全时，自己受到损害乃至牺牲而使他人或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就是以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换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奋不顾身的前提，必须是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方案，且这种个人的利益损害是值得的、必要的。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曾经出现过用身体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用手举起炸药烧毁敌人碉堡的董存瑞等非常极端的奋不顾身的例子。在我们为他们的英雄壮举感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行为不应当作为一种国家价值观而大力宣扬，即便是在战场上，一个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和战士，也懂得先保护自己，再消灭敌人的战术思想。
1988年3月13日，山火频繁的四川省石棉县再次发生山火，像往常一样，各个学校的中小学生们都被组织前往扑火，只有14岁的初二学生赖宁也在其中，不幸被大火吞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团中央、原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荣誉称号，号召全国的少年向赖宁学习——“……学习他热爱祖国，临危不惧。”这一悲剧过去多年后，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要让一个14岁的少年去山上扑火？让全国的少年学习赖宁的英雄事迹，岂不是要鼓励更多的未成年人面对危险奋不顾身？这不仅违反科学，也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
因此，奋不顾身不管是一种“义”，还是基于爱国主义的精神，都是有前提和条件的。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救人，不仅救不了落水者，而且可能使救人者付出生命。这是愚昧、无知，决不是奋不顾身。
我们不难看出，被贴上上述四种标签的雷锋和“雷锋精神”，原本就是一种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脱离现实生活，甚至违背人性和良心，是当年政治挂帅年代的产物，是不真实的，这样的“雷锋精神”从来就不存在。及至今天，一个崇尚个性的多元化的社会，本能地排斥按照“雷锋精神”培养出来的高大全的冷血英雄。
另一方面，是雷锋所做过的那些看起来很平凡的小事，比如搀扶老人过马路、公交车上给人让座、帮助有困难的人等，这是不是“雷锋精神”呢？答案是否定的，它只是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善良行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能。之所以把这种日常生活中随手帮助他人的行为称为“雷锋精神”，也是一种人为的拔高，就像第一方面的大问题一样，也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被称为礼仪之邦，路见危难，援手相助，更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美德，与“雷锋精神”毫不相干。
雷锋事迹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如果做好事就是“雷锋精神”，那么，在没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之前，中国人就没有帮助他人的美德吗？难道中国人的美德就是从雷锋开始的吗？
如果说我们在公交车上给需要的人让座，我们给那些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学习雷锋的结果，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反过来就说明，因为学习雷锋，受“雷锋精神”的鼓舞，我们才产生了助人为乐的美德，这岂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侮辱？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给有需要的人提供适当的帮助，是人的本能，比如，在公交车上，突然上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管谁都会站起来让座，无关“雷锋精神”。
当然，在公交车上是否给有需要的人让座完全是一种道德问题，无法强制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做，或许会有个别人不让座，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缺乏道德修养。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忽视了“雷锋精神”的学习，才做出这种看起来不讲道德的事情。
我们再看看过去所宣传的雷锋做过的好事。他自己说做好事不留名，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结果：雷锋做的那些好事不仅留名，而且都有专门的人拍照片。这就奇怪了，难道雷锋每次做好事都被手拿照相机的人碰到了？要知道，在50多年前，一般老百姓是没有照相机的，他做的好事之所以都被拍了照片，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做好事”都是事前导演的，是为了宣传做的假，这已经被很多媒体的报道所证实。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于公交车上让座等做好事的行为，都是举手之劳，不需要你刻意去做。而现实生活中，谁也不能像宣传的雷锋那样，经常专门上街做好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根本做不到。
这里不得不说到最近几年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彭宇事件”等一系列引起社会震惊的案例。“小悦悦事件”所反映的是人的冷漠，而“彭宇事件”对应的则是恩将仇报，是另一种版本的“农夫与蛇”，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这种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
随着多起救人遭诬陷的事件见诸媒体，“彭宇事件”仿佛推倒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多米诺骨牌”，其表现便是路见危难，无人相助。直到此时，我们似乎才开始吃惊：那个千百年来的礼仪之邦，何以在一夜间被摧毁了？我们用“雷锋精神”筑起的道德大堤为何突然坍塌？
我们应当明白，人的社会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初期，有的人抓住了机会，有的人却一无所获，社会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特别是官员腐败日甚一日，权钱交易带来的一夜暴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规则，引起老百姓的愤怒，进而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老百姓与官员的矛盾，农民与城市人的矛盾，病人与医生的矛盾，小贩与城管的矛盾……
当人们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时，怨恨和不满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社会道德，使一部分人失去社会责任感，不愿意帮助他人，不愿意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其结果就是冷漠，对社会的冷漠，对他人的冷漠。由于众多复杂的社会原因导致人们的道德滑坡，同样与所谓的“雷锋精神”无关。
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值得检讨的是几十年来学雷锋的失败。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无论社会形态还是人的价值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官方仍然强迫全国人民学习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政治高大全式的英雄，将其视为对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万金油”。事实上，雷锋不过是一个早就被戳穿的假典型，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一个国家靠这个捏造的假典型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所谓的“雷锋精神”早已变成官方意识形态，几十年没有创新，这难道不是治国无能的表现？
最后，我告诉儿子，“雷锋精神”既没有“正在走近我们”，也没有“正在远离我们”，它从来就没有实际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
几代中国人活在“雷锋精神”的假象中，它成了中国人道德的麻醉药，药效过后，疼痛就开始隐隐发作。所以，我们必须打破按照“政治超人”的模板教化国人的制度，让我们的后代远离政治洗脑式的教育。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振聋发聩的呼喊言犹在耳，“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救救孩子！救救少年之中国!
来源：郭国松
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628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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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
　　时势造就英雄，也造就典范。时代的典型往往是应运而生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有时也是可怕的。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他因此而成为“创造希特勒的人”，让无数德国人相信他们的侵略是正义的。看雷锋精神的历久弥新，不得不承认戈氏的谬论似还有几分道理。建国后一批批典型因时代的需要被挖掘和树立，好典型被高高树起，完美无瑕，坏典型被踩在脚下，一无是处。但其人其事究竟怎样，或许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其中真真假假实在值得商榷。仅以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
　　=的好战士雷锋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50、60后、70后至00后们几乎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这样一个纵横中华大地50年的道德偶像，真算是超额实现了其做一颗螺丝钉的宏愿，紧紧地镶嵌在中国的政治红壤中。
　　雷锋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而雷锋故事之“背后的故事”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话说雷锋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文艺青年，乐于助人对党一片赤诚，对美和时尚亦有着天生的热爱，有点脾气也有点偶尔有点虚荣，作为典型他的形象一天天被塑造得高大全，而当他倒下那一刻，作为一个神他却彻彻底底站起来了，没有缺点不谈风月，只有满腔忠诚和说不完的好人好事。
　　无须讳言，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雷锋的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雷锋的日记是写作班子集体补写的，那句非常有名的“对待朋友要像出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修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亦是出自他人之手。当然雷锋的“创举”还不止于此，雷锋大手笔的捐款远超出一个普通战士的津贴(他忙着做好事，应该没机会赚外快的吧);雷锋连着三天，捡粪日均达300多斤的奇迹击破了力学、生理学等诸多设想;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全都记在日记本里或影在照片中;雷锋学毛选，竟然还创造了“神迹”，如：他学理发，开始时学不会，学过毛选后，就会了。他扔手榴弹，不及格，学毛选后，就及格了。诸如此类，事例繁多。
　　50年来，雷锋就这样占据着中国人的道德高地，伴随着雷锋精神崛起的还有如王杰、欧阳海等一批“无限忠于=”的道德偶像。俯视着这片急需道德拯救的大地。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曾经感动无数人，以动画、儿歌等形式流传至今。然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可信的版本从知情者口中传出。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博士曾公开表示，当年事件发生不久，她曾亲自采访龙梅、玉荣和其他当事人，事情的经过大概是： 1964年腊月26日，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两姐妹在在放羊时遭遇暴风雪，只能盲目地跟着羊群走。右派分子哈斯朝禄正好看见了羊群，并且发现了龙梅。他把龙梅救到白云鄂博火车站的扳道房，然后呼叫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到山里救出了玉荣。救人救羊的哈斯朝禄因为右派身份，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被诬陷成偷羊贼，龙梅甚至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过他。1966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直到1972年因为他的小女儿在兵团大火中牺牲，才被提前获释。到了1985年，他救人的事情被自治区高层搞清楚之后，才回到原单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继续工作。
　　“铁人”王进喜
　　“铁人”王进喜是如何出炉的”呢?教材里称，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 “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此外，王进喜也跟雷锋一样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有着高度的政治思想境界，如有王进喜经常带领石头工人们在井下点起篝火学习马列为证。
　　但根据当年石油工人回忆，王进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采取的紧急措施。当年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人是两位技术员，是他们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当年石油部长康世恩了解情况后，想树立典型，但不能是“臭老九”，一位老工程师领会了领导的意思后，推荐了自己的手下王进喜。而点起篝火学习马列是因为当年工人工作辛苦，但是油田却只给他们菜窝窝团吃。因为吃不饱而怨气很大，因此，领导强制他们学习马列。
　　最著名县委书记焦裕禄
　　1966 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供稿，署名作者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通过电波向全国诵播。电台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节目一经播出，整个中国都被感动。而此时焦裕禄逝世已经近两年了。他的事迹主要是通过当时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口述的。这位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副书记，主抓治三害，他向记者介绍焦裕禄如何治风沙，如何探水流，如何治盐碱其实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工作，焦裕禄在兰考任上只有475天，抓三害的具体工作都是张钦化具体落实的。而焦裕禄的主要精力则是搞阶级斗争。而焦裕禄事迹的宣传都一手操办在张钦礼手中。
　　但对于张钦礼来说，他的半生成也“焦裕禄”败也“焦裕禄”，文革后这位副书记被开除党籍，判刑13年，罪名之一是“‘文革’中在兰考炮制了以‘树’还是‘砍’焦裕禄这面红旗为斗争焦点的‘两点一线’反革命谬论”。此后他的名字在重印出版的焦裕禄通讯报道中便彻底消失了。
　　英雄战士刘学保
　　刘学保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他的事迹，曾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出版了连环画，是进行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典范。据说，刘学保是甘肃永登一个部队的战士，当他发现一个叫李世白的阶级敌人情况异常后，就尾随他。原来阶级敌人要去炸毁一座桥梁。炸药包已经点燃，千钧一发，刘学保奋不顾身与阶级敌人展开搏斗，并杀死了他。然后，抱起炸药包扔出去，但炸药包已经爆炸，刘学保为此失去了一条胳膊。
　　“英雄”的事迹传到了北京后，1968年4月24 日《解放军报》刊登报道：《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随后《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报刊，纷纷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全文转载，一时风光无两。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的时候，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真相终于大白：刘学保为了争当英雄，竟然不惜杀死李世白，自残手臂，制造虚假爆炸案件。18年之后的 1985年7月，中共甘肃省永登县委才作出决定，为李世白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
　　政治恐龙“刘文彩”
　　把“不光彩”的刘文彩放在这里，并不是一时疏忽。确切地说，他也是一个典型，只不过是个反面典型。在树典型方面，有被过度拔高的好人，自然也有被狠狠踩在脚下的坏蛋。坏典型刘文彩就是代表性人物。
　　刘文彩的故事是一个旧时代官僚地主被妖魔化的故事。刘文彩出身农民，后经商发家又靠着弟弟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走出市井，横跨黑白两道，宦海沉浮几十年，坏事确实也做了不少。在解放前夕大厦将倾时“幸运”地撒手西去。
　　刘文彩的发迹被称为“近代畸形中国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方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地方阶层的主体”，但是为了阶级斗争宣传的需要，刘文彩在死去十余年后“重生”了，并被迅速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典型，遭毁墓掘尸，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腐烂得只剩几根白根，被人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神秘之所。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百罪图》、《收租院》泥塑群雕以及水牢等深恶痛绝地向人们展示这个恶霸地主的罪大恶极，其妻妾、后人遭到打压。但后来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详情可参见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
　　笑蜀用实际调查证明，所谓刘文彩许多罪名都是加油添醋的宣传或是无中生有的捏造。1964年四清前后，当时大邑县委和地委为了配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宣传需要，将刘文彩庄园陈列馆进行了彻底改造。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地委宣传部长的批示更直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刘文彩真相》)
　　国际友人白求恩
　　白求恩不远千里来中国抗日在抢救伤员时因感染而逝世，精神确也可嘉。尽管如此，在宣传传颂时还是对其进行了不少的艺术加工，将他无私无畏的形象拔高再拔高，于是在《纪念白求恩》我们读到“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么白求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莎朗合作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为确保该书真实、完整地再现白求恩的一生，斯图亚特夫妇访问了世界各地所有白求恩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采访超过300人。
　　白求恩曾在马德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但他自身的弱点是沉溺女色、酗酒、坏脾气，无法与人合作等，最终导致他被西班牙政府赶回了加拿大。而加拿大当时视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既回不了西班牙战场，以加拿大又无所可为，恰巧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到中国寻找他的出路。
　　英雄少年赖宁
　　1988 年3月13日，川西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官方报道称14岁少年赖宁为了扑灭山火，手拿松枝灭火，被大火吞噬，赖宁被授予“英雄少年”称号，全国掀起了向赖宁学习的热潮。时至今日，赖宁已逝去24年，关于其献身救火的事迹却不断受到质疑。在课本的事件描述中，赖宁手持一棵松树枝救火，甚至在消防队员劝阻大家不要硬闯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地冲向大火，最后竟然扑灭了大火，而自己却牺牲了。有人指出，赖宁本来是一个近视眼，当时森林发生大火，赖宁的眼镜掉了导致迷路而被烧死在森林中。赖宁的父亲是当时的水电局局长赖正纲，而当时的水电局副局长的丈夫恰好是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兆全。所以赖宁的死通过中国特色的途径被渲染成了英雄事迹。
　　当代保尔张海迪
　　这个英雄人物刚刚在两会上获得国家=席“你很不容易啊”的褒奖。按官方资料，张海迪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但她身残志坚，不但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和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并翻译和自写了多本著作。被誉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但近年来，高位截瘫的张海迪不断创造医学界的“奇迹”，翘起了二郎腿，还开起了车，同时也在击碎其完美无瑕的偶像形象。其多张翘起二郎腿的照片让人不得不心生质疑。网友还举例称小学课文中称她重病活不过三年，现在已经活过三十年有余。还有人称：最重要的，腿部丰满，没有正常患者必定有的萎缩症状。怀疑其“瘫痪”是宣传的需要。网友“红色芦荟”称 ：据说已于2010年03月31日报名学车，有望成为国内首批拿到驾照的双下肢残疾人，一年过去了,驾照也拿到了吧,胸以下不但早已有了知觉，既可翘优雅的二郎腿，也可狠狠的刹车，不得不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发生。
　　虽然有图未必有真相，但面对这些质疑，张海迪并未给出有力而让人信服的解释。这位姐们如此卖力“奉献”成为神人，还真是“很不容易啊”!
　　当代雷锋郭明义
　　现年54岁的郭明义原是鞍钢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劳动模范、献血标兵、优秀党员，被官方册封了“当代雷锋”的称号，是经过“认证”的雷锋接班人。
　　为配合树立这一道德楷模，宣传部门积极地为郭明义打造新的媒体形象。然而面对精明的网民，郭明义献血量的真实性还是受到了质疑。据新华社报道，郭明义在20 年中共献血6万毫升，是自身血量的10倍多。以此测算，郭明义需要全年无休地平均每月献血200多毫升。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9条规定，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得超过400毫升，两次采集间隔期不少于6个月。因此网民质疑，要么郭明义献血数量被严重夸大，要么他是在“违法”献血。
　　而对郭明义微博粉丝的激增的质疑也成为一时热议。连郭明义自己都曾谦虚地说过“请不要把我太神化”。
　　3月2 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文“郭明义微博粉丝突破650万”，在此后一天多时间里，旋即突破693万，在排行榜中进入前50名。但根据一项分析软件显示，在郭明义693万粉丝中(目前已过715万之多)，实名认证人数仅有1744人，“活跃粉丝率”(微博粉丝数大于30，微博数大于30，1周内有互动。)仅为1.5%。PR值(粉丝质量指数，1为最低，10为最高)为1。有相当部分微博用户注册后，只转发或评价郭明义一人的内容。不言而喻，这些郭粉里充斥着大量的僵尸粉和网络水军。
　　社会主义新农村“华西村”
　　看看今天的华西村吧，如果还当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榜样，那你可真成了小四(二了又二)。这个样板村最初是靠悄悄地冒当时天下之大韪“走资本主义道路”办地下工厂赚得了首桶金，后作为天下村庄的“典型”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以钢铁工业为例，钢铁工业曾是华西收入主要来源，占60%以上。近年来钢铁产业规划向重组打造大企业转型，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并没有这类担忧，华西北钢2007年因污染问题被环保总局下令关停，但随后买了唐山钢铁厂的“空壳”后顺利起死回。华西村无疑是权力庇护下的庞儿，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王国，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 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
　　华西村的共同富裕也让人匪夷所思。村民们让人艳羡的别墅、汽车等都是用集体资产中的家庭股份进行充抵换来的，只有使用权，如果离开则全部收归集体。
　　有句对华西村的评价形容得很好“正面书写社会主义，背面却是与社会主义最不相容的私有制”，通过土地变性、财富分配和精神掌控，吴氏家族颇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架势。
　　华西村崛起显然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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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乐天：文本雷锋之死
导语：官方对普通人做道德嘉奖时无法回避的困境——用让人出名的方式来弘扬无名的善举——早晚要变成抽向自己脸上的嘴巴。


　　“同志，你的粪还要吗?”
　　这是恶搞版《雷锋日记》里的一句台词，书写的理由是通读雷锋的日记和生平纪事，发现他和战友捡粪的事迹特别多。假如雷锋知道后人会如何猜想，他大概也要后悔当初的日记写得太简单了，绝大多数好人好事都缺少时间、地点、人物和背景交待，还拖累组织为他写了一部又一部传记，文本的、影视的、戏剧的。
　　我记得七八岁时上的剪纸课，大凡贴近百姓的英雄人物，如雷锋和切·格瓦拉，他们的形象都是适宜学龄前后的儿童试手的：那一大团实心的棉军帽让剪纸同学习雷锋精神一样，成了一件只需接受、无需思考的事。几代中国人，在他的肖像前垂手而立，总要为什么事而道歉似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收集雷锋捡粪的细节，是否想到过“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可是都写在了日记里”这种悖论。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沉重的包袱轻轻踢开了。
　　雷锋或许会辩解说，他压根没想到自己的日记会如此流传，=知道他有多冤。但是正如结构主义者所说：“作者已死”，文本以及围绕文本的阐释话语取代了作者的位置，雷锋不可能再做回自己。
　　雷锋被他的日记给杀了，他和福楼拜、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都成了被自己的书写杀死的作者。这种类比看起来有些滑稽：福楼拜、普鲁斯特乃至康拉德、卡夫卡这路一辈子苦写至死的作家更新了批评家关于作者的观念，故而福柯才有此论(见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而在雷锋的死亡发生之前，他的日记只是一堆被他拿来没完没了地幻想的纸片。雷锋其人同其书写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在一个神奇的时代、神奇的社会里发生：他不死也得死;他享有的巨大光荣，使他的肉体死亡变成了一场必然的意外。
　　那个缺席的真实的雷锋，不仅仅是被恶性宣传所驱逐出文本的：就连他本人也没在文本里留下半点让人感兴趣的线头，而且，他区区22岁的享寿以及他那如处女一般清白的履历表，甚至没有给有待解密的档案留出多少用武之地。《雷锋日记》就是罗兰·巴尔特关于“俗套”的理论的极端范例，在这个文本中，雷锋写下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他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东西，一些在今天看来十足的陈词滥调，然而在当年，它们很可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炼表述：
　　“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罗兰·巴尔特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访问中国，与各行各业的头头脑脑都有对话，让他感到窒闷难耐的是，这些人都在用同样的一堆套话来讨论不同的问题，他们头脑里塞满了这些俗套意象，作为认识真实世界的唯一中介。进而，巴尔特在俗套里挖出各种话语硬块——他称之为“砖头”(brisque)—— 这些嚼不烂的东西被一群掌握政治权或话语权的中国人津津有味地咂摸着，把他们变成无法与之对话的人。四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用那些板结硬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分析各种事：“主要/次要矛盾”、“一分为二”、“普遍联系”、“对立统一”……
　　《雷锋日记》几乎就是一个砖头集散地：“虽然客观因素起一定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个人主义好比大海中的孤舟，遇到风浪一碰就翻”， “团结是党的生命”。在罗兰·巴尔特的全部作品里，《中国行日记》可能最接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他越写越郁闷，他在这里没能发现任何可以焕发他思辨乐趣的东西：“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人们要么在同仇敌忾(例如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要么在互相讨伐中消磨时间，卖弄那些“砖头”;另一些时候，在《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的旋律的刺激下，他们又会神奇地振奋起来，一成不变的价值观配着一成不变的进行曲节奏，像钻进隧洞的火车一样一节一节地开进了人们的脑袋。用符号学的术语说，真正的艺术要靠所指之上的众多能指，这些能指之间互相贯通、摩擦乃至碰撞，然而在中国，巴尔特观察过的小说、绘画、诗歌、戏剧、歌舞，无一例外地埋头执行为同样的俗套语言做图解的任务。

《雷锋箴言》雷锋/著,山尔/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3月

　　《雷锋箴言》把雷锋言论精编成八个大类，每个大类的名字——“奋斗”、“学习”、“团队”、“互助”、“责任”、“信仰”、“纯真”、“幸福”—— 实际上也是“砖头”，因为它们都有特定的语境，在雷锋的话语里，一律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旨归。《箴言》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题铭：“重读雷锋——找回失落的幸福”，“失落”内含的恋恋不舍形成了有意无意的反讽。而从雷锋关于幸福的“论述”中，我们尤其可以发现那种让巴尔特拂袖而去的俗套：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
　　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
　　——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才是最幸福的。
　　这里的俗套并不只是那些有关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特定宣教。贻害更为深远的是，人的思维中那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和是非的截然对立：有耕种必有收获，苦尽然后甘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让人落后;团结是事业之根本，离心离德导致失败;生于忧患，死于逸乐;水滴石穿，等等诸如此类，所有正面行为都伴随着成功和道德上高评价的回报。
　　每个中国孩子都发表过“刻苦学习”、“戒骄戒躁”的保证，因为这些话，正如巴尔特所说，“为说话主体提供自如、安全、不出错误和尊严”，说话人尽可以夸夸其谈而不犯错误;我们至今还能发现大量因循这一雷同模式的文章：勤勉的人必然会荣获父母的嘉奖和旁人的鼓励，艰苦隐忍的人必将迎来最后的翻身，懒散的人必然要追悔莫及。市面上很多成功学著作，因为小心地绕开了这类俗套而多卖出了成百上千本。
　　雷锋个人对俗套的书写，同那些“做了好事内心激动”的真诚记叙一道，在他死后被强行重复、增殖而成为新的俗套：重复增加了它们的辨识度，最终生成了一种打着“雷锋出品”标记的话语手段，而每一种话语里都沉睡着一个俗套的魔鬼。《雷锋箴言》显示(也是我第一次发现)，雷锋那著名的三个“想起”原来是 1962年1月14日一天所作：
　　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中，我就想起了黄继光，浑身就有了力量，信心百倍，意志更坚强……
　　我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或在最复杂的环境中，就想起了邱少云，就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很好地遵守纪律。
　　每当我得到福利和享受的时候，就想起了白求恩，就先人后己，把享受让给别人。
　　写下这些话的人，后来自己也被“想起”了。我们可以先想起雷锋，然后再由他链接到黄继光、邱少云、白求恩、保尔·柯察金他们的名字之上。经典道德权威形成的感动链条把我们活人和伟大的英雄拴住，我们在同一个感动体系下生活，与有荣焉。
　　实际上，雷锋告诉人们的是如何为我们已经拥有的生活而自豪，这一点，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的意义，或许比爱党爱社会主义更加重要。然而， “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可是都记在了日记里”，这句话已被列入经典冷笑话里的保留节目，说明公开的宣传和鼓励效仿，业已毁了这尊可怜的道德图腾。
　　中国人的道德观从来没有反对过无私利他行为，人们只是对那些由官方主导、已成俗套的利他话语嗤之以鼻。这是早晚的事：官方对普通人做道德嘉奖时无法回避的困境——用让人出名的方式来弘扬无名的善举——早晚要变成抽向自己脸上的嘴巴。
　　文本里的雷锋本来无过，受限于年龄、阅历和过于单一的价值观，他还无力对更多更复杂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就匆匆撒手人寰。那些仍然左右我们思维的俗套是他死后形成的，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到“学雷锋”的悖论受到揭露和无情的嘲讽时，从雷锋遗体上繁殖出来的话语俗套全部倒戈，供新一代的话语使用者拿来作反讽之用。在九十年代的相声里，牛群、冯巩就已多次戏仿“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站起来”、“一个人做一次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种标准的煽情语言。这些话语引发的笑声针对的并不是雷锋同志，而是那些把雷锋变成一台喋喋不休、苍白乏味的道德复读机的人。
　　在这样的话语环境里翻开《雷锋箴言》，你会感到，书中通篇所套的桃红似乎也是一种象征。它褪色了;每一行字似乎都在问你：“同志，这是你的粪，你还要吗?”
来源:经济观察网 | 作者:章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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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再论“雷锋”的倒掉作者：潘采夫的小树林

（这篇是2012年的评论，没有媒体可发表，就存在博客上，发现今天又到了学雷锋日，索性再贴一遍，发现还没过保质期，悲哀。）

   3月5日是学雷锋日，但今年有了新状况，令发起者始料未及的是，借助新媒体工具，公众把学雷锋日变成了一场解构的狂欢节，雷锋不幸成了童话里那个出巡的国王，街边站满了哈哈大笑的围观群众。
  人们对雷锋的恶搞集中在两点，首先对“学雷锋”活动的讽刺，“一到学雷锋日，老奶奶都不够用了”“老奶奶被搀扶得都回不了家了”“今天我扮演了一回老奶奶，帮助了15个雷锋”，这些搞笑的语录，是对形式主义的辛辣嘲讽。20年前，我在小学作文里就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现在我女儿上小学，我跟她提学雷锋，她第一反应还是扶老奶奶过马路。运动式的学雷锋，几十年不变的老套模式，已经把行善变成了突击造假，把温情异化了虚伪表演。今年对雷锋大规模的恶搞，不过是一次公众情绪的一次爆发。
   第二点，是雷锋这个形象本身。最流行的一条雷锋围脖，是“那些年，摄影记者神一般地存在”，雷锋忆苦思甜、捡大粪、扶老太太过马路甚至夜里打手电读书的时候，摄影记者都“碰巧路过”，拍了下来。这条围脖用简单的归谬法，揭穿了大量雷锋图片是怎么来的。水到渠成地，有人披露了组织当年如何成立雷锋日记小组、摄影小组，对雷锋这个人进行宣传的。于是，网友仿佛发现了“雷锋是怎样炼成”的奥秘，出于对“制造英雄”这一模式的反感，“雷锋的新装”这出剧目就诞生了。
   这情形有点像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这位至圣先师，作为专制社会的符号，被吴虞、胡适他们拉出来批判，以达到摧毁旧体制，普及新思潮的目标。将近百年过去，我们回头再看，发现那场运动对孔夫子其实是一件幸事，他终于以一位喜欢辩论的老师、一位理想不得施展的思想家、一位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而为我们所接纳，所喜爱。
   其实雷锋也是，在这场大规模的狂欢中，雷锋的真形象、真性情反倒浮出了水面，他追求姑娘，喜欢新潮，有点虚荣，迷恋开车，这些个性的断片被展现出来，并慢慢拼接成一个很有人性的小青年。不少网友还表达了对雷锋的喜爱。所以，我们反感的，其实一种远离真实、远离正常人性的运动，雷锋本人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我们这样做，借用鲁迅那句老话，也是“救救雷锋”。
   这几年，学雷锋越来不招人待见，可能还有两个深层原因。第一是提倡者公信力下滑，当提倡者失去公信力，它所推行的一切措施，都会被人们本能地怀疑，并深深质疑其动机。第二是双重标准问题，以雷锋的标准要求人们，要求人们无私并听话，提高道德水准，但当推行者自己做不到，甚至与雷锋背道而驰时，要求人们去遵守就显得过分，会被理解为动机不良。
   雷锋不会倒掉，但供奉雷锋的那座塔倒掉了，有些人应该明白，神化雷锋，把雷锋当做意识形态工具的时代过去了。在尊重常识成为常识的今天，还用这种过时、反智的运动去凝聚人心，不仅起不到作用，反倒会暴露组织者的社会管理水准。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残联主席张海迪说了一句话， “质疑和恶意诋毁过去时代的英模，是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有的只剩下远去的背影，还有很多在网上被无情地解构。董存瑞炸碉堡是假的，刘胡兰面对屠刀是假的……更有人专门找英雄的所谓“破绽”，英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和象征。人们一味地否定英雄，其实也是否定我们自己。”
   如果去掉“恶意诋毁”四个字，我完全同意张海迪的观点，英模的确是一种怪现象，否定英雄正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有什么不对呢？英雄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和象征，它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那么，组织者推出什么样的偶像人物，才能为什么民众所普遍接受？从历史来看，政府推行偶像最顺利的时候，就是政府与百姓达成高度共识的时候，而偶像被人们抛弃的时候，正是政府与百姓的共识出现鸿沟的时候。所以，政府应该去问老百姓，他们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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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的孩子与漠然的老人--管季超试读两张照片。

http://xnjyw.5d6d.net/thread-57408-1-1.html
真爱教育应该是这样的！真有专业判断力可能是这样的！懂得‘千金买马骨’并不吃亏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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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厂50年创拍16部雷锋电影 2013年03月29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近期，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以雷锋为主角的第三部故事影片《雷锋在1959》、第四部故事影片《雷锋的微笑》已在全国的城市院线上映。同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关于雷锋的第十三部纪录片《雷锋日记》，也将通过电视媒介与广大观众见面。半个世纪以来，一家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了16部以雷锋为主角的故事影片和纪录片，为什么？我们认为，首先因为雷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惟一一个中国人。
　　领袖在半个世纪前独具慧眼看出了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短暂的一生对于整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伟大意义，号召全社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人民群众在这半个世纪里，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始终没有中断对雷锋的学习。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也一直没有忘记对雷锋这个伟大战士的重点关注。1978年，社会风气变化，社会上出现呼唤雷锋的强烈诉求，八一电影制片厂果断决定拍摄故事影片《雷锋之歌》。1990年，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价值判断标准呈现多元，人民想念雷锋，八一电影制片厂又适时推出了纪录影片《雷锋是谁》，紧接着又推出了纪录影片《在雷锋第二故乡》《雷锋的传人》。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新世纪，人生观、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广大人民群众怀念雷锋，八一电影制片厂再次拍摄大型纪录片《永恒的雷锋》，旗帜鲜明地肯定雷锋的不朽性。
　　这次，八一电影制片厂同时拍摄两部以雷锋为主角的故事影片，是顺应时代需要的必然选择。《雷锋在1959》截取雷锋入伍前在辽阳142天的经历展开故事，创作观念现代，艺术手法新颖，可称为一部伟大英雄的前传。《雷锋的微笑》以为雷锋题词前后高层发生的事情为经，以雷锋留下来的几张照片引发的生活片段为纬，精心编织故事，在一个新的更广阔丰厚的空间里，奏出了雷锋生命的华彩乐章。 这两部新的故事影片，与八一厂50年前拍摄的《雷锋》、35年前拍摄的《雷锋之歌》，共同构成了与时俱进描述雷锋最重要的影像艺术风景。这些影片也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辉煌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八一厂开启新的辉煌奠定了可以确认发展方向的基础。八一电影制片厂首先姓军，拍摄以雷锋为主角的电影，是它责无旁贷的担当。
　　50年，16次，光影颂雷锋，八一电影人用他们政治上的坚定，思想认识上的兼容，艺术上的创新，为不同的时代留下了关于伟大战士雷锋的丰满影像解读，这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也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柳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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