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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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减负”

林茶居

前些天，北京一所学校的校刊跟我约稿，话题是“减负”。
要求只是“200字左右”，但我还是斟酌了好一阵——这个话题，并不好讲。最后我给了这样一些话：
如果从 2000年2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算起，“减负”迄今已有十三年。只是，中国教育似乎有其自身固化的逻辑，依旧照着制度惯习一路奔忙，“风雨不动安如山”。
问题出在哪里？高考？用人制度？社会价值观？独生子女政策？在我看来，所谓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成人的判断。什么才是学生的“负担”，成人其实所知不多。在一些地方，“减负”甚至成为“政府关心教育”、“成人关心儿童”的噱头。
同时，我不相信，把现有的教材、课程、作业、考试、竞赛“砍掉三分之一”，学生的“负担”就能真正降下来。这种手术刀式的动作，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教育，首先要研究儿童，要研究儿童怎样学习和成长才是合适的。
2000年，我还在老家教育局做事，当时就参与组织“减负”讨论。我做了“文献综述”，发现早在1964年，国家高层就有有关学生“减负”的批示。
在当下的媒体宣传中，“学业负担过重”主要被描述为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竞赛多，学习时间过长，睡眠严重不足，心理压力很大。
在这些“多”里面，有多少是成人先入为主的目标设定和单向灌注的理想设计？当成人认为儿童应该什么都懂时，就加诸各种学习任务；当成人发现这将揠苗助长时，就摁起了删除键。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哲学和“减负”哲学？所谓“学业负担过重”，是不是成人的现实焦虑在儿童身上的投射？我相信有这个可能：在中国，成人总是习惯于以自己的感受判断儿童的感觉，置换儿童的体验，最终改写了儿童的真实处境。
纵观各地的“减负”，可谓奇招频出，但主要是以物理方式，对着成人所认为的那些“多”做机械的“减法”——尽管在政策上提出诸如优化课程、优化教学等要求，至于结果如何，则无法控制和调整。因为，它绕开了学生的学习困境，没有楔入学生的学习机理，从什么样的学习才真正有益于学生的能力发展、思维发展、身心发展的角度，去作准确而细微的甄别、诊断和梳理，而是习惯于社会运动式的一刀切、一窝蜂、一阵风。也就是说，现行的“减负”机制与学生的学习机制，是两个系统的各自运行，自然也就无法形成“改革”的张力。
所以，这样的“减负”，几乎就是一场折腾，换来的是教育生态的残损、学校运行的混乱和教师教学的不知所措（除非他自有教育的定力），而最遭殃的还是学生——他们仿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不仅毫无权益与尊严可言，连正常的学习生活都时时受到冲击。
十三年时间，足够让一个孩子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让一个懵懂的幼童成长为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青年。在他们青葱美妙的年华里，教育是作为一种唤醒和解放的力量参与了他们的光合作用，还是成为一种“逆环境”阻滞着他们咔嚓作响的生命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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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知识无法改变命运？

2013年01月30日　 作者：蔡闯　 　来源：光明日报

当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有人说，城市中最早起的人是清洁工、公交车司机和赶公交的学生。“压力山大”是大多数学生的自我评语，“家有读书郞，全家一起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但是孩子们失去快乐童年的根源，却不是教育本身。家长们不反对“劳动者光荣”的观念，但那是对别人。对自己的孩子，只有做“栋梁”、“精英”的期许和成功与淘汰的二分法，如何要求孩子常怀一颗平常心？在追求快节奏、高速度、成功率、欲望不灭、加分不止的氛围里，怎么可能让孩子有发展个人兴趣的从容？从这一点上来说，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应当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应当操之过急，斧锯加身。有各种各样的成器，有早慧的，有平常的，有大器晚成的，教育者不应当按照固定规格施教。为分数下降而轻生的花季少年，为所有活着的人留下启示：孩子健康愉快，胜过一切。家长们要想通这一点，坚信这一点。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有些学校寒暑假不设补习班，首先反对的就是学生家长。这种状态下，哪有“快乐童年”！ 　　作家韩少功说，我们很多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换句话说，我们缺少底层史，这是“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文章中，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相对立，对前者的轻视显露无遗。今天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但这个知识却不是指生活中的知识、实践中的知识，而是指有文凭作证明的那一类知识。 　　种地、放牛、挖矿、开车这类知识，本来是天地间最宝贵的知识。但在一些人眼里，它们不足以改变你的命运，只有那些文凭能证明的知识才能改变你。而这个改变，可能意味着生存条件的全面改变。“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我要“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这是当年莫言离开老家高密东北乡时的心情，应该也是今天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走向学校时的心情。好好读书、上好高中、上好大学，毕业后再考个铁饭碗，是学生的希望，也是学校的目的，而越缩越小的铁饭碗通道，必然转化为学校教育的无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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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要走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新路


　2013年04月11日　 作者：编辑部　 　来源：中国教育报

继研究部署治理“奥数”缓解升学压力工作后，教育部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直指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近年来，教育部门的“减负”工作一直紧锣密鼓，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今年以来，以教育部为首，各级教育部门“减负”的决心与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让社会对学生冲破升学压力、实现健康成长信心倍增。 　　然而，“减负减负，越减越重”——据说这是当前不少地方学生和家长对教育部门“减负”举措的第一反应。学生和家庭负担加重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学习由课内转向课外，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了校外培训机构上。 　　“减负”到底为什么这样难？ 　　细究起来，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来自中考、高考压力自上而下的传导。细分来说，地方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体系不改变，仍以学生的分数作为衡量标准，学校和教师不敢松劲，只好不断给学生“加码”；招生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不改变，社会对人才的选拔与界定标准不改变，家庭自然更不敢懈怠，会回过头来对学校施压。因此，学校不敢贸然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在重压下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即使学校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家长因担心孩子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仍然会为孩子选择利用课外时间继续学习。同时，部分家长进行补习投资，会激发其他家庭群起补习。此时，家长们的决策依据不是课外学习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利，而是为了避免孩子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得已而为之。尤其，一些机构或虚假宣传，或举办“坑班”，以各种方式与学校勾连，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由此，在选择中处于弱势的家长，陷入了对教育的不满意状态。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上述问题，近期教育部将打出一系列组合拳：统筹协调各级教育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如坚决斩断“奥数”与招生挂钩利益链，严禁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占坑班”；改革考评体系，对学校——将义务教育学校“减负”工作纳入学校日常管理考核，对学生——研究制订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方案等。人们尤其注意到，在此次“减负”行动中，教育部门将与工商部门联手，研究制定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前置审批办法。也就是说，教育部门对社会培训机构的监管，已经由事后与相关部门联合查处，进一步走向事前规范严格准入。 　　这一举措提示我们，当前，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要彻底扭转“减负”面临的严峻形势，光靠教育内部动手术远远不够。如果整个社会的综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再好的教育政策措施也只会在执行中走样。 　　以综合治理的方式加强对课外补习机构监管，实际上正是迈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第一步，将对“减负”起到方向性的引领作用。 　　在监管课外培训机构这一问题上，邻国韩国通过治理课外辅导热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韩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出台禁止补习政策，在2000年被法院判定为“违反宪法和人权”。吸取教训后，韩国政府通过规范疏导、刚柔相济的政策，再到加强公共教育服务，吸引和转移公众教育需求的“迂回政策”，虽然对课外辅导热的降温程度有限，但政府利用公共教育服务替代课外补习的能力与质量却得到了大大提升。 　　韩国的经验提示我们，“减负”既要堵又要疏，既要掌好舵又要把好度。“减”下去的部分，要通过另一种形式“加”上来。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须不以营利为目的，增加由公立学校组织开展的学生课外活动或辅导，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实际水平实施补充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培训机构的作用，降低家庭的教育支出，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教育公平。 　　“减负”的涉及面非常复杂，撼动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更不止于一时的“减负”风暴。当前，还需要教育部门真抓实干，将“减负”之后的工作进行到底。（编辑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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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部分中小学校长谈通过改变评价方式 “减负”—— 让学习成为“甜蜜的负担”

■本报记者 魏海政   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到“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从关注学生的书包、眼镜、脊椎，到关注学生的心理负担，在“减负”这一系统工程中，处于学校管理一线的校长们关注哪些问题，有哪些思考、策略与行动？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济南市部分中小学校长。   “减负”减什么——   减掉那些本不该有的负担   “减负”究竟减什么，校长们各有独特的理解和看法。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校长程涛认为，“减负”就是要减掉不该有的负担，分解必须承担的负担，承担适当的“负担”，其主攻方向就是要减掉那些本不该有的负担，而那些本不该有的负担，主要来自于“低效课堂——过重负担——学生厌学”的恶性循环。“因此，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就掌握了‘减负’的主动权。”程涛说。   济南二十六中邱国华校长认为，学生的负担可分为外加负担、自寻负担和身体负担、心理负担。“减负”需要在减掉不合理外加负担的同时，巧妙地将应该承受的外加负担转化为学生的“自寻负担”，提高其主动承受合理负担的积极性和能力。“身体负担只要按要求规范办学即可初步减轻，而过度的心理负担则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个人多方联合缓解。”邱国华说，如何减轻家长层面的外加负担，已成重要课题。   济南市营市东街小学校长房彩霞认为，“减负”的主阵地在课堂上，课堂“减负”的关键则是给教学目标“减肥”。因为不明确、不突出的教学目标会冲淡教学重点、浪费学生的时间，势必会增加学生课后的负担。因此要让教学目标“轻松上阵”，该抓的抓住不放，该放的放手不抓，有的放矢地上好每一节课，提升课堂的效率。   “减负”如何减——   改革不合理的评价方式   那么，在校长们看来，“减负”究竟应该从何下手呢？   “起初的‘减负’，更关注量的减轻。”济南十二中校长杨江红说，“在新课改大背景下的‘减负’，更关注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改变教师教学行为和师生关系，因为高质量、高价值的教学活动更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即使学习总负荷没有减少，学生也会感到比较轻松，这是一种更积极意义上的‘提质减负’。”   济南市阳光100小学校长史俊认为，学校可以通过课程整合、教研改革和家校携手来减轻学生负担。“因为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小学课程门类过多。”该校以国家课程为主线，整合重组、二度开发三级课程，让课程从书本走向学生的生活。同时，要让家长参与学校课程改革，了解学校教育，教师、专家型家长、陪同型家长及校外专家要四级联动，家校携手“减负”。   济南市北大槐树第二小学校长张善亮认为，改革教学评价是学生“减负”的一种有效策略。“评价是最为敏感的风向标。但当前教学评价主体单一，过分关注结果，内容以偏概全，方式片面，主要是学校管理者以考试成绩来奖惩和管理教师。这些不合理的教学评价方式，最终会导致学生不堪重负”。   更多的校长还是将“减负”的主战场锁定在课堂上，期望通过“增效”来“减负”。济南市新世界小学校长董庆峰介绍，该校大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的习惯和能力，提升学生学习内驱力，从而让学习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济南市纬十路小学校长安士刚介绍，该校通过合理分组、分工协作，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及那些压力大、负担重、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孩子，也能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着力打造“解放儿童心智”的课堂，减少课外作业和重复练习，从而减轻学生过多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   “减负”前景何在——   改变可以改变的现象   “说到‘减负’，虽然常会有‘千言万语，不如莫言’的感慨，但教育工作者只能迎难而上。”张善亮说。虽然校长们全力以赴探索“减负”之道，但面对“减负”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校长们谨慎探讨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可能的策略”，而不是完全可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办法。   武汉市武昌区棋盘街小学校长谢玉萍认为，学生负担过重，其原因主要是应试体制主导教育模式及低效的教学过程所致，同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独生子女强化了家长的选择，社会舆论推波助澜。“减负”的关键是教师和校长队伍的机制改革，难点是招考制度、学生素质评价以及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改革，要研究适合学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武昌区教育局明文赋予学生‘十项减负权利’，规定教师‘十项减负责任’，推行‘绿色减负’理念，是种有益的探索。”谢玉萍说。   那么，学生是不是没有负担最好？杨江红说，研究早已表明，适度的学习负担可以增强认知能力，提高学习效率。程涛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让学生感觉到负担的意义，比如一个爱学数学的孩子绝不会把解难题当成一种负担，因为绞尽脑汁的痛苦将被破解难题后的快乐所取代。学生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   “要学会放弃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史俊认为，面对“减负”顽疾，显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教育者只能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改变可以改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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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的前提是学生乐学会学

北京8个区开展新教学方式师资培训

　　■本报记者 潘光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教师赵东，多年来坚持不给学生留家庭作业，学生的各级考试成绩同样符合标准。她认为布置大量的笔头作业不如有效地开发大脑，调动听觉、动觉、视觉一起感悟知识。赵东的体会来自于“友善用脑”教学方法的实践。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不能过重，但要学的知识又确实太多，要使两者和谐，必须改变“教”和“学”的方法，实现乐学会学。日前，一项针对800名中小学教师的“友善用脑”3年培训项目，正在北京市的8个区全面启动。该项目此前曾在全国的几百所学校开展实验，并取得一定成效。
　　教学形式：
　　无压力、有兴趣
　　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之良说，“友善用脑”的关键在于科学用脑。巧用脑学习、善用脑记忆，使学生在受教育时产生幸福感和学习的欲望，无压力、有兴趣。
　　北京四中顺义分校语文教师赵艳霞参加培训后，改变从自己出发设计课程的习惯，针对学生的认知和记忆特点，设计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课堂形式。教室里，绿植布置在窗台或课桌上，学生按组围桌而坐；讲《葡萄的精灵》时，她先播放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把学生的想象带入到风景优美的新疆，再进行10多分钟的齐读、个人读、默读，集体伏案冥想片刻，让大脑在无意识中整理和存储信息；随着知识点的展开，课堂穿插分组讨论、做健脑操、深呼吸，还允许学生喝水；课上，各小组派出代表轮流到讲台前介绍小组讨论的结果，在友好轻松的氛围中，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在课将结束时，学生要画思维导图，把新的知识点，用适合自己记忆的图形画出来，巩固记忆。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原本语文基础较差、成绩位于年级第五的实验班，期中考试时成绩超过重点班，跃居第二，期末考试的平均分高出对比班14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学效果，赵艳霞介绍说，在愉悦的教、学、做合一中的感知，往往记忆深刻。在自然的状态中学习，学了马上就用，使学生对学习乐此不疲。
　　教学结果：
　　低负担、高效率
　　在“友善用脑”的实验班，教师课后留的作业并不多、有些课甚至不留作业，但学生却能达到知道、理解、记住的效果。北京东城区综合高中高一学生强薇谈到，以前自己刻意想记住的东西不一定能记住，但父母的话无意中却能铭记在心，“友善用脑”就是创设轻松讨论、交谈的环境，使知识无负担应用，反而加深了记忆效果。尤其是用形象记忆的方式，把自己对新知识的理解画成图，更是加深了记忆。
　　强薇举例说，她在化学课上学了氮族元素知识后，画了一幅思维导图：一座高台表示氮族元素，高台的一边，根据元素的还原性、金属性、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碱性、半径等都逐渐增大的特性，画了节节升高的阶梯；高台的另一边，根据元素氢化物的稳定性、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非金属性逐渐减弱等特性，画了自上而下的滑梯。记住了这幅画，就记住了氮族元素的性质。而记住自己画的图画，显然比记住文字定义来得轻松，因而达到了省时间、强记忆的效果。
　　北京密云县新城子镇中心小学是一所深山区寄宿制学校，以前学生的学习完全依赖于教，心神疲惫。实验班教师运用“友善用脑”策略，启发学生乐学情智，课堂从沉闷变得活泼，深受学生喜欢，学生乐于和教师沟通，学习欲望强烈。统计显示，在“友善用脑”的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压力减小了，成绩却比以往提高了，实验班的平均分和优秀率均有提升，尤其是优秀率提升幅度远高于对比班，语文提高了近20%，数学、英语提高了20%以上。
　　科学依据：
　　巧用脑、善用脑
　　“学习是一门科学，在信息社会里，旧知识浩如烟海，新知识层出不穷且更新很快，所以，学习有起点、无终点。”周之良认为，教不能代替学，而要帮助学生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去学习知识。有效的教学，不是教师讲了多少，而是学生记住了多少，所以必须改变学习方式，使学生不仅乐于学习、还必须善于记忆。
　　周之良介绍说，每个学生都是天生的学习者，关键在于学习方式。科学实验表明，被动地听讲、阅视，知识的留存率只有10%-40%，而主动地学习、讨论、复述、即时应用，知识的留存率能达到90%。也就是说，“头悬梁、锥刺骨”地死记硬背，不仅对知识的记忆作用不大，而且导致睡眠严重不足，还会影响身心发育。“友善用脑”的课堂上，允许学生喝水，提倡深呼吸，保证大脑的营养供应；在课堂上穿插活动，通过做操运动学生双手，能把左右半脑的使用间隔开，使大脑得到及时休息，能高效使用注意力。
　　周之良说，死记硬背，是单感官的疲劳重复，是单一的条件反射式的低层次记忆方法。而“友善用脑”，把信息通过图形和活动的形式，让学生多感官体悟知识，激活大脑，形成了复合的条件反射环境，尤其是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开发形象思维记忆，利于知识从浅记忆区进入长久记忆区。
　　周之良讲了一个事例，有一个农民家庭的两个儿子，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每天都要求孩子放学回来后讲讲学了啥，学了古文要讲出故事，学了数学要讲出用场，结果两个孩子在讲述中巩固了知识，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所以，压力对于学习既是障碍也是动力，关键在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
　　《中国教育报》2013年4月1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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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好作业的味道

江苏省兴化市文正实验学校
王大智

很多时候，学生不爱作业是因为作业板着脸孔，没有任何味道，令人亲近不得。那么要使作业获得学生的好感甚至青睐，调理好它的味道很重要。
作业要有游戏味。有人说，人类的艺术就起源游戏。人的骨子里天生有一种游戏精神，有一种游戏的诉求。因此我们的作业不妨附着一些游戏的元素。比如对于一些难记、易错的字词，老方法就是灌输，反复抄写，机械记忆，但我们一改此法，跟学生玩一个“嘿，我记住了你”的游戏，即要求通过各种有意思的方式记住字词。比如，活动中，记“慈祥”中“祥”的写法，一生说：“因为‘慈祥’，所以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祥’字非衣领旁。嘿，‘祥’，我记住了你。”游戏中添入顺口溜。再如，记“窦”的写法，一生说：“‘穴卖’相连，‘窦不窦’（‘血脉’相连，对不对）？嘿，‘窦’，我记住了你。”游戏中注入谐音。又如记“亵”的写法，一生说：“执子之衣。嘿，‘亵’，我记住了你。”游戏中化用诗词。这个游戏像催化剂，催生了大家记忆的好方法和高效率。
作业要有生活味。有了生活，就有了活气；有了活气，就有了亲近。比如我设计过这样一道题目：现在许多同学都有自己的博客，但一些博名比较俗，且没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已建博的请更换你的博名，尚未建博的，预先给自己起一个博名，重要的是写清你起这个博名的理由。收上来一看，许多博名非常有意思。曹楚泓的为“泓动世界”，王兰的为“夜阑风雨”，赵波的为“肝胆相赵”，束浩的为“浩起云涌”，顾鑫强的“鑫火燎原”，征丹丹的为“丹无虚发”，汤赟的为“润物无声”。其中，姜雨的为“雨后春笋”，她是这样解释的：我的脑海里有了一幅景象：雨后的竹林中透过几缕阳光，地上松松的黑溜溜地泥土中冒出一大片春笋头儿，特别嫩，特别绿，好有生命力。这是我对这个词的第一印象，接下来查字典才知道：它是指春天下雨后，竹笋长得很快很多，比喻新事物大量出现，正如我希望我每天都能写出新的东西贴在博客上。生活是有温度的，因此他们的作业也是有热情的。一个叫乔安娜的同学甚至自告奋勇的给我起书斋名，她说，老师，我在查找资料时发现，许多作家都给自己的书房命名，如贾平凹的叫“静虚村”，赵丽宏的叫“四步斋”，你也经常写东西，又爱看书，我也给你起个书斋名，就叫智多阁（我名大智）。由博客名到书斋名，学生作业的激情被点燃，简直是欲罢不能。
作业要有亲情味。我们常看到学生作业完了“唉”的一声扔下笔，然后如释重负的揉手腕。为此我在作业后面添了个尾巴，设置了驿站——要学生写作业随笔：有苦诉苦，有甜说甜，这样多了一个师生对话的平台。有学生说：作业量虽不大，但消耗了许多脑细胞，能不能把难度降一点。有学生说：老师这份作业出得很精心，以后就出这样的题。有学生在作业本里夹一朵花，打开本子一股香气就扑鼻而来。有学生在本里贴一枚枫叶，说让老师眼睛消除疲劳。有的画个茶杯，有的编句笑话，有的作个提醒，有的送句祝福……当他有心问候你时，还不善待作业吗？礼尚往来，我也会批个“我班才女初长成”“写了十数行，恰似泡泡糖；排出其中气，可以更精致——简洁是求”“虽然你人很英俊，但是你的字很……”学生打开作业本，首先看的就是后面有没有老师的留言。这份留言像父亲的教诲，像手足的问候，亦是诤友的规劝。有时有些默写由同学批阅，要求也不是简单的勾叉，阅完要给兄弟姐妹留句话。一个自名为“锁丫”的同学这样写道：今晚月黑风高，对你来说是天时；教室温暖如春，对你来说是地利；默写的是你，批改的是我，是人和。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你仍需努力。同学黄晨写道：经常检查自己的奶酪，看它是否变质！虽然这次默对了，但时间可以消磨一切，遗忘是个可爱的小偷，它能偷走你的一切，下次可否再对呢？同学黄屹媛写道：What
a
pitty!多可惜啊，满分与你擦肩而过！没关系，再细心一点，成功属于你。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易于吸引，易于内化，使同学更有触动，更易改变。这样的作业始终带着浓浓情，蓄着深深意，不爱还真的不可能。
作业要有“果实味”。我们的作业批阅常常是裁判、评定，判断对错，给个分数，最后就画句号了。我却在这个句号后还想法设法打上个感叹号。我常常把精彩的作业编制成小报印发给学生，让学生在作业中咀嚼累累硕果，品尝成就感。我影印过学生作业，人手一份。出过这样的小报“对面的同学走过来，看看我们的作业多精彩”“才子是这样炼成的——在每一次作业的精彩中锤打”“有一份追求叫精心作业，有一种成功叫作业精彩”。这样我们作业不断创新，异彩纷呈。比如周迪同学做《松鼠》一课的作业，在课题上就匠心独运，他将“松”字的“木”旁画成树状，将“公”字的一撇一捺设计成松叶状，将“鼠”设计成松鼠，最后的笔画“弯钩”翘成松鼠尾巴状。应该说未答题就已经道出了松鼠的一些特点。比如周敏讲阅读了《多收了三五斗》的感受中自拟了一副长联：南南北北，文文武武，争争斗斗，时时杀杀砍砍，搜搜刮刮，真正干干净净；户户家家，女女男男，孤孤寡寡，处处惊惊慌慌，哭哭啼啼，实在凄凄惨惨。可谓一语中的，深刻地领悟了主题。

学生在作业最后写道：30分钟思考十10分钟写作，真的好难啊，别出心裁，还不离题，我的脑神经为它已死掉90%，还有10%留着回家认路。可见，作业展示已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作业如此有味，学生当
然津津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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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位初中教师发问：会不会谁减负谁吃亏？课内减了课外补怎么办？ 减负能否做到“一盘棋”

■本报记者 蔡继乐   3月28日下午，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信息中心的一间会议室内，一个名为“如何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正在进行。   自从日前北京减负“八条禁令”出台后，一零一中学高度重视并付诸行动。学校成立了4个初一年级减负课题组，分别是调查组和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实证组。短短两个小时的座谈会，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3位实证组组长的发言，3位年轻老师在介绍完各自小组的调研情况后，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他们对减负的困惑。   语文组陈树成老师在发言结束前，非常郑重地向来参加研讨会的海淀区教委和区教科所的领导发问：“作为一名年轻老师，我非常支持市里和区里的减负政策，但是，关于减负我有三点因惑。”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必须相应减少课本知识的量，而这个量到底有没有标准？”陈树成说。他担心，如果学业知识点不减少，也没有标准，那么减负政策到底能坚持多久，就要打个问号了。   针对社会上有专家提出，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同分层布置作业的做法，陈树成也有困惑：“对学生分层，有没有标准化的数据，如果没有，我们要对学生分层布置作业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科学性。”   与参加座谈会的不少家长一样，陈树成对减负的最大困惑是：学生减负能否做到所有的学校都能“一盘棋”？陈老师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能保证所有学校都减负，那么，当这一届学生到了将来的升学考试时，就难免会出现“谁减负谁吃亏”的现象。   “再说，要想从根子上减负，必须真正下决心改革中考制度。”陈树成说，“我曾亲自做过中考试卷，虽说题目难度不太大，但题量却相当大，我埋头快速答题，也只能勉强在规定时间内答完。这样的试题分明就是鼓励学生解题要熟练，如何才能做到熟练，只有反复做题，这不是变相鼓励题海战术吗？”   尚晓嫚老师领衔的数学组在初步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减负增效”的六条措施，即“精讲解时间，增作业效率；精提高技巧，增思考时间；精讲授方式，增互动时间；精知识教学，增评价时间；精教学调控，增激励表扬；精作业布置，增题型训练”。   但是，在汇报结束前，尚老师也同样提出了她对减负的困惑，她说，减负因人而异，应当承认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对老师布置的作业量，有的学生可能会觉得重，而有些能力强的孩子就会觉得很轻松，如果政策过于强调“一刀切”，是否缺少科学性？   英语组的纪志杰老师在发言时中气十足，他是从保证课堂效率、严格控制作业量、加强学生自主学习教育、布置个性化作业、鼓励学生在表演中学习英语、改进作业评价方式等六个方面进行汇报。他说：“鉴于初中生积极活跃的特点，教师可以把书本中的知识搬到生活中来，让学生开展短剧表演，模仿课本交际情景。这种活动形式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英语学科可以少布置书面作业。”   不过，即便是对减负充满信心的纪老师，在发言结束前也很认真地提出他对减负的困惑：“如果学校都按照市里和区里的要求落实减负政策了，但是，家长们却在课余给孩子报很多课外辅导班，怎么办？而这种情况似乎有了苗头。”   “为什么要把学生课余的时间塞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学生每天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副校长程翔在总结时的反问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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